周娜 樊运景

摘 要：征方腊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后，打着所谓“替天行道”的旗号进行的重要一役。此战梁山英雄损兵折将，虽胜犹败。好武善斗、莽撞冲动的“流民”习气导致了梁山诸将“征方腊”的凄惨结局。从更深层次来看，“征方腊”的“排我”性质注定梁山好汉必然受挫。同时，“征方腊”的悲剧也是其奉行投降主义的结果。

关键词：梁山好汉 征方腊 流民习气 排我性质 投降主义

《水浒传》百回本第九十回后半至九十九回描绘了征方腊的全过程。在异常残酷的征方腊战役中，梁山英雄损兵折将，虽胜犹败。目前学界关于《水浒传》中“征方腊”问题的研究侧重在小说与历史上的方腊起义的比较、征方腊行军路线、宋江起义与方腊起义的比较以及方腊起义的原因等。本文从“流民”习气、“排我”性质以及投降主义三个角度对梁山诸将“征方腊”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流民”习气的凄惨结局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英雄梁山聚义之后，梁山集团就正式形成了。所谓梁山集团，就是以宋江为首的由城市、农村流民以及失去财产、官职的无业人员组成的一个流民群体。如“旱地忽律”朱贵是以开酒店为名，专靠探听往来客商消息，获取钱财。“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干黑心营生，行为野蛮。石碣村的渔人“三阮”因羡慕“成翁吃肉，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的生活而最终走上梁山。这实则就是一种流民习气。宋代重文轻武倾向严重，一百零八将中出身武官的有二十多人，但大都是八九品的小官。像林冲、鲁达这般沉沦下僚的小武官，只能是受尽诸如高俅这样的“大头巾”的气，遭受迫害，最终走上梁山。

以上人物个性千差万别，最终走向叛逆道路。他们三败高俅、大闹东京，杀得官军魂飞丧胆。在打方腊时，却步步荆棘，将士十损七八，元气尽丧。据统计，“征方腊”之战被马踏身死的梁山好汉有宋万、焦挺等10人；因中箭、飞石器械及火炮而亡的有张顺、曹正等18人；又有交战中身死者，如周通、董平等18人，再有中埋伏牺牲者解珍、解宝等6人；另有患病和落水而亡的英雄共计17人。

除去落水和患病身亡的，其余英雄命运的终结大多是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江湖“流民”习气所造成的。诸英雄各个本领超群，却有10人于乱军之中被马踩死，何其悲凉。若不是不懂进退，盲目地逞匹夫之勇，想必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再如在杭州之战中，张顺单凭自己的一股冲动妄想潜入敌军，最终落得个惨死于湖底的下场。在独松关一役，“双枪将”董平在左臂受了炮火之伤后，不等待身体恢复好，就与厉天闰、张韬交战，终归使枪不应，只得后退。他还拼了命去救张清，结果被张韬一刀剁成两段，连全尸都未曾留下。又如王瑛和扈三娘本是去哨探情况，但遇到敌人主力时，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知进退，最终惨死于敌人刀下。另有中埋伏身死的解珍、解宝兄弟立功心切，冒险探路，在乌龙岭上，中了敌人埋伏，最终从百丈高崖坠下身亡。另外，“神火将”魏定国也是因为立功心切，贸然冲动而中埋伏身死。

二、“排我”性质的戕害

《水浒传》用了九回的笔墨来描写“征方腊”的惨烈战争，众多英雄命丧于此，除了众英雄自身所具有的“流民”习气外，其背后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梁山好汉抗辽可以大胜而归，“征方腊”却损兵折将，虽胜犹败？笔者认为，抗辽之战是具有“排他”性质的且关乎民族大义的战争，所以作者为这场战争安排了旗开得胜的一个结局。而“征方腊”则是具有“排我”性质的自我否定的战争。这里所指“我”即是梁山集团，所谓“排我”就是梁山集团所奉行的忠义观与替天行道的内涵意义在招安前后發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梁山集团对自身前后所奉行思想的否定，是一种自我排斥。而水浒诸将“征方腊”的败局就是“排我”性质的必然结果。

（一）“忠义”的变奏

在招安之前，散布于五湖四海的好汉本就是“忠良”之士，由于受权奸贪官和土豪地霸的欺压，最终流离失所。途穷势破，他们通过“结义”“聚义”的方式而走上梁山。因此，招安之前的“忠义”乃是联结这些江湖好汉的精神纽带；“忠义”体现为他们“不分贵贱，无问亲疏”的平等观念以及“吉凶相救，患难相扶”的共同愿望；“忠义”更是他们反抗邪恶势力，进行替天行道大任的核心思想武器。

而“忠义”意义的改变，肇始于第七十一回。当一百零八个好汉大聚义之后，宋江第一个举动就是要众兄弟对天盟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决不可“各人存心不仁，消绝大义”，否则“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从这里开始，“忠义”的变奏曲便奏响了，开始走向“愚忠”和“不义”。当宋江公开提出招安要求，受到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义兄义弟的顶撞时，他既愤怒又焦急，先是要把李逵杀了，后又怨武松不明其“改邪归正”的苦心。招安后，梁山英雄征辽大胜而归，朝廷不仁不义，除了宋江、卢俊义得了个“皇城使”的官职外，其他兄弟皆是“白身”而且连入京玩赏的自由都没有。李逵率先喊着要再杀回梁山，自然又被宋哥哥骂了一顿。李俊、三阮、张顺等，还背着宋江动员吴用做主，“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洗劫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得落草倒好”。这表示大家都已经对宋江所谓的“愚忠”感到不满了。可宋江恩威并施，逼使众人“俱各垂泪，设誓而散”。这是宋江对众兄弟最“不义”的一次。可见当时众将领“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自此之后，众兄弟出于宋江的深重“义气”，虽明知前途灰暗，却仍然跟随宋江“愚忠”至死。如李俊在“征方腊”途中，本已看破红尘，情愿跟费保远走高飞，只为“宋公明恩义难抛”，硬是坚持帮宋江打完了方腊才归隐江湖。这是为数极少的“征方腊”后全身而退的。正是由于这种由“忠义”走向“愚忠”和“不义”的变奏，而这种“忠义”的变奏就是“排我”性质的一种体现，导致众英雄在“征方腊”战争中死伤惨重，虽胜犹败。

（二）“替天行道”的变质

与“忠义”的变奏相似，“替天行道”的内涵意义在招安前后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是一种“排我”性质的自我否定，导致了众英雄的悲惨结局。“替天行道”最早出现在第十九回之末：“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此回林冲火并王伦，将晁盖立为梁山寨主，梁山竖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第五十三回戴宗向公孙胜的老师罗真人说道：“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这里的“替天行道”肯定众水浒英雄的反抗精神。但在第五十六回宋江本人向徐宁劝降时所说：“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而后宋江等接受招安，连“替天行道”的杏黄旗都收起来了，直接打出了“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从“替天”到“顺天”，从最初的反抗精神变为愚忠，此时“替天行道”的意义便开始发生转变。

方腊集团与宋江集团起义虽有诸多不同，但他们都是因为社会黑暗，小人当道，朝廷欺压而奋起反抗，与朝廷抗争，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替天行道”。可最后宋江集团却投向了腐败的朝廷，背弃了最初“替天行道”的初衷。

三、投降主义的必然结果

《水浒传》写梁山好汉两败童贯，三败高俅，而在梁山泊发展最盛之时，主动接受招安，向昏君奸臣投降，自毁梁山根据地、大本营，完全听命于朝廷。这不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个别变节分子恐惧投降，而是在战无不胜，战局极为有利的情况下主动投降。这种投降不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而是逆流，是阻力。所以“征方腊”是一曲悲凉哀痛的投降挽歌。

“征方腊”虽胜犹败是投降主义的必然结局，这在投降前后梁山英雄们的态度上便有所预示。在招安前，梁山英雄头领们就坚决反对招安。第七十一回，英雄头领大闹“菊花会”，是反对招安的典型事件。从武松“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到李逵“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再到鲁智深“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从这些话语就可以看出众多的梁山英雄反对招安的坚定态度。但他们最终迫于宋江的百般劝服，而接受招安，但招安后也并不认同，仍然密谋返回梁山泊，若不是宋江最后大耍权计手腕，以死相逼，招安活动是不能得逞的。所以众位英雄迫于宋江，最终委屈投降。梁山英雄抗辽大胜而归，却受到朝廷冷遇，心中滋味萬般无奈。所以当“征方腊”一役出现时，众英雄都跃跃欲试，亟待以打仗的方式来释放满腔怒气和不平。以如此心情来投入战争，水浒诸将“征方腊”的悲惨结局不言而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征方腊”的失败就是投降主义的失败。

经过“征方腊”的一番大厮杀，生龙活虎般的英雄头领，大都惨痛死去，最后活下来的也不过三十六人。当初那轰轰烈烈、气吞山河的梁山起义，落得个土崩瓦解的结局，而朝廷的昏君佞臣仍坐在高堂之上，祸国殃民。好武善斗、莽撞冲动的“流民”习气导致了梁山诸将“征方腊”的凄惨结局。从更深层次来看，“征方腊”的“排我”性质注定梁山好汉必然受挫，同时，“征方腊”的悲剧也是其奉行投降主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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