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婷

摘 要：萨义德以其独特的双重身份，对西方中心权力话语做了分析，通过对文学作品、演讲演说等文本的解读，将Orientalism——“东方学”，做了三重释义：一门学科、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权力话语系统，对东方学权力话语做了系统的批判，同时将东方学放入空间维度对东方学文本做了细致的解读。

关键词：东方学 权力话语 空间

一、何为Orientalism

Oriental译作：东方人，东方的，东方人的；ism一般译作：主义，论，制度，学说。萨义德在其代表作《Orientalism》（譯作《东方学》）中，通过文学作品、演讲演说等文本的解读将Orientalism译作“东方学”，并且做了释义：作为一门学科、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权力话语系统，即萨义德将Orientalism译作“东方学”。

萨义德认为，将东方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来理解是最易为人所接受的。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自是因为其在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对于东方的研究都自成体系，俨然形成权威，而对东方的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东方学家（Orientalist）。无论是从历史上、人类学上、语言学上，描述东方的文本都要以文学性、科学性来形成学科。而关于这一学科，萨义德认为，无论何种对东方研究的文本中，都有“西方文化内部形成的对东方的学术权威”，在这种权威下，东方学家塑造的文学文本中，对东方的理论都是来源于先驱、前人关于东方的知识，在对这些知识题材的研究中，将东方学披上了学科的外套。在东方学的知识发展中，关于东方学的文本被创造出来，新的文本又在原有的文本基础上进行文本编码，将东方学相同的题材辐射为不同文本，形成了一个紧密关联的学科，即东方学。然而，这样的学科形成了一种定式，即东方学家表述的东方是一成不变的，只能为西方所言说，“作为表述的表述”，而不能作为可以自我表达、自我发展的鲜活的本体。在这种定式下，萨义德提出了东方学的第二种含义，即一种思维方式。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思维方式以东方（“the Orient”）和西方（“the Occident”）“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1}，形成了自我与他者两种形象。在东方学思维方式中，东方是作为他者形象存在的，东方学家将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塑形在二元对立中；同时，在对东方“文明”的研究过程中自以为是地抽象出东方的他者形象，将这一形象当作普遍真理而一遍又一遍地更新东方学文本。在东方学家的思维中，他们不需要亲自去东方考察就已经“掌握”了东方，他们将东方想成甚至刻意刻画成一个落后、野蛮、低级、充满性欲的没有理性的地域，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详细地分析了福楼拜的一些关于东方的文本，《萨朗波》的医院凝聚了“令人恐惧但大部分时候非常诱人的东方”形象{2}，在阅读过东方学家爱德华·威廉·雷恩的关于舞女的描写后，自己创造出“库楚克”这一麻木、粗俗而又放荡的形象，无不展示出福楼拜对自己笔下的东方形象的迷恋，东方学既神秘又落后、肮脏的这一思维模式深深扎根在东方学家的脑中，在迷恋“东方”的同时，他们所创作的文本仍然沿袭旧有东方学的文本题材与传说，继续将东方困囿于想象的地域中，将作为西方对立面落后的、需要管理的东方这一东方学思维塑形给一代又一代的东方学家。所以，在东方学家笔下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是一个与西方有着明显界限的无法言说自己的他者。然而西方将东方始终放置在落后的位置上，不仅是对神秘未知的幻想，而且是有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的——“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3}，在这重目的上，则是萨义德所定义的东方学的第三个含义：一种权力话语。

二、Orientalism作为一种权力话语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过，“权力—知识……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4}，福柯的话语理论注重的是话语语境及运作所渗透的权力或力量。萨义德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在《东方学》中，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分析东方学者所做出的西方与东方、自我与他者的思想套装，在这本书中，文学文本的分析不再是遗世独立的美学分析，而是从政治、社会、历史等语境中解剖东方主义话语，他开篇区分了三种“东方学”的含义，即作为一门学科、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权力话语系统。而作为一种权力话语，东方学家“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5}。

在东方学家眼中，西方有义务接手无法自我管理的东方，东方学自创建到不停完善体系，一直为西方霸权与帝国行径服务。萨义德以拿破仑的东方研究计划来阐释对埃及的研究、表述背后的政治目的，称“《埃及志》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集体掠夺的记录”{6}。由于埃及对于艺术、科学和政治的重要性，拿破仑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去研究东方，以促进东方的现代文明进展为借口试图将西方的一套思想、律法施加到埃及人身上，一方面低调地以军事手段将对东方的政治统治与获取的知识强加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以现代西方的方式对东方施以教化”{7}，在这样一个东方化的进程中，东方是被表述的，在表述话语中渗透的是无时不在的权力体系，西方通过这样的权力话语将真正的东方束缚在无法言说的框架里，因而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东方只能被言说，在被言说的西方话语中，在东学家的笔下，东方是“作为一套价值体系而存在”{8}的。因而，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分配在各种西方文本中的一种地域政治意识，是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提供了控制东方的权力，西方握住了这个话语的言说权，也就握住了控制东方的权力，通过权力话语体系精心策划了一个“统治”东方的利益体系。在这个利益体系中，东方已经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力，无法表达自我，失去了真正的形象，成为西方文本与话语中的一个“他者”的形象，东方学是福柯意义上知识——权力话语，这样一个权力话语体系使得现代东方学家成为了西方控制、表述东方的代言人。所以萨义德说，“东方学是一个通用的术语，用以描述西方向东方一步一步的入侵；东方学是一个学科，作为学术、发现和实践话题的东方过去曾经被（现在仍然被）西方系统地进逼”{9}。

三、Orientalism与空间的高度结合

福柯在一次题为《空间、知识、权力》的访谈中说道：“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10}作为一种权力话语，东方学本身就是一个空间上的政治统治架构。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将东方学家笔下的东方称作“想象的地域”，在东方学家的思维中东方是神秘的，也是落后、肮脏的，在迷恋“东方”的同时，他们所创作的文本仍然沿袭旧有东方学文本题材与传说，继续将东方困囿于想象的地域中，视为落后西方、需要管理的对立面。在西方的文本中，东方学家将空间意识与殖民统治欲望结合在一起，在大量的文本话语中微妙地投射出西方对东方的空间征服意识。萨义德在创作的《东方学》续集《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以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为例，分析了这一英国文学作品中投射出来的空间意识与殖民欲望，将权力话语融入到空间描述中。文本中的“安提瓜”看似只是一个海外种植地，却无时无刻不在文本中进进出出，这样一个文本空间的塑造，看似随意却又在隐含的权力话语背后鲜明地投射出了简·奥斯汀的海外殖民意识。曼斯菲尔德庄园作为一个西方传统庄园，与为其提供经济来源的海外殖民地安提瓜在文本中俨然成了西方与东方的空间缩影，安提瓜所属的东方地域的文明未必就不如曼斯菲尔德庄园所属的西方文明，然而在文本中，东方被塑造成一个从属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维度下，西方人普遍的“开疆扩土”意识就不言而喻了。萨义德在解读文本中托马地斯爵士节奏紧凑而有条理地管理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片段时，对文本背后的殖民意识做了分析：“设想托马斯爵士在他的安提瓜‘种植园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从而控制他的殖民领地。”{11}在东方学家的众多文本中，东方被可以塑造成一个与西方对立的空间，却又是一个敌不过西方、需要被拯救的“他者”，东方学家通过一系列地理学概念和空间隐喻，将权力话语与殖民意识深深地根植于文本中，而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与“东方”这一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使得东方学文本在相同的权力框架中以不同的文本出现。

萨义德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教育、流亡在西方的东方人，以其独特的双重视野阐释了Orientalism——东方学。在后殖民的视阈下，无论是作为一种思维还是一种权力话语，东方学都值得深思，东方如何表述自己、如何站在与西方平等的地位上，仍需从空间、文化、政治上打破禁錮，实现去边缘化。

{1}{2}{3}{5}{6}{7}{8}{9}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页，第240页，第4页，第4页，第109页，第111页，第110页，第94页。

{4}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页。

{10} 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选自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11}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