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梦丹

摘 要：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自我东方化”的内涵以及对中国人自我文化认同产生的影响。在选择中华文化的文化符号时，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体现民族性、代表性，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注重对文化符号内涵的解析与深层挖掘符号的意义。如何将文化“有形化”，从日本动漫和《功夫熊猫》等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关键词：自我东方化;文化符号;有形文化;孔子学院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中认为“欧美人眼中的亚洲如何融入亚洲人的自我形象之中，这最终是与‘西方思想本身的影响分不开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需要对亚洲“传统”的观念详加审视，这种传统是亚洲人与欧洲人接触的产物而非先决条件，是“发明出来的传统”。“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概念源自于“东方化”，殖民主义理论学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把东方变成“想象的地域”，认为亚洲是战败的，遥远的，存在于欧洲的注视之中，无法表述自己而需要被他人表述。欧洲“东方化东方”最终影响了亚洲对于自我传统的选择，并且通過西方的青睐强化了这种对所选择传统的认同。

“自我东方化”的过程在林语堂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积贫积弱制约着知识分子的文化取向，“语丝”时期的林语堂极力提倡欧化，激烈批判国民劣根性，他的主张与梁启超“新民说”、 陈独秀“新青年”等一样，背后是对传统的自卑。可是一旦面对外国人，这种自卑心理便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1936年出国以后，林语堂在一系列英文著作中大谈中国传统，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哲人。曾经强烈反对的“中庸”思想，在西方人面前也得多多美化。主张“欧化”的林语堂在西方人面前成为了中国传统的捍卫者与宣扬者，这也许是在中西强弱对比的落差中产生的自卑与自恋的两位一体。我们认为，在其身上体现出来这种后期对传统的强烈认同，其实是西方强势话语凌驾于中国弱势话语的情况下中国弱势话语的反弹之体现。

当前，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海外的发展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孔子学院的建立，是受到德国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机构的启发，在国家外汇储备超丰厚的大背景下，以语言文化为依托，向海外输出软实力，展开民间外交工作，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国家形象（张宽，2013）。但是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隐忧，在文化符号的选择中存在自我矮化等实际问题。张宽教授指出，孔子学院的活动在不自觉中有可能适应并强化了后殖民批评所说的“东方主义”模式，“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变化只是折射了西方特定时期的社会能量，西方有什么样的社会需要，就会产生出、制造出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张宽教授在国外所见某孔子学院为当地中小学制作的“中国文化百宝箱”，从罗盘、中国结、团扇到陀螺，包含的几乎全是“自我异国情调化，自我东方化”的物件。孔子学院在海外打造的中国形象，往往较少表现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一些对外汉语教材也千篇一律钻入“洋男华女”的模式，生产并强化着殖民话语所认定的东西方权利性别关系。

一、文化符号与传播

文化符号的选择需要符合五点要求：（1）体现民族特色;（2）具有一定代表性;（3）具有影响力;（4）体现民族精神;（5）注重对文化符号意义内涵的解析。美国《新闻周刊》根据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网民投票，评选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二大文化国家以及这十二个国家的二十个形象符号，其中中国的文化符号为汉语、北京故宫、长城、孔子、道教、丝绸、针灸、瓷器等;美国的文化符号为华尔街、百老汇、好莱坞、硅谷、哈佛大学等;中;日本的文化符号为菊与刀、武士道、樱花、索尼、新干线文化等;法国的文化符号为法语、埃菲尔铁塔、卢浮宫、路易威登、启蒙主义、香奈儿等。对比这些文化符号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化符号几乎都是古代中国所取得的艺术文化成就;而美国的现代科技、金融、影视，法国的建筑、品牌、思想，日本的文化、技术、民族精神都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活的文化。从中我们应该反思，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与中国传达出的国家形象可以说是镜像的关系，肩负文化传播重任的孔院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的确值得多加揣摩。如果我们说“洋男华女”的模式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无可厚非，那在体现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的汉语教材中出现性别模式的固见，将对国家文化形象造成损害。20世纪初期，西方人规划的世界秩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同时向非西方世界推进，加入现代化进程的亚洲国家，在被迫接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后，也在文化上主动接受了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21世纪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拥有了政治、经济话语权，在文化上也应该开始自我批判与改造，增加国家现代性的自我认同感，而不是认同他人眼中的东方文化。而近现代中国人正是借助于从西方这面他者之镜获取“自我映像”，来进行自我认同与想象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自我认同与想象正是不断从“虚幻的他者镜像中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 （苏明，2010）。

二、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

文化继承是“扬弃”的自我能动过程。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了“文化”的两个含义。首先，文化指描述、交流和再现的艺术等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并且通常以审美方式存在的实践，首要目的之一是“愉悦”;第二个含义正如19世纪马修·阿诺德所言是每个社会知识和思想中最优秀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曾以其辉煌夺目的光焰照亮了整个东方并广泛传布于东亚地区，使中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中国古代文化的外传不仅限于古代科技中的几项发明，还在文学、哲学、艺术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传统文化主要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兴衰变迁，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对文化符号的选择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一些孔子学院的中华文化活动课除了剪纸就是系中国结，要不就是书法、太极拳，且不论代表性如何，这些中华才艺不免有自我矮化、自我女性化的倾向。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汪灵灵，2013）由此观之，孔院开设的文化活动课未免稍显狭隘与陈旧。中国的当代文化绝不是书法、太极拳等等能够简单代表的。

三、当代文化的时代性、日常性与有形文化

当代文化是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活的文化，同时也能反应一个时代的特征。以“春运”为例，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同时也是每一个在外地工作、求学的中国人会经历的事情， “春运”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体现了中国人浓重的家庭观念和对春节的重视——无论游子身在何方，除夕夜之前都要赶回家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有形文化就是将文化内化到具体事物中反映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将有形文化发挥到极致的要数日本的动漫文化，作为日本国家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日本动漫已经成为代表着日本文化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日本动漫延伸出的衍生产品早已不知不觉渗入我们的生活，无一不彰显着日本文化的影响和魅力。以日本动漫《海贼王》为例，故事中的人物既有崇尚自然、温文尔雅的一面，同时兼具鲁莽任性、刚毅坚强的特质。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菊与刀》一书很好地阐述了日本文化矛盾性的文化印记，他们彬彬有礼，却又蛮横、倨傲;他们无比顽固，却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他们性格温顺，却又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日本人果真如此，他们既有刀的刚硬，又有菊的柔美。（马攀，2012）体现日本文化精神的动漫不仅有体现菊与刀的矛盾性的《海贼王》，还有体现忍者精神的《火影忍者》，体现民族性格中含蓄温顺一面的《萤火虫之墓》、《千与千寻》等等。当韩剧、日漫、美剧、英剧刮着文化风暴向我们袭来的时候，拥有着灿烂的华夏文明，有着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令每个华夏子孙所骄傲的中国文化却没有能成为世界文化舞台主角的文化产品，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现状。

四、在世界面前展现独立的中国形象

孔子学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是词汇的概念意义，而是传播中国文化并期望得到对方认同从而实现和谐共存以至于相交相融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超越于两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建设的过程。（汪灵灵，2012）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学院的文化定位应该是“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孔子学院在开设文化活动的时候应该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应该是“窗口文化”，通过搭建文化窗口，让外国人有兴趣了解中华文化的过去与将来;其次是“门文化”，能让外国人走进来体验中华文化。层次性还应体现在文化内容上，中华文化有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经典文化、大众文化之分。社会文化可以形象化为节日、饮食、民俗、建筑、艺术等方方面面。文化内容不仅包括古典文化、传统文化，更重要的现实组成部分是当代文化，外国人更希望了解的是如今的中国社会文化风貌。如何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現独立的中国形象，孔子学院需要发挥文化窗口作用。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来说，当文化符号脱离文化内涵而独立呈现的时候，它不过是一个手工或一项活动;当文化符号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通过文化符号呈现时，才能反映中国某一方面的文化。

五、结语

本文受顾伟列教授讲座（“中华文化走出去：基于汉语国际教育的新路径”）的启发，探讨了“自我东方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对传播中华文化时文化符号的选择。文化符号应该具有民族代表性，同时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具有日常性的有形文化往往能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由此我们应该反思孔院的文化活动课该如何开展，以达到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一个拥有独立话语权的、现代的、进步的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美]阿里夫·德里克著，曾艳兵译.《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化”》[J]，《东方论坛》，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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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攀.《菊与刀的交错：浅谈日本动漫<海贼王>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色》[J].《文史论坛》，2012年第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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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明.《无法走出的“自我东方化”怪圈》[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年第5期（总第2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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