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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先生与《我忆念的山村》

2015-06-01刘益善LiuYishan

江南诗 2015年3期
关键词:徐迟诗刊诗集

◎刘益善 Liu Yishan

徐迟先生与《我忆念的山村》

◎刘益善 Liu Yishan

2014年10月是俆迟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我的由他作序的第一本诗集《我忆念的山村》出版30周年。回忆起先生在我学诗的道路上给我的许多帮助,在我写作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和出版诗集《我忆念的山村》时的具体指导,我无限感慨无限怀念。我还能遇到这么无私这么耐心的老师么?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还能感受到先生的关怀,还能记取先生对诗歌的许多真知灼见。

1976年12月,复刊后的《诗刊》在湖南岳阳、江西井冈山等地举办中南5省诗歌创作学习班,沿着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主席当年走过的足迹,写出一批歌颂毛主席和华主席、揭露批判四人帮的诗歌。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在报请湖北省文化局批准后,派诗人黄声孝和时任《湖北文艺》诗歌编辑的我参加这次学习班。当时广东派的是西彤与洪三泰,湖南派的是聶鑫森与节延华,广西派的是沙红与于力,江西派的是胡平与李兵。这次学习班无疑是我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一次重要机遇。当时徐迟已从干校回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搞创作,正在指导黄声孝写作长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二部,也在指导我写诗。他得知我与黄声孝参加这次活动,十分高兴,连连说这是好机会,你们出去扩大眼界,对你们的诗歌创作会有很大帮助的。《诗刊》通知我们12月18日去长沙报到。我们出发的头天晚上,徐迟找到我,递给我4页16开的印有湖北文艺字样的稿纸,说,这是我抄写的毛主席有关诗歌创作的指示,你带着,要不断地学习。

4页稿纸,第1页写着:

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指示

未经正式发表,仅供参考

第2页写的是:

给延安京剧院的题词

抗日的现实主义 革命的浪漫主义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

第3页写的是: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八大二次会议第一次讲话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敢不让路?

这样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感情不是与实践相脫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

第4页写的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致,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回事。要懂得作诗和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作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三十多年之后,当我看到这4页发黄稿纸上隽秀灵敏的字迹,想到先生当年颀长而俊逸的身影,还有那睿智的微笑,我的心头还热乎乎的。那时,我揣着先生抄给我的文字,跟着时任《诗刊》主编葛洛带的诗人队伍,走洞庭,访板仓,过文家市,谒韶山,越赣水,拜井冈,行程数千里,历时49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最远的路,参加时间最长的一次诗会。途中老诗人西彤、黄声孝、沙红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与同辈诗人洪三泰、于力、胡平、节延华、聂鑫森,还有中途进入的北京出版社的刘胜旗、寇宗鄂、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谢大光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大开了眼界,学到了我在乡下和大学里没学到的东西。在采访学习期间,我经常拿出徐迟给我的4页文字,将文字中有关诗的论述运用到构思和创作之中。湘赣之行,我一共写出了二十多首短诗,其中有一部分发表在《诗刊》、《湖北文艺》、《湖北日报》等报刊上,有几首选入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本诗选中。我的诗歌创作得到了一次小丰收,这是与徐迟先生的帮助和他对我的诗教分不开的,而那4页薄薄的稿纸,无疑是先生给我的精神力量。

从湘赣回来之后,我将写成的二十多首诗交给徐迟,就像学生给老师交作业一样。徐迟接过我抄正 在稿纸上的一摞诗稿,用手掂了掂说,写得还不少呢!

湘赣之行不久,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党委通知我,让我参加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到房县农村搞路线教育,时间一年。当时我年轻,又是共产党员,就向党委表态说,我会当好一个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的。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徐迟,俆迟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好事哟,在农村生活一年,你要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你的诗会有更大进步的,机会难得,你要珍惜。

我们是1977年2月从湘赣回来的,紧接着是春节,我回江夏老家看望父母。从老家回机关后,我去给徐迟拜年,徐迟在他的书房里递还我给他看的诗稿和写满两页信纸的意见。他说,诗是写得比过去有进步了,但还要努力,我的意见都写在纸上了,你看看。

我看了俆迟写在两页橫格信纸上的话,我觉得这些关于诗的意见和论述,不仅对我有醍醐灌顶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还是那隽秀灵敏的钢笔字。徐迟写道:

一,所有四行八节的诗似乎都还有可能凝聚为四行六节,乃至四行四节。我觉得我们继承民歌和古典诗歌传统,在形式上,要凝聚为绝句体(四行一节),律诗体(四行两节,中间相对),以此为基本形式,发展为四行四节(律诗两首),四行六节(律诗三首),四行八节(律诗四首),不再加多,当然也可以加多。形式问题上,李瑛比较严谨,而且长久以来,一直不变,所以渐入佳境了。

二,所看这些诗的内容,有一个特点,即抓住一个细节(一个箭头,一张歌单,一座钟,一架电话机,一个柜台等等),加以抒情,比较动人。写大了的就略为逊色。今后在生活中,还是可以从小而关键的生活凝聚点上取材,进行抒情。抒情诗要减少叙述的句子。叙事一二句尚不为多,便要转入到抒情中去。叙事诗自然又不同了。看来,还是多写点抒情诗好。叙事诗很少写好的。

三,这次到房县去,与湘赣之行不同了,工作队员身份,事情会很多,很忙。有责任感,一定能够更加深入,感受就会完全不同。在有了饱满的孕育之后再写,写得少而精,精是最重要的。酒怕渗水,诗怕不精炼。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最好的情况是自己并不想写诗,而诗却自己流出来了。苦吟就不好,不提倡苦吟(这也许是我的偏见)。

随读随写,以赠远行。

给益善同志

徐迟

去江汉油田前一日

1977年3月中旬,我带着被盖行李、书籍和徐迟给我的诗的意见,随着湖北省委宣教系统的几百名工作队员,从武昌出发,第一天到当时的郧阳地区所在地十堰住了一晚,再从十堰到房县,在县城又住了一晚,第三天才到达房县羊峪公社新农村大队。我和省委驻新农村大队工作组组长胡佐才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我们的房东与我父亲差不多的年纪,老伴去世了,和儿子媳妇女儿与三个小孙女一起过日子。我在这家里住了一年,他们待我如亲人,虽然工作队成天学大寨,批资本主义思想,割资本主义尾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只是更加困窘。但是中国的农民,他们骨子里是善良忠厚勤劳吃苦的人,他们对党的政策不怀疑,对社会主义热爱,对我们工作队的作为除了拥护还是拥护。房东一家人,还有生产队的其他社员,对我这个年轻的工作队员十分关心关爱。我们吃派饭,轮到哪家,都是尽力拿出好吃的招待我们。他们穷,家里没粮食,就到亲戚家借一碗白面为我们烙张饼,把坛子里攒的准备换油盐的鸡蛋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他们自己,吃的是红薯藤煮包谷糁。我发烧生病了,他们背着我上医院,走几十里路到县城医院看望我,手巾里包着几个鸡蛋。工作队晚上开会晚了,房东大叔候在会议室外,点着火把接我回家。我们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砍掉房前屋后的树,限制社员饲养家禽,他们含泪杀掉山羊,砍掉多余的枣树。当我们结束了一年的路线教育任务离开时,全村人送到村口,依依不舍。

房县属于鄂西北,毗邻神农架。我在房县乡村扎扎实实一年的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对中国农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房县期间,我写了《堆金村,多么美好的名字》等十几首诗,这些诗写的都是治山治河和鄂西北山乡的农民生活,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痕迹。我记着徐迟的教诲,要有饱满的热情后再写,写得少而精。我写得少(一年才写十来首诗),但不精。

一年的路线教育工作队结束后,我回到原单位,继续当诗歌编辑,继续阅读,继续写诗,陆陆续续在《诗刊》、《解放军文艺》、《湖北日报》等报刊发了一些诗。从房县回到武汉,我就很难见到俆迟了。那时他很忙,到处釆访深入生活,不久写出了轰动文坛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在文革期间,有10年没发表作品,他的积累他的生活他的激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化成一篇篇脍炙人囗的文学作品井喷一般地爆发出来。

从鄂西北山里回到城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停留在房县的生活中,脑子里不断地出现那里的山那里的人那里的事,熟识的房东大叔、大妮子和那些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吃派饭的孩子。我心里在酝酿着什么,有一种冲动,要为我呆过一年的山村和那些善良忠厚的乡亲们写一组好诗。这种酝酿与冲动我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呵护着,不敢轻易动笔去写它表现它,生怕火候不到把它写夾生了。我等待着,寻找着那个突破囗的到来那个一瞬间灵感的闪现。1980年10月,编辑部给我一个月的创作假,我选好了去湖北英山县呆一段时间,住的地方是当时在英山县文化馆工作的诗人熊召政找的。10月3日,我父亲从乡下来,与我谈了乡下的一些情况。父亲走后,我突然想写诗,写乡村,写鄂西北的那个山村。3日到4日,我一口气写成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由《房东》、《大妮子》、《派饭》三首诗组成,有220余行。7日,我坐长途汽车到了英山,在出了姜天民、熊召政、刘醒龙三个作家的英山县文化馆楼上一间小房里,我改定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

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发表在《长江文艺》1981年2月号上,我日记中记载着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骆文在终审稿签上签的意见:“诗不错,同意用。”

《我忆念的山村》很快得到了诗坛和读者的认可,徐迟读过后,给我打了电话,说我在生活中终于有了大收获,还要继续。不久,北京湖北籍老诗人丁力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长江文艺》发表了易山(我发这组诗用的笔名)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是一组好诗,《诗刊》5月号将全部转载。丁力尚不知易山是我。时任《诗刊》副主编的邹荻帆也是湖北人,得知易山是我之后,写信给我,进行鼓励。不久,《文艺报》发表了著名诗评家张同吾的文章,称《我忆念的山村》是一组“刻划中国农民性格的力作”。

那时,全国性诗歌评奖已经停止。1983年初,《诗刊》杂志社举行1981—1982年优秀诗歌评奖,徐迟是评委之一,评委不集中,通过邮寄书面投票。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得了优秀作品奖。那天,《湖北日报》发了个小消息,编辑部同志表示祝贺之时,徐迟把电话打到编辑部了。徐迟在电话里首先祝贺我获奖,然后告诉我,他的那张选票只投了《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其他的诗他没读过,他不能乱投票,这组诗他读了,他觉得应该获奖。不久,我收到《诗刊》寄给我的获奖证书,证书十分精美小巧别致,没有公章,却有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四人的亲笔签名。

很快,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被收入各种选本出版,《中国新文艺大系诗歌卷》也收入此诗,我就被人们正式认为是个诗人了。我一直在写诗,整个八十年代是我写诗的狂热期,我每年在杂志报纸发表诗歌百余首。九十年代后我转向写小说散文,但每年还是要写十来首诗的。在诗坛,人们承认我是个诗人,是因为我写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是我的代表作。

1982年底,在徐迟的鼓励下,我编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取名为《歪扭的脚印》。我把诗集槁交给徐迟审阅,徐迟很快读完诗稿,并写了4条意见。徐迟在一张方格槁纸上写道:

1,反对用《歪扭的脚印》作诗集的题目。还不如用譬如《我忆念的山村》或别的要好得多。题目很重要。新华书店一看你的《歪扭的脚印》就顶多要500本,看是《我忆念的山村》可能到2000本。如有更好的题目,就可以印到5000或者10000了。

2,可否将你已经发表过的诗,若于首诗,再修改一次,使它们更好些,更光亮些?这再次加工是可以提高质量的。

3,你可以自己选定一下,初选的多些,复选的就少些,最后选一个定本,1500——2000行左右。出一个不太厚的本子。选定后,编个目录,再给我看一次。

4,可以考虑再写几首,然后1993年编定,这出诗集的事还是要严肃对待,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仔细地研读了徐迟的意见后,按照徐迟的意见对诗稿进行了认真的挑选与修改,最后选定了53首约1500行左右的诗,并将诗集定名为《我忆念的山村》。我将俢改选定后的诗稿送给俆迟。不几天,我收到徐迟的信及为诗集写的序言。信件如下:

益善:

集子看过,序文写起,你看看可用否?你有什么意见告诉我,可以再改。但是,序文只给集子用(如果可用的话),不再给刊物用,所以你不必给别人去看了。我现在不想在刊物上发东西。

排列次序,我意可以再研究一下,最好是按编年排列,即按历史的顺序编排,否则在《堆金村》等的后面,又出现《我忆念的山村》就似乎有点颠倒了。

这个意见,仅仅供你参考。

祝好!

迟 9.1

这是1983年的秋天,徐迟那时因为写了《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之后,名震全国,很多地方邀请他去写作釆访,许多单位请他去作报告,他自己的创作计划也很多,总之他很忙。但他在万忙之中,为我这个年轻的诗作者一次次读稿,提意见,细心辅导并很快为我的诗集写了序言,这是我永世不忘的教诲之恩。徐迟为诗集《我忆念的山村》写的序言:

刘益善同志给我看了他新编的诗集,欣然读了一遍。我还挑了我比较喜欢的几首,反复吟咏,感到快慰。

那年他到那个山村去,多少也跟我有一点关系。他可是受惠不浅,写出了很好的诗来,所以要给他写几句,作为诗集序,了却一桩心事。

他写诗的年头不多,从七九年算起,也不过几年。他的诗写得小,他的小诗写得很有一些诗味。这些诗有的仅只十几行,长一点的不过二十来行。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诗是较长的,但也都不算太长。

读者,包括我在内,虽然也喜欢长诗,但写得好的小诗会得到更多人的喜欢,生命力甚至更强一些。五言绝句是很小的诗了,日本的俳句只三句十七音更小了,还都比十六字令大一点儿。泰戈尔的诗,我看的是英译本,也极小极小。这些诗体,都有最好的诗,或机智富于哲理,或沉郁由血泪凝成。小诗未可厚非。然而现在写小诗的人可是并不很多。

益善同志的《月夜捕鱼》,“拉起一网月光”,非常动人;《小镇》,我读时觉得分外亲切。我还特别喜欢《浪尖上的阳光》,写着:

满江波浪

伸出无数的舌头,

在吞吃着阳光。

……

直到把最后的一缕

吞进肚里,

黑暗便临降。

阳光是吃得完的吗?

黎明到来,

……

阳光,是谁也吞不了的!

与宇宙共存,

在浪尖跳荡。

小诗概括的内容竟是这样宽广。本来我还可以举出别一些诗来,但在这里排目录并没有意思。

我想诗还是写得小一点好。这句话说得还很客气,本当说,诗是越精练越好的。虽然,大型史诗,宏伟而壮丽的诗篇更了不起。我们有一些诗人气派也大,热情澎湃,一写就是三五七千以至万行长诗。有人物,有情节,有矛盾展开,又有抒情篇章,令人回肠荡气,但也有较多是令人不忍卒读的。不论大诗小诗,只要是好诗,就能被人赞赏。精品就会传诵一时,神品更会久久地流传。不过好诗是不可多得的。

益善同志的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易懂。我虽赞成易懂,但也不喜欢那一览无余,易懂而乏味的诗,更不喜欢那种面目可憎的易懂。益善同志的诗,读起来是有回味的,很有一些诗给人深沉的疼痛。

在这本集子中间,很有一些诗是用痛苦的心情写成的。《我忆念的山村》就是一组痛苦的诗。这些诗丝毫也没有愤怒,因为一个人若自己做了蠢事,对自己是愤怒不起来的。人在苦痛之中也有捶打自己的胸口的动作,毕竟与搏斗对打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曾谆谆嘱咐我们,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之后,万万不可以用任何形式来剥夺农民。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可是犯了不少错误的,使我们的诗人面对这一切,而无能为力,只有“沉默不语,沉默不语”。应该让我们记得这样的山村。我们这样多的山村,以及平原上的村乡,都曾经遭受到这种剥夺,被剥夺到荒谬的程度。愚蠢了!世上少有的愚蠢呢!不过,确实不需要愤怒,我们的错误,我们自己会纠正过来。而当我写这序文时,到这本诗集出版时,到读者多年后还读到这些诗时,我们已经聪明得多了。我们已经改变了并刷新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和中国农村的面貌。人口八九亿的中国农民正在富裕起来,中国也正在富裕起来了。即使如此,或者正是因此,还可以让我们读读《我忆念的山村》,看看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1983年冬

1984年10月,我的第一本诗集《我忆念的山村》由徐迟作序,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资深编辑家邱祥凯担任责任编辑,印数5100册,由新华书店全国发行。当我拿着还散发油墨香味的样书去见徐迟时,徐迟微笑地看着我,我从他那双睿智明亮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慈爱,是对年轻人的无私关怀。我心里一热,当时认定:徐迟是我终生的老师。

三十多年过去了,徐迟给我的关爱我一时也未忘记。此生写诗,没有徐迟的扶持与教导,也可能没有《我忆念的山村》,也就没有我的这点诗名。

2015年1月2日武昌翠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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