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

“丹苹”其人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起，词曲名家卢前（冀野）的专栏“柴室小品”在《大报》开始连载。据卢先生哲嗣卢佶在台版《柴室小品》序言里说，“我的二姐夫何玉书先生曾告诉我，他还清楚记得，《大报》总编辑陈蝶衣先生为约稿事，曾来南京大板巷旧宅，拜访过我的父亲。”可见陈蝶衣相当看重卢冀野的文字。卢先生为《大报》撰写的这个专栏，前后持续了十八个月，直至其病故而止。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卢氏在南京大学医院去世，几天后《大报》上便刊出多篇悼念文章，其中有篇笔名“丹苹”的《悼卢冀野先生》（载《大报》1951年4月21日），由《卢前笔记杂钞》（中华书局2006年版，《冀野文钞》之一）全文附录，文中的一句话透露出作者的身份信息：“我为了珍视先生的手迹，曾保存了一部分原稿。”编者在此加注说：“本文署名‘丹苹，后附卢前予陈蝶衣之遗札，疑‘丹苹即《大报》总编辑陈蝶衣。”这一推断顺理成章，合乎逻辑。

不过，起初我对于编者的推断却不无疑虑：陈蝶衣的悼文为何不署常用笔名“蝶衣”呢？兴许“丹苹”只是报社的一位普通编辑？鉴于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我便特意去翻查陈蝶衣曾经使用过的名字，他原名陈元栋，一说陈积勋，笔名陈涤夷、陈蝶衣、玉鸳生、狄薏、陈式、方忭、方达、夏威、明瑶、佩琼、鲍华、叶绿等，别号龙城逋客。这些笔名，出自秦德祥所编《高山流水：常州音乐名家》（方志出版社2010），编者撰稿时，试图请陈蝶衣本人审读，老先生因健康状况不佳，转由其长子著名指挥家陈燮阳代理。毋庸置疑，这些笔名的可靠性都是相当高的。另外，还有人指出陈氏的其他笔名，如叶凡、辛夷、狄珊、狄慧等等。注意，名单中可并没有“丹苹”啊。

陈蝶衣是小报界大佬级人物，但他在该报于一九五二年与《亦报》合并后几个月，便举家赴港定居，除了从事编刊物、编剧本，也继续为流行歌曲编词，终在晚年成就其“一代词圣”之美名。在港居留期间，陈蝶衣曾应老友沈苇窗之请在《大人》杂志发表过一系列回忆文章，可惜在内地找寻不易，无从通览以核对笔名。于是这一探究看来只能暂且搁笔了。

峰回路转的是，笔者近来忙于收录陶亢德的文章，业已知晓《大报》上的“苏式”即陶先生所用笔名。当抄录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大报》时，无意中发现苏式的短文《有口不难言》里有如下措辞：“而丹苹先生以一新闻纸负责人的地位，抒此卓论，他当然也把握到：政府之于一切民隐，是在如何力求宣达与疏浚。”至此终于恍悟：既然丹苹是报纸的“负责人”，那他当然只能是《大报》总编陈蝶衣吧。

查丹苹在《大报》上的首篇文章《荆逢嫁》，写一位“天涯歌女”的出嫁，这符合陈蝶衣曾经的职业身份。又，丹苹《磨夜》（载《大报》1949年8月21日）：“对于磨夜，从我十五岁那年进《新闻报》起，已积有二十余年经验。”这一经历颇为罕见，记得台湾学者蔡登山在掌握陈蝶衣的回忆录后，撰有《沪上才子·歌词大佬的陈蝶衣》（载《悦读》第17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称“陈蝶衣刚十五岁就辍学进了上海《新闻报》做练习生，负责文牍方面的事务。后来他从拣字、校对一路干到记者、编辑。”蔡文并引陈氏自述，道出“蝶衣”笔名的来源：“当时‘鸳鸯蝴蝶派在上海很流行。我看了一本小说，叫《蝶衣金粉》。我在报馆大家都叫我‘小弟弟，‘蝶衣在上海话里就是‘弟弟。我就用它做了笔名。渐渐地原名就不被提起了。”此外，丹苹在上海解放初另一份小报《亦报》开有专栏《急就章》，曾刊短文《水滴铜龙》（1949年7月30日），再次提及他“在《新闻报》当练习生的时候，曾有过一次大水，《新闻报》机器房进水，第二天报没有出得成”。看得出，早年的学徒生涯，在陈蝶衣的记忆里简直刻骨铭心。

友人宋希於对丹苹其人也有所探究。他曾读及马国平的《柯灵编〈作家笔会〉作者考略》（《中华读书报》2014年4月2日），在考证完“原予鲁”是徐开垒后，马先生又考证了一位“但萍”：

“但萍”是谁还是有迹可循的。但萍的《忆崔万秋》展现了两人之间相当熟稔的关系。《忆崔万秋》来自《春秋》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的创刊号，只是篇名中“忆”后面加了冒号。陈蝶衣离开《万象》后，旋即去主编《春秋》杂志。创刊号上即有徐开垒署名为“徐翊”的《夏夜的风》，紧随其后的就是但萍的《忆：崔万秋》，有趣的是文中同时刊登着一封崔万秋致陈蝶衣的信函，那是一张写在《大晚报》信笺上的手札影印件，只能认清少数几个字，但抬头和署名是清晰的。影印件下注明了“崔万秋手扎”五个印刷字体。

那么，陈蝶衣会与崔万秋有所交集吗？陈蝶衣一九三三年创办《明星日报》，首创电影明星评选，胡蝶当选为“电影皇后”，影响远及海内外。三四十年代，他还创作了许多歌曲，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词作家。但萍还曾在《春秋》杂志一九四三年第一卷第二期发表过诗歌《劝》一首：“请视向天地空旷处，轻移的是云絮，含笑的是花枝。在你的心灵上，缀上云的纯洁，花的鲜艳，这不是单纯的忠告，更是你良好的抚慰！” 这首诗完全可以当作歌词看。

崔万秋山东人，他三十年代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即进入曾虚白主持的《大晚报》，主编“火炬”、“剪影”副刊。陈、崔二人当时都涉足于报刊、电影圈，他们的关系由于那件手札影印件而得以确认，并进一步断定“但萍”是陈蝶衣的笔名，否则他不会在文中夹载崔万秋的信函而不加说明。但萍的文章在陈蝶衣主编《万象》时也出现过，在第二年第九期三月号“我的嗜好”征文中，但萍谈到“我很喜欢旧时朋友们投递给我的信札，我将朋友们的信黏贴成册，十年以来，已经积有厚厚的三本”。正好暗合下半年发表的《忆：崔万秋》中的手札。如此看来，陈蝶衣只是在自己主办的杂志上做了隐身作者，时间正好在《万象》、《春秋》易主之际。“但萍”真不是一般人也。

这部分的考证不尽周密，但也不无道理，再结合“丹苹”亦为陈蝶衣，那么就不得不令我们把这两个笔名联系起来看了—的确，“但萍”、“丹苹”的读音（尤其在方言中）是极为相近的。

不仅如此，尚存在更多共通的“内证”：丹苹在《悼卢冀野先生》后，附有卢前致陈蝶衣的信札，而但萍《忆：崔万秋》的文章中竟也同样附上崔万秋致陈蝶衣的信札，手法如出一辙。又，丹苹曾云：“我为了珍视先生的手迹，曾保存了一部分原稿（按：指卢前以公孙拜笔名所写的《齐云楼》长篇手稿），展阅遗篇，不能无恸！”而但萍说：“我很喜欢旧时朋友们投递给我的信札，我将朋友们的信黏贴成册，十年以来，已经积有厚厚的三本。”对友人手稿与信札的珍视态度也是一以贯之。

还能举一反三的是，《万象》杂志也有一位署名丹苹的作者，写了多篇“低徊词”，至今无人“认领”；而在此前的《小说日报》（1941年5月14日至6月29日《流莺曲》）、此后的《铁报》还有个写小说（1946年10月《热昏封神榜》）的陈丹苹。更巧的是，这些署名“丹苹”、“陈丹苹”所在的报章杂志均由陈蝶衣主持。

即使笔名多为临时所取，并不一定包含深意，但至少同一人主持下的刊物，笔名与笔名之间应具相对的稳定性。如果这一规律还算靠谱，则上述这些丹苹、陈丹苹、但萍似应连缀于一处，都视为陈蝶衣一人的“分身”吧。

颇值一提的是，蔡登山《沪上才子·歌词大佬的陈蝶衣》还介绍说，陈蝶衣的诗词老师是著名文人步林屋。试想，古代的诗词也是谱曲演唱的，则陈蝶衣所编歌词，不就是由风格婉约的旧体诗词打下基础的吗？而从写作难易程度上比较，前者着实要容易许多。当然，歌词要编得琅琅上口、感情充沛又深入人心，也非一朝一夕的事。此外，从一九二四年起，步氏也曾主办一份名为《大报》的小报，陈蝶衣常以本名积勋为该报撰稿。不难想见，解放后陈蝶衣会将自己主编的改良小报取名为《大报》，恐怕不仅仅是巧合。更有可能的是，在最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少年时期，老师步林屋的言传身教，早已潜移默化深植于学生的心田了。

在解放后的《大报》上，丹苹文章的专栏名为“茗边手记”。复经检索一九四六年的方形周报《海燕》（按：抗战胜利后，继龚之方、唐大郎主持的《海风》之后，涌现出一大批方形周报，《海燕》是其中之一，实质上它们都是小报的一种延续与变种），其中也有丹苹的“茗边手记”。从笔名以及专栏名的递延关系来看，《海燕》的主编多半也是陈蝶衣。

如果光盯着同音字而不顾别的限定条件，纰漏也在所难免。例如当年稍晚时段，还有一位名唤“丹萍”的写作者，常常报道歌坛轶事，经查考，此人是位姓黄的女歌手，倒与陈蝶衣无关了。为了防止因名字接近而引起不必要的误认，故也在此附带一笔。

记得以前读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图书馆里的贼》，里边提到一位以写各色文章为生的廉价书作者雷斯特·哈丁·洛斯，在此人的自传里曾列举过三十多个笔名，还坦言有一些笔名自己也忘记了。这与陈蝶衣的例证或有类似处。还注意到另一位侦探作家铁伊在其历史推理小说《时间的女儿》里提出一种观点，即历史上的迷雾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知情者的闭口不谈。而这种失语原因很复杂，除了记忆不可靠之外，还有可能是故意不去回忆。至于陈蝶衣的失语究竟原因何在，尚值得进一步探究。

关于“雷红”

金性尧在《小型报文粹》里说：“当时小型报的班底，大部分是固定的专栏作者，写好后只要搁在家里，每天有‘特派员来拿。”这在当时确实是普遍现象。

当浏览《海燕》创刊号，发现撰稿者有：横云阁主、老凤、雷红、周鍊霞、大狂、凡鸟……其中横云阁主即张健帆，新《大报》上也有横云的专栏《弦边语》。老凤是朱凤蔚，凡鸟即李恩绩，也均为陈氏《万象》时期的班底，而上述作者也都现身于《铁报》。既然当年的小报作者多为同人性质，则这些人都可视作陈蝶衣的固定班底。

“雷红”也颇值一说。首先，在平斋的打油诗《大报开篇》里，将雷红与丹苹并列：“茗边手记写风光。雷是响声红是色，雷红大笔名相当。”这样的处理方式，意味深长；其次，经检索，雷红是陈蝶衣的老搭档，名字遍见于其主编的《万象》、《春秋》、《生活》、《宇宙》乃至《西点》等刊物。同时，李之华与陈蝶衣关系熟稔，后者曾回忆他与李“认识有年，份属知交”（《一身去国八千里》）。而沈飞德《旧上海的一份小报〈铁报〉》（《档案与历史》1988年3期）指出，李之华是该报第四版下半版的主要撰稿者；钱小惠在《父亲阿英同志和李之华同志的友谊》里又说，李之华在《铁报》当过记者。综上，则雷红与李之华的经历线基本重合。（按：由于冯亦代在《大报》创刊之初即北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报》是后期的《铁报》的升级改进版，除了总编同为陈蝶衣，《铁报》的多名记者李之华、吴崇文、乐小英、董天野等人，以后任职《大报》，乃至特约撰稿者也多是同一批人）

此外，继一九五○年二月一日《大报》刊出陈涤夷的《劝购公债诗：寄我报读者同志》之后，四日，雷红更提议该报写稿人，以一日稿费购买公债。几天后的八日，平斋响应雷红的倡议，提出将自己十篇左右的稿酬，由《大报》代买公债五分；同月十五日，汪东在《大报》上刊出短文《笔会》：

《大报》于元旦日，集刊同人文字，谓之《笔会》。愚意此名甚佳，宜有其实。无妨每三月一会，假座馆中，邀投稿诸人，互通情谊，不具酒食，惟以清茗助谈。大抵个人思想意见，不必尽同，然绝无违背大潮流处。至于救偏之论，旨各有在，有时相反，实亦相成。集会之时，不妨从容讨论，免除隔阂。若遇特别事端，则可通知临时集议。譬如量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一事，由雷红君建议，度无有不赞成者。若有此会，即片言可决，不必展转征询，多费时日也。其在远处者，则以《通讯录》寄之。决议之事，服从多数。而其会即以笔会名。倘能行之，似于划一言论，交换知识，必多裨益。如谓不可，冀赐傥言。

稍加分析可知：此文涉及两件事。其一，查一九五○年一月一日《大报》上闻蛩（即金性尧）的《元旦短柬》的开头“编辑先生：看了您征《新年笔会》稿的信”，可知《笔会》由《大报》编辑预先设计，曾广发征文信。此处的编辑，除陈蝶衣外不会是旁人。在此基础上，汪东还进一步提议报社同人以座谈会的形式，每三月聚会一次，也称作“笔会”；其二，量购胜利公债，是当年的政经大事。雷红提议以稿费购买公债，其身份该是报纸的内部人员，才较为合宜，而作为该报重要作者的蔡夷白和汪东等人都积极响应，汪氏更建议聚会讨论，当场解决之。总之，应将汪东口中的两件事等量齐观，因为都关乎报社的管理方式，征稿事与总编陈蝶衣有关，那么后者雷红是代理社长李之华的可能性颇大。

又及，一九五○年七月七日《大报》一周年纪念，刊登雷红《无限的发展：祝大报周年》一文，其中说：“本报在六月下旬举行的广播，是周年纪念的预祝，实际上今天才是本报创刊一周年纪念日。这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不仅仅是为了本报的创刊，同时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用大规模武装来侵略中国的日子。……本报在这样一个可纪念的日子诞生，命名为大报，可以见得志不在小。值此周年，当然不可能以志不在小而自高自满，阻碍了进步的道路；正要深自检讨，避免缺点与错误，使报纸可以提高一步。”语气中带有明显的规诫意味，正符合责己以严的古训，若非出自报纸的管理人员之口，则未免持论过苛。

还有更多依据，如雷红《野史与正史》（1949年8月2日）：“还希望读到一部正史。人民解放事业的史诗虽然还未达终篇……像联共布党史一样。”这口吻与李之华的党员身份契合。而在《桎梏终身》（1949年8月6日）里，雷红说自己戴眼镜天热时汗流下来很难受。核对一九五○年七月七日《大报》一周年纪念号所刊社长李之华的照片，他鼻梁上正戴着一副厚厚镜片的眼镜……

假如笔者的推断“雷红即李之华”符合逻辑，则类似《东南食味》（《旅行杂志》1948年第22卷第1期）等名篇的作者便有了着落，这或可略为弥补些许文坛缺憾。

李之华在《大报》社长冯亦代赴京之后，由夏衍推荐为代理社长。据冯亦代回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参加华东二团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会后我就调北平工作，全家迁到北平。”（《上海情结》，载1994年5月28日《新民晚报》）按，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闭幕日期为七月十九日，这说明李之华的代理社长职衔，几与《大报》创刊同步。一九五○年起，李之华兼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室秘书，在领导上海私营广播电台的改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五二年春节过后，《大报》并入《亦报》，李之华正式转到市广播电台任秘书兼编辑组长，后升任副台长、副董事长。可惜好景不常，仅过几年，便发生了一桩惨祸。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晚，李之华公毕归家途中，被三轮车撞成重伤，经抢救无效于六月八日辞世。（《上海广播电视志》）至于魏绍昌说李之华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身故（《夏衍同志二三事》），显然不确。若问车祸究竟如何发生，限于文献无征，今已无从查考。联系到雷红在一九五○年六月十七日的短章《千骑星火》，除以抒情的笔调描绘“西藏路上由北向南，只见一路上的三轮车辆，点点星火，蔚成一片，像入晚的火车，驶近了一个小镇的情况；又如内河小船，傍村夜宿的时候所见到的风光”，随后还提及交通安全问题，如“夜行车辆，比白天的速率要快”、“有些自由车，其轮胎钢圈上装置磨电灯随着车轮转动，闪闪发出回旋的光圈……因为闪烁炫耀而获致与行车安全相反的效果……”想来由于李之华高度近视，又惯于晚间加班，精力减退时，还经常遭遇繁忙的三轮车阵，竟终致倒在轮下，怎不让人唏嘘浩叹？

“大旂”是谁？

当年，卢冀野除了替《大报》撰稿，也同时为《亦报》供稿。在他去世后的四月二十四日，《亦报》刊出“大旂”写的《冀野之死》。该文结尾感慨地道，卢前生前怂恿他也为《亦报》写稿，算是为其“垫戏”，孰料等他腾出时间，撰写的第一稿居然是以冀野为题材的这一篇，真难免有“黄垆之痛”了。此后“大旂”的随笔陆续刊出，笔名更完整地署为“张大旂”。令人好奇的是，这位南京张氏又是何方神圣呢？

曾读张珏所编父亲张友鸾的随笔集《胡子的灾难历程》，其中收有一篇《卢冀野怀念师尊》，记抗战前一年，张先生同几个朋友一起去秦淮河边一家酒楼喝酒，酒酣耳热间，卢冀野引吭高歌，唱了一段《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确实，张卢两位既同住南京，又是多年的莫逆之交。那么，这位“张大旂”会不会就是南京张友鸾先生呢？

《亦报》上还发现笔名“牛布衣”的作者，撰写工商界改造的小说《神龛记》以及反特小说《何太太的堡垒》。查《张友鸾纪念文集》（文汇出版社2000）所附“张友鸾先生年谱”得以验证，“牛布衣”正是张友鸾的笔名。“年谱”并称，张先生在一九五○年以“张大旆”、“展招”等笔名在《南京人报》、《新民报》上发表杂文。这表述有多处错谬。经检索，《新民报》（按：应为《新民报晚刊》）上并无“展招”其人，而“展招”倒恰恰出现在《亦报》上。显然，“年谱”除了将张氏的笔名“大旂”因形近而误为“大旆”外，也误《亦报》为《新民报》。当然，事隔多年，记忆的疏失实属难免。尤其当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从此两报归于一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无从辨识，《卢前笔记杂钞》虽附有大旂的《冀野之死》，却不加注说明此大旂正是张友鸾。类似的，多篇《亦报》随笔亦因此失收于张珏所编其父的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