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才 徐小娜

摘 要：本文立足于《史记·项羽本纪》及相关篇章的细读，辩驳了“司马迁同情、赞美项羽”之类的错误观点，并分析了近代以来文学鉴赏领域项羽形象虚美化的复杂成因。

关键词：史记;项羽;误读;虚美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富有文学性的篇章，项羽也是《史记》中着笔最多、形象最为生动的人物之一。然而，这篇传记、这一形象，却也是明清以来误说甚多的对象。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史记》文本出发，对《项羽本纪》和项羽形象的相关误说加以商榷以请教于大方之家。

一

首先是《项羽本纪》中项羽形象的复杂。《项羽本纪》是《史记》十二篇本纪中的第七篇。本纪是创帝业、成帝业或沿承帝业者的传记，主旨在以帝者本人言行为线索记述天下大事。项羽能够作为主人翁出现在这类篇中，当然是以一个曾经手握天下大权、为天下最高政权领袖的身份出现的，而不仅仅是以一个单纯的善战的将军、勇武的战士活跃在文章里的。他的身份一生中屢有变迁，颇为复杂，他是一个温情的丈夫、孔武的斗士、悍勇的将军，更是一个蹩脚的元帅、僭权的诸侯和昏暴的帝王。按照他三十一年的生命轨迹，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作三大阶段，即为学时期、为臣时期和为君时期。

为学时期。司马迁记述其学书、学剑、学兵法和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时项羽声言要灭秦代之四件事，显示其志向宏远，同时也揭示其性格中浅躁鲁莽的弱点。并且描述其身高力壮、胆大敢为，即使剽猛善斗的吴中子弟皆对其畏惧有加，这当然对项羽平生“矜武任力”的心理惯性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臣时期。项羽杀殷通、屠襄城、杀宋义、夺军权、救巨鹿、降章邯、坑秦降卒于新安，成为诸侯义军的实际领袖;又在鸿门宴上不战而屈刘邦之兵，掌握天下生杀予夺大权，摇身一变，从而成为有帝者地位的“君”。这一阶段，项羽功罪兼具，灭秦主力这一巨大功绩自不必赘言，与叔父项梁袭杀会稽代理太守殷通篡夺吴地军权，公开打出反秦旗帜，更是其成功地获得第一桶金、奠定楚军核心力量的得意之举。然而殷通毕竟一直默许与怂恿项梁叔侄积蓄发展反秦武装，并提醒和督促项梁及时起义。项氏叔侄因不甘屈身其下，将其残杀，行事未免有不义之嫌。在一路横扫秦军的同时，项羽也将自己的声誉迅速败坏，残暴嗜杀成为当时民众对他的一致印象。特别是坑杀秦朝降卒二十余万，成为其后来失去关中民心的主要因素。

项羽的为君时期，从主持分封十九位分期诸侯开始到其自刎乌江，整体趋势是一步步走向灭亡。分割灭秦成果的不公首先导致齐地田荣、赵地陈馀、梁地彭越的反叛。镇压田荣时，又一次彻底暴露了项羽为人“昏暴”、毫无“君德”的阴暗本质。项羽此前是在二十万秦朝降卒盼着秦朝速亡自己能够回秦地与父母子女团圆的状态下将他们坑杀的;而此次则是齐地百姓厌恶战乱，组成地方武装杀死了与项羽为敌的田荣，项羽对齐地民众的这种亲善举动不仅没有给以嘉许和安抚，而是悍然将屠刀砍向了这些原本归顺自己的齐地人民，“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导致“齐人相聚而叛之”[1]（p.321），因而陷入了齐地民众战争的泥沼，刘邦乘机收复秦地，使得原来范增谋划的刘邦夺秦时项羽自己能够及时入关消灭刘邦的构想亦化为泡影。此后，项羽虽有彭城之战的大胜利，但刚愎自用、任人唯亲、不能“使将任能”的弱点，加上为臣时期滥杀无辜带来的丧失民心的恶劣声誉，使其心劳日拙，疲于奔命。成皋之战，曹咎被杀，从咸阳所掠的金帛珠宝系数落入刘邦集团手中;潍水之战，龙且败死，二十万楚军精锐全部丧失。其后项羽被迫与汉讲和，撤兵东归，被围于垓下。夜闻楚歌后，项羽作为主帅，竟然置九万多将士于不顾，独自率心腹八百人溃围潜逃，被汉军一路追杀，麾下八百人死亡殆尽，项羽本人亦在遍身重伤之际，自刎乌江之畔，随即被汉将五人将其分尸以取侯爵。《项羽本纪》接下来就是司马迁对其一生的批判和谴责。

二

《项羽本纪》是记述项羽本人生平事迹的主要文献材料，但倘若将其作为评判项羽的全部根据，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史记》是一部网状的传记体史书，不是“楚汉之战纪事本末”，也不是《左传》类的编年体之书，为了避免重复和突出传主特色，司马迁往往将同一事件详略不等的分写在相关的不同人物的传记里。所以只有将所有传记中有关某人的言行资料全部蒐集合拢，才谈得上能够完整地评价某人。而且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还模仿《尚书》各篇均有小序的体例，为《史记》130篇撰写了具有鲜明褒贬倾向或归纳价值的内容提要。

不通读《史记》全书，不顾及《太史公自序》中提纲挈领的提要，不顾及本纪十二篇的结构模式和逻辑体例，往往会对《史记》本纪各篇和人物产生误读误判。仅就《项羽本纪》与项羽形象来说，近当代的误读误说大致有一下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将项羽写入本纪，是对项羽本人的推崇和赞赏。这一观点从明末钟惺的评点《史记》到建国后对各高校《中国文学史》教学影响颇大的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都大加渲染。实则不然。所谓“本纪”，本是对天下大事的编年体记录，结构体例承自《春秋》与《左传》，其中起主线贯串作用者，也可称“传主”，又以手掌天下大权的一人或数人来充当。项羽入本纪，全是因秦亡之后，其成为主持诸侯分封的最高权力操纵者，与司马迁对此传主有无道德的推崇和情感的颂扬没有关系。即以《史记》十二篇本纪而言，其中既有圣明天子尧、舜、大禹、周文王、汉文帝（即使不列举那位被某些近当代《中国文学史》大加贬抑的汉高祖），也有“淫骄”的夏桀、“湛湎”的殷纣，“昏乱”的周厉王、周幽王，又有“矜武任力”的秦始皇和昏庸虐民的秦二世，更有残杀戚姬、连其儿子汉惠帝都指责其行事“非人所为”的吕太后。显而可见，那种把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看成是对项羽推扬赞赏的观点是怎样的难以成立。

相反地，《史记》十二篇本纪，从夏禹、商汤、周文王、汉高祖于民施恩有德因而朝代兴盛，到夏桀、商纣、周幽王、楚霸王残暴虐民因而朝代灭亡，两项比照，形成了清晰如画的逻辑链条，甚至连桀囚商汤、纣囚姬昌、项羽范增设鸿门宴欲害刘邦，都是可以类比的相似情节。对此，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在《高祖本纪》提要里宣称“子羽暴虐，汉行功德”，非常明确地进行了提示和突出。

二是认为司马迁对项羽感情态度乃是同情赞扬甚至是歌颂。自宋元明清以来，一些文士批点《史记》时往往持这种观点。这些批点之语，对而今一些研究《史记》的专家学者影响颇大。如韩兆琦先生《史记讲座》中就反复陈说，项羽虽然“愚蠢”、“鼠目寸光”、“刚愎自用”，“暴戾凶残得令人发指”[2]（p.292），但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是“最喜欢他”[2]（p.283）。可是我们读遍《史记》全书，却根本找不到司马迁有任何对项羽“最喜爱”甚至有好感的语句和段落，不知这些古贤今人是以何等眼光阅读《史记》才会得出如此违背《史记》内容的结论的。即使我们不去重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指责的项羽只有狭隘的“妇人之仁”和喜逞“匹夫之勇”的过失，不去重述《陈丞相世家》里批评项羽平生任人唯亲、赏罚不明的弱点，不去重述《高祖本纪》里刘邦口占檄文所列举的项羽十大罪状，不去重述《王陵传》里王陵母亲以死告诫儿子忠事汉王、项羽竟烹煮这位老妇死尸的罪恶，不去重述《黥布列传》末处“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的控诉，仅就《项羽本纪》里的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项羽的情感倾向。当项羽欲东归故里时，韩生劝其都关中以控天下，项羽不从。韩生离开后，向人言说项羽“沐猴而冠”，为人浅躁，难成大业。项羽闻后，遂烹杀韩生。韩生是因“言”获罪被杀，而司马迁也是因“言”获罪而被处以宫刑。依照物伤其类、同病相怜的常理逻辑来分析，司马迁会喜欢这位滥杀士民的昏暴之君吗？除非司马迁没有任何思维能力、推理能力才会那样做。此处以“沐猴而冠”这般辛辣的比喻来比拟项羽的平生事业，虽出于韩生之口，何尝不是出于司马迁之心呢。

其实，《史记》中不但没有司马迁对项羽表达“最喜爱”甚至有好感的语句和段落，而且在不少篇章里还直接对其加以谴责与批判。在具有内容提要性质的《太史公自序》里，批判项羽之处有三：一是《项羽本纪》提要言项羽“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二是《秦楚之际月表》提要里，司马迁说是“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1]（p.3303）。“楚人发难”的“楚人”指的是陈胜、吴广，项氏主要指的是项羽。在此处，司马迁认为项羽平生的踪迹，只是在“遂乱”，也即乘机作乱。三是《高祖本纪》提要言“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整个130篇提要里，加以“暴虐”二字评语的，只有两处，一处是此处对项羽，一处是《秦楚之际月表》提要对秦朝。可见司马迁对项羽其人的评价与态度。当然，最为尖锐地批判项羽的语句是在《黥布列传》末尾的“太史公曰”里：“项氏之所阬殺人以千万数，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1]（p.2607）显然，这里不仅仅是在谴责项羽手下残暴虐民的第一罪魁祸首英布（“首虐”），更是在谴责率领、指挥英布等趁着乱世草菅民命的项羽，批判二人虽反秦有大功，但依仗屠戮人命而得王位，“为世大僇”，也即言其实在是世人认为非常大的耻辱或可耻的事体①。毕竟司马迁评价人物，虽重视其功业，但“要之以仁义為本”（《史记·汉兴以來诸侯王年表》）。所以晋代学者葛洪讲，之所以将项羽列入本纪，是为了让人看到恶人也是会身居高位的：“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3]（p.25）;项羽虽然反秦有功，勇武超凡，但最后却沦为了一个魔王般的“凶竖”（司马贞《史记·项羽本纪》索隐述赞“嗟彼盖代，卒为凶竖”）[1]（p.339）。如果不是將其列入本纪，其为君昏暴、平生言行缺乏“君道”的缺失，恐怕还不会如此的突出。明清《史记》评点家们之所以对项羽作出了流于“溢美化”的做法，是与忽略甚至曲解项羽在《史记》体例中的位置直接相关的。

《史记》各篇里亦偶尔有传中人物赞赏项羽“仁而爱人”的，如《高祖本纪》里的王陵、《陈丞相世家》里的陈平就曾这样评价项羽;《项羽本纪》里范增也惋惜项羽“为人不忍”，但传记中人物的话语不能等于作者的话语，这是阅读叙事文学时最浅易的常识，所以这些语句需要鉴别，不能简单地就算数的。对传主的褒贬评论和好恶情感，还是要依作者本人的观点为准的。

三

对项羽的吹捧和赞赏，往往出于一些从事文学鉴赏者的口笔，这与古今史学界整体上对项羽的贬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也显示了文学阅读与研究的悖论，显示了文学作品欣赏时，如果脱离义理分析，只从生动、形象等方面着力，也即只论“情”，不论“理”，就非常容易坠入非理性的情感陷阱。当代某些专家学者对项羽的吹嘘已经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比如CCTV《虞姬》节目里，论及《项羽本纪》里项羽提出要与汉王刘邦单挑，刘邦“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1]（p.328）一段，项羽缺乏政治意识的孩子般的浅妄心理令人发噱，可是那位专家竟然认为，项羽要以“单挑”来解决天下最高领袖人选竞争问题的做法非常值得称赞，而刘邦不愿斗力，只愿斗智，应当受到否定，因为“斗智就是耍阴谋诡计”。 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浅薄无识的政治思想理念在支配着，才会出此荒唐言论，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可见，他们对项羽的盲目崇拜何其偏执，已使之缺失客观理性的心态。

对项羽的评价，而今在某些著作中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偏差，除了许多著者单凭《项羽本纪》一文为依据，不去顾及其他相关各篇，除了他们即使读《项羽本纪》也往往不读全文只读选段外，更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许多著者对项羽平生暴虐残民的罪行闭目不见或者熟视无睹。这里面自然有精英意识的泛滥作怪，认为千百万普通庶民的性命还不及所谓“英雄豪杰”一人的性命值钱和值得关注;或者是出于对出身平民、言行狂放伤了读书人自尊的那位“政治暴发户”刘邦的嫉恨，故而对刘邦的对手出身贵族的项羽喜爱有加，以至于念念不忘刘邦“溺儒冠”的恶作剧（哪怕“溺儒冠”只是一个荒诞的谣言），却忘记了项羽烹杀儒生的凶残无道;或者是出于对项羽率众灭秦之功的推崇，认为项羽暴虐情有可原;或者是由于人类本性中嗜血戾气潜在心理的涌动，阅读项羽大肆屠戮生灵的情节时不仅毫无厌恶之心，反而倒有激赏之情。更有些是出于对超凡勇力和胆量的钦佩，从而对具有如此强悍膂力和不凡胆魄的项羽，也便只欣赏其奋勇杀敌灭秦的身姿，而不计其犯上弑君、虐杀民众的罪恶。但在美、善二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评判中，善永远是重于美、先于美、高于美的。如果用项羽身上所具有的勇气和膂力之美，用在其反秦灭秦中的功劳而掩盖其屡次大规模滥杀无辜、残害民众的诸多罪行，实在是大不应该。而因为过多地认同项羽而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的失败表示惋惜与遗憾，更是大谬特谬的。

楚汉之争的实质，是项羽与刘邦在秦亡之后，谁来做天下政权最高领导人的问题。是选择嗜杀虐民、草菅人命、资性不仁、昏庸愚蠢、刚愎自用、心胸狭隘、性格浅躁、毫无治国经验、缺乏爱民之心的项羽？还是选择心胸宏阔、爱惜民命、善于驾驭臣下、有超强领导能力能够完成结束战乱统一华夏这一时代责任的刘邦？当然，这一段历史是富有亮色的，毕竟在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孟之学等先进文化理念的熏染下，当时众多顶尖人才都纷纷投入刘邦麾下，结成了文武俱全、俊才争竞效力的打天下治天下的完整班底，短短数年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项羽的失败，对于当时的天下民众来说，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说，是值得庆幸的。“项羽天资自不仁，那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樽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3]（p.10）宋人钱舜选短短一首七绝《项羽》，已经把道理说得格外透彻明白。司马迁《项羽本纪》，用项羽矜武任力、不恤民命、很快失败并尸分六处的惨痛结局，警告了其后每逢乱世便欲挺身争夺天下的“豪杰英雄”们，谁要是“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认为残民害民照样能够获得天下最高权力，其最终只会落得个比项羽更惨的更可悲的下场，因为毕竟“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4]（p.90）。效法项羽者，只會是死路一条。但是，对《项羽本纪》的误读，对项羽形象的虚美，却会冲淡《项羽本纪》对人们的警示意义，是难以讳言的。

注释：

①“大僇”一词语出《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2]（p.75）张觉《荀子校注》解“僇”为“耻辱”[3]（p.40），非常切当。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韩兆琦.史记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宋]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汉]贾谊.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简介：王书才（1963–），男，生于河南中牟，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研究，主要著作有《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等;徐小娜，女，河南巩义人，郑州大学文学院2014级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献学习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