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琴玉

摘 要：作家高晓声是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常州作家，其小说创作面向历史，切入民族的文化、人性核心，对建国后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广大农民艰难行进的生活状态进行重新审视，阐释了农民曲折命运的根源，以人道主义视域来关照农民悲剧命运，具有追问民族根性的精神品格。

关键词：高晓声;小说创作;民族根性

高晓声（1928—1999），出生在常州武进郑陆镇董墅村。是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其独具风格的文学创作，是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的一种实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陈奂生系列”小说其创作多取材于苏南农村生活，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揭示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变革对普通农民命运的深刻影响，剖析了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被认为具有了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内涵，达到了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力度，被认为是继鲁迅和赵树理之后，又一个为中国农民画灵魂的高手。

一、含泪生活，沉默农村二十载

始终把农村农民作为小说的题材，把农民作为小说的叙述对象，关注“小人物”，写尽他们的悲惨无告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反映时代的大主题是高晓声的写作倾向。高晓声自小在常州武进农村长大，195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收田财》，初露才华。1953年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撰写锡剧剧本《走上新路》（与叶至诚合作）并获奖。1954年，以新的婚姻法为背景的小说《解约》引起文坛注意。发现“他的文学语言全象在说话，顺溜溜淌出来却又粘又糯，很有咬嚼，吸引着读者非看完不可。”1958年被屈打成右派后，在常州武进农村劳作21年。在农村，那正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年代，高曉声不得不想尽办法疗饥驱饿。三根肋骨没有了，重活不能做，便捞鱼摸虾，编箩筐，做小买卖……他的双手当年因为编箩筐，皮硬得很少有弄破手的时候。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把一间祖屋的竖柱卸下八根，打算卖了贴补家用。为了生计，他还自学了他怎么育蘑菇和挖沼气池，这些事后来在他的《陈继根癖》等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60年代初，他甚至断绝了与文学界的一切往来，三年困难，十年浩劫，梦魇似的岁月终于过去了。1979年高晓声才得以平反，回到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组。作家叶兆言形容高晓声：乡音未改，鬓毛已衰，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农民形象。1979年高晓声发表小说《“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李顺大造屋》写的是一个农民想造房子，结果是折腾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造得起来，他不回避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况。高晓声自己对他的好友说：“在一九六○年有三个月，我一天只吃四两糠。”高晓声笔下李顺大的困境遭遇，高晓声是亲身经历过的。有一些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的思想可以说是高晓声的“夫子自道”。1980年，他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因塑造了陈奂生这一继阿Q之后的典型农民形象而获得高度评价，《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分获1979、1980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高晓声以陈奂生形象为主，创作了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沿着时间的河流前行，写出了“上城”、“包产”、“出国”等一系列故事。反映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们看出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广大农民艰难行进的身影。

高晓声笔下的农民有着不同的意识倾向于性格特征：老一代农民李顺大，具有质朴、善良、勤俭、坚韧、执着等传统美德，固守土地，尽管历经苦难。连一间房子也造不起，“脊梁仍然是挺着的”。但长期精神因袭的重担，也使他们成为“跟跟派”，他对领导与政策的盲从实则反映着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整体精神特征。“漏斗户主”陈奂生，在填不饱肚子时，被集体的生产方式驱使，丝毫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他自尊自爱，从不偷偷摸摸，不拖累集体，也不过多地麻烦相邻，而当不饿肚子时，心满意足，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在其日常生活中凸显出来。高晓声经李顺大、陈奂生们的生存方式、精神特征与日常生活联系，塑造了具有民族文化心理的普通农民形象，他不仅写出了他们的令人同情的际遇与命运，也剖析了其人格特点与性格特征，挖掘出其内在深潜的国民性积淀。

除了写陈奂生、李顺大等老一代农民，高晓声还塑造了新时期新农民的形象，比如崔全成，苗果，刘淑珍等。他们有文化，有头脑，对干部包办一切的现状早已不满，对生产责任制的新政策感应灵敏，最早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重新审视钱财的价值，敢于追求精神享受，向往新的生活方式。崔全成精明强干，不在像老一辈农民只知道死用力气，他把自己从茶馆学到的一切好处全搬到生产队来，提前抓住了包产的机会，自己得益，也不忘帮助他人。养蜂专家苗果成，养鱼专家张清流，公司经理江开良，都在独立的经济活动中成。农民实行责任制，商品经济活跃后，他们放开手脚干，找到自己的路，成为自己和生活的主人。

高晓声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兼备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双重身份。他的知识、视野、思想，使他在理性层面上具有了知识分子的素质，他的感情，思维，人生体验，却使他更具有农民的品质。“作为农民”， “他也不会忘记这个地方永远是他的起点。他和农民的关系将始终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一条红绸丝带将随时传递双方脉搏的跳动。”高晓声长时间与底层民众呼吸与共，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主陈焕生，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的心。与其说 为他们说话，倒不如说我在表现自己。” 作为作家，他要“为九亿农民做文学的启蒙工作”，“把人的灵魂塑造的更美丽”。他深知知识分子的许多局限性和弱点，而农民身上体现的国民劣根性更是沉重的历史包袱。高晓声的创作便是超越了空间局限的，他是透过农村关注整个中国农民的思想与命运，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他的作品不仅在语言上“又粘又糯，很有咬嚼，吸引着读者非看完不可”，在思想上也吸引着读者去思索，去研究。

二、《探求者》与“鲁迅风”

1957年，高晓声、陆文夫、方之、陈椿年、叶至诚等几位当时活跃在江苏文坛的青年作家，酝酿创办一个文学社团“探求者”，并计划出版一份同人刊物《探求者》，高晓声因为起草“探求者”宣言被定性为“极右分子”而处理回原籍劳动。他们一共“探求”了十八天，却为此吃了二十一年的苦头。以突破当时文学创作中千人一面的状况，提出“干预生活”的主张。高晓声把农民的命运放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放在社会动荡边个的历史时期来描摹，而且用异常幽默调侃的叙述语调来勾画农民灵魂，在对农民心理的表现方面，不仅揭示出其心理痼疾，而且发现其蕴含深处的亮点，不论他是否有意为之，从总体上看，他的小说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确实有着不可或缺的内在联系。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鲁迅风，具有文化象征的意味。高晓声通过李顺大、陈焕生等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入探讨了“左”倾错误以及残余得以蔓延的温床，即民族劣根性。在高晓声的人物形象系列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阿Q的影子。李顺大被公社造反派打的遍体鳞伤，非但没有丝毫的反抗，而且一味的自责自己的身体如此这般的娇嫩，经不起重点皮肉之苦，变牛变马都无不可，只是不能变修。在陈焕生上城中，陈焕生对于吴书记赐给他的五元一夜的高级享受，充满着十分复杂的心理的变态。从拖鞋进屋到沙发上的跳坐，在到不脱鞋上床，活脱脱的写出了阿Q式的奴性，可悲可怜。这样，他便继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国民性的问题的探讨。

从鲁迅，赵树理到高晓声，他们塑造的农民形象，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上世纪80年代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史，这是高晓声小说在思想主题方面的深刻之处。

参考文献：

[1]高晓声.创造谈[M].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