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阳

[摘 要]后殖民理论批评家萨义德多年来执着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笔者认为，萨义德的特殊身份让他在美国学术界显得格格不入，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独特见解又让我们重新认识和了解了后殖民批评理论。

[关键词]萨义德；知识分子；巴勒斯坦解放运动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4.189

1 前 言

后殖民批评理论“三剑客”之一的萨义德（1935—2003）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之一，国际知名的重量级学者，为美国学术界引入欧陆理论及另类观点。萨义德著作等身，其著名的《东方学》（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成为后殖民批判理论自觉和成熟的标志。在政治上，他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特立独行的勇气，言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而第三世界的背景又使他对于研究对象有着异乎英美学术主流的角度和关怀。作为有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分子，他与真正的主流的理论家相比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

在《认同·权威·自由：君主与旅人》中，萨义德提到自己的三重身份：“我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个美国人，这所赋予我的双重角度即使称不上诡异，但至少是古怪的。此外，我当然是个学院人士。这些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因此，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1] 1999年，萨义德出版了《萨义德回忆录：格格不入》，他在这本书中记述了一段基本已不可复返的过去——巴勒斯坦如今是以色列；黎巴嫩历经二十年内乱，面目全非；殖民地、君主制的埃及在1952年消失。萨义德是阿拉伯人却为基督教徒，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持美国护照，加上他始终拿不定自己的母语是阿拉伯语还是英语，以及阿拉伯姓氏（Said）上架了一个莫名所以的英国名字（Edward），又令他无论置身何处，均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是个永远的局外人。作为一个离乡流亡多年的人，面对随时可能的死亡，萨义德恳切回顾自己的人生，寻根溯源，追忆对他要求严格、给他“维多利亚式”教育的父亲，令他终生仰慕、给他鼓励但又暧昧矛盾的母亲，热心公益、席不暇暖地救助巴勒斯坦人的姑姑，以及他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他与内在自我重建关系，并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为民族争回历史：他把将自己分为两部分的阿拉伯经历和美国经历合二为一，以不协和的身份为被压迫的、沉默的巴勒斯坦代言呐喊。但萨义德发现，由此导致的身份的割裂、多重与流动实乃幸事一桩。他曾言：在哪里都不要有太多“家”的感觉。“我生命里有这么多不谐和音，我已学会不必处处人地皆宜，宁取格格不入。”[2]“格格不入”最终成了他的主动选择。

1994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论》，本书原本是1993年应英国广播公司的邀请所发表的瑞思系列演讲，在该书中，萨义德讨论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抒发对于知识分子应有的认知、态度，即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其实，贯穿萨义德学术与政治活动的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这个议题。长期以来他对这个议题深表关注。在萨义德1975年出版的《开始：意图与方法》的结尾，他提到知识分子的角色，并在此后二十多年间长期执着关注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开头便对所谓的专业知识加以批判，结尾更是勉励现代批评家勿失知识分子的本色。在《萨义德访谈录》中，萨义德曾说：因为我思索直接政治介入的问题至少二十五年了，而我一向选择的是知识分子的计划，因为对我个人来说这比直接涉入政治更重要，原因如下：①我是流亡在外的人，我想在这里流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②我的个性和禀赋偏好孤独，我可以跟人应对，但不擅与群众相处，一直与人打交道这种事是我做不来的；③政治生涯包含了太多的妥协，这种事我也做不来……如果健康情况更好的话，我一定会更认真参与政治，但现在只能通过文字、说话这种方式……萨义德在许多文章及场合都对知识分子极为关注，成为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曾专文讨论，如《后殖民世界中的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都会文化》。而这本《知识分子论》更是这位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独特见解。

2 什么是知识分子

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或者什么样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呢？20世纪对于知识分子有两个最著名的也是对立的描述。第一个描述来自葛兰西。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把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作用的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员，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眼中，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因此，葛兰西对于有机知识分子有如下说法：“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葛兰西相信有机知识分子主动参与社会，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努力去改变众人的心意、拓展市场；老师和教士似乎停留原处，年复一年从事同样的工作，而有机知识分子则一直在行动，在发展壮大。另一个对立的描述是班达对知识分子下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班达流传于世的论著《知识分子之背叛》与其说是系统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如说是猛烈抨击放弃了职业守则、妥协了原则的知识分子。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而萨义德却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以萨义德自己为例：“身为知识分子，我在观众或诉求对象之前提出我的關切，但这并不只关系着我如何发表它们，也关系着自己作为尝试促进自由、正义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征——也是不存在的……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听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总之，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知道如果更好地使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才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特点。

知识分子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每个社会中的语言社群被已经存在的表现习惯所宰制，这些习惯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现状，并确保事情能够平稳、不变、不受挑战地进行。知识分子总是很容易且经常落入辩解和自以为是的模式，对以自己族裔或国家社群之名所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结果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贾克比声称：“这些人的文笔深奥而又野蛮，主要是为了学术的晋升，而不是促成社会的改变。”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对于1948年之后便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和萨义德家族而言，流亡就是无法摆脱的命运。对于既是流亡者又是知识分子的萨义德而言，流亡具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在《知识分子论》中，他以流亡来隐喻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不故步自封，对现实不满，采取批判立场，注定了必须在权力核心之外，成为边缘人。正是出于这种深切的错置感与失落感，也难怪“无根”、“无家可归”、“失所”、“排除”、“边缘化”……成为他各式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寒冬心灵》中，萨义德曾说：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事实证明，萨义德不仅是坐而言的理论家，更是起而行的实践者，以具体的行为履行了自己有关知识分子的理念，充分表现出知识分子的风骨。

参考文献：

[1]Edward.W.Said.Identity，Authority and Freedom：The Potentate and the Traveler[M]. Cape Town：University of Cape Town，1991：12.

[2]爱德华·W.萨义德.萨义德回忆录：格格不入[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