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闰彩霞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从理论、发展、建构三维度入手。理论维度是指导，发展维度是基础，建构维度是关键，三者辩证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实践活动。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维度；发展维度；建构维度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5.04.00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5）04-0021-07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以及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而逐步形成和开创的。这条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在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中国要想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除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别无其它道路可选择。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维度是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理论不仅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是实践活动取得成功的保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经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的艰苦奋斗探索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果。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为探寻救国图存、伟大复兴的道路而抛头颅、洒热血，最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继而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征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并在这面旗帜引领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奋斗和比较的必然结果。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3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3]在社会主义中国，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而不是在其它什么旗帜的引领下，才能够最广泛地、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同样，也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真正解决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发展前途以及命运方向问题。“我们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4]419。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无不归功于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时指出，我们要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

（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得以不断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用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就会走弯路，甚至失败。“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在具体应用上，在不同的国家各不相同”[6]274—27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3]9。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否则，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步履维艰。但是，也要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213。“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7]282—283，就有可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以，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坚持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继往开来，成为光明之道、正义之道、辉煌之道。

（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首。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与长期性，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邓小平曾强调，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关系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改变性质，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8]333。从这一层面看，党和国家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完成，不仅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思想指导，而且要有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作为路径选择，更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作为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9]。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10]。其优势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8]128。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发展、完善与创新，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后盾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但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统一起来，而且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具体制度有机结合统一起来，还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层面的多元民主制度与社会发展层面的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统一起来。这些不同层次的制度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它们巩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座雄伟大厦的根基。因此，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这不仅体现在它的先进性上，而且体现在其根本性上。“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制度的优越性”[2]256。当前，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强有力地保证我们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也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注入更多的动力、活力与能量，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过程中得出的一个基本原则与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三位一体的整体发展”[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它们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这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指南、坚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发展作为主题，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以及和平发展的价值理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牢牢抓住发展这条主线，坚定不移走协调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利益整合与均衡的和谐发展之路、合作共赢与包容开放的和平发展之路。

（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协调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致力于传统发展理念与模式向科学发展理念与模式转变的探索之路。党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和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它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尤其是将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整体目标诉求。正如马克思所言，“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12]。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导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协调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具体来看，就是通过顶层设计将各项工作和任务真正落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在新阶段，就是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不断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开放包容与自主创新、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道路的形成。这条发展道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为依据，不断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共同发展，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发展格局。习近平指出，只有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持续、快速、健康，才能实现包容性之长治久安发展。这就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即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与进步道路，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发展要求。

（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利益整合与均衡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利益结构尚未打破，新的结构尚待建立，各种不稳定因素逐步增加。所以，“要不断加强统筹协调，提高处理应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能力”[1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和谐”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并强调指出当前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就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的、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由此，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把握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问题，不断推进利益整合与均衡的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要坚持以人为本。一切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就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政府脱离人民，公信力就会下降，也必然消解政府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14]。尤其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激发全体社会的创造活力，积极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广泛发扬民主，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参与渠道，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15]。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高度重视和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社会急剧转型与现代化加速推进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要积极适应我国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体的利益，抓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16]532。

（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合作共赢与包容开放的和平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致力于世界和谐的和平发展之路。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16]430这一和平发展之路对内实现安定与有序，对外实现合作与共赢。具体看来，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主动地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建设，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发展思想的三个基本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这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要义。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从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是目的所在，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是动力，是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强有力杠杆；稳定是前提，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保证。在三者关系的处理中，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推改革、保稳定，推进各利益主体协同治理、共管共治、责任共担。另一方面“要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谋求和谐共赢”[16]760，尤其是坚持包容性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中方愿同各方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平等合作、共同发展……实现世界经济持续协调发展”[17]。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不能离开世界，同样，世界的繁荣、发展与稳定也需要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坚持走和平崛起与包容开放之路，这条道路有助于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构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构维度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实践，包括探索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传统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汇融合等实践。

（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建构

中国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传统思想的洗礼，宗族观念、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等残余思想浸入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固化成整个社会运行的机理，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以人身依附为条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皇帝的独尊为特征的专制皇权主义和以儒家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机制的固有格局[18]。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不断用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新观念取代旧思想、旧理论、旧文化、旧观念，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法治社会。

一要破除宗族观念，树立法制理念。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不断解放思想，推进文化创新，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传统的宗法社会逐渐向现代法制社会转变。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19]51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部署，开启了法治建设新篇章。二要打破等级格局，保障权利平等。等级森严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所在。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必须打破旧的体制与格局，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尤其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29。三要摒弃封闭僵化，坚持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打破僵化的思想观念、封闭的社会结构，不断增加社会交往与流动、区域沟通与合作。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推动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断探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迈进的改革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指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不存在姓资与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2]148。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8]236。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深化发展与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并将其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也由“补充”、“组成部分”发展到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当前，深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进程，更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7]534。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2]364，这就要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坚持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相结合，坚持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相结合，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具体看来，就是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3]80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所在。因此，“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建构，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3]17。进一步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与市场作用双效能最优化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20]。尤其是要充分释放市场社会活力与动力，推进“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活力”三者有机统一、辩证发展。

（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推动传统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建构

一要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3]22。“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是在我们党执政以后才成为事实，这是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7]267。因此，在政权组织与设计上，要坚持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的“议行合一”制度，摆脱“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形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4]28。我们必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努力建设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19]356，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水平。

二要全面贯彻和践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执政领域，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断健全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不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在行政领域，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推进“统治”、“管制”向“治理”转变。统治型与管制型政府强调人治，治理型政府强调法治。两相比较，法治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人治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要求权力的适当分权与制衡，人治希望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法治要求大力加强司法建设与社会建设，人治希望架设更多政府部门。很显然，当前，我们不能再按照以前人治思维、统治思维、强制思维治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以及经济文化事业[21]。

三要不断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与丰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具体而言，在政党制度上，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政体上，要发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在民族政策上，要建立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基层民主自治上，要建立健全城乡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这四个层面相互促进，内在统一，都是中国人民的首创，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鲜明中国特色。此外，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汇融合格局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一条不断探索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汇融合之路。这条道路充分借鉴吸取“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的经验与教训，开辟了一条“互为借鉴、共同发展”的一体多元文化发展模式，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包容精神。当前，世界是多元发展的，各国文明是并存进步的。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尊重世界文明和文化多样性，坚定不移走包容并蓄的文明发展之路。

一要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不断推进文化改革与建设，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促进文化自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血脉”，也不能没有“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引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时代与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完整思想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

二要尊重世界多样文明以及文化多元化、多样性。各国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7]523。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是民族身份的重要象征。我们应该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22]。面对 “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论调鼓吹西方文明优越性、贬低与指责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现象，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判断：肯定文明之间的差异，不以一种文明入侵另一种文明，各种文明相互学习与借鉴；承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努力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各民族无论大小，其民族文化值得尊重，要在文化交流中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繁荣与发展。

三要坚定不移走包容并蓄的文化发展之路。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7]522。积极吸取传统文化的宝贵精华并加以发扬光大，既保持民族性又蕴含现代性，使之成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生命线与纽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良好品质，也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尤其要努力践行包容性文化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需要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19]124。同样，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维度、发展维度以及建构维度架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径脉络。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又共同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宏伟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是历史的抉择，也是人民的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这条道路是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它不仅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且打破了现代化模式的“西方构想”，是一种新型现代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6]列宁.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

[7]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叶庆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三）[J].科学社会主义，2011（5）.

[1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01）.

[11]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5）.

[1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1.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105.

[14]刘涛，范明英.协同治理变革的动力转化：基于“能量”耗散聚合的分析维度[J].湖北社会科学，2015（1）.

[15]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7.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7]胡锦涛.同心协力 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18]黄文艺.论中国法律发展研究的两大范式[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3）.

[19]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刘涛，范明英.市场决定性作用下政府职能权能的归位与定位[J].云南社会科学，2015（1）.

[21]刘涛，范明英.以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路径[J].领导科学，2014（12月上）.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53.

责任编辑：顾榕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