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

摘 要：习近平“四个全面”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滋养下形成的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代内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汲取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

关键词：“四个全面”；哲学意蕴；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5.04.005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5）04-0028-05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到“四个全面”思想，即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1]。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当前中国“实事”最准确的把握。此后，“四个全面”思想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并提升为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四个全面”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

一、“四个全面”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四个全面”思想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作出了科学总结，对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

（一）遵循实践决定认识原理，从国情出发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还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四个全面”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治国理政新实践、总结中国建设新经验、针对中国发展新问题提出来的，是从我国人民群众发展现实新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郑重提出的。针对我国目前总体上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的现实，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针对改革不到位，改革动力不足、活力不够等问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系统；针对执法和司法公信力不足、法治推进较慢等问题，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系统；针对新时期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的巨大挑战与考验，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调控系统。由此可见，“四个全面”思想既是党对过去建设实践正确的经验总结，又是对未来建设实践提供的正确理论指导，并将在继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正是由于“四个全面”思想遵循了实践决定认识的原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一经提出便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二）秉承认识发展规律，探寻不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表现出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认识发展的无限性特征。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认识，也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形成比较科学的理论。“四个全面”思想的最终完整提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面”，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一字之差，却体现了党对社会发展状况的精准把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我国的法治状况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 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1]至此，“四个全面”思想正式形成。最初，“四个全面”是作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任务以及解决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的举措而提出来的。2015年2月初，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首次把“四个全面”定位于党中央的战略布局。由此可见，“四个全面”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不断探索，而且，这一探索还要继续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

（三）坚持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为民造福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必须遵循两种尺度的统一，即坚持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真理，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客观规律性，同时又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目标出发，人民才能有效地影响和改造对象世界，实现预期的实践目标或价值追求。“四个全面”思想坚持了“两种尺度”有机统一的原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价值目标，其真理性和价值性都体现在了“全面”上，其覆盖人群之全面，乃“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覆盖领域之全面，体现为“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而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同时，每个人的发展也要求是全面的，更加关注并努力满足中国十几亿人口特别是普通人的多方面发展需要。这样的奋斗目标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基础上的，是人民群众热烈期盼和全力支持的，是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不懈努力能够较快实现的合理目标追求。其他三个“全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全面深化改革以继续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势头为出发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落脚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出发点，以保障人民全面享有公平、正义为落脚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以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其凝聚力、战斗力为出发点，以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落脚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政治保证。 “四个全面”思想正好形成一个稳定的锥形结构，在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完美统一中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四个全面”思想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是党“哲学的根据”。习近平于201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3]。“四个全面”思想是党在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得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确的指导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当代反映。

（一）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直面“中国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但是在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矛盾都凸显了出来，进入了矛盾突发期。“四个全面”思想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立足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提出来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民群众对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出的强烈呼声，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分别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动力支持、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四个全面”思想的提出本身就彰显了党的问题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精神。习近平指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是客观、普遍存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也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勇于直面“中国问题”，面对这些“发展的困惑”和“成长的烦恼”，绝不回避、不掩盖，而是敢于、勇于、善于借助对这些矛盾的发现、分析、解决来打开工作局面，从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二）遵从人民创造历史观点，提升群众“获得感”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现阶段，习近平继续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四个全面”思想生动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有助于提升群众“获得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群众“获得感”更加现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海市蜃楼，而是为全体人民可触、可感、可盼的真实目标。具体而言就是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不断扩大的人民民主、不断丰富的文化生活、不断改善的社会环境和不断回归的碧水蓝天。全面深化改革，让群众“获得感”更有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6]，为百姓创造更多财富和收益；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公平正义阳光普照；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让群众“获得感”找到主心骨。全面依法治国，让群众“获得感”更具保障。只有加大依法治国力度，以法治笼头遏制权力任性，才能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 为群众“获得感”保驾护航。全面从严治党，让群众“获得感”更具底气。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一个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毫无个人利益追求的党才能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铁的政党，让群众“获得感”更具底气。

（三）谨记辩证历史决定论，“打铁还需自身硬”

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的高度统一过程，强调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接力奋斗，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又使自身在实践中由一个幼小的党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党。正如习近平同志总结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就是党的主观能动性在辩证历史决定论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英勇不屈的革命奋斗、迎难而上的建设探索、锐意进取的改革创新让历史发展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今后，还将因为中国共产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继续青睐于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尤其注重学习、尤其懂得反省、尤其强调自律的党。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针对党情、国情、世情变化呈现出的严峻挑战而提出的。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也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有义务、有决心、有信心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切实提高党治国理政、拒腐防变的能力，让人民的选择不后悔，让党的基业世代相传。

三、“四个全面”思想充分汲取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最完备、最深刻、最科学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四个全面”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滋养下，充分汲取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当前中国发展的辩证法。

（一）把握普遍联系的观点，注重总体谋划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7]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它要求我们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时，自觉坚持全面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避免片面性和走极端。“四个全面”思想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它与其他矛盾之间、“四个全面”之间以及每一个“全面”内部要素之间都是普遍联系的。首先，”四个全面”思想是站在治国理政的全局总体谋划的结果，是对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根本问题、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的准确凝练，是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其次，“四个全面”思想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先行，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工具依托，以全面依法治国为制度保障，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政治保证；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提升战略，要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有魄力、有智慧冲破各种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同时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就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法制的框架下展开；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构成和制度保障，同时内含了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及依规管党、治党的内容；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基础和根本，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而党要担负起此重任，必须先把党自身治好管好，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又是检验全面从严治党的平台，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如何，就看我们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实效性如何。“四个全面”思想就这样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

（二）运用主次矛盾原理，善于牵住“牛鼻子”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告诉我们，事物作为一个矛盾体，是由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构成的，而同一矛盾又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又是一个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正确认识和把握规律，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联系，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也即坚持全局与重点的统一。“四个全面”思想是站在治国理政的全局提出来的，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8]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四个全面”思想就是我们打开工作局面的“牛鼻子”，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9]。“四个全面”思想的每个内在要素，也不是完全处在等同和并列位置，在各自的系统中也有工作的侧重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诸要素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始终是整个目标体系中的重点，只有这个目标实现了，才能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良好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所有改革起着牵引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各个方面。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三）遵照永恒发展观点，且行且思且进

恩格斯在谈到唯物辩证法的过程论时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于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10]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这样一个把握时代脉搏、顺时而动的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要着重处理好的十对主要矛盾，写成《论十大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领导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并部署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框架；20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要求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了“十个结合”，深入总结了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2014年12月，习近平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由此可见，党的理论观点从来都没有固化，而是始终坚持事物永恒发展的观点、实践的观点，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为转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四个全面”思想正是我们党遵照唯物辩证法永恒发展的观点，面对风云变幻的世情和深刻变化的国情、党情且行且思的理论总结。同时，“四个全面”思想也是一个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四个全面”又会相互转化、略有侧重。比如，在改革不突破发展就无法前进时，寻求改革突破就成为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在法治不足以保护改革、固化发展成果时，加强法治建设就成为这个阶段必须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总之，不能以机械的、固定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看问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 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4-12-15（01）.

[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3]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EB/OL].（2013-12-05）[2015-06-11].http：//news.sina.com.cn/0/2013-12-05/081028891674.shtml.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04.

[5]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6]韩振峰.“四个全面”统一于实现中国梦全过程[J].党建，2015（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5（01）.

[9]本报评论员.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N].人民日报，2015-02-25（01）.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7—338.

责任编辑：顾榕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