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美

摘 要：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她在越南度过了十八个年头，之后回到法国，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杜拉斯的创作具有丰富而多变的内涵。我们在读杜拉斯作品的时候，可以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作者用法语不惜笔墨地描绘出一幅幅异国他乡的生活场景，换言之，也就是她童年、少年时期的经历。两种迥异的文化在杜拉斯的笔下交相融合，造就了杜拉斯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同时，也丰富了法兰西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杜拉斯的写作历程，也就是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

关键词：杜拉斯;童年;东西方文化;写作

“人是文化的动物。任何人一旦生于世上就必须置身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即便被移入异域他方的文化土壤，其原有的文化根须仍然存在。”①杜拉斯十八岁的时候方才回到她的母语国法国，她融进母语文化的过程，就是摆脱东方文化的过程。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杜拉斯置身于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双重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或冲突都在他的生活环境与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而写作也使得杜拉斯最终摆脱了文化的枷锁，用她业已熟悉的母国语言去书写使她念念不忘的童年经历，形成了杜拉斯独特的创作风格。

一、东方文化的烙印

从1914年出生于越南西贡，到1932年离开越南，杜拉斯的童年浸染着浓浓的印度支那气息：湄公河、南亚丛林、终年不变的炎热……这段经历决定了杜拉斯东亚文化的特性。菲力浦·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中指出，“人是通过他的历史，尤其是通过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长得以解释的”②。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杜拉斯会不厌其烦地一再书写她的童年经历。诚如她所叙述的那样：“然而，湄公河却留了下来，我就在河边睡觉、玩耍，我在湄公河边生活了十年之久，它留在了我心中。”③越南所在的印度支那成为了杜拉斯的母国文化，成为她构筑人生的起点和源泉。

杜拉斯痴迷和认同印度支那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和她的家人经常受到生活在越南的白人统治者的排斥。她在一部谈话录中明确指出：“那里的童年与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你瞧，我们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现在我才发现了这一点，我们法国血统的外表，法国籍的这种外表完全是虚伪的。我们跟那些越南小孩一样说越南语，跟他们一样不穿鞋……”④虽然母亲不断告诉她“你们是法国人”，但杜拉斯却深知她们一家与其他法国殖民者距离之悬殊，在充满自传色彩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伊甸影院》中，杜拉斯都触及了这一伤痛：主人公苏珊行走在街道上，走在王公贵族中间，却内心凄凉，感觉不是他们的同类。苏珊的遭遇就是杜拉斯一家在越南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在杜拉斯的心中，越南成为了她最希望认同的土地。

东方那一块神奇的土地，给杜拉斯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有时是苦涩的，有时是美好的：绝望的母亲，凶恶的大哥，柔弱的二哥，还有深爱的中国情人。杜拉斯的生命被揉进了一种被称为异国文化的东西，“虽然美中不足，但珍贵无比，让人想起美好的过去，想起那种永不复返的诱惑。”⑤后来杜拉斯没有再回到印度支那，是因为她想保留自己对那片土地的探索权，唯有如此，她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

二、游离于东西方文化之间

经历了十八年与西方文化接触的空白，杜拉斯回到她的原籍法国，无论生活背景还是生活习惯都发生了跨度颇大的转变。在此之前，杜拉斯一直将印度支那认同为母国文化，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对于刚刚回到法国的杜拉斯来说，她本身所具有的生活内容都与她眼前的母语文化格格不入。两种文化在杜拉斯身上产生了冲突，使她内心恐惧，甚至感到羞耻，这种心理可以从杜拉斯早期的作品中窥见。她的前两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们》和《平静的生活》，目光瞄准的是能够体现法兰西文化的外省。杜拉斯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法国文化的大背景中，其目的只有两个：忘记让她羞于启齿的印度支那的童年生活，掩饰自己曾经体验过的异国文化;二是力图通过这种描写把自己融入法兰西文化。然而作者的这番良苦用心收效并不明显，没有人注意到这位初涉文坛的年轻女作家。

无奈之下，杜拉斯把自己的创作瞄准了她最不愿意触及的童年，最不愿意提起的印度支那的痛苦經历。这时，杜拉斯就遇到了叙述的困难：用一种对她而言缺乏文化基础的语言叙述与此语言文化渊源甚少的异国他乡的童年经历，无论在语言还是文化方面都遭受到了瓶颈。矛盾中的杜拉斯选择将童年生活小说化，添加了很多虚构的成分，让读者揣摩不透究竟哪一种叙述才是杜拉斯真实的童年经历，于是我们看到了《平静的生活》中的纪热姆叔叔，《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少女苏珊娜，《伊甸影院》中的母亲等都成了小说的主人公。这些小说的目的，似乎并非为了单纯地讲述异国生活，作者是要通过对自己所熟悉的文化时空的展现，重现回到被自己认可的东方文化模式，找回自己在彼文化中的自信与自如。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明显地表现在杜拉斯的创作中，《如歌的中板》、《广岛之恋》、《劳儿之劫》中，主人公都经历着被爱情遗弃而后寻找爱情的艰难。他们的迷茫，他们的痛苦，就是杜拉斯被遗弃的痛苦，就是杜拉斯求索无门的艰辛写照。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东方文化的割裂，而又无法融入法兰西文化的痛苦，构成了杜拉斯创作的双重压力。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创作阶段的杜拉斯更倾向于在她所熟悉的印度气息中寻找慰藉，《副领事》的结尾，她这样解释了女主人公的失踪：“她除了那里，别处哪也无法生存，她每天依靠着印度、加尔各答散发出的绝望的气息生活着，同样，她也因此走向死亡，她的死像是因为中了印度之毒。她本可以选择其他的自杀方式，但她没有，她在水中自杀，是的，在印度的海水中。”⑥有关于东方的字眼时常出现在杜拉斯笔下，对杜拉斯而言，它象征着不可企及的过去。越是深入法国文化，越是要经历与东方文化的别离之苦，这种游离于东西文化之间的撕裂的痛苦形成了独特的杜氏创作风格。

三、写作——文化寻根

如果说自传小说《情人》多少含有杜撰的成分，那么其中关乎写作的情景则毋庸置疑，那个年仅十五岁半的少女表明了自己的心志：“我想写作。这一点我那时已经对我母亲讲了;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写文章，写作。第一次没有反应，不回答。后来她问：写什么？我说写几本书，写小说。”⑦杜拉斯也用自己的行动应证了儿时的期许。

经历了难以被认同的痛苦后，到写作《情人》时，杜拉斯好像突然大彻大悟，把自己从一种文化中锁链中解脱了出来。人物形象变得清晰，缺乏文化渊源的恐惧也在消失，这些都使得杜拉斯熟练地驾驭着法语，同时又在异国情调的童年生活中进退自如，左右逢源。这个时候的杜拉斯，已完全融入法国生活，不必再担心文化基础的缺失，因此她也就敢公开承认东方文化在自己内心的比重，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带有东方气息的异国情调。

童年的深刻回忆，儿时的强烈印象，少女的初次恋爱，一个小女孩对情人、对小哥不可捉摸的爱，都被杜拉斯用她已及其熟稔的法语，娓娓道来。昨日与今日相互交融，法兰西语言与具有东方文化模式的经历彼此拥抱，产生了非常和谐的统一。此时的我便是彼时的我，年迈的作家便是天真的少女，两者交相辉映，互为补充，此时的我在彼时的我中成熟，在虚幻的我中逐渐丰满。不过杜拉斯不止于此，两种文化的交融固然是写作成功的先决条件，但仍然要保持每种文化所固有的独特形象，譬如说在《情人》中，文化的痕迹依稀可见：“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你要爱我，我也希望你和平常与其他女人相处那样去做。他看着她，好像惊呆了，他问道：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她回答说是。” 整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第三人称“她”，“她”就是对今日之“我”的否定，正是停留在过去岁月里异国他乡的少女，是存在于彼文化中挥之不去的独立形象。

以《情人》的写作为契机，杜拉斯的创作进入了新的辉煌时期。我们不难注意到，杜拉斯把自己自传体小说的特点推向了极致，对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曾经熟悉的东方文化进行了不断挖掘，除了《情人》，还有《痛苦》、《物质生活》、《中国北方的情人》、《这就是一切》、《写作》等等。杜拉斯多次开采童年的矿藏，尤其是《中国北方的情人》与《情人》的素材堪称如出一辙，文学价值也无法与《情人》相提并论，面对人们的指责和质疑，她是这样反击的：“在《中国北方的情人》里，虚构的成分比《情人》要少。里边的故事都是真的。我的小哥哥，还有我大哥：这远比我们所能讲述的要真实许多……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写这个故事。但是有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 且不论杜拉斯再三重复这一故事的商业动机极其文学价值，我们思考一下这一举动背后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这段童年经历一直烙在杜拉斯心里，她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只能借助于写作来抒发内心的痛苦和迷狂，通过文字来触摸这段遥不可及的回忆，来祭奠这块散发着东方气息的土地。杜拉斯的生活与文字就这样被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文字已经成了她生命的全部。

对于杜拉斯而言，写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写作首先是孤独的阐释者。“所谓孤独，那就是，要么死亡要么出书。” 既然杜拉斯选择成为一名作家，那么她注定是孤独的。她要把深埋在心底的那段童年岁月告诉全世界，告诉读者，那么其作品无疑是最好的方式。再者，更进一步讲，写作之于杜拉斯充当着一个救世者的角色。“身处一个洞穴之中，身處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一本打开的书便是一个作家所缔造的世界，我们可以窥见她的感情历程，由困惑挣扎转为释然继而解脱。多亏了写作，杜拉斯在东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再迷茫，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她在文字中渐渐寻回了童年的伊甸园，如此依恋以至于要一遍又一遍地书写，以这种方式接近生命中最根本的地方。

注释：

①管建明，《华裔美国文学中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及其文化生存策略》，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二期

②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1页

③玛格丽特·杜拉斯，格扎维尔·戈蒂埃：《话多的女人》，巴黎：子夜出版社，1974年，第137页

④玛格丽特·杜拉斯，米歇尔·波尔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巴黎：子夜出版社，1977年，第60页

⑤阿兰·维尔贡德莱：《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胡小跃译，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⑥贝尔纳·阿拉泽：《解读杜拉斯》，黄荭主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380页

⑦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⑧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⑨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玛利亚娜·阿尔方的谈话》，《解放报》，1991年6月13日

⑩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曹德明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页

同上，第8页

参考文献：

[1]阿兰·维尔贡德莱.《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胡小跃译.作家出版社，2007.

[2]贝尔纳·阿拉泽.《解读杜拉斯》，黄荭主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3]玛格丽特·杜拉斯，格扎维尔·戈蒂埃.《话多的女人》.巴黎：子夜出版社，1974.

[4]玛格丽特·杜拉斯，米歇尔·波尔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巴黎：子夜出版社，1977.

[5]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曹德明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7]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玛利亚娜·阿尔方的谈话》.《解放报》，1991.

[8]管建明.《华裔美国文学中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及其文化生存策略》.《广西社会科学》，2003（2）.

[9]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0]户思社.《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