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男

摘 要：《鲁斋郎》是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之一，剧中包拯以“鱼齐即”这一相似之名代替“鲁斋郎”，奏明皇帝，皇帝判斩，事后得知实情也无可奈何，此情节安排是有违常理的、悖谬的。这种悖谬情节的出现一方面与元代社会礼法的松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元代蒙古族统治者低下的汉语水平有关。

关键词：关汉卿 杂剧 情节悖谬现象 原因

《鲁斋郎》是元代最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之一，作品虽然将背景设在宋代，但实际上表现的是元代的社会状况，通过对社会黑暗的描写，表达了对清官能吏主持公道的渴望。但其中包拯欲除掉鲁斋郎，又担心有人庇护，乃以“鱼齐即”这一相似之名奏明皇帝，皇帝判斩，事后得知实情也无可奈何的情节安排有违常礼，一般研究者认为这只是寄托了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本文试就这一背谬现象及其原因做一探悉。

一、《鲁斋郎》情节悖谬现象

《鲁斋郎》全名《包待制智斩鲁斋郎》，这是一部惩恶扬善的公案剧，全剧共四折一楔子。剧情是：权贵鲁斋郎秉性骄横好色，他出场时宣称：“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1}偶见银匠李四之妻颇有姿色，便以修银壶为名，连骗带抢劫走李妻。后李四前往郑州告状，急得心疼病发作，被孔目张■所救。张■听李四诉说鲁斋郎劫妻一事，便给了李四些盘缠，让他将此事作罢，回许州去。只因：“被论人有势权，原告人无门下，你便不良会可跳塔轮铡，那一个官司敢把勾头押？提起他名儿也怕。”{2}李四回去后，一双儿女喜童、娇儿因无人照料不知去向。清明节，张■一家上坟，鲁斋郎用弹弓打鸟去中其子金郎，张■大骂，知是鲁斋郎后惧怕不已。鲁斋郎又看中张妻美色，令张■献妻。张■竟然依言将妻子骗到鲁斋郎处，鲁斋郎大喜，便将先前所抢李四之妻赏给张■。恰巧李四前来探访，得遇己妻。张■一双儿女金郎和玉姐此时也走散，心灰意冷之下，将李四之妻归还，自己出家云游。

正值包拯任开封府尹，去五南采访时先后遇到喜童、娇儿兄妹和金郎、玉姐兄妹，将他们收留并教养成，包拯听说他们的母亲均被鲁斋郎所夺，知其劣行甚多，欲除掉他，又担心有人庇护，于是略施了小计：

在圣人前奏过：有一人乃是“鱼齐即”，苦害良民，强夺人家妻女，犯法百端。圣人大怒，即便判了“斩”字，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得到次日，宣鲁斋郎。老夫回奏道：“他做了违条犯法的事，昨已斬了。”圣人大惊道：“他有甚罪斩了？”老夫奏道：“他一生掳掠百姓，强夺人家妻女，是御笔亲判‘斩字，杀坏了也。”圣人不信，“将文书来我看”。岂知“鱼齐即”三字，“鱼”字下边添个“日”字，“齐”字下边添个“小”字，“即”字上边添一点。圣人见了，道：“苦害良民，犯人鲁斋郎，合该斩首。”被老夫智斩了鲁斋郎，与民除害。{3}

后喜童中状元，金郎也中举做官，包拯令他二兄妹去云台观烧香，追荐父母，巧遇李四夫妇和张■之妻，又恰巧张■云游路过。两家人终于团圆，而能够团圆的关键在于包拯智斩了鲁斋郎，而戏中所谓的“智”，实际上就是欺骗皇帝。

封建社会礼乐之设，一为正礼仪，一为求娱乐。历代帝王追求娱乐而反对戏谑，《毂梁传》记齐景公与鲁定公会盟于夹谷“会罢，齐使优施舞鲁君幕下。孔子曰：‘笑君者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4}。《史记》记载周成王年幼时与叔虞做游戏，说要封他到唐地，太史则要成王兑现戏言：“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5}《三国志》裴松之注文中引《废魏君曹芳奏》记载曹芳被废的原因说：“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又于广望观上，使郭怀、袁信等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6}曹芳因此被废去帝位，如此森严的礼法，在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中一直延续了下去。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敢问哪个大臣敢戏耍至高无上的皇帝？敢私改死囚犯的名姓？《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情节安排岂不悖谬？

二、杂剧《鲁斋郎》情节出现背谬现象的原因

首先，这与元代社会礼法的松弛有关。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文化还比较落后，它没有明确的文治观念，严密的礼法制度，规范的礼教道德，完善的伦理秩序，也不受任何传统思想的束缚。《南村辍耕录》记蒙元世祖时仍无规范的朝仪：凡遇称贺，则臣庶皆集帐前，无有尊卑贵贱之辨。执政官厌其喧杂，挥杖击逐去，去而复来者数次。《元朝名臣事略》卷12《王磐事略》记载忽必烈即位多年后，仍是“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朝仪毫无规范，说明礼法疏阔。君不君、臣不臣、尊不尊、卑不卑，没有封建道德礼仪的约束。这样的制度，臣在君前稍有些“放肆”，也能够说得过去。

其次，这与元代蒙古族统治者低下的汉语水平有关。元代蒙古人虽然入主中原近百年之久，但基于游牧与农耕文化的差异，蒙古人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过程较为缓慢。元代蒙古人仍然主要居住在蒙古高原，地域上相对接近中原汉人居住区的部落有东边的札刺儿、兀鲁兀、忙兀、亦乞列思和弘吉剌及西边的阴山一带的汪古部，基本上是今内蒙古的东南部和中部。大都（北京）是元朝的首都，有皇室以及在庞大的国家政府机构任职的蒙古人及其私属。在内地，有驻守中原和川陕的探马赤军。探马赤军人主要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组成。元代，有一些蒙古贵族举家迁到中原地区，直接管辖他们的投下封地。此外，还有在内地各州县的达鲁花赤和随从人员。很清楚，元代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不占蒙古人的多数，蒙古人主要还是在草原上逐水草游牧。这与清代满洲人大举内迁有所不同，所以元代蒙古人的“汉

化”不具备满洲人那样的规模。

元代蒙古贵族推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国族”蒙古人居第一位，自然蒙古语就是国语。因而上至皇帝下到重臣，在宫廷中讲蒙古语。皇帝听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都有蒙古语译本。皇帝尚且如此，朝中的蒙古族重臣不识汉文便更为普遍。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记：“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7}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连执笔画押都不能，需要用印，就更不用说文字了。元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排斥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汉语水平。

然而，元朝统治下的绝大多数臣民毕竟是汉人，不可能將汉文废弃不用。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汉语文体，学界称之为“元代硬译公牍”。如《析津志辑佚》中引录的一则圣旨：

皇帝圣旨：道与朵罗歹、咸得卜、绵思哥、胡土花小通事、合住、迷速门，并十役管匠人、官人，这必者赤一十个孩儿，教汉儿田地里学言语文书去也。不选。但是，可以学底公事呵也。教学者，宣谕文字。但是你每官人底孩儿每，去底十八个蒙古孩儿门根底，你每孩儿每内，更拣选二十二个做牌子，一同参学文书弓箭者。若这二十个孩儿内，却与歹底孩儿，好底孩儿隐藏下底，并断案打奚罪戾。这孩儿每学得汉儿每言语文书会也，你每那孩儿亦学底蒙古言语弓箭也会也。粘哥千僧奴底孩儿亦一同学者，若学底会呵，不是一件立身大公事那甚么！教陈时可提领选拣好秀才二名管勾，并见看守夫子庙道人冯志亨，及约量拣选好秀才二，通儒道人二名，分作四牌子教者。{8}

该石刻圣旨系由蒙古语直译而来，读来颇为费解。元代决策性的文件多半采用这种文体，散见于《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经世大典》《元史》《高丽史》，以及元代的圣旨、令旨碑文中。圣旨、令旨和《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是元代法律性的文件，其文如此，宫廷中、朝政上的汉语汉文使用情况可见一斑。硬译公牍大都出于汉人之手，目的是为了让蒙古皇帝和贵族看得懂，也是为了忠实于蒙古语原文。从硬译“那般着”（照办）等不伦不类的批文里看，皇帝跟臣下只说蒙古语，不说汉语。

正是由于元代统治者对汉语汉字的不熟悉，为杂剧《鲁斋郎》中包待制的越礼行为奠定了基础。如果包公同样向宋朝的仁宗皇帝略施小计，那被杀的可就不是鲁斋郎而是欺君罔上的包公了。

综上所述，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背谬情节只可能出现在元代作品中，只有在礼法松弛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而蒙古族统治者低下的汉语汉字水平又是其产生的基础。缺少这两个条件，这种情节绝对是不合理的、悖谬的。

{1}{2}{3} 徐征、张月中、张圣洁、奚海：《全元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范宁、杨士勋：《春秋毂梁传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5} 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6} 陈寿：《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7}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

{8} 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