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命运的大拐弯

石牌，长江三峡南岸一个小村庄，长江水自西奔流至此，向右拐了一道大大的弯。以石牌为东端起点，沿湍急的三峡水溯流而上，是当时通往陪都重庆最便捷的通道。1940年6月，下游的宜昌失守后，弹丸石牌，成为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

就在这里，72年前的1943年5月，日军挥兵十万，向这个三峡上的大拐弯逼近。石牌，这个古来兵家必争之要塞，终究成就了抗战历史的大拐弯——日军原希望借此役削减在华兵力，从中国战场上抽身，不曾想愈加深陷而难以自拔。

15万中国军人殊死抵抗，最终以日军后撤、放弃沿三峡西进告终。

南方周末记者 赖竞超

发自湖北宜昌

“我总觉得是自己害了他，是不是被我累死的。”电话那头，简兴安说。

当他踮起脚尖，透过重症监护病房的玻璃窗往里望，93岁的黎祥彩插着管，面如死灰。一个多月来，简兴安连续带了四五拨记者去采访黎祥彩，包括南方周末记者。

“决死未必死，偷生必不生。”见到黎老时，他兴致勃勃地唱起了国军十八军第五师的军歌，还说：“我还要再活三年。”

可5月初，他中风了，而且是第二次。“除了眼睛睁着，其他啥反应也没了”。去看望黎祥彩的志愿者黄一半说，黎老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如一片风中飘零的树叶。

“他这一走，整个夷陵区直接参加石牌保卫战的老兵一个都没了。”对于在宜昌市夷陵区寻访“国军”老兵近三十年的简兴安而言，黎老的离去可能意味着一段历史的尘封。

石牌枪未响

黎祥彩的家在长江南岸的三斗坪镇，宜昌失守后，长江上游江防军司令部迁至此处。从三斗坪往下游不远处，就是著名的石牌。1938年以后，这一带都由江防军守卫着。风华正茂的黎祥彩每天耳濡目染，最终在家门口参了军。

过去，要想去石牌，得从宜昌一路乘船沿长江上行三四十华里，途经南津关、平善坝。今天，石牌村已被开发成宜昌市著名旅游景点“三峡人家”，可从葛洲坝码头坐游船前往。

不变的是，越靠近目的地，开阔的江面愈发狭窄起来。两岸的百丈绝壁，在弥漫的江雾中仿佛腾空，诡谲而隐秘。在一处突然右拐一百多度的峡谷南岸山坡，就是石牌。

五代后周时期，群雄逐鹿，后周孝文帝曾移峡州州治于石牌，足以见得此地战略位置之重要。

据《东湖县志》记载，江南“有巨石横六七十丈，如牌筏”，故名石牌。这块传说为玉皇大帝降临人间的圣牌，高近40米，底部宽13米，顶部宽12米，厚约4米。它背后倚着巍峨大山，东、西、北面是狭窄的江面，自古就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

蒋介石看到了这一点。

1938年冬，中国海军在石牌择险构筑了十余座炮台，并配备漂雷队、烟幕队和百余名官兵，封锁南津关以上的长江江面。待到1940年宜昌失守，海军又从船舰上拆下来数百门舰炮，安置在两岸开凿出来的山洞中，共分为四个总台，十二个分台。今天，依旧可见被毁坏的几十处炮台遗址。今天在石牌的峭壁上，仍然留有海军刻下的“还我河山”“敌人的坟墓”字样。

吊诡的是，石牌保卫战期间，守卫江边的海军一炮也没有开过。

“这里的主炮可以一炮打到南津关，所以日本根本没敢派军队沿江而上。”五年前就已从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文史委主任位上退休的简兴安，仍在忙不迭地找在世的国军老兵，写宜昌的抗战史料，年过六旬的他已研究这段历史二十几年，写了几十万字。

石牌真正和日军接触，也只有那么一次。为了探查石牌的地形，几个先遣日本兵骑着马从石牌东面向石牌走，在杨家溪对面的山崖上，被村民和国民党军队发现了，日军只能选择跳崖。也有一说是因为山路太险，他们连人带马不慎坠入山崖。

还有一次试探是1941年3月上旬，日军曾以重兵从宜昌对岸进攻过石牌下游不远处的平善坝，但以失败告终。从此，日军放弃了从正面夺取石牌要塞的念头。

1943年，在中将横山勇率领下，驻守武汉三镇的日军第11军十万精兵，选择从石牌背后迂回而取之。所以当时国军的攻守线，是以石牌为轴线，沿石牌背面广阔而崎岖的山地呈扇形面铺展开。

所谓“石牌保卫战”，最终并没有在石牌打响。

更多时候是发现“数百上千的尸骨”

从1987年开始，简兴安已经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老兵。现在，区里只剩下10个，直接参与过石牌保卫战的，一个都没了。

带着某种莫名的担心，简兴安自己掏腰包去给一位老兵送了两次药。这位95岁的老兵不久前被查出患有冠心病。

寻找和关爱老兵的工作做了二十几年后，简兴安说，已经很久没有蹦出一个新发现的健在老兵了。更多时候，是发现“数百上千的尸骨”。

“某某地发现一处国军战死者坟墓”，那么这位宜昌的“抗战史”专家往往被请去现场勘察一番。

5年前，南边村一处掩埋三千将士忠骨的土地因当地修高速而被世人发现，那是傅正模预四师师部所在地。

“若不是这些动辄上千具的尸骨出现，没有人知道这里曾发生过这么惨烈的战争。”简兴安不断地“见到”当年的死难者，偶尔也能有幸因“死者”找到“幸存者”。

但更多时候，简兴安并无法找到尸骨，而是空空如也的土地。

在战斗最惨烈的阵地之一八斗方，简兴安领着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当地一片柑橘地，大约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以前这里都是坟包，但听我妈妈说，上世纪50年代开荒时被毁，墓碑被拿去盖房子、修水渠了。”柑橘地的主人、七十出头的村民陈发科说。

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八斗方，中日军人反复冲杀。村民回忆，日本军机“跟雁子似的”，一呼就过来了，炸了好久。最后，日军两千具尸体垒成了金字塔，国军亦死伤惨重。牺牲的士兵就地掩埋，还立了碑，掩埋地被叫做“百坟”，只可惜后来“百坟”没了，成了柑橘地。

1943年5月30日，中央社向全国播发消息称：“宜昌西岸全线战斗已达激烈。每一据点均必拼死争夺。”

战区总司令陈诚上将曾给胡琏打过电话：“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到了5月底战事最危急的时候，奉命死守石牌的十一师师长胡琏对部下说。

整个鄂西会战，15万中国军人对阵10万日军，日方伤亡两万多人，中方伤亡一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后，民间开荒挖出的动辄上千具尸骨的国军坟墓说明了一切。这是一场决死之战。

学者评价：“这是一次惨烈的战斗，成建制地殉国”。

让日军害怕的土地

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来看，石牌属于日军策划的“江南歼灭战”（中方称鄂西会战，时间1943年4-6月）中的最后一阶段：从湖南北上的日军和从长江北岸往南渡江的日军对石牌形成包围，抵近西陵峡。

其间，国军的扇形防线虽然由外向内一层一层被瓦解，但日军铁蹄始终未踏入石牌半步。除了抱着必死决心的战士，其中不可忽略的是，这场战役发生地的险峻地形。

石牌背后，是今天宜昌市下辖的点军区和长阳县。这两个区域是典型的山地丘陵地貌，点军区由狭窄的爬坡山路贯穿其中，小溪沿着笔直高耸的绝壁顺势向北奔着长江而去。长阳县城则有山城重庆的影子，房屋多建在半山腰上。南方周末记者走访时，正值清明阴雨绵绵，溪水湍急，路陡坡滑。日军重机械化部队根本难以前进。

负责指挥战斗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战后打给美国的电报中提到，“这是日军误认为没有深入纵深地带，以致深入了被认为极为危险的山地深处而招致的失败。”

黎祥彩就曾经历过这样一场漂亮的突袭战，它发生在一段仅容一人通过的木桥，名曰太史桥。是当时通往第六战区司令部湖北恩施的必经之道。如今它已被笔直的高速路桥代替，一个漂流旅游项目在此立起，但两侧巍峨的大山依旧矗立着。在这里，南北两条溪流汇合东去，就像一个“丫”字，溪水的西、南、北三面石山壁立，只有东面“网口”张开，犹如一个“大口袋”。当年，国军第五师就埋伏在这些山林间，等待日军闯入死胡同。

在长阳县高家堰镇青岩村，89岁的村民李光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太史桥一役发生时，他的父亲为日军引路，引到太史桥附近。

而桥早已被炸毁，瞬间从四面八方落下的枪林弹雨，让日军不知所措，深邃的峡谷让几十架日军飞机不敢俯冲，只得在高空中盲目投弹，空中掩护宣告无效。

“那几天还下暴雨，溪水涨得老高，日军无法渡河。”青岩村八旬老人郑亚明回想那年，国军真是兼得天时地利。这场阻击战持续了六天，日军十几次冲锋也没有迈过这个天险。

鄂西土地的难以预测，让日军栽了很多跟头。在南林坡、牛场坡、三官岩、四方湾等十一师驻守阵地，居高临下的陡坡、绝壁、窄路、隐蔽的山洞几乎是“标配”。擅于山地作战的胡琏，通过改变地形与道路，使其与地图上不相吻合，以迷惑困扰来犯之敌。方法包括将原有的道路、隘路、谷口等改变为绝壁、陷阱，若不是天上有轰炸机助攻，日本陆军向北突破的难度将极高。

至今，长阳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使近年来向清江旅游业和淡水鱼产品加工业转型，GDP依旧不高。点军区的双堰口村，是曾经的十一师八斗方阵地，崎岖的山地上甚至找不到一处适合种植稻谷的平坦田地，村民多以种植柑橘、茶叶和油菜花为生，年收入五六千元左右。

44岁的家庭主妇姚德清生有一个女儿，在外给富士康打工，她和患有抑郁症的丈夫在家靠种地过日子。她的房子，藏在一处山谷里，是一座住过8代人的老屋，土砌的墙已多处开裂。抗战时，它曾作为国军的临时卫生院使用。

高山绝壁耸立的鄂西土地，阻隔了山区老百姓的致富路，但七十多年前，这处“决地”阻止了日军西犯。

“不要去碰它”

很奇怪，小小石牌，像一颗拔不掉的钉子，矗立在湍急的三峡深处。此役中的国军，也像钉子一样，抱着必死决心，盯死在阵地上。

战争最后阶段，在大小高家岭，中日双方的拼死争夺后来演变成二战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白刃战。曾有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敌我两军扭作一团展开肉搏，他们在拼刺刀。

是三峡造就了这批决死勇士吗？

“湖北人好读书，又聪明，知书明理，但性格剽悍。统治了湖北人，就拥有了中国天下。”日本在陆军参谋本部编制的《湖北省兵要地志概说》这样说。因此在太平洋战场陷入胶着时，日军中央部同意了陆军攻打宜昌的计划，目的是快速结束在华战斗，调遣兵力至东南亚地区。

不曾想从此永久地陷入了宜昌这片土地，从1940年，直到战争结束。石牌，这个三峡上的大拐弯，某种意义上拖住了日军前往太平洋战场的脚步。

其实日军对湖北人的性格已有先期了解。他们说：“天上有个九头鸟，地下有个湖北佬。”意思是湖北人如九头鸟般不好对付。

黎祥彩来自三峡本地一个大地主家族，祖先黎大镜是个进士，曾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长江上搞航运，手上有八十多条木船。靠江吃江，黎家祖屋也紧靠长江而起，至今保存完整，是不可多得的清代民居之三峡样本。

这个地地道道的三峡子弟，有着日本人口中“地下湖北佬”的桀骜不驯，在那个多数青壮年四处逃亡躲避抓壮丁的年代，黎祥彩自愿报名入伍。1942年，他被编入国军十八军第五师十四团警卫排，恰逢20岁。次年，他就跟随第五师从四川进入宜昌长阳，在馒头咀、太史桥一代抗击日军。

太史桥一战，机枪手负伤，黎祥彩顶替。在桥西，他对着桥东1000米外的日军扫射。那是这个21岁的小伙子第一次摸机枪，团长夸他“打得准”。“后来下山肉搏拼刺刀，我干掉了三个鬼子。”言谈中，这些是黎祥彩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石牌保卫战结束后，在追击日寇途中，黎祥彩被迫击炮击中，在战场上昏迷了三个小时。后来做手术，割去一截肠子保住了命，他的腰上，从此留下一处长达二十多公分的口子。

和过去一样，黎祥彩出殡那天，简兴安只带着统战部一位工作人员，买了两个花圈，就去了黎老的家。“比以前好，以前都是我自己去，这几年区里越来越重视了，每次有老兵去世，负责统战的部门会派一个人。”

“湖北编号第249号于2015年5月14日凌晨5点18分归队！”次日，关爱老兵网发出了讣告。249，是黎祥彩在湖北省“国军”老兵中的编号，湖北省关爱老兵志愿者按照时间先后，从找寻到的第一位“国军”老兵开始编号，“包括去世的，现在已经编到279号。”宜昌关爱老兵志愿者刘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现在，黎祥彩的家门口，贴上了那副对联：“实话实说，数百万将士血流甚有价；国富民强，十三亿国人活着都是福！”

2015年4月4日，当南方周末记者见到黎祥彩时，黎老想等新房装修完后再贴对联，不曾想就这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