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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领导哲学简论

2015-05-30艾新强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周易

艾新强

摘 要:《周易》是我国古代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其中蕴涵着深刻的领导哲学智慧。其中,“革故鼎新,与时偕行”,“朝乾夕惕,常怀忧惧”,“知柔知刚,刚柔相济”,“守位以仁、聚人以财”,“卑以自牧,厚德载物”,“作事谋始,用人尚贤”等方面所蕴含的领导哲学精华,对当今的领导者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周易》;领导哲学;革故鼎新;厚德载物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5.04.017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5)04-0086-07

《周易》是占卦之书,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儒家将其列为群经之首,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先秦儒、道、阴阳等学派的主要源头。学术界普遍认为,“易”有三义:变易、简易、不易。变易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更新;简易是指愈伟大的哲理愈像天地那样简明平易,便于人们掌握运用;不易是说大千世界不管如何变化,其中总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周易》的要旨,就是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作为人生和社会的指导。人们只有掌握了“不易”的普遍规律,通晓“简易”的道理,有善于“变易”的本领,处事理政方能得心应手,臻于化境,故也有人称之为“帝王之学”。它自问世以来,以其博大精深的哲学智慧滋润着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并启迪着许多治国安邦者的政治智慧。时至今日,《周易》所蕴涵的领导哲学精华对当今的领导者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革故鼎新,“与时偕行”

《周易》认为,世界万物无时无刻都处在变化之中。《彖辞·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存在着阴阳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面,即《系辞上》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双方相感、相摩、相荡,才化生了万物:“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正是这种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生、既排斥又吸引的关系,才推动了自然界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事物变化的源泉和普遍法则。领导者只有掌握了这个法则及其变化规律,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处理各种矛盾,促进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和转化。

《周易》还认为,事物的变化具有日日更新的特点,新东西层出不穷,永无止境。《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基于这种认识,《周易》主张人们为政治国应当遵循阴阳变易的普遍法则,《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里的“穷”,就是极端、顶点之意。大意是说,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变化;只有经过变化,事物的发展才不会停滞,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有发展前途。因此,领导者应当顺应时势要求和百姓意愿,积极地革故鼎新,除旧布新,切莫消极僵化。《彖辞·革卦》:“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变革得当,悔恨自然消除,天地不断循环才形成四季;商汤、武王推翻夏桀、商纣的革命,都是上顺天道、下应人心的正义之举,因而变革实在伟大啊!历史上的杰出领导者无不像《系辞下》所说的“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领导者只有善于变革、变通,才能真正做好领导工作,使领导艺术达到《系辞上》所说的“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的“神通”境界。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周易》明确提出了革故鼎新的重要观点,并进而就如何革故鼎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便是“革故鼎新”这一成语的最早出处,其要义就是破旧立新。然而,破旧立新绝不是无知盲动,率意而为,必须掌握好如下几个原则才能取得成功。

第一,“顺天”而行。“顺天”,就是遵循天地万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彖辞·大有卦》:“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做事顺应天地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才会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系辞上》:“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文言·乾卦》还特别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贤哲之人行事尚且要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去做工作,何况一般的人呢?“汤武革命”,顺天而应人,把革命归结为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因此,变通、变革必须顺天,即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去行事,才能取得好的结果。

第二,“趋时”而变。《周易》认为,大自然和社会的生生不息、变化日新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都是在一定的“时”下实现的。这个“时”,是指时代、时势、时机,其中既有天时,也有人时。一切变革都要随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因此,一切变革者都必须学会审时度势,认清变革的时势和根据,才能因势利导,取得成功。《系辞下》:“变通者,趋时也。”那么,如何趋时而变呢?《周易》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与时偕行。时代、时势不断发展、变化。人们要跟上时代步伐,与时俱进,顺时而变,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文言·乾卦》:“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其义就是勤奋努力,与时俱进。《彖辞·艮卦》还进一步强调:“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彖辞·蒙卦》:“以亨行,时中也。” 行止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必须掌握恰当的时机。动静都合乎时,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因时制宜,见机而作。即善于捕捉时机,利用机遇,掌握火候。《系辞下》:“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文言·乾卦》:“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以存义也。”《周易》反复强调要把握好变革的时机。在条件不成熟时,绝不能轻举妄动。《革卦》初九爻辞:“巩用黄牛之革。”初期只能用中顺之道巩固,而不能轻易变革。一旦时机成熟,就是《象辞·革卦》所说的“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即抓住时机及时变革,才能取得成功。而在条件不利时,要如《系辞下》所说的“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管仲也有趋时而行的思想,《管子·枢言》说:“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可见,时机对事业尤其是变革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顺乎民心。《周易》认为,变易、变通的目的是“以利天下”、“万民以济”[1]374,即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利益。显然,变革是否满足天下百姓的愿望,是否符合天下百姓的利益,是否取得天下百姓的理解,是变易成败的关键。所以,《周易》在主张变革顺天、趋时的同时,还强调应乎人,即变革要顺应天下百姓的心愿,符合他们的利益,《系辞上》:“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领导者要掌握天下人的思想动态,确定所要从事的变革是否得当,判定天下的疑问和得失。《系辞上》强调“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即要了解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还要洞察天下百姓的愿望和行为动机。《观卦》讲述了君王巡视邦国,观察民情,以便决策的过程。其九五爻辞:“观我生,君子无咎。”上九爻辞:“观其生,君子无咎。”先观察亲族之意愿,再观察其他部族的意愿,摸清全面情况,再下决心从事变革,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信任和拥护,取得变革的成功。

二、“朝乾夕惕”,常怀忧患

《周易》的作者具有十分突出的忧患意识,其六十四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忧患以及如何解脱忧患、趋吉避凶的主线。在其诸多爻辞中,“亨、利、吉、吝、厉、悔、咎、凶”之类的字眼频繁出现,提醒世人当牢固树立朝乾夕惕的忧患意识,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正是看到这一点,《系辞下》作者才发出了喟叹:“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不仅如此,《乾卦》九三爻辞还明确指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有才德的君子始终是白天勤奋努力,夜晚戒惧反省,虽然处境艰难,但终究没有灾难。

《周易》认为,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依相伴、互相转化的。《系辞下》:“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常怀忧患意识,提高警惕,未雨绸缪,虽危能安;而在太平之日,忘记危亡,往往招致倾覆之灾。顺境之中的懈怠,恰恰就埋藏下了导向危厉之局的阶梯。类似的意思,老子在《道德经·五十八章》中也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周易》的作者深知这一祸福、安危、治乱相互转化的规律,《系辞下》告诫世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今日之危、亡、乱是从昔日平安、生存、大治的局面中转化而来的。因此,明智的领导者,必须始终保持着战战兢兢的谨慎态度,才能保有自己身家性命的平安无事,才会有国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居安思危,治而虑乱,尤其要注意防患于大功告成之时。《象辞·既济卦》:“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水在上而下流,火在下而上燃,是为水火既济,象征着大功告成。而在大功告成之际,人们最容易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从而产生松懈心理,以为忧患已过,万事大吉了。这种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周易》告诫世人,越是在大功告成之际,越要高度警惕自己懈怠心理的滋长,越发应当保持深度的忧患之心,思患而预防,不然,就会造成灾难的降临。如明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夺取了政权,但新政权的上层人物腐化堕落,对关外的满清势力疏于防范,结果被满清军队打败,政权易手。再如巴黎公社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只是忙于政权内部建设,却置北方阿道夫·梯也尔反动势力于不顾,结果使革命归于失败,政权得而复失。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们都深明此理,熟读古代经典、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毛泽东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深知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时,大家的思想极易懈怠,极易腐化,有必要提醒大家朝乾夕惕、居安思危,于是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发出了“我们不当李自成”的铿锵誓言,为新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刚柔互补,宽猛相济

刚柔问题,是《周易》中十分重要的问题。《系辞下》:“乾坤,其《易》之门耶。”刚和柔分别是天与地、乾与坤各自所固有的德性。乾为天为阳,其德性为刚,象征刚强、进取;坤为地为阴,其德性为柔,象征柔顺、宽容。《周易》对乾坤的刚和柔之德性进行了阐述,《彖辞·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保合太和,乃利贞。”天的功能是万物资之以生,永远生生不息,向前发展。人类正应当效法乾德,不断发奋进取,永不停息。所以,《象辞·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对坤柔,《象辞·坤卦》评价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地宽厚无比,生息、负载万物,它含容、广阔、远大,使万物各得其所。人类应当取法坤德,以深厚的德行包容、承载万物。《周易》不仅阐述了乾坤的刚柔德性,还揭示了刚和柔的辩证关系。《大过卦》卦辞:“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大过”,从字面上理解,是“阳刚大为过度”的意思。该卦四阳爻在中间,两阴爻在头尾,中间过强,两头太弱,然而栋梁是着力于两头的,柔弱的两头不胜重压,以致栋梁弯曲,呈现危象,房子要倒塌了。这时必须有所前往,也就是有所作为,采取措施,调整阴阳强弱,才能转危为安。九四爻辞:“栋隆,吉;有它,吝。”九四阳爻居阴位,刚柔相济,就像屋梁厚实稳重,能承重负,不会出现弯曲断裂的危险,所以可获吉祥。九四爻与阴柔的初六爻有应,如果再趋下应初六爻,则将过柔,而失其厚实稳重之质,也有屈挠之忧,所以也有点遗憾。九五爻辞:“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九五以阳爻上比上六柔弱衰极之阴爻,就像枯杨开岀新花,老妇配得壮夫,勉强可见阴阳调和,可无咎害。但是因为花开不能久,所以有对偶不相配之憾,所以无可称誉。通过《大过卦》的卦爻辞,《周易》昭示人们,阴阳、刚柔双方相配得当,能促进事物的顺利发展,一方过强、过盛,而另一方过弱、过衰,就会有碍事物的发展。对此,《周易》还有更明确的论述,《系辞下》:“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 《彖辞·恒卦》:“刚上而柔下,风雷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象辞·解卦》:“刚柔之际,亦无咎也。”这些论述的基本要义就是阴阳相互结合,刚柔相济,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化育万物,才能没有灾祸。

《周易》所阐述的这种刚柔相济思想,既是一种优秀的的领导品格,也是“内圣外王”的具体体现。《黄石公三略·上略》指出:“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刚与柔是领导者必备的两大基本品格,缺一不可。刚是立身之本,没有刚正不阿、勇猛果敢、坚定不移的顽强意志,就无法兴利除弊、惩恶止奸、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无法取得事业的成功。柔是养性之基,只有具备柔的品性,具有豁达大度、包容万物、谦恭谨慎、不骄不躁的品格,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刚不及而柔过之则失威,柔不及而刚过之则失众。能够做到“知微知彰,知柔知刚”[1]381,能圆能方,能退能进,能弱能强,刚柔兼备、刚柔适度的领导者,才是高明的领导者。只有这样的领导者,才是“内圣外王”的领导者。

《周易》的刚柔相济思想也是一种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周易》十分重视德治,《系辞上》强调“崇德而广业”。《系辞下》还特别阐述了履、谦、复等卦在“崇德”方面的作用:“《履》,德之基也;《谦》,德之秉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在强调德治的同时,《周易》并未忽视法治的作用,其六十四卦中就有《讼卦》这个诉讼专卦。《象辞·噬嗑》还说:“电雷,噬嗑。先王以明罚勑法。”下卦为震为雷,上卦为离为电,雷电交合是噬嗑卦的卦象。先王取法威风凛凛的雷、照彻幽隐的电,思以严明治政,从而明察其刑罚,修正其法律。显然,《周易》主张德法结合、德主刑辅。这种德法结合的思想,后来为孔子所继承和发展。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孔子称赞子产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套宽猛相济、德威并重的治国方略及为政之方,无疑是刚柔并济主张在治国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种思想为西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提供了一条治国良策。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之一,即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也是这种治国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弘扬。

四、以仁守位,以财聚人

人们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才能收服民心呢?《系辞下》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天地的最大功德是化生万物,圣人的最大宝物是权位,要守住执政地位,就必须用仁义之行去赢取众望所归,用物质财富来生息万民,凝聚人心。同时,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须保持清明,使百姓能够遵守法纪,安居乐业。这样,社会就能安定,政权就能巩固。为了赢得民心,《周易》提出了一整套仁政措施。

一是“咸临”感化,“振民育德”。《周易》认为,要赢得民心归服,不能采取简单的强硬手段去压服,而应采用柔性手段去感化。《临卦》初九爻:“咸临,贞吉。”以感化的政策待民,治道才贞正,才会吉祥如意。上六爻:“敦临,吉,无咎。”以温柔敦厚之心对待民众,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难,容忍他们的过失,这样才能大吉大利,没有灾祸。六三爻:“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这里的“甘”音义都是钳,其意是说,用钳制和高压政策统治民众,不会得到好的结果。若能忧惧改过,才不会有灾祸。对此,老子也有同样深刻的认识,《老子·二十三章》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实现了国富兵强,最后消灭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但秦王朝建立后,继续沿着严刑峻法的治国道路走下去,百姓动辄得咎,致使囹圄人满为患,赭衣塞路,逼得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随之寿终正寝。这表明,实行暴力政治,必然丧失人心,不会有好的结局。而唯有实施符合人性的领导方法,才能有效赢得民心,从而使政权得以巩固。

《周易》反对高压政策,而倡导感化政策,特别是推崇教化方略。《彖辞·贲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圣人注重观察社会人文现象,用以教化天下百姓,促成大治。《象辞·临卦》:“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此卦象是泽水之上有陆地,泽水与陆地相临无间,土是宽厚的,水是柔顺的,二者相亲相待。君子应效法临卦之德,像泽水与陆地那样上下互相临近,永远教化、容纳和保护民众。《周易》还提出了教化民众的方法。《象辞·蛊卦》:“君子以振民育德。”即用德教振起万民,培育民众的道德风尚。《周易》认为,振民育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领导者要在德行上率先垂范。《彖辞·兑卦》:“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领导者对外谦柔恭顺,做事顺乎天道人心,老百姓就会欢迎他。领导者能够吃苦在前,以身作则,那么民众也会忘却一切劳苦艰辛;在艰险危难之时,领导者能够以身率下,甘冒险难,民众就会忘记死亡的危险。领导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其教化就会使民众心悦诚服。如此以“德”教育、感化民众,社会就会安定有序、和平安定了。正如《彖辞·咸卦》所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二是施政易简,“明慎用刑”。《周易》认为,好的领导者不仅要善待民众、教思无穷,还应为政易简上。《系辞上》:“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施政平易,就便于了解,便于遵行,就会使百姓亲附,就能取得功效。百姓亲附,就能保持长久,就能壮大,就能体现领导者的高尚品德,就能成就伟大事业。《周易》为政简易的要义就是施政要宽简,不要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没完没了地干涉和折腾百姓。《淮南子·览冥训》显然继承了《周易》这一观点,也指出:“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这种为政简易的思想,为我国封建社会不少明智的执政者所重视。如汉初的统治者汲取秦王朝实施暴政苛法造成二世而亡的教训,提出了约法省禁,轻徭薄赋,偃武修文,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展了生产,增加了人口,促进了社会安定,最终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文景之治”。《周易》为政简易在法治上的表现就是“明慎用刑”,即在断狱行刑中也要体现人本精神。这是其仁德之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彖辞·旅卦》:“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卦的卦象是山上有火,洞照幽隐。领导者观此卦象,就要明察刑狱,既不能滥施刑罚,又不能延宕滞留。《彖辞·豫卦》:“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请而民服。”领导者知道按天地运行的法则行事,使刑法清明公正,这样天下百姓就会心悦诚服。《周易》还认为,实行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遏恶扬善”[1]83。因此,《周易》主张惩教结合,对那些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人,而对那些弃恶从善、改过自新的人要“赦过宥罪”[1]215。宽容赦免,明慎用刑,初步具有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因素。许多历史事实表明,只有推行这种政治,才能有效地赢得百姓之心,巩固执政基础。

三是尚财重富,蓄物聚财。《周易》认为,财富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的作用。《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崇高莫大乎富贵”。把让百姓富裕起来称作大业,能使财富不断增长称为盛德。把追求财富、生产财富看成是崇高的事业,是人间正道。因为“物畜然后可养”,“物大然后可观”,“物畜然后有礼”[1]406—407。有了充分的财富储备,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物质财富充裕了,才能实现礼治。《管子·牧民》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个论断同《周易》的重财思想的旨趣异曲同工,都是把财富视为治理百姓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基于对财富重要性的认识,《周易》提出了帮助百姓增加收入的三点主张。(1)发展经济。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里,农耕乃国运所系、民命所系,因而《周易》十分重视农业,它提倡开荒种粮,反对不劳而获,即“不耕获,未富也”,主张按时节种植各种农作物,即“以茂对时育万物”[1]138—139。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顾工商业的发展。《系辞上》:“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领导者要重视组织人力加工制造各种器具,以供天下之用,为人们的生产带来便利,以实现富有之大业。发展商业也是《周易》追求富有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还主张发展交通业:“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周易》这种重视发展经济,为天下百姓谋取物质利益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为后世开明政治家冲破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樊篱,大胆推行发展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武器。(2)损上益下。《彖辞·益卦》:“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这段话的要旨在于,减轻对老百姓的剥削,使统治者的财富稍减,老百姓的财富有所增加。这样做,广大民众当然会非常高兴,所以叫“民说无疆”。由此赢得了民心,给社会安定、国家大治带来了光明,所以称“其道大光”。这种思想成了我国古代养民、裕民、富民政策的理论基础,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3)裒多益寡。《彖辞·谦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象辞·损卦》:“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领导者应善于取多余以补不足,衡量财富的多少以平均施受于人。同时在一定的情势下要削减富者、强者的财富,增加贫者、弱者的收益。这种均富思想,在生产力落后、贫富之间差距太大的情况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能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平均主义。

五、“卑以自牧”,“厚德载物”

《文言·乾卦》强调,领导者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进德修业”。因为从责任与素质的关系来说,其德能与使命不相称,干起事情来就会力不从心,甚至把事业搞垮,如《系辞下》所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从执政者的影响来说,君正臣才能正,君臣正百姓才能正,“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从领导职能的角度讲,素质不高就难以守业建业。《系辞下》认为,领导者要实现“圣德大业”的目标,必须具备仁、义的品德,并从理财以聚人、正辞以服人、禁民为非以约束人三个方面来体现。这些能力和本领职能从加强修养和锻炼中得来。所以领导者要效法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通过加强修养,提高素质,努力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境界[1]13—14。这些观点后来被儒家发展成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

《周易》论述领导者素质和修养的内容很多,但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谦虚谨慎。这是领导者必备的美德。《象辞·咸卦》:“天道盈亏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象辞·谦卦》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说的都是领导者要以谦逊为怀,努力做到才高而不自许,德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名高而不自誉,为高而不自傲。老子也有类似观点,他辩证地认为,大道“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所以,君子也应该自谦。自谦的表现是不自大,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还进一步指出自谦的好处,不自大反而能成其大,不自见反而能明,不自是反而能彰,不自伐反而有功,不自矜反而能长。老子的这一思想十分深刻,对当时及后世的领导者加强自身修养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周易》还认为,领导者还应该言行谨慎,这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他们所领导的人民和所从事的事业。《系辞上》:“言出乎身,加乎民;行法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二是宠辱不惊。《文言·乾卦》说,领导者应该“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有“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世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 等不求个人名利,坚持原则立场的品质。在国家政治不清明的时候,不贪恋禄位,“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1]73。

三是防微杜渐。实践证明,一切坏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系辞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如果不幸犯了错误,则要勇于改正。《象辞·益卦》:“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六、“作事谋始”,用人“尚贤”

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周易》对领导决策也十分重视,《彖辞·讼卦》强调凡事要事先谋划,即“君子以作事谋始” 。讼卦上卦为乾为天,下卦为坎为水,天水隔绝,流向相背,事理乖舛。君子要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在谋事之初就要慎之又慎。《文言·乾卦》认为,事先应充分预测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防止盲目轻率,好大喜功。如果“知进而不知退,只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即以为事业只会发展不会衰败,只会存在不会消亡,只会胜利不会失败,那就非失败不可。《系辞上》强调决策要善于保守机密,“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慎重决策和善于保守决策机密,都是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的问题。

用人历来是关系国家社稷之治乱兴衰的根本问题,也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在这方面,《彖辞·颐卦》主张“尚贤”,认为执政者要效法“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彖辞·师卦》告诫:“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彖辞·泰卦》认为,只有用贤杜佞,才会形成“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良好局面。

总之,《周易》中顺天应民、趋时而行、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朝乾夕惕”、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刚柔互补、宽猛相济的理政艺术,以仁守位、以财聚人的领导方略,“卑以自牧”、“厚德载物”的领导修养主张,以及“作事谋始”、用人尚贤思想,都是远古先民领导经验智慧的总结,是他们对执政规律、领导修养规律的理性思考。只要剥去其神秘玄奥的外衣,都有其不容否认的恒久价值,也为历代执政实践所证实,因而也需要当代的领导者所谨记、所实践,并使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徐子宏.周易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陈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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