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之林

以艺术史符号学家罗伯特·兰登为主人公，丹·布朗出版了《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等侦破小说系列。二○一三年底，该系列又有新作《地狱》中文版面世。兰登教授在破解“达·芬奇密码”之后，又在欧洲原子核研究所反物质能量被盗案中经历了一番“天使与魔鬼”的较量；《地狱》中，他从美国波士顿再度出发，历经意大利佛罗伦萨、威尼斯，直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小说《地狱》描写的是，兰登协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伊丽莎白·辛斯基，阻止生物化学家贝特朗·佐布里斯特制造的病毒污染事件。

通俗小说家的视野，总是聚焦在普通人家长里短和社会精英相互博弈的两端，试图让作品抓住读者对陌生领域的好奇心，实现不同社会阶层在心理穿越过程中自我情感的释放。荣登全球畅销书榜首的丹·布朗系列小说，以描写欧美社会活跃在宗教、艺术史、自然科学领域的精英人士见长，其中也有对日常生活描写的点点滴滴，但他显然不打算把自己的小说写成“都市里的村庄”，徒有其表，而是将笔力集中在那些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学者身上，特别是他们所学知识、所研究问题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置身于高科技产业时代的风口浪尖，知识精英将如何引领社会，让历史去向何方？

但《地狱》不是给社会开处方、指明方向的小说。在这一点上，它甚至与丹·布朗以往的小说都有所不同，通常给予知识精英“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正面评价，在这部作品中却愈见模糊，马基雅维利政治学、马尔萨斯人口论纷至沓来，使知识精英的价值取向显得尤为复杂。因此我们只能放弃对小说一厢情愿的宏大期盼，从作品本身出发，体会和思索它带给读者的实际感受。故事发生的背景在今天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作案人将作案信息隐藏在维奇奥宫博物馆但丁的死亡面具内，遭袭击而短暂失忆的兰登，在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标志性建筑维奇奥宫发现但丁死亡面具“被盗”，然后误走威尼斯，最终发现贝特朗·佐布里斯特真正的作案地点：伊斯坦布尔的水下宫殿。如此曲折的案件追踪过程，全凭兰登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城艺术史的专业知识，从而把小说也变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文化之旅。

如何让吸引眼球的图像或故事情节，由一定的哲学内涵予以统摄，这是现代小说家面临的挑战。如果说在图像时代，传说和故事比文字更为有力；那么在《地狱》中，但丁作品传递的意象，却使小说的文字更有力量。但丁（1265-1321）是享誉欧洲的中世纪诗人，小说把但丁死亡面具作为案件侦破的切入点，这就使读者在巡览有关但丁的绘画、雕塑中，反复理解但丁的“地狱”所指。“地狱”是但丁著名长诗《神曲》中的一部分，全诗描写诗人经过地狱、炼狱而至天堂。诗人踏上死亡之旅的本意是为挽救自己的爱人，但救人最终却变成了一次自我“救赎之旅”。《神曲》中的地狱，不是一个非白即黑、惩恶扬善的所在，“在但丁笔下，地狱是一个结构复杂严谨的王国，居住此间之物被称作幽灵—那些困在生与死之间的无形魂灵”（见小说扉页）。小说描写人物在但丁的地狱图像里穿行，好比那些“困在生与死之间”的幽灵，他们时刻在与人对话，与自我对话，对与错，生与死，这些现代知识精英也将经历一场精神的炼狱。恩格斯曾说“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以《神曲》告别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经由炼狱，须直面自身黑暗的过去，完成对自我的救赎。

小说开篇给读者以提示：“地狱中最黑暗的地方，是为那些在道德危机时刻皂白不辨的人准备的。”不过谁是“道德危机时刻皂白不辨的人”？小说似乎没给出一个皂白分明的答案，这也许会让喜欢读“敌我阵线分明”小说的读者有所失望。就一部不乏惊悚场面的侦破小说而言，在兰登和西恩娜·布鲁克斯破解一个又一个谜团的主要情节线索下面，始终潜在着另外一条线索，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也是传染性疾病和流行病学专家的伊丽莎白·辛斯基，与被誉为“人类遗传基因修补之父”的生化学家贝特朗·佐布里斯特之间，在如何解决世界人口激增问题上的分歧。伊丽莎白·辛斯基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个重要位置上已工作十多年，是一位银发美女。与她相比，偷盗但丁面具、释放病毒，长着一双绿眼的贝特朗显然是反面角色。但贝特朗犯罪行为的起因却不是一般盗窃、投毒案那么简单，故事的复杂性就在于抗辩双方在分歧点上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中反面人物冷面杀手的形象不同，《地狱》中贝特朗·佐布里斯特针对的不是某个个人或群体，也无关这些个人或群体的道德良知、宗教信仰，他针对的是一组数据，即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世界人口已经从十九世纪初的十亿，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二十亿，再到七十年代的四十亿，到今天人口数字即将突破八十亿；二十年后，这个数字还会翻两番。然而，“任何一名环境生物学家或者统计学家都会告诉你，人类繁衍生息最理想的状态是保持地球上只有约四十亿人口”。就连伊丽莎白面对这样的科学数据也不寒而栗，暗自庆幸自己的不孕症，可以避免使孩子降生在这个问题严峻的世界。贝特朗·佐布里斯特曾屡次向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趋势。但结果令他非常失望，在他看来，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僚机构，放着自己正经的工作不认真做，反而怀疑别的同行是危险分子，对他实行监控和跟踪。“疯狂制造疯狂”，于是他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研制出一种空气传播的载体式病毒，这种病毒能够修改人的DNA，达到不孕的目的。贝特朗·佐布里斯特在伊斯坦布尔水下宫殿释放了这种病毒，并终于被追捕者发现，追捕者的“脚步声越来越响，这些追捕者冷酷无情，不达目的绝不善罢甘休”，贝特朗从佛罗伦萨百花圣母教堂塔顶跳下，自杀身亡。

贝特朗死了，他释放的病毒也没表现出对人类明显的伤害，但是他与伊丽莎白的争论还在继续。小说结尾，西恩娜为贝特朗的行为辩解：“他只是如此渴望拯救我们物种，因此才会采取这些极端的方法。”还引用了佛罗伦萨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的一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尽管西恩娜承认贝特朗的做法“是鲁莽的，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我能阻止他，我一定会立刻阻止的”，但她所要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她对伊丽莎白最后说的是：“我需要你相信我。”联想到西恩娜·布鲁克斯这位具有特异秉赋的女子在生活中受到的误解，以及由误解造成的伤害，甚至波及正在为世界卫生组织开展调查工作的兰登，可以说，这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和某种秩序化管理方式一种变相的批评。

惊悚场面背后的线索使这部通俗小说颇具反讽意味。修补人类遗传基因缺陷，本来是一项造福人类健康的事业，但在高科技时代，却变成一项研制阻止人类繁衍生息的病毒，以此来替代历史上使人类数量锐减的战争和瘟疫；世界卫生组织实施节育的措施无力，却具有强大的刑侦和监控能力。更为荒谬可怕的是像“财团”、私人智囊团、私人俱乐部等机构，由于有强大的跨国资本支持，秘密操纵天下大事，他们可以使各式各样的犯罪，打着美妙的旗号而为所欲为。贝特朗能达到目的，全靠“财团”提供掩护。贝特朗通过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结识正在为“财团”打工的西恩娜，贝特朗的学术造诣令西恩娜崇拜，不仅是她的初恋情人，她还把贝特朗介绍给“财团”。“财团”只为能提供丰厚报酬的客户服务，至于客户是何许人，有何目的，“财团”绝不过问，甚至为客户雇凶杀人。虽然最终案件真相大白，“财团”教务长也受到法律制裁，但与“分布遍及七个国家”的“财团”相比，它能为客户制造伪证、左右中东战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艺术史符号学教授兰登在小说中的作用实在被理想化了，尽管在“危险时刻”，他已经竭尽所能。

小说结局还算圆满，兰登将但丁的死亡面具放回博物馆，并乘坐“意大利航空公司的一架红眼航班向西飞往波士顿”。不过参照丹·布朗关于小说“事实”的说明：“书中所涉及的艺术品、文献、科学及历史事件皆真实不虚”，以及小说家紧贴“事实”，对人物、故事情节扣人心弦的大量描写，还是让高科技时代的读者有盛世危言的感受。从而使这部畅销书与以往“大团圆”的好莱坞模式有一定距离，这也是它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