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纪平

摘 要：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美国南方20世纪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多方位的描述。《天降好运》中，奥康纳用犀利却令人心酸的笔触对传统价值观下母亲的无奈和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进行了生动刻画；同时，对传统母亲的逆来顺受和现代女性拒绝母亲身份和责任进行了深刻反思。

关键词：弗兰纳里·奥康纳 《天降好运》 母性 自我

奥康纳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被公认为“全美历史上最佳十位女作家之一”，专门研究奥康纳的学术期刊《弗兰纳里·奥康纳评论》至今已经连续发行四十余年。1982年开始设立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奖”是美国的重要文学奖项之一。奥康纳笔下塑造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形象，她们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意识的抗拒。《天降好运》发表于1955年，讲述的是一个人发现她怀孕后的失望和怀疑。故事中，女主人公鲁比太太渴望年轻，宁愿不怀孕也不愿成为母亲那样被孩子榨干气息的人。《天降好运》中，通过即将成为人母的女儿的内心挣扎，奥康纳用犀利却令人心酸的笔触描写了传统母亲形象的悲凉和痛苦，对传统价值观下母亲的无奈和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进行了生动刻画；同时，通过女儿面对传统母性与女性自我價值实现之间的矛盾所体现的内心的痛苦，奥康纳展现了现代新女性的无助、无奈和恐惧，对传统母亲的逆来顺受和现代女性拒绝母亲身份与责任进行了深刻反思。

歌颂母爱是文学历史长卷上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从古代神话对人类母亲的礼赞开始，对母亲崇拜倾向就一直延续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但是在传统的写作模式中，母爱的天性被男性话语利用并且无限制地延伸。母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性和女性应有的内涵和真实性，而仅仅成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延续者，经典的母亲形象往往是承载着社会伦理道德的抽象符码和“母性偶像”，承受着物质的匮乏和内在自我的匮乏的双重压力而心力交瘁，一步步走向父权制意识形态预设的祭坛。因此，为了摆脱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自身的女性主体性，很多现代女性完全摒弃了作为女性自然属性的母性。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的美国“新女性”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时代的象征，她们认识到“男性未必都是女性的庇护者，更谈不上是成功和责任的象征”，所以他们试图通过摒弃传统的女性身份来获得自我的救赎。奥康纳以敏锐的洞察力探讨了这些人物所面临的困惑。在挣脱旧的伦理束缚后重新寻求新的价值定位时，女性往往用否定传统的母性来克服自己在冲破原有的等级制和二元对立之后的迷茫与不安。奥康纳在《天降好运》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类女性的困惑和无助，以及完全否定女性天生本质的痛苦结局。

鲁比拒绝母亲的身份，因为她的内心对这一身份充满恐惧。在鲁比的眼中，自己的母亲是传统母亲角色的牺牲品。鲁比怀孕了，但是她不敢承认这个事实。鲁比发现自己病得不轻，甚至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当然，她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因为她反复想到的是在自己三十四岁的这个年龄，自己的母亲因为生儿育女已经人老珠黄。家庭给鲁比带来的是痛苦不堪的回忆，而痛苦的集中表现便是母亲的形象在她的头脑中的反复再现。首先，在她眼里“母亲”和“熬干”连在一起。“三十四岁不算老，根本就不算什么年纪。她想起她母亲三十四岁时的样子——像一个不新鲜的黄苹果，让人大倒胃口……她母亲被一个个孩子熬干——整整八个孩子……每生一个孩子，她母亲就失掉一丝生气。”她将母亲的悲惨人生归结为“纯粹是无知。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无知”，而她自己却做得很好：“要不是她小心在意的话，可能现在都有五个孩子了”。鲁比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姐妹：“都已经结婚四年，各有四个孩子。她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受得了的，没完没了去医院被医生用器械捅几下。”家中三个女人的遭遇使得鲁比对母亲身份有着一种本能的拒绝，母亲的经历与痛苦和死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母亲和姐妹们的一生中，鲁比没有看到一丝一毫做女人和做母亲的快乐。在她眼中，母亲就是一部生育工具，是众多南方母亲的可怕命运的典型形象。于是，她时时刻刻地警惕着，以免重蹈母亲的覆辙。

鲁比更恐惧的是母亲身份的徒劳性和无果性。在母亲经历生育和养育之苦以后，孩子却毫无是处，一无所成。在鲁比看来，母亲的付出毫无意义。鲁比回忆起母亲生自己最小的弟弟时的痛苦，十四岁的鲁比在大太阳底下走了整整十英里，借看电影来避开一阵阵尖叫，回家后却发现一切才刚刚开始。而更可怕的是，母亲的痛苦最终证明毫无价值，因为“所有痛苦都是因为拉夫斯！而他现在并不比一块洗碟布更管用”。母亲的辛勤付出与自我意识的丧失使鲁比觉得女人的自我价值与她的母性是一个难以调和的困惑。作为一名现代女性，在这种困惑中踽踽而行的鲁比对担当母亲角色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感，于是她坚决拒绝重蹈母亲的覆辙，避免拖儿带女的琐碎。

面对母亲这个角色，鲁比总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感。然而，奥康纳又似乎在告诉她的读者：传统的母亲身份是一个女人将来总是要面对的。作者在文中反复暗示鲁比是无法逃脱男性的力量或者说陷阱。刚一上楼梯，鲁比就注意到“楼梯是这幢公寓大楼中间一道又黑又窄的缝隙”。在楼道里，疲惫不堪的鲁比决定坐一会，“她刚一坐下就跳了起来，觉得身下有个东西。她屏住呼吸，把那个东西拽了出来：是哈特里·吉尔费特的手枪”。而玩具手枪的主人被他的母亲称为“好运道的小先生”。后来，她痛苦地坐在阶上，感到体内的一部分开始翻腾起来，“这种痛就像是一块什么东西在撞击着别的什么东西。她有过这种感觉，就在几天以前，她最怕的就是这个”。

对于鲁比的结局，作者依然用惯用的超然语调进行了阐释。虽然鲁比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尤其是容貌，一直沾沾自喜，故事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她冷冷地看着桌子上方镜子里正对着她的那张脸，却漠然不识，暗沉沉的镜面上沾着一个个黄色的斑点。”作者用辛辣的笔触点明了鲁比自欺欺人的态度，她不敢承认自己的衰老，而把脸色的暗黄和脸上的斑点硬生生地推给了镜子。鲁比不敢接受的事实是：胎儿正在把她变成一个苍老的女人。在故事结尾，“她又有了那种感觉，什么东西微微翻了个个儿。好像不是在她的肚子里，而是在外面的虚无里，在外面的什么地方，休息着、等待着，时间多的是呢”。这种力量好像就在周围，看不到、摸不着，无处不在，潜伏着、等待着，有无穷的时间。而这正是全文所暗示的男性的力量和社会价值观念。鲁比最后的结局也难逃母亲的命运，因为“她站直了身子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身形和骨灰罐差不多”。

故事的题目《天降好运》本身就是一个辛辣的讽刺。虽然母性是女人的天性，但是面对女性为了生儿育女而付出的沉重代价，鲁比选择了逃避，而命运似乎又在暗示女人是无法逃避这一命运的。这个“天降好运”的结果是母亲的悲剧将在鲁比身上重新上演，而女主人公却完全束手无策，虽然她一直在拼命地逃离母亲的身份。可见，奥康纳试图表明，面对母亲这一角色，虽然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否认旧的母性价值观，但她们并不知道如何去建构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否定女性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完全否定作为女性本性的母性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女性困境，结果仍然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奥康纳认为，以牺牲自我价值与选择、丧失自我尊严与人格来成就母性内涵是非人道的；同时，完全摒弃女性的自然属性也是悲剧的根源。女性必须对于如何平衡母性与自我实现的关系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1]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好人难寻[M].於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2]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