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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内一般村落构造很脆弱，村落周围有围壁，具有一定战术价值，与日本村落无多大差别。长江左岸沿京汉线西边地区，村落一般较小，村外有围墙，用土筑成……这种房子对一般子弹有抵抗力。但房屋周边都堆有薪材，这种房屋对火灾没有抵抗力。”这是193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湖北省兵要地志概说》中的说明，令人唏嘘。

南方周末记者 赖竞超

宁夏人民政府参事、国家国际教育专家沈克尼曾数次访问日本，讲授日本军用地图和兵要地志。“沈老师，你讲的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日本原奈良大学校长曾这样对沈克尼说。

2015年7月，他的一本名为《百年来日本对中国战场调查——日本侵华兵要地志纵横谈》的书即将出版。这本书前后写了29年，共21万字。沈克尼说，写这些东西，一个是总结过去，另一个是为国人提供借鉴。

“日本这个邻居，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侦察我们，可谓处心积虑。而现在的抗日神剧侵华日军拍得蠢得像猪，会造成全民族的轻敌。”沈克尼希望向普通读者呈现侵略中国的日军视角。

兵要地志不为常人所知，它是拟制作战计划的基础，即使是军人，不是作战和情报军官也无法接触到。“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想让大家知道。”

日本兵要地志中，最重要的三块内容是用兵观察、统治资料和国民性。

“这个是方法论，我们过去总是忽略方法。”沈克尼认为，中国现在有学习日本方法论的必要性。“我们有很多利益在海外，那么我们就需要搞清楚当地的情况、当地人的性格、思维特点。”

冈村宁次曾斥日军兵要地志形同废纸

南方周末：直到今天，对石牌保卫战依然有关于日军真正意图的争论。美国陆军认为，日军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洞庭湖沿岸的食物补给，以及确保船舶的通行，达成该目的后日军是自然后撤，中方宣告胜利未免夸张。而中方则认为这是日军准备攻打重庆的第一步。

沈克尼：早在1942年，日军制定了攻取成都、重庆的作战计划，名为四川作战计划，又曰五号作战。战役分为从山西越过黄河，占领陕西，以及从长江侧翼攻击，同时攻入四川（重庆、成都）两个阶段。战役整体计划动员兵力超过15个师团，如果实现，将是日本战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作战。日军第十一军将在战役第一阶段向武汉方面集中，根据情况可以部分兵力占领岳州、宜昌间长江右岸地区，打开长江水上通路，歼灭宜昌中国军队主力，然后十一军主力从扬子江沿岸地区进至万县、黔江附近。这一作战计划原计划于1943年春发动，当时已经下达战斗动员，并且做出了相关预算安排，但最终因为瓜岛战役的失败、东南亚战局的恶化被迫中止。

南方周末：日军在进攻鄂西前，对该地区的军事布防有侦察吗？

沈克尼：早在1925年，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有关人员和海军作战人员，坐船历时一个月，从上海到汉口，对各个登陆点，逐段进行侦察。1926年，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出了一本《扬子江案内全》（日语称“长江”为“扬子江”），1935年还对其进行调查增补，但是这个调查不够细，尤其是汉口方向比较粗糙。在鄂西三峡这一段，标注了很多李白、苏轼作的诗，但是只标了一处中国军队江防炮台，注明“白色圆顶格隐蔽臼炮”。

其后，冈村宁次曾经在日记中发牢骚，参谋本部移交的长江兵要地志不如美国的详细，形同废纸。

到了1938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又编印了《湖北省兵要地志概要》，这本书对长江的水源、流域、各段距离、倾斜、水深、水路特性、江上战斗应注意的事项、两岸地形、湖泊沼泽及两岸军事设施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其中一幅《扬子江中流沿岸要塞配置一览图》，标注了长江中游从江西至宜昌的22处炮台。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宜昌往上游走这一段就没有标注了，是因为没有侦察到吗？

沈克尼：不是这个原因。1938年冬天，中国海军才在石牌建设炮台。而《湖北省兵要地志概说》是同年9月份编印的，当时石牌要塞还没有建设。相信日本在后来还是通过现地军侦察到了石牌要塞的情况。

“国民性”也是作战要务

南方周末：大家很惊讶，日军竟然知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俗语来评述湖北人。日军对中国各个地区的人都做了概括吗？

沈克尼：不，河南人和陕西人的性格描述就没有。不过，综观当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现地侦察所获情报编印的兵要地志看，除一些重要方向的“急就章”，日军对中国各省的居民的特性（包括优缺点）大多有简要的评述，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聚居省区。

一般情况下，日军会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总结某个地域的人。比如讲到广东人，日军的资料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广东的轿夫闲坐下来时会看报纸。还有相比北方人，广东人喜欢实干而非口论，并细数了广东人革命举事共失败十次。

南方周末：这种居民特性的描述可被日军作于何用？

沈克尼：作为制定作战计划基础的兵要地志，除战场地形、交通、水文、气象之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假想敌国的“国民性”也是关注的内容。事实上，在作战要务令中，首要一条就是对“国民性”的分析。但是“国民性”的分析和用兵观察没有直接关联，更多是作为日军对侵略地区的“统治”所使用。

南方周末：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有哪些？

沈克尼：对广西人评述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当地汉族人先天与一般中国人不同，比北方的中国人勇敢，富有团结力，敏慧、狡黠顽固，性极残忍”，“历来两广地方恶汉凶徒四处为盗，在此处作战要特别注意后方的警备”，“排外，排日思想旺盛”。

相反，日本对湖南人却没有一句坏话：“古来富有尚武风气，好学，士多，世利淡，慷慨进取。本省自古以来有出武将及硕学之士的传统，今日当地居民军人和海外留学生比其他省多。其商人缺乏机敏，因而主要都市的商业多为外省人经营，以浙江、江西人居多。质朴勤勉为本省人的特长，农夫勤于耕作，劳动者、船夫、轿夫等下层坚忍力行……”

日本人很认真但是很机械

南方周末：您认为对日本兵要地志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沈克尼：日军对中国的军事视角——用兵观察。日本所有涉华的兵要地志书，第一章就是用兵观察，即当地地形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南方周末：您对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兵要地志的看法？

沈克尼：首先必须承认，日本人很认真。如果和民国时期中国地图相比，日本的地图详细很多。他们当时在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派出大量的人化装成药商、卖粮食的进行实测。

但他们也很机械，比如有些描述存在千篇一律的情况。比如“山势陡峻，加强驮马和工兵”这句话就屡次在中国多个地区的兵要地志中雷同出现。而且，兵要地志并不涉及对战略、战役的判断，这也体现了日本战略思维不强。还有日本忽略战场野外生存的记述。如菲律宾的战场调查就少了野外生存这一项，这和日军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上失败是有关系的。

但又不得不承认，日军的兵要地志很注意作战通道的研究。比如上世纪20年代他们写河北省兵要地志，一千多页的内容有一半以上记录了通往北京、天津的160条道路，包括起止点的标注，是否可通野炮，修复破坏的道路所需时间，以及道路周围情况，都一一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