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丹

摘 要：日伪统治期间，东北沦陷区作家们开启了寻找文化性格的艰难之旅，通过对生活在“满洲国”统治下东北乡民人性真相和苦难挣扎的着力表达，完成着以“暴露乡土现实”救亡图存的心声。梁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正是将视角投向了承受着经济和精神双重贫困的关东乡民。狼沟与南满站分别是东北沦陷区乡村和城市、农民与买办资本家的隐喻，一个是散发着远古浑厚、质朴、仁爱大山之母；一个是奸诈、残暴、伪善的殖民者。而整个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外部环境对东北乡民有着深刻影响，小说中，作者通过对关东乡野、城市社会生态等文化意象的描绘，揭示了乡民亲和与疏离、爱恋与反叛的人性变化根源。

关键词：乡土 人性 正义 《绿色的谷》

鲁迅先生曾有言，“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地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1}，这句话最能表达出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精神内核。复杂的文化环境、扭曲的社会形态、坚韧的抗争，那一页历史必须被铭记，今天就让我们以真诚和科学的态度来重新审视它们存在的可能和样貌。我们之所以需要如此做，不仅是慎终追远，更是为了让正义长存、和平永驻。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中，东北沦陷区的人民经历了什么？东北文学界是如何坚守与抗争的？对这些历史真相的追寻，将重新点燃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与那个时代东北人民的绝望与希望共鸣。

一、殖民统治与乡土书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消除沦陷区的“反满抗日”精神，加强法西斯统治，殖民当局实施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以文学宣传殖民主义，大量扶植汉奸文学和粉饰文学；制定严密、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打击沦陷区进步文学。1941年3月23日，日伪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强调“八一宇”文艺目标，明确规定不准写黑暗面、严禁流露悲观失望情绪。{2}在这种环境下，大批进步作家和爱国志士接连被捕甚至遇害，整个东北沦陷区文坛是阴森恐怖的。在已无法正面开展抗争的情况下，一些作家开始冒着生命危险曲折地传播着进步文学思想，向法西斯统治发出民族抗争的呐喊。其中，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滥觞就源于这一时期。

“乡土文学”的概念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首次提出。这种色彩斑斓的书写题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意味的文学样态。而面对严酷的现实环境，1934年前后，东北沦陷区进步作家萧军、白朗、罗烽等自觉肩负起了民族责任，在文艺战线上以“暴露乡土现实”{3}的“乡土文学”创作实践与敌伪展开斗争。1937年，受疑迟小说《山丁花》影响，梁山丁在《明月》杂志七月号上发表了《乡土文学与〈山丁花〉》，被誉为“东北乡土文学首喊”，文中提出乡土文学的要旨是“满洲”需要的文学、现实的文学。随后萧军发表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对其中的乡土特征给予高度肯定。同一时期其他东北乡土文学作品还有秋萤《河流的底层》、石军《沃土》、田琅《大地的波动》、古丁《原野》、山丁《绿色的谷》《山风》等小说，都是东北乡土文学创作实践的成果，展现了殖民统治下东北乡村的立体图景。这种根植于家园沦陷、故国蒙难的黑暗环境中的文学样态，不仅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更有清醒的疏离和反叛的精神。沦陷区作家的乡土文学实践，不仅为东北现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性发展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成果的重要一翼。今天，重读这些作品，如同历史翻页时的巨大回响，提醒着我们时刻铭记历史。

在这批“东北乡土文学”作家中，山丁是第一位明确提出“东北乡土文学”概念的作家，也是“描写乡土现实”“暴露黑暗”创作方法的发起者。通过描写“所漂流过的平凡市镇和平凡乡下”，山丁勇敢地与东北文坛“粉饰堆砌的氛围”的殖民文学进行着持久而坚韧的抗衡，其中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正是山丁东北“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小说创作于1942年，时值东北“寒凝长夜寂无声”，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最黑暗年代”{4}。1943年出版后，为萧条凄怆的东北沦陷区文坛带去了一抹绿色生机。小说以立体式图景展现了一幅北国农村色彩浑厚的乡土风俗画卷，通过揭示出狼沟的阶级矛盾与国家的民族矛盾，山丁实现了将热爱乡土之情转化为民族抗争的文艺目标，为刺激东北乡民民族意识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美国学者詹姆森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5}。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一些贫苦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去当“胡子”，山丁对这些朴实、坚强的农民饱含深切同情，希望通过对家乡狼沟农民武装的描写，以“绿林好汉”式中国民间正义为民族抗争的寓言，反映沦陷区人民的反抗行动。为躲避日伪审查，山丁有意将故事发生时间挪至“九一八”事变前，以承受经济和精神双重贫困的东北乡民为切入视角，以农民与资本家间阶级矛盾为象征，对日本殖民统治给狼沟乡民带来的灾难提出控诉。

小说《绿色的谷》中，山丁再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农村百姓血泪交织的悲惨生活。通过上坎林家和下坎于家两条主线，小说展现了一系列人物命运悲剧：有林家守望门寡林淑贞和管家霍凤的爱情悲剧，有佃户于七爷丧子身亡的悲惨遭遇，有传奇人物小白龙揭竿而起的民间传奇，有横行霸道的地痞混江龙欺压百姓杀害林淑贞的家庭悲剧，有小彪的覺醒和与家庭决裂，有帝国主义走狗钱如龙兴建铁路、掠夺乡民财富的阴谋。而这些悲剧的因由都是殖民统治下东北乡民的现实处境：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

其中，作者对上坎地主庄园林家的兴衰没落着墨最多，作者力图揭示造成这个家族每个成员命运悲剧的不合理性。首先是小彪父亲林国威与叔父林国荣兄弟决裂的家庭悲剧。林国荣假借族兄林国威的战功之威，在南满站投机倒把，最终赔了五十火车黄豆和三万多块老头票，被“取引所”代理店逼迫。哥哥林国威气愤之余卖了柳条边外“一百晌肥地”替林国荣还债，并与他断绝手足关系。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南满站资本家承办的“取引所”是日本人在东北办买空卖空的交易所，通过投机方式日伪在东北大肆地掠夺粮食、土地和矿产资源。还有小彪母亲石桂英的婚姻悲剧。丈夫林国威阵亡后，舅舅石德海与南满站买办资本家、日伪在东北的“代理人”钱如龙勾结，逼迫母亲改嫁到钱家。此后，林家交到了林淑贞手中后又一系列悲剧开始了。在林淑贞和小彪的矛盾悲剧中，林淑贞希望小彪能接受传统教育，继承家族产业；而小彪是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青年，崇尚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认为劳动创造财富才是合理的而拒绝接受继承，这可视为是对非正义殖民掠夺的讽刺；其次殖民掠夺使林家财产陷入危机时林淑贞被杀，元凶竟是亲哥哥，也是一地痞流氓——殖民者爪牙。这些尖锐的冲突对启发乡民的民族和反抗意识有强烈影响力和感召力。

此外，小说中强烈的政治隐喻也赋予了文本更大的可读性。狼沟和南满站两个异质性个体有着不同命运，表面他们是乡村与城市、农民与买办资本家形象，内里分别象征着：散发中华民族远古朴实、仁爱、坚强的大地之母，代表着正义；奸诈、残暴、伪善、野蛮嘴脸的殖民者，代表着邪恶。

三、亲和与疏离的人性变化

战争虽已结束，但其带来的影响却未终结，战争中人们绝望又尚怀希望。残酷的战争改变了殖民地百姓的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而同时沦陷区进步人士不断进行抗争，重申和肯定着战争中百姓的人性与价值。以山丁《绿色的谷》为例，作者对国民深层文化心态的捕捉，不仅体现出“乡土文学”的文化意蕴，其在东北沦陷区文学中也有着独特价值。

雄阔、壮美的山乡，是乡民回望故土时最深沉的眷恋，也是乡土文学中审美性价值最高的部分。而特殊的时局又使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蒙上了家国沦丧、民族矛盾的沉重基调。小说开篇先展现了一幅东北乡物产富饶的明丽景象：“秋天的狼沟，满山谷泛滥着一种成熟的喜悦，青绿色的粗皮酸梨、橙黄的榛子、黑紫色的山葡萄……”{6}而壮美描绘背后，是社会图景的丰富和浩大：民风淳朴，民俗独特。这幅富有魅力的山乡图景不仅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理撞击，对这个美丽的“大地之母”的描绘也表达了作者深情的热爱和眷恋。

然而，在东北沦陷区时期，日伪所建构的外部环境对东北乡人情人性有着深刻影响。小说中，通过对关东乡野狼沟和南满站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刻画，揭示出造成乡民爱恋与反叛、亲和与疏离的人性变化根源是被殖民。殖民统治带来的铁路和机关车，像一个现世的魔障、贪婪的寄生虫掠夺着乡民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此时的狼沟自然景观、文化风俗在异质文化冲击下已千疮百孔，失去了昔日的绚烂，此时乡民回望故乡是无所依的。如童年期小彪对狼沟是眷恋的，母亲改嫁途中，铭记姑姑林淑贞的嘱咐而不忘是自己是狼沟生的。狼沟代替了生母，不仅养育了小彪，也孕育了民族的一隅东北。而吸收了进步思想觉醒后，他便叛离故土，远走他乡。当在狼沟外历经波折回到故乡时，他又重归大地母亲怀抱，小说结尾处小彪像吮吸母亲奶水似的呼吸着狼沟充满苦味的晚风，母亲狼沟使他感到温暖陶醉。

此外，狼沟特有的文化模式对乡民人性变化也有深刻影响。文化人类学家坎西安认为，希望与相似经济地位的家庭联姻是一种特征性的文化现象。小说中造成淑贞与霍凤、小莲与小彪之间爱而不得、恋而反叛爱情悲剧的是财富与阶级的悬殊，它桎梏着狼沟乡民的人性表达。林淑贞是个做了面子奴隶而又生命力顽强、执拗于生的女人，自认为与霍凤之间的爱情是罪孽，应虔诚忏悔。她克制着自己内心的萌动，与霍凤保持距离；霍凤因身上的奴性，对林淑贞是敢爱却不敢言。小彪与小莲的爱情同样受这种文化模式影响，佃户于七爷告诉小莲不应该攀林家的高枝，最终她被嫁给了崔福。两段纯美的爱情、两对陷入爱情合与离中的乡村人物，在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下都以悲剧结束。

文学作品作为时代精神、社会风情、作家意志的物化形态，总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契合与矛盾。《绿色的谷》中，山丁融关东乡野自然景观、乡土人情、风俗文化于一体，用民族话语建构出族裔认同框架，从而成功地对抗了日伪的殖民话语。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的胜利，更是思想的胜利。作品中虽未正面描写硝烟弥漫的战场，却呈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一个散发着文化意蕴的民俗社会，以民众生命的悲歌来映衬时代影像，进而激發着沦陷区百姓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

总之，以《绿色的谷》为代表的这些东北乡土文学，不仅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更重要的是能让我们反思历史，让昨天永不重演。■

{1} 李何林：《鲁迅的生平及杂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2} 彭放：《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东北沦陷期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梁山丁：《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锁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5}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6} 梁山丁：《绿色的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