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斌斌

摘 要：近十年来，明清山西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入，成绩斐然，特别是对晋商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本文对近十年来明清山西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商人、人口等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为学界同仁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的信息，同时促进明清山西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明清;山西;经济史;研究综述

一、关于农业的研究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陈树平编写的《明清农业史资料：1368-19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介绍了明初到清末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农业的具体状况，包括山西地区人口、耕地等资源状况。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田水利的建设，梁四宝、韩芸的《凿井以灌：明清山西农田水利的新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山西井灌的发展原因、产权界定、投入产出、社会经济效用进行了论述。李三谋《清代山西主要农田水利活动》（《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认为清代山西境内的农田水利活动以引河、引泉灌溉为主。

在土地利用与农业生态方面，张青瑶的博士论文《清代晋北地区土地利用及驱动因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对晋北地区土地利用及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李旭东的硕士论文《明代晋陕蒙接壤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研究》（苏州大学，2013年6月）探讨明代晋陕蒙接壤区空前剧烈的土地利用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对于田地数据，王社教《清代山西的田地数字及其变动》（《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对清代山西的田地数字进行了考察。张海瀛《明代山西的民佃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具体考察了当地民佃屯田的分布、屯粮总额等。裴家慧的硕士论文《明代的山西王府庄田》（山西大学，2010年）论述了明代山西境内的宗藩及其庄田、山西三大藩府庄田的分布及其经营等。

二、关于手工业的研究

对于手工业整体研究，王璋的《清代山西农村手工业初探》（《农业考古》2012年03期）论述了清代山西农村地区的棉纺业、冶铁与铁器业及其他手工业发展情况。

在手工业重要部门研究方面，首先是棉纺织业，宋晓君《清代山西交城皮毛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分析》（《东方企业文化·天下智慧》2011年1月）论述了山西交城县皮毛业发展的资源、原料来源、劳动力来源以及销售市场。对于冶铁业与煤炭业，郭娟娟的硕士论文《宋元明清山西铁矿开采与冶铁业发展述论》（山西大学，2006年）探讨宋元明清，特别是明清以来山西铁矿矿点分布、冶铁业技术与经营方式等问题。吴斗庆的硕士论文《泽潞地区传统冶铁技术初探》（山西大学，2007年）论述了明清以来泽潞地区冶铁业的发展背景、技术及产品。

李扬的硕士论文《明清山西煤炭业研究》（山西大学，2011年）论述明清山西煤炭业的开采、利用、发展、政策及管理方式，并深入揭示导致煤炭业发展迟缓的原因。

三、关于商业的研究

明清时期，山西的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冀福俊的硕士论文《清代山西商路交通及商业发展研究》（山西大学，2006年）论述了清代山西的陆路交通、水路交通、市镇情况以及与外省的商品贸易情况。王勇浩的《论白银资本对明清山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河东盐业为例》（《运城学院学报》2011年2月第1期）分析了明清时期流入山西白银数量，论述了白银流入对山西经济和晋商发展的影响。

对于商业兴起原因的研究，范继青的《十四、十五世纪山西商业文明兴起原因再探讨》（《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10月第5期）探讨明清时期山西商业兴起的原因。张敏的硕士论文《明代潞泽地区商贸兴起的原因初探》（山西大学，2010年）以明代的潞泽地区商贸活动为线索，初步探讨了明代潞泽商贸兴起的原因。

对于商业市镇的研究，陶宏伟的《明清山西商业市镇研究》（《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4月第2期）论述了明清时期山西市镇的发展情况。此外，乔南的《清代山西的商业城镇—太谷》（《晋阳学刊》2010年第2期）介绍了清代山西的商业城镇太谷的金融业以及太谷城内出售的外地商品及进口货物。

四、关于商人的研究

（一）晋商专门研究

刘建生、刘鹏生等著《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晋商的制度变迁作了深度分析。专门研究晋商的著作还有：刘建生等《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孔祥毅《山西票号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这些著作除对晋商进一步总体研究外，多从史料、货币金融角度展开研究。

对于专门研究晋商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常平凡等《浅谈晋商与粮食贸易》，《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侯文正《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连载一）》（《文史月刊》2006年第1期）;商雅琼《明清晋商的伦理道德教育与晋商的成功》（《山西档案》2007年第2期）;成艳萍《国际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明清晋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段建宏《泽潞商人·戏台·地域社会》（《前沿》2009年第3期）;孔祥毅《晋商兴衰与转型中的教训》（《2010年三晋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燕红忠《明清晋商制度的基本模式与实现方式——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梁威《明清晋商对山西梆子发展的积极影响》（《黄河之声》2012年第9期）;李茂盛《论明清晋商崛起的历史经验》（《河北广播電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等。探讨了晋商兴衰原因、晋商与华北区域经济的发展、晋商的商业价值观、慈善活动、晋商与戏曲艺术发展等问题。

（二）晋商与其他商人比较研究

刘建生、燕红忠、张喜琴等著《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8月）一书，在对盐业、茶、粮、布、典当等行业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归纳了两大商帮的共同特征、差异及其兴衰过程，并进而对两大商帮的制度模式、经营管理机制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

在论文方面，有余龙生《明清江西商人与晋商的比较》（《中国市场》2006年第52期）;陈梅龙、沈月红《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宁波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乐承耀《甬商与晋商地域文化传承比较研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蔡志新《关于湖商和徽商的比较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2期）;付建华《“三言二拍”中的苏州徽州商人与明清时晋商之比较》（《晋中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张益赫、葛扬《文化信仰与商帮治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比较制度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乔建伟《明清时期鲁商与晋商异同比较及原因分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等。徽商与晋商的比较最为人注目，但同时也涉及到了宁波商人、江西商人、河州商人等。

五、关于人口的研究

人口分布方面，马维强的硕士论文《明清时期大同人口与环境问题初探》（山西大学，2005年）论述了大同地区明清时期人口数量、自然条件与资源以及国家对大同地方社会的经济、财政支持等方面。

人口流动方面，郑发展《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规模初探》（《中州学刊》2009年3月第2期）探讨了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四年山西移民河南的规模情况。林金树《明代中后期“三西”农村人口的流动及其社会意义》（《明史研究》第9辑）比较研究了“三西”（江西、山西、陕西）农村人口流动的动因、流向等。刘焕波的硕士论文《清代山西乡村人口流动》（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论述了清代山西乡村人口流动的规模、特点、原因、影响等。

丘先立的硕士论文《明代山西流民问题成因与政府应对措施探析》（内蒙古大学，2013年）分析了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的成因、政府应对流民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吴瑞娟《人口迁徙在明清晋商发展中的作用》（《菏泽学院学报》2010年1月第1期）论述了明清时期山西人口迁徙概况以及人口迁徙在明清晋商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师冰洁.明代晋商与乡村社会变迁[D].重庆：西南大学，2008

[3]吴承明.中國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1）：1-21.

[4]刘建生.晋商研究述评[J].山西大学学报，2004，27（6）：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