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婷

摘 要：本文通过文本细读，挖掘师陀的《果园城记》中小人物的命运状态描写和怀乡情感，看出作家通过对小城人的观察，书写了对于命运无常感的体悟，透露出作者对于现代中国现状怀有的一种悲悯情怀；另外，师陀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中，其创作也有着一些特别之处。

关键词：《果园城记》 命运无常 悲悯意识

师陀（芦焚）的《果园城记》历时八年完成，这八年刚好是抗日战争的八年，而这个年代也是师陀潦倒的人生时段。《果园城记》中的故事内容与直接的抗战题材无关，字里行间在追忆式的描述中流露出消沉和感伤，家乡“果园城”中的过去与现在、变与不变、常与无常的参差对比，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无常。师陀构筑出了独特的小城风貌文学，他笔下的乡土世界其实是典型的中原社会形态，正如师陀自己所说：“我有意把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

一

开篇以一位归乡的游子身份“带着对于童年的留恋之情来的”，介绍这座小城是“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写着听来的故事，构筑起对于小城的印象。小说开头便流露出对于家乡小城的无限眷恋，因为“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相较于鲁迅的《故乡》开篇的萧瑟感，师陀对于家乡的眷恋感表现得更富有诗意。文中他对于富有生命感的乡野的描摹和叙写的笔墨，有时甚至超过了悲剧性故事的讲述。

果园城里的各种小人物纷纷登场，演绎着自己的故事。第一类人是有身份地位的强者。《“鬼爷”》中的魁爷是果园城真正的主人，他带着一群“走狗”充当小城的礼法维护者，剥削穷人，冷酷残暴，然而一场暴动改变了魁爷的命运，他终由“魁爷”变成了“鬼爷”或“龟爷”，他慨叹“好的时候总归要过去的，有那一天就有这一天！”这样中国式朴素的命运轮回论，似与中国传统的大家庭的衰败规律有某种承继的联系。《三个小人物》又是一个布政司的封建旧家族的衰败过程，胡凤桐是作者极力批判的一个典型形象，作为封建礼教熏陶下的旧式家庭的少爷，他身上有着一切旧贵族的恶习：寄生性、自私、无赖、吃喝嫖赌，自我优越感十足却极其无能，所以这样的形象，在“暴动”来临的时候，“顺势”成了汉奸，做尽无耻的勾当，终被人杀掉。第二类人就是被剥削的生活在底层的人物，他们没有老舍笔下的都市小市民的各种恶习，也没有鲁迅笔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麻木。这些人中，有在苦苦等着被杀的永远不会回来的儿子的老人，有在孤寂中死去的“说书人”，还有日复一日卖油、敲灯的卖油郎和年复一年地收发邮件的邮差先生，有典型的“中国的空闺里憔悴了的姑娘”的素姑，也有用青春换来富贵却失去回忆的大刘姐，有被母亲剥削、被命运捉弄走向毁灭的胡凤英的形象，也有被封建文化戕害了母性逼女为娼、终日只会在烟榻上浪费生命的马夫人的形象。这些果园城的底层人物都无法逃脱社会制度的罪恶下悲惨的命运，他们是生活在小城市下层人民的典型人物。第三类人就是知识分子。再看果园城的知识分子，要么被果园城驱逐，要么和果园城融为一体。果园城的农场场长葛天民，衣食无忧，生活无虞，每天在家里和农场里消磨着光阴，而他的安逸在这样的背景下又不知能维持多久，只能得过且过。贺文龙是个在俗世中逐渐消磨理想与生命的年轻人，他那个永远被搁置完不成的书稿本质上是他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傲骨”是果园城最另类的人物，他从小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长大后因宣传共产主义被送进监狱，出狱后向西方人学习整理产业，却不被乡下人理解，他的生命最后只剩下憎恨，始终徘徊于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心理失衡状态之中。

这三类人物都是在一种没有希望的静止状态中生活着，他们在命运面前，迷惘、彷徨，渴望把握命运却又无从把握，表现了师陀对人类理性和文明规范的渴望却始终难以实现的压抑、痛苦。小城中的人们不动声色地走向毁灭，最终决定人的命运的因素是那些自己无法预知、也无法把握的偶然和变数，而且不管生命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前进，最终都难得圆满。果园城始终承载着作者对故乡的深厚眷恋，也充满着遥望故园苍凉中的温情和伤感怀念。

二

小说开头便流露出对于家乡小城的无限眷恋，因为“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这里的小城在作家的记忆中是美丽悠闲的，但又免不了弥漫着一股慵懒、停滞的味道。“一所中学，两所小学，一个诗社，三个善堂，一家糟坊，一家兼卖金鸡纳霜的中药铺……”“没有电灯，没有工厂，没有像样的商店……”“因此它永远繁荣不起来，不管世界怎么变动，它总是像城头上的塔那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这样的几笔景物罗列就勾勒出一个静态的小城风貌。师陀通过对果园城的追忆想象，完成了对中国的想象。作者眼中的小城人物和景物、风物，建构了他眼中的20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乡土旧中国。师陀亦在自我解剖中辨识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精神气质：“我是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上的亦真可谓空空如也。”{1}在这里，城市与乡村，在某种意义上已分别代表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耕文明，承载着的是文化概念。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选择和认知就是“乡下人”，对于宗法乡村所象征的传统文化也抱着宽容与认同的心态。只是知识分子的哲学思考让他们不免对于乡土落后、静滞的生命状态产生悲悯心理。

从清末到民国二十五年的时间范围与现实的抗战时间并不相符，使得小说没有了“时效性”，但是这段时间内的中国旧城——介于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却透出了新旧交替的气质，旧式小城延续了千年的生活模式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命运，在一代代人身上重复演绎。而在新事物因素的刺激下，如那一场暴动和“共产主义”，让人的命运又有了无常的变数。

完成于1946年的《果园城记》在文学史上历来有着较高评价，甚至被认作是师陀短篇小说最优秀的代表作。若放置整个文学史看，《果园城记》是一部十分符合20世纪40年代气质的小说，犹如偏居一隅的一户别院，成为40年代文学命题和文化氛围的一个例证。《果园城记》构筑的“果园城”是师陀以他熟悉的小城为背景（如他在《果園城记序言》中所说），作为现代文学中一座特有的乡土之城，拥有渗透着作家主观情感的特殊风景。同时代的作家，如萧红、沈从文，特别是蛰居上海的作家张爱玲等，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表现自己熟悉的世界。不同于同时期的孤岛文学热烈或弥颓的主调，师陀的作品不涉及娱乐消遣的城市气，用“偷笑着的讽刺和苍老的语言”书写出带着沉郁和悲凉色彩的《果园城记》。

20世纪40年代，“个人的深层追忆逐步取代了抗战的宏大叙事，小说柔性的怀乡主题在创作实绩和情感力量上都超越了20世纪20年代直露的社会批判分析主题”{2}。蛰居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作家们此时段都倾向于对于命运的思考，人总是因为各种因素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循着时间的年轮，一天天过下去，没有精神的依托，只有飘零的无常感。沈从文的《边城》中，丈夫看着妻子做妓女，无所谓羞耻，即使被人侮辱而激发出一点男性的雄强力，也只能是作罢，很快就被抚平，因为命运本应如此；萧红的《呼兰何传》中，呼兰城的染缸里死了学徒，还可以照样在里面染布，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件一样，个人的生死和这千百年的时间历程相比实在不足挂齿，作家们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个时期的生命相貌，显然是凄凉的。因为作家本身也无所依托，找不到出路，所以作品里的人和事只能要么蛰居一处，麻木生存直到老死；要么从A城到B市，不停行走，在变动的行程中感受到那么一点生命的流动；要么将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明天，而今天的命运只能以中国传统的“融合”与“韧性”接受与弥合，虽然伴随着巨大的痛苦。

从“五四”强调启蒙，“人”的意识的解放，到20世纪30年代关注现实生活，到40年代关注生命，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由外在到生命内部的探究过程，这与世界文学的普遍发展趋势又是相符的，40年代流行起的现代派则是一个佐证。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40年代的文学对于生命无常的体悟与对于命运发展的探讨，有着时代的超越性，故而仍能被今天的读者接受和体味。师陀的《果园城记》的现实意义或文学史价值意义正在于这是“小说家思考的成果，那关于在《果园城记》里的主角‘小城的一切情景故事，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仅这一点，正是1990年代乡土小说家们所缺乏的，也应当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精神向度”{3}。

{1} 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黄花苔〉序》，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2}{3}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第205页。

参考文献：

[1] 唐颜.重读《果园城记》[J].安徽文学，2011（4）.

[2] 魏桂秋.论师陀《果园城记》中对悲情故土的弥合意识[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3] 王欣.一曲生命的悲歌——论师陀《果园城记》中的女性[J].社科纵横，2006（6）.

[4] 陳晨.“乡下人”的精神诉求与文学想象——沈从文、师

陀创作比较[J].河南社会科学，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