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

罗马西斯廷小礼拜堂中的礼拜

桑迪壁画作品《特洛伊大火》（1844 年）。描述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后幸存的王子埃涅阿斯带领族人逃离

提起“山与海”，至少在中国某一个年龄段的人会下意识地联想到某个曲调和一群蓝晃晃的动画形象，而这似乎与一般东方概念中精通天上人间各种艺术、金光闪耀的意大利形象有些差距。当然，如果按照创作者的国籍归祖认宗，那些蓝色家伙理应归属远在北方的比利时。另一方面，所谓“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无论曲调还是歌词都是100%“中国制造”。意大利似乎只是在纯粹字面意义上符合了“山与海那边”，不过那毕竟是阿尔卑斯山与亚得里亚海（Mare Adriatico）。阿尔卑斯山在整个欧洲近乎“楚河汉界”般的地理意义自不必说，横亘在巴尔干半岛与意大利半岛之间的亚得里亚海同样扮演着地中海里阿尔卑斯山角色，即便是在东西阵营貌似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泾渭分明的今天，提及亚得里亚海西岸仍能令人回想起碧海蓝天、绿荫金发等文艺复兴式乡愁十足的画面，飞旋在画面中的爱神、春神以及诸般俊男靓女很容易使人忘记：被欧洲文明称颂了千年的这些神祇其实更多地诞生于比亚得里亚海更接近东方的爱琴海。

以地中海的视角来看，中国位于遥远的远东。然而中国自然是和意大利有渊源的。《马可·波罗游记》虽然有种种争议，但它的存在确实使意大利至少在字面上似乎成了中国听说过最多的欧洲土地。中文“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的词曲作者最开始以为是在为一部日本动画片配主题歌，歌曲流传后却被广泛视为美国儿歌，当时中国还很少有人意识到比利时人其实也会画漫画。意大利自身历史也经历过类似的多民族融和与无厘头般突转，理应不会介意人们在远望意大利的山海时想到一首中文歌。与此同时，尽管有马可·波罗的存在而且意大利人在血缘上似乎还与东方残存着些许联系，意大利却很可能是中国最不了解的欧洲国家之一。2010与2015年两次世界博览会开幕后的景象便能显现出两种文化间的差异。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创作于狱中的无聊时光，好歹也算是某种回忆录;就东方来说，自从见过，对于西方文明也难免存下了几分惦念，而意大利又堪称整个欧洲文明的乡愁所在地。只是这种并非属于同一水系首尾的思念通常会出现典型如“思念是一种病”这样的误读：非汉语母语的歌曲爱好者经常会唱成“思念是一种饼”——将东西方的互望比拟为“龙与鹰之间的对话”自然别具帝国风范，但实际上更多时候恐怕只是“馅饼之间的对话”。

说起“馅饼”，历史中的意大利又很容易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承继者的神龛上陡然掉到众口一词编排的笑话堆中。无论是真是假，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形象都被这些笑话玩坏了：“当其他国家都在忙着开发新型武器时，意大利为保障军队用餐质量发明了冷冻干燥的保存食物法”;“某俘虏营的意大利士兵越狱，因为没有意大利面，他们跑到另一个有意大利面的俘虏营;后来之前的俘虏营向他们保证会提供意大利面，于是他们又回去了”;“德军在沙漠中接收到意大利军队的救援请求，派出一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当他们与意大利军队会合时，发现对方正用宝贵的水煮意大利面”。其实比这些笑话原本更应该令人诧异的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在窃笑之后可以迅速以更为郑重的语气谈论当年罗马军团的显赫战功，在转换过程中甚至没有丝毫精神分裂的感觉。或许这是因为意大利历史中有太多的阶段容易被标签化，而这些标签经过历代修饰逐渐具备了威尼斯面具的装饰感与纯象征性，以至于人们日益习惯在这样一场意大利式的假面游行中毫不诧异地看到荒谬与华丽同行。整个意大利史即便是纵贯起来阅读也不大像部厚重的历史著作，而更接近某种松散的传奇乃至童话合集。

不过，自从有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这样当量的人物颇为严肃地编写出一部洋洋万言的《意大利童话》（Fiabe italiane）后，“童话”也成为人们在谈论起意大利时别具分量的说法。卡尔维诺本人在世界文学界独特的地位甚至可以使这些童话容易比大名鼎鼎的格林童话获得更加正襟危坐的阅读：毕竟，格林兄弟最终只被史书认可为语言学家、民俗学家，而卡尔维诺1985年去世后被盖棺论定为“意大利当代小说界的领军人物、充满想象的寓言作品的大师”。卡尔维诺在《意大利童话》序言里写下的这段文字本身也很像是对意大利历史的寓言式概括：“在意大利童话里，必要的‘野蛮情结都会服从于和谐的法则。《格林童话》中那些不堪入目的血腥场面在意大利童话中已不复存在。意大利童话很少能发展到凶残的地步，尽管残忍的感情和非人道的不公正行为作为故事发展的必要因素仍然存在着，尽管树林里还回荡着被砍断双手后遗弃的少女或新娘的哭声，但是这些血债却从未逃脱过惩罚，故事情节并不详细描述对受害者的迫害，也没有装腔作势的怜悯，而是马上发展到挽回局面的结局。”意大利式的各种笑话听起来不错，但人们经常忽略它们其实为这个世界的稳定提供了很多正能量的负熵。当然，卡尔维诺也绝不讳言意大利童话残忍的一面：“在结局中，坏人（通常是坏女人）会得到迅速的惩罚，在意大利童话中，这种惩罚通常是毫不留情的：仿照惩罚女巫的传统酷刑，坏人被全身涂上沥青，然后在火刑柱上烧死，在西西里，则‘先被从窗子扔出去，然后再烧死。”20世纪后对《格林童话》、《鹅妈妈的故事》等传统欧洲童话的重新解读也早已使人们看到童话可能扮演的令人生畏的“史官”角色。因此，无论东方式的对山与海那边的意大利的敬仰与思念是否偶尔会发现实际得到的不过是一种饼，面对书本上的意大利史时人们依然应该常存敬畏之心，恰如面对书本上很多东方古国的历史。

地中海式群居

将三部幻想小说结集为“我们的祖先”的卡尔维诺，显然不会介意把自己的先祖比拟成“活泼又聪明”、“调皮又灵敏”、“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问题在于：究竟谁是意大利人的祖先？人种芜杂几乎是欧洲各国的通病，而在意大利这一问题更是格外棘手。连卡尔维诺本人的身世都可以被视为这种意大利式混杂的微缩样本。卡尔维诺诞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郊区，取名“Italo”据说是他的母亲为抒发对意大利家乡的思念。卡尔维诺的母亲出生于意大利西南部撒丁岛（Sardinia）的萨萨里（Sassari），而他的父亲出生于意大利本土西北部利古里亚（Liguria）大区的圣雷莫（Sanremo）。撒丁岛目睹了意大利文明的诞生，在19世纪后期成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大本营，但在此前的漫长岁月里长期属于西班牙乃至源自阿拉伯的萨拉森人（Saracen）治下。至于几乎历史同样悠久的利古里亚，如今该地区以旅游业为意大利贡献了不少税收，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却以雇佣兵行业出名。“雇佣兵”是一个在意大利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名词，只不过利古里亚的雇佣兵们在古罗马时期长期效力的是罗马的死对头迦太基（Cartha-ginians）。如此血统混杂出的卡尔维诺获得了“意大利”这样的命名，听起来也是别具寓言意味。卡尔维诺在一篇自传中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的主人公从他的祖先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起，当他终于要讲述自己时，发现却已无话可说。但是，当面对意大利历史时，还确实得从祖先絮叨起才能理解在漫画中经常被调侃的那种西西里式家族逻辑：我要杀你是因为你叔叔的姑姑的祖父曾经偷看我舅舅的姐姐的外祖母洗澡。

冯诺洛萨画作《智人的葬礼》

如果愿意，西西里的仇怨甚至可以追溯到百万年前的上一个冰河时代，因为当时西西里岛还与意大利半岛本土相连，而拿破仑也会很高兴地看到厄尔巴岛（Elba）同样如此。当时亚得里亚海的海面比现在小得多，威尼斯湾也还是一片气候湿润、土质肥沃的平原。早期人类显然未曾预见威尼斯未来的繁华，无论是否来自非洲，他们在这一靴子形半岛选择的最初落脚点是后跟处的狭长地区：2010年，考古学者在阿普利亚（Apulia）大区的皮罗（Pirro）北部发现燧石工具化石，表明早期人类在150万年前就已经踏上了这片半岛。早期人类中最著名的代表自然是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尽管因最早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河谷（Neanderthal）而得名，但随后的考古发现证实尼安德特人的足迹几乎遍布现今整个欧洲和东亚。1964年，意大利东南部、几乎是“鞋跟”末端的卡瓦罗洞穴（Grotta del Cavallo）中发现了一颗距今4.3万？4.5万年的牙齿化石。当时曾被认定为是尼安德特人的婴儿的牙齿，直至2011年经英国牛津大学牛津放射性碳加速器组重新检测，才确定它实际上属于智人（Homo sapiens）的婴儿，而且在同洞穴发现的之前被认定属于尼安德特人的装饰品和骨质工具也被澄清为由智人制造。这一发现将智人出现在欧洲大陆的时间大为提前，但也将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一番历史公案在意大利这片舞台上格外戏剧化地再次呈现出来。

从命名上的偏袒就可以看出，智人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而脑容量甚至略大于现代人平均值的尼安德特人被认为是在人类进化历史中迷失于死胡同的一支。尼安德特人灭绝之谜与恐龙灭绝之谜一样充满各种戏剧性的猜测。牛津大学人类学学者皮尔丝（Eiluned Pearce）在2013年提出：头骨化石证明尼安德特人眼睛更大，拥有比智人更好的视力，可以适应微弱的光线并更协调地控制身体运动，但这些优势在史前时代反使他们落败于晚出现的智人：“他们的大脑更专注于视觉和身体控制，而不是其他的功能例如社会交流”;“在智人具有强大认知能力并建构了巨大复杂的社会关系后，以小群体生活的尼安德特人处于劣势，当他们处于紧急情况时只有很少的朋友可以给予帮助。”与这种还带有些“集体力量大”式励志色彩的假说相比，同年西班牙人类学学者霍尔托拉（Policarp Hortolà）与他的同事提出的另一种理论更令现代人汗颜。霍尔托拉认为：作为“外来入侵物种”的智人扩散进入欧洲和亚洲地区、也即尼安德特人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将后者视为资源竞争者，而对智人以其他直立人骨骼碎片制成的人工饰物上的切痕和断痕分析显示，智人甚至将资源竞争者们视为“另一种食物来源”。简而言之，智人吃光了尼安德特人。201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的一次基因对比研究显示：非洲以外的大多数现代人基因中有至少1%？4%源自尼安德特人。这一数据曾经再度引发关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曾否杂交的争论，如今霍尔托拉的假说倒可以提供给人们更加海阔天空的联想。无论真相如何，人类祖先曾经面对的惨烈生存环境或许值得后代对他们的所有选择沉默。现今意大利的北部地区也发现有史前晚期的人类遗迹，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冰人奥兹”（？tzi the Iceman）。这是一具1991年在意大利与奥地利交界处阿尔卑斯山锡米拉温冰川（Similaun Glacier）发现的天然木乃伊，又称“锡米拉温人”（Similaun Man）。“冰人奥兹”的生活年代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300年前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冰封欧洲人类木乃伊。据法医检测，“冰人奥兹”死亡时约45岁，童年时代居住于现今意大利东北部波尔查诺（Bolzano）近郊，很可能是一名山地牧羊人，在死前半年曾生过三次病，最后一次是在死前两星期;尽管“冰人奥兹”携带着弓箭与斧头，但他还是遭受到某种伏击：一侧肩膊被一枚箭头深深刺入，双手、双腕及胸膛也有不少伤痕，显示他曾与人打斗并负伤逃走，血液色素检验则表明伤口曾流血达18小时，最终“冰人奥兹”因失血过多而死。“冰人奥兹谋杀案”在世界各地著名木乃伊疑案排名中位居前列，不过他显然缺乏为自己复仇的后代：2008年意大利卡梅里诺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merino）一个研究小组对“冰人奥兹”的DNA分析表明，他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现代人种。

“冰人奥兹”为后世留下的最积极的物证之一是陪伴他长眠的那把斧头。虽然这把斧子以现代眼光来看更像把锄头，而且金属部分只有9.5厘米长，但由于金属部分几乎是以纯铜铸造而颇令历史学家震惊，因为这将欧洲铜矿开采与冶炼的历史至少提前了500年。“冰人奥兹”的斧子验证了意大利半岛金石并用时代或称“红铜时代”（Copper Age）的到来。通俗史书中经常会沿袭古希腊—古罗马—意大利这样传承有序的叙述，而此时地中海东部与古希腊文明似乎有同样理所应当但其实只是蛛丝马迹关联的迈锡尼（Mycenae）文明还不曾建立起它恢弘的狮子门。未来将对意大利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σ？οδο？）将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特洛伊战争划为人类第四个世纪的“英雄时代”，同时将这一时代之前的人类第三世纪定义为“青铜时代”。赫西俄德笔下的青铜时代与考古术语中的“青铜时代”当然无法等同，而且赫西俄德也没有提及“红铜时代”，不过这并不妨碍后人从赫西俄德的文字中对公元前3000？前2000年前后的地中海世界得到些更直观的印象：“在这个世纪中的人类骄傲蛮横，他们不懂得耕作劳动，却酷爱战争。宙斯赐予他们强壮高大的肉体，但是也给了他们残忍的心灵。他们自相残杀，并且很快便沉沦到了哈得斯的地府中。”

重归历史学的术语：正是在红铜时代，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的族群迁入意大利半岛。虽属正统术语，但“印欧语系”这一说法本身在传奇色彩上其实也并不逊于赫西俄德划分的人类五个世纪。它源自一个在18世纪后期才被英国语言学家、东方学家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的“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假说。1786年，琼斯在印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古英语之间无论是在动词词根还是在语法形式方面都显示出系统的相似点，而这种现象绝不可能只是偶然，因此必须承认这些语言衍生自同一原始母语，也即原始印欧语。以语源学探究一个地区的历史固然是一种颇理工派的技术做法，然而当这一语系的各语族在今人视野之外的历史深处便已散布到从印度到近中东的庞大版图里时，猜测意大利半岛在这一时期移民潮究竟来自何方实在近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也唯有跟随史书上的刻板记载目睹意大利半岛上这些勇敢的早期开拓者们“我到、我见、我征服”。

史料记载，当时约有四波从北方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迁徙浪潮。第一波印欧语系族群的迁入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0世纪中期，他们带来了红铜的锻造技术。此次迁入造就的最辉煌成果是现今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Po Valley）的瑞门德罗文化（Remedello Culture）。第二波移民发生在公元前30世纪晚期到公元前20世纪早期的青铜时代，主要影响地为现今意大利北部的巴丹平原（Padan Plain）、中西部的托斯卡纳（Tuscany）以及南方的撒丁岛和西西里，这次的新移民带来了青铜锻造的工艺。与技术变革同样重要的是此次移民在撒丁岛以及周边造就的努拉盖文明（Nuragic Civilization）。由于岛屿的特殊地理条件，努拉盖文明得以从公元前18世纪的青铜器时代早期一直存留到公元2世纪的罗马化年代。岛上留存至今的支石墓（Dolmen）和竖石纪念碑（Menhir）足以使人有些不安但又好奇地联想起分布在法国南部、西北部乃至英国诸岛上与它们同属巨石文化（Megalith）的同类。究竟是谁跨越欧洲南北建造了它们？这个问题的奥妙甚至可以将这些巨石的实际用途只简化为需要学者们头疼的针尖问题。

公元前20世纪中期，第三波印欧语系移民潮抵达，取代瑞门德罗文化的泰拉马拉文化（Terramare Culture）诞生。泰拉马拉文化得名于后人在他们的居住点发现的黑色土壤（terremare）残渣，而这种土壤显然是长期耕作与施肥的结果。泰拉马拉文化时期的人们虽然仍然是猎人，但已经开始驯养动物。他们不只是铸造青铜的高手，而且开始定居下来栽培豆类、葡萄、小麦和亚麻。公元前20世纪晚期到公元前10世纪早期的青铜时代晚期，第四波印欧语系移民，也即与中欧骨灰瓮棺文化（Urnfield Culture）有关联的原始微兰诺威文化（Proto-Villanovan Culture）带着冶铁技术来到了意大利半岛。与以“战士”和“海员”形象为荣、以地中海贸易守护者身份自居的撒丁岛定居者不同，原始微兰诺威人的习俗进一步加深了意大利半岛中北部与土地的关联。现今意大利半岛以及邻近岛屿上独特的地中海式群居方式开始成形，而其南北延续千年的差异至今仍令人回望时难免想到冰河零点时期尼安德特人与智人的公案。当然，时已至此，大家都已经多少算是文明人。公元前10世纪后，入住这一地区的居民虽然又裂变出诸多族群，但后人还大体能够依照其语言归属大致理清脉络。除撒丁岛、西西里岛等因地理因素语言格外多样化的地区外，意大利半岛本土的印欧语系族群大致可参照使用后来的拉丁语与使用奥斯坎语（Oscan）分为两大类，只是语言的近似未必确保族群间的亲近。未来古罗马文明的主要缔造者萨宾人（Sabines）与拉丁人（Latini）之间的常年冲突便是典型的例证，拉丁人不止造就了后来以“典雅”影响至今的拉丁语，他们为争夺女性繁殖力量而造就的“劫掠萨宾妇女”史实直至数千年后都会成为拉丁语系画家们祈愿和平时的顺手题材。

不过，查看公元前500年前后意大利半岛的地图就会发现，“奉言成名”的拉丁人当年占据的版图何其之小，而他们的运气更多不过阴差阳错地来自邻近罗马这座后来的不朽之城。在意大利半岛早期的版图上，北方横亘着似乎影响力在早期欧洲无所不在的凯尔特人，即便不考虑雷蒂人（Raeti）、皮森特人（Picentes）以及当时尚处北方的翁布里亚人（Umbri）这些暧昧不明的力量，单是神秘的利古里亚人（Ligures）的存在已经足以使这盘棋上充满莫名的变数。假如说以“意大利”为名的卡尔维诺的母系血统是来自对意大利历史重要攸关的撒丁岛，他的父系血统一方会有更多的故事。利古里亚人因其彪悍很早已经出现在古希腊典籍中，但因高卢人（Gauls）来路不明，利古里亚人又同样好勇斗狠，两者在古罗马典籍中多次被混淆。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Στρ？βων）认为利古里亚人很可能是普罗旺斯地区某些新石器时代就已落户的部落的后代，还强调：利古里亚人既不具备凯尔特背景，也与高卢人种族不同。而根据古希腊晚期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古罗马公民的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说法，利古里亚人自称“安布隆人”（Ambrone），但他们似乎与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安布隆人并没有确凿的血统关系。利古里亚人的身份问题在19世纪引起了更多学者的注意。法国历史学家迪亚里（Amédée Thierry）认为他们与伊比利亚人（Iberians）有血缘关系，而德国古日耳曼学教授缪伦霍夫（Karl Müllenhoff）则引用一份公元前6世纪的史料称，“Ligures”一词实际上是对包括凯尔特人在内的多个部族的统称。随后又有学者提出“原始印欧语系”血统论，支持这一观点的有法国19世纪历史学家德·儒本维尔（Henri dArbois de Jubainville），他认为利古里亚人与现今西巴尔干半岛以及现今意大利东南海岸的古希腊裔伊比利亚人（？λλυριο？）一样，都是新石器时代由亚德利亚海向大西洋传播的“卡迪乌陶器文明”（Cardium Pottery）遗留的后代。如今更多学者倾向的折中说法是：公元前8？前5世纪之间确实又有一些高卢-凯尔特人部落开始迁徙到普罗旺斯地区。他们拥有铁制的武器，击败了尚未走出青铜时代的利古里亚人，但利古里亚人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于是两个部族最终达成了共享现今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局面。

如今人们对利古里亚人的语言知之甚少，保留至今的只有一些人名与地名。它似乎源自印欧语系，但又和意大利语尤其是凯尔特语显示出极强的相似性。他们没有自己的字母，他们的语言却在法国南部的地名中有大量存留，更令人叹服的是他们将自己族群的名字永久地留在了地中海北岸。不过，即便如此，利古里亚人毕竟对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法国人具有更多的意义，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更能影响未来意大利文明走向的是伊特鲁里亚人（Etruria）。

伊特鲁里亚人又因其创立的文明被称为“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他们在意大利中部的来去如同利古里亚人在意大利北部一样神秘。然而，恰如迈锡尼文明是后人希望将古希腊文明视为人类自身智慧自然生长出的结果时不可逾越的一环一样，伊特鲁里亚人也是后人审视意大利文明时必须接受的一个襁褓期。何况它并不弱。

考古证据显示，伊特鲁里亚人在意大利中部始现于公元前12世纪，繁荣于公元前800年后。他们的根源如同利古里亚人一样不可考，早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ρ？δοτο？）时期，人们就已经在臆测他们的祖先。基于伊特鲁里亚人高超的冶炼技术，希罗多德猜想他们来自安纳托利亚（Anatolia）西海岸的吕底亚（Lydia）。“安纳托利亚”是亚洲西部半岛小亚细亚的旧称，现属土耳其境内。希罗多德认为，伊特鲁里亚人迁徙进入意大利中部的原因是家乡遭遇到严重的旱灾，故而在首领带领下举族跨海西迁。希罗多德的猜想在古罗马时期就被认为“过于富有想象力”。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在他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延续了罗马人视北方一切蛮族与高卢人有瓜葛的传统，认为伊特鲁里亚人不过是被高卢人驱逐南下的雷蒂人的一个分支。2013年一个意大利科学小组对伊特鲁里亚人遗骸进行的DNA比对测试似乎否定了老普林尼的武断想法，但也没有为希罗多德的假说提供更有力的辅证，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谜团：测试结果显示，伊特鲁里亚人确实与当时的安纳托利亚居民存在DNA上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在他们体内已经有至少5000年的历史。换而言之，对于意大利这片土地而言，伊特鲁里亚人或许确实是来自近东的移民，但对于公元前3000年起迁入意大利的几波印欧语系族群来说，伊特鲁里亚人算得上是意大利中部具有近东血统的“原住民”。伊特鲁里亚人与当时意大利半岛其他族群最为不同的是：他们的语言不属于印欧语，而与安纳托利亚一带某种源自楔形文字的语言同宗。虽然后来考古学家曾在希腊的利姆诺斯岛（Lemnos）上发现类似文字的铭文，而且拉丁文字母事实上来自伊特鲁里亚语，但这种语言至今未能得到破解，恰如迈锡尼文字。同样，如同迈锡尼文明与古代东方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间迷雾般的关联，伊特鲁里亚人的文明也以一种冥冥之力将某种源自近东的智慧传承到了意大利半岛，随后消失于沉寂。

情侣石棺（公元前525～ 前500）。这是目前存世的伊特鲁里亚艺术品中著名的一件

与迈锡尼文明的另一相似处是：伊特鲁里亚人自己的文字无人能懂，他们的辉煌与风采却如同特洛伊传奇一样长存在晚辈文明不无艳羡的文字中。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的巨著名叫《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但他在书中也谦逊地承认：处于权力巅峰时期的伊特鲁里亚，“占据了整个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山脉到西西里海峡都有它的盛名”。史书中的伊特鲁里亚人是一个充满激情并且自由浪漫的民族：他们是一流的工程师，精通从冶炼到路桥建设在内的各项技术，堪称罗马人后来乐此不疲的修路大业的祖师爷;他们也热爱音乐与宴会，对葡萄酒更是情有独钟，意大利乃至法国最早的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技术据信实际上都传承自这个微醺的民族。倘若说“会饮”之类的雅好伊特鲁里亚人或许还得到了古希腊的点拨，他们对“一夫一妻制”的严格遵守乃至男女关系的绝对平等却令当时整个地中海社会都惊叹不已。伊特鲁里亚妇女在结婚后仍可保留自己的名和家族的姓，参与社交活动时完全享受与男性同等的待遇，可以与男伴一起观看体育比赛，享受宴乐美食时也可与男伴一起无拘无束地躺在睡椅上，这与她们必须回避内室，或是只能端坐一旁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姐妹”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李维也注意到伊特鲁里亚人“比其他民族更热衷于宗教习俗”。伊特鲁里亚人的宗教是一种泛神论（Immanent Polytheism），也即自然界所有现象都被视为神力的表现。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对古罗马人与伊特鲁里亚人的世界观曾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认为云层相撞产生了闪电，而他们却坚信云层相撞的目的是为了产生闪电。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不认为一件事情发生产生了一个结果，而相信一件事情发生是为了产生一个结果。”“情侣石棺”（Sarcofago degli Sposi）是目前存世的伊特鲁里亚艺术品中著名的一件，它制造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棺盖上一对微笑的情侣相拥而倚了数千年。类似的雕塑或装饰画在伊特鲁里亚人的墓穴中极为常见，因为伊特鲁里亚人相信死后可以在阴间继续他们的幸福生活与不渝恩爱。这或许是古代泛神论缔造过的最美好的“向死而爱”梦想。

左：《荒漠中的圣杰罗姆》（1882年）右：传说中的罗马城建造者罗穆卢斯和雷穆斯

伊特鲁里亚人暧昧的来历与他们的世界观颇令人想起赫西俄德笔下“英雄时代”的后裔：“第四个世纪——没有明确的称呼，通常被称为‘英雄时代。生活在这个世纪中的人类，比起前几个时代更勇敢而公正。他们拥有接近神的力量与智慧。因此被称作‘英雄。最后这些英雄都被卷入残酷的战争之中（其中就包括特洛伊战争）并相继死去。宙斯让他们再次复活并将他们安置在世界边缘的一个岛屿上。在那里，他们得以享受幸福而安定的生活，没有烦恼，衣食无忧。”根据古罗马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29？前19年创作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ēis）中的记载，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后，幸存的王子埃涅阿斯（Aeneas）率领一支人马逃离特洛伊，渡海辗转来到意大利半岛，在此重建家园并最终建造了罗马城。维吉尔的史诗当然更多只是为罗马城创造一个神话。不过，假如特洛伊的遗址仍被认可位于现今土耳其西海岸的安纳托利亚的话，特洛伊战争与埃涅阿斯加在一起也足以给神秘的伊特鲁里亚人创造神话。在古希腊语中，伊特鲁里亚人被称为“Τυρρηνο？”（Tyrrhēnoi）。现今意大利西海岸与撒丁岛、西西里岛之间的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便源出此词。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伊特鲁里亚人是在一位名叫“第利诺斯”（Τυρρην？？;Tyrrhenus）的首领指挥下西迁的，故而在希腊伊特鲁里亚人有这样的别称。不过，公元1世纪的以古希腊语创作的哲学家狄奥尼修斯（Διον？σιο？ ？λεξ？νδρου ？λικαρν？σσε？？）有不同的意见，他在《罗马史》（Ρωμαικ？ Αρχαιολογ？α）中提出伊特鲁里亚人并非移民而是半岛原住民，希腊人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塔楼”（Tyrrheis）中。无论这一称呼缘由如何，待《埃涅阿斯纪》出现时，“第利诺斯”这个名字的属性出现了质变。在维吉尔的史诗中，“第利诺斯”成了拉丁人国王的牧羊人的名字。由于埃涅阿斯之子阿斯卡尼乌斯（Ascanius）射杀了第利诺斯的一头牲畜，引发了特洛伊移民与半岛原住民之间的第一场冲突。

神话固然永远属于胜利者，但伊特鲁里亚人终究没有留下自己语言的证词，总使得这场较量显得有些虚渺。后人只知道伊特鲁里亚人早期称呼自己为“Trasena”，这个词似乎可以与古埃及语中的“Teresh”（海洋居民）找到某些联系。伊特鲁里亚人对自己的称呼后来在古罗马人的语言中演变成“Tusci”与“Etrusci”两种叫法。其中“Etrusci”意指伊特鲁里亚人辖下的广阔疆域，而“Tusci”指伊特鲁里亚人统治的核心城市——这座城市原本得名自古希腊语中的“祭祀”，后来逐渐演变成现今意大利著名地名之一：托斯卡纳（Tuscany）。不过，在公元前8世纪伊特鲁里亚人最沉迷于自己的人间乐土生活时，半岛上还不存在“意大利”这个名称，而且“Italia”一词最初涵盖的意义几乎也与被伊特鲁里亚人带走了的那个昔日世界并无半点关联。

大希腊与古罗马

“卡皮托利尼狼”（Lupa Capitolina）就是那尊象征罗马建城的著名铜像，它的身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这样描述：母狼出自公元前5世纪的伊特鲁里亚工匠之手，两个待哺的婴儿则是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波拉里奥罗（Antonio del Pollaiolo）添加的。“伊特鲁里亚”与“文艺复兴”，确实是两个黄金词语的天作之合。可惜，21世纪的碳放射与热释光（thermoluminescence）检验表明：铜像的两部分实际都铸造于1021？1153年。

因此大名鼎鼎的“卡皮托利尼狼”其实并没有见证罗马的诞生。根据传诵已久的传说，罗马是在公元前753年4月21日由埃涅阿斯的后代、罗穆卢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兄弟建造的。关于那句著名的俗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曾经有种调侃的说法：在神话里，罗马城确实不是罗穆卢斯兄弟在一天之内建成的，因为它是兄弟俩在“一夜”时间里建成的。“罗马”一词在公元前后那段时期实在过于绚烂，以至于太诱使人从罗穆卢斯兄弟的一夜建城便直接跳至恺撒与奥古斯都那些战功恢弘的年代。然而，史实中的罗马确实不是一天建成的，甚至雷穆斯也未必是被他的兄弟在建城时杀死的。由于未来罗马帝国光辉的映衬，罗马建城初年虽属君王统治，在后来的史书上却只能谦逊地留下“王权时代”（Rēgnum Rōmānum）这样的称谓。罗马的王权时代虽然似乎不及罗马帝国时期那般波澜壮阔，但罗马帝国毕竟横跨欧、亚、非三洲，对于现今多以靴子版图为世人所知的意大利来说，早年的这段王权年代更带有“潜龙在野”的古典尊贵感，哪怕这些祖先们当年做的事或许未必那么尊贵。

在李维的史书中，关于雷穆斯之死出现了两种版本：一种被说是“更加广泛流传的”，也即雷穆斯因对新城墙言出不逊而被罗穆卢斯杀死;另一种只说雷穆斯在建造罗马过程中去世，未提及谋杀。近700年后因翻译古希腊文《圣经》而著称的基督教圣徒圣·杰罗姆（St.Jerome）则提出雷穆斯实际上是被罗穆卢斯手下名叫法比乌斯（Fabius）的军官用铁锹击中头部致死，而罗穆卢斯满怀悲伤地厚葬了雷穆斯。无论哪种说法是真的，罗马城留下了每年5月中旬举办以驱除死者恶灵为核心的勒穆亚节（Lemuria）传统，这一传统甚至被后来的基督教世界传承为“诸圣节”（All Saints Day），该节日日后在东正教地区尊崇了古罗马每年复活节后举行的习惯，在西方其他领域则逐步演化为每年底的万圣节。

作为罗马王权时代的第一任国王，罗穆卢斯留载史书的又一著名行为是“劫掠萨宾妇女”。罗穆卢斯与雷穆斯这对狼兄狼弟早年避祸时要远离的地方名叫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位于罗马东南，属拉丁人所在的拉丁姆平原（Latium），也正是维吉尔史诗中埃涅阿斯之子阿斯卡尼乌斯在与名称来历不清的“第利诺斯”发生冲突后获得的领地。不过，无论是阿尔巴隆加、萨宾还是罗穆卢斯为罗马精心选址的帕拉蒂尼山（Mons Palatinus）山麓，罗马这座未来的“七山之城”建城初期更像是不同村庄山寨间的或啸聚或征伐之举。“劫掠萨宾妇女”并以此获得强大的萨宾人结盟不过是其中更具有东方祝家庄式戏剧情节的一例。罗马王权时代的第二任国王努玛（Numa Pompilius）在史书上颇似东方尧舜禹那样的明君，据记载正是他确立了法律和风俗礼仪，使罗马开始转变为一座“文明之城”。不过不应忽略的是努玛是萨宾人之王的女婿。

第三任国王图路斯（Tullus Hostilius）是霍斯图斯（Hostus Hosti-lius）的孙子，而霍斯图斯是当年与罗穆卢斯并肩迎战萨宾人时阵亡的大将。罗马王权时代似乎确实有着某种东方式“禅让”的古风，但20世纪的历史学者多少有些怀疑图路斯的真实身份：图路斯的出身与罗穆卢斯过于相似，同样被牧羊者养大并有相似的战功，而且他名字前缀的形容词“Hostilius”在拉丁文中意为“满怀恨意的”，这似乎更像是当年的史书作者给予的绰号而非真实姓氏。图路斯确实可能是“满怀恨意的”。李维记载他以类似“田忌赛马”的计谋和平征服了阿尔巴隆加。不过，近500年后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记述：努玛使好战的罗马人将兴趣转向宗教，给他的人民带来了40年的和平;他的继任者图路斯使罗马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确信，国家的活力已由于久无战斗而逐渐地衰弱。他环顾四邻，觅取战争借口”;图路斯选择罗马的母城阿尔巴隆加为敌国，加以攻击并将其彻底消灭;当阿尔巴隆加国王违背其同盟承诺时，图路斯将他捆在两车之间撕成碎片。同样是这位图路斯，他在任上修建了即将矗立近600年的赫斯提利亚元老院（Curia Hostilia），这恐怕是唯有经历过公元前地中海式群居才能发展出来的分裂型智慧。图路斯统治了近31年，似乎是罗马王权时代第一位神秘死亡的国王。据李维《罗马史》记载：“由于相信罗马力量的增强，图鲁斯便向当时在人力和武力上仅次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萨宾人宣战并最终战胜。然而此后不久罗马遭遇瘟疫，图鲁斯也从信赖武力转而依附迷信度日。据传，由于进行了某种献给朱庇特的隐秘祭礼为朱庇特所不喜，遂遭雷击，与自己的房子一同焚毁。”

第四任国王安库斯（Ancus Marcius）是以贤德著称的努玛的孙子，但他显然更认同图路斯的尚武哲学。据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史学家卡修斯（Dio Cassius）记载，安库斯完全了解：“希望借不做错事而保持和平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人越想和平就越容易遭受攻击。对于安静的渴望并不是一种防护力，除非有战争装备伴随;在四方扰攘中只耽乐于自由而不热心战争的人，很快就会被毁灭。”安库斯没有耽搁，在他执政期间，罗马首次在台伯河（Tiber）上筑起桥梁并以武力打开了台伯河的入海口奥斯提亚安提卡（Ostia Antica），首次将触角伸向地中海。直至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年代辉煌期，奥斯提亚安提卡都是罗马海军的主要军港。

至少是在卡尔维诺编选的《意大利童话》中，狼并不总是无条件的邪恶形象。尽管也有类似《小红帽》情节的《狼和三个姑娘》，但故事中狼吃人的前提与图路斯式的尚武哲学颇为相似。另外颇为著名的一篇《狼叔叔》则结尾在一句高冷的论断上：“狼叔叔总是吃馋嘴女孩。”关于罗马建城的“卡皮托利尼狼”传说，20世纪诸如杜兰特（Will Durant）等学者还提出过另一种看法，即以“特洛伊的埃涅阿斯”为名进入意大利半岛、居住在拉丁姆平原的这批新移民实际上是试图派遣部分人马去发展当时还欠发达的内陆地区，以此作为抵抗伊特鲁里亚人沿西部海岸线扩张的战略外壕。因为有考古证据显示，当时罗马以及周边地区“多雨、泛滥，又处于四周平原的沼泽中，城中的低洼地区春天甚至都是疟疾的温床”，并不适宜居住。因山丘众多，所谓的“罗马七山”也只有到西塞罗时期才有了相对固定的说法：帕拉蒂尼山、卡皮托利诺山（Capitoline）、恺良山（Caelian）、埃斯奎利诺山（Esquiline）、阿文蒂诺山（Aventine）、维米纳山（Viminal）以及奎里纳莱山（Quirinal）。而所谓“七山联邦”（Septimontium）的成型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后世史书上记载“七山联邦”由三大族群组成：拉丁姆平原上的拉丁人、萨宾人和伊特鲁里亚人。拉丁姆人与萨宾人的联盟在罗马王权时代前四任国王近150年的统治史中已经充分展现其间戏剧化的可能性，与伊特鲁里亚人的联盟更是可能出现如同童话《狼叔叔》中圆锅换炸糕、小圆面包和葡萄酒时出现的“馋嘴”问题。

17世纪意大利画家切萨里画作《古罗马国王图路斯战胜维依和菲德内部落》

虽然拉丁姆人迅速壮大，直至公元前7世纪马奇路斯统治期间，伊特鲁里亚人作为“首要敌”看待的还是大希腊（Μεγ？λη ？λλ？？）。公元前8？前7世纪，曾在史书上如此辉煌的古希腊人却因为饥荒、拥挤等人口危机开始被迫寻找新的商业出路与外贸港口，逐渐在远及黑海东岸、东利比亚和现今法国马赛等地建立新的移民点，西西里与意大利半岛南部也成为古希腊人顺理推章的首选地点。因为古希腊人在现今意大利西西里和本土靴形版图的脚跟部聚集人口如此密集，这片地区很快在史书上得到了“大希腊”的命名。移民浪潮带来的是古希腊语的方言、宗教仪式和独立城邦等传统希腊文化的输出。倘若没有“大希腊”存在，相对故步自封的伊特鲁里亚语还不会屈尊采纳希腊本土东南部方言卡尔西迪安语（Chalcidean）的字母，将自己的语言至少在字母层面略解密成后来被广泛使用的拉丁字母。

大希腊造就了很多如今耳熟能详的地名，例如那不勒斯（Napoli）与塔兰托（Taranto）。大希腊的存在也庇护了很多后世景仰的似乎不问人间尘土的学者名字，例如芝诺（Ζ？νων）、巴门尼德斯（Παρμεν？δη？）、毕达哥拉斯（Πυθαγ？ρα？）。然而无论伊特鲁里亚人是否源自与古希腊有世仇的特洛伊或安纳托利亚，因采矿与冶炼加工贸易而富饶的伊特鲁里亚人在意大利半岛和西地中海的资源利益上与大希腊产生了冲突。公元前6世纪，当古希腊治下的福西亚人（Phoceans）在地中海现今法国南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地区和现属法国的地中海科西嘉岛（Corsica）一带建立起自己的移民点后，伊特鲁里亚人终于与北非沿岸同样和希腊人产生利益冲突的古迦太基人结盟，共同对抗大希腊移民。在后世书斋学者看来，古迦太基人是集中于现今北非突尼斯湾的一个古代闪米特（Semites）文明，同宗于楔形文字的这两个族群即便是建立超乎贸易利益的结盟也会得到认同。然而，就像后来一直在意大利半岛似乎是出于祖训般玩神话游戏一样，被此地风土化了的族群似乎永远对于“没有核心只有价值”只存暂时记忆。公元前540年，伊特鲁里亚人与迦太基人的联军在科西嘉岛海岸的阿拉利亚战役（Battle of Alalia）中与大希腊对抗，尽管这次战役没有明确的赢家，迦太基人设法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大希腊与伊特鲁里亚人互有损失，伊特鲁里亚人失去对现今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控制权，待公元前480年伊特鲁利亚的盟友迦太基被大希腊击败，伊特鲁里亚人已经面临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而现今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等地仍等待着罗马直至帝国时期的种种挑战，公元前73？前71年著名的斯巴达克斯战争（War of Spartacus）不过宣告了罗马帝国统治的暂停，中世纪的东罗马帝国乃至欧洲民族大迁徙时期的伦巴第人（Lombard）都没能吞并它。直至公元6世纪晚期，意大利半岛南部的这一地区才另有归属。不过，伊特鲁里亚人中早已有人自以为聪明地另做打算了。

16世纪佛兰德斯画家瑟里画作《特拉西梅内湖之战》。描绘了公元217年古罗马军队与迦太基人第二次布匿战役中的一场重要战役

伊特鲁里亚人本应成为彻底洁身而退的人类可知文明中与黄金时代沾边的一支，但历史总会出于莫测的天机选择某些“留下来的人”。在伊特鲁里亚的海军与大希腊对抗两个世纪之后，衰败中的伊特鲁里亚文明里的一个叛逆者以古希腊的方式进入了拉丁姆人的阵营。这名“叛逆者”名叫大塔奎尼乌斯（Lucius Tarquinius Priscus）。按照李维的说法，他的名字中“Lucius”的部分在残存的伊特鲁里亚语词汇中应该意为“王者”，但如同语言学中也通行的“胜者王侯败者寇”一样，大塔奎尼乌斯名字的这一部分颇可存疑。更具疑问的是他父亲很可能拥有源自古希腊的血脉，这也是父子二人无法在伊特鲁里亚统治区谋得一官半职的障碍。于是大塔奎尼乌斯选择成为当时罗马第四任国王安库斯的廷臣，凭借预言的能力从马夫一直做到马奇路斯子嗣的监护人，直至被安库斯遗嘱定为继位者。

以习惯了东方式“祥瑞”或“天谴”的眼光看来，大塔奎尼乌斯的种种预言不过近似于需要友情拜访下泰山或蓬莱。但新生的罗马人确实对古老的伊特鲁里亚文明拥有的技术、文字与占卜能力心怀崇敬。史料记载，伊特鲁里亚人信奉的神祇基本照搬了古希腊的神谱，尤其擅长依据雷电占卜。在一些更远古的神话中，雷电被视为众神争战时投掷的重型武器，故而古希腊神话中雷电成为主神宙斯的专用武器，随后又成为罗马主神朱庇特的专属。从更远古的地质变迁来看，大塔奎尼乌斯依据古老的伊特鲁里亚信仰所做的预言也未必全部为虚。只是在公元前700年这个已经明显如同中国春秋一般纷乱的年代里，即便出世如伊特鲁里亚人也会另有些打算。尽管马奇路斯的遗嘱引起了争议，经历过一番武力说服后，带有古希腊血缘的伊特鲁里亚人大塔奎尼乌斯成为罗马王权时代第五任国王。

大塔奎尼乌斯刚登基就显露出独具一格的伊特鲁里亚式治理风范。在元老院中新增100个为伊特鲁里亚族群成员而设的席位或许还只是纯政治手段，在罗马城大力修建下水道与排污设施则凸显出来自一种“懂生活”的文明品味。大塔奎尼乌斯主持建造的大下水道（Cloaca Maxima）在后来数世纪中都发挥着它的效力，使罗马这座“七山之城”至少在地理视觉上不再是蚊蝇遍布的一片荒泽。伊特鲁里亚或是古希腊骨子里的娱乐精神更促使大塔奎尼乌斯建造了未来将成为罗马标志性符号的建筑物：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不仅如此，大塔奎尼乌斯还为未来的罗马、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君主们留下了一个颇易上瘾的癖好：他修建了罗马凯旋门，并举办了第一次凯旋庆典。

不过，大塔奎尼乌斯并没有看到他所有浩大工程的竣工。在统治38年后，如同这片土地上已经以及即将发生许多次的情况一样：他被杀死了。元凶是安库斯的儿子。大塔奎尼乌斯的死与继位预示了罗马舞台上未来即将无数次上演的又一类型剧。自视正统的安库斯的儿子安排了一位刺客暗杀大塔奎尼乌斯。大塔奎尼乌斯头部受到致命的重击，但他的王后塔娜奎尔（Tanaquil）及时掩盖了死讯，声称国王只是受伤，趁乱将塞尔维乌斯（Servius Tullius）立为摄政王。塞尔维乌斯是大塔奎尼乌斯的女婿。待大塔奎尼乌斯的死讯正式发布，出乎罗马人意料的是：既不是安库斯的儿子也不是大塔奎尼乌斯的儿子，而是大塔奎尼乌斯的这位乘龙快婿登基为罗马王权时代第六位国王。

塞尔维乌斯飞龙腾达的故事很像是一则典型的意大利童话。他算是来自意大利中部一座名叫科尼库鲁姆（Corniculum）的小城的某种王子。科尼库鲁姆被大塔奎尼乌斯征服，其首领战死，怀有身孕的遗孀被俘。当这名妇人被押解到罗马后，大塔奎尼乌斯的王后塔娜奎尔看出她与众不同，因此留在宫中服侍。婴儿诞生后被命名为塞尔维乌斯。传说塔娜奎尔从各种吉兆中看出塞尔维乌斯贵有王气，便安排他迎娶了自己的女儿，使塞尔维乌斯成为大塔奎尼乌斯家庭的一员。后来塔娜奎尔甚至觉得这样还不够亲近，于是又让塞尔维乌斯的女儿分别嫁给了大塔奎尼乌斯的两个儿子。塞尔维乌斯此后成为罗马王权时代首位没有通过民选，而是直接由元老院委任的国王。在这则童话故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的是大塔奎尼乌斯的王后塔娜奎尔，据记载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慧眼识王”。塔娜奎尔出生在一个富有的伊特鲁里亚人家庭里，当年也正是她说服自己的丈夫离开家乡前往罗马迎接自己的命运。公元4世纪的古罗马历史学家菲斯图斯（Rufus Festus）记载，塔娜奎尔与丈夫初入罗马时曾使用“嘉雅”（Caia）这样的化名，当王后塔娜奎尔名望最盛时，罗马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习俗：每个新娘在进入洞房时都会声称自己名叫“嘉雅”，以此确保自己未来掌握持家的本领。不过，对于这样一段过于近似童话的传奇来说，更值得留意的是塔娜奎尔又一项特长：据说她擅长纺线。“纺线”的情节曾出现在难以计数的意大利童话中，能否又快又好地纺出毛线或麻线是这些童话里用来衡量一个姑娘会不会成为好新娘或是会不会因懒惰而被杀掉的标准。当然，在希腊与罗马神话中，还有一些更能掌管他人命运的女神也是精于纺线的。

贫儿变国王的快乐生活确实延续了一阵，塞尔维乌斯统治了44年。他治下的主要功绩之一是完成了环绕罗马七山的主城墙（Pomerium）的建造，更重要的是，与他出身不太符合或者太过符合的是：他建立了户籍调查，将能服兵役的公民按财产划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提供数目不等的军事“百人队”（census），共计193个，同时以193个百人队会议（comitia centuriata）接管了原来30个区会议（comitia curiata）拥有的宣战、选举、审判权力，每个百人队均有一票表决权。李维说：“后人应称颂塞尔维乌斯为提供民众所有差别和阶级的创立者。”20世纪历史学家认为：塞尔维乌斯的改革完成了古罗马由氏族制向国家的过渡。

不过，如同英国历史学家、罗马史专家科内尔（Tim Cornell）在《早期罗马》（The Beginnings of Rome）一书中所提醒的，后世史书实际对塞尔维乌斯的身世乃至出生地记载很模糊，甚至有近似“处女感灵受孕”类型的传说。“科尼库鲁姆王子”是经常被赋予塞尔维乌斯的贵族出身，但问题在于科尼库鲁姆当时属于拉丁联盟（Foedus Latinum），恰是伊特鲁里亚人的敌人，反之也很难解释为何身为伊特鲁里亚人的大塔奎尼乌斯要前去征讨。因此很多史书上将塞尔维乌斯列为罗马王权时代的第二位伊特鲁里亚国王的做法就颇值得争议。将塞尔维乌斯的身份锁定为“伊特鲁里亚人”的是距离他500多年后的另一位罗马君主，不过那时罗马的君主已经可以享有“皇帝”的称号。与李维同时代的克劳狄一世（Tiberius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很可能属于古罗马最后一批能够辨读伊特鲁里亚语的人，可惜他的著作大多散佚。克劳狄一世在里昂碑文（Lugdunum Tablet）上以伊特鲁里亚语称呼塞尔维乌斯为伊特鲁里亚传说中的英雄“Macstarna”，这几乎成为塞尔维乌斯作为伊特鲁里亚人的孤证。不管克劳狄一世的伊特鲁里亚语水平究竟如何，他做学者的年代远快乐于他做皇帝时。不过，这还是一个暂时略有些遥远的罗马式悲惨故事。回到塞尔维乌斯这位幸运国王的年代，存疑的出身似乎注定了这位国王不会永远幸运。塔娜奎尔执著于将一个很可能是敌方后裔的孩子联姻入家中并推上王位，倘若发生在同年代正处战国时期的中国，会很容易令人想到“正本清源”。然而已经被罗马人同化、不再那么安于天命的伊特鲁里亚人后裔们早已失去了初到这片土地时的淡定。公元前535年，塞尔维乌斯被自己的女婿杀死。史称小塔奎尼乌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的这位女婿史书上普遍记载为大塔奎尼乌斯的儿子，但也有说是大塔奎尼乌斯的孙子。应该更令塞尔维乌斯想不到的是，唆使小塔奎尼乌斯篡位的正是他自己的女儿小图里娅（Tullia Minor）。

李维的《罗马史》中记载：小塔奎尼乌斯在广场上召集元老聚会，诋毁岳父的出身、王权的获得和功绩;当塞尔维乌斯感到已无力阻止小塔奎尼乌斯对王权的篡夺，在混乱中被小塔奎尼乌斯安插的刺客杀害。“小图里娅驱车轧过她父亲的尸体，把父亲血与尸体的一部分由染血的车带到她与丈夫的家神祭祀处。”小图里娅后来成为意大利文化中著名的残暴形象，而这一形象在未来罗马史乃至意大利史中不时令人不安地再现。李维说：“由于家神的愤怒，如同王权邪恶的开端，同样的下场不久将继之而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小塔奎尼乌斯的统治终结于公元前509年他的儿子塞克斯图斯（Sextus Tarquinius）所做的一件蠢事。卢克蕾西娅（Lucretia）是塞克斯图斯堂弟卢修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的妻子，以贤德著称，塞克斯图斯却趁机奸污了她。愤而自尽的卢克蕾西娅后来成为欧洲美术史上著名的贞洁象征之一，而卢修斯与他的朋友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等人在卢克蕾西娅尸体前发下的复仇誓言最终成为罗马王权时代结束的转折点。

布鲁图斯是王权时代第五位国王大塔奎尼乌斯的外孙，也就是塞尔维乌斯的女儿、小图里娅的姐姐塔奎尼亚（Tarquinia）的儿子。如此的机缘巧合不知是否也在善于纺线的塔娜奎尔计划之内。作为国王私人卫队的首领，布鲁图斯有权召开国民会议。对小塔奎尼乌斯的统治早有不满的布鲁图斯便利用卢克蕾西娅事件激起的民愤在会议上通过了决议：废黜小塔奎尼乌斯王位并将其全家放逐出罗马，同时顺应民意将罗马改为共和制，由百人团会议投票选出两位执政官（consuls）掌权，布鲁图斯和卢修斯成为首任执政官。当时小塔奎尼乌斯正在围攻罗马南部的海滨城镇阿尔代亚（Ardea），得知消息后，他曾花费近15年时间试图联合各种力量反攻，甚至最后找到素来与伊特鲁里亚人为敌的拉丁人结盟，只是最终未能成功，于公元前495年死在意大利西南海岸古希腊人所建的移民点库迈（Cuma）。小塔奎尼乌斯的妻子小图里娅在事件刚一爆发就因害怕民乱逃离了罗马，不知所终。事件的元凶塞克斯图斯逃出罗马后曾试图前往位于城东加比（Gabii）的军营求助，但很快被仇家刺杀。故事至此似乎善恶都已得报，但新生的罗马共和国在抵御外敌时城内却发生过一件颇为微妙的事：正当全民准备迎接来自小塔奎尼乌斯的第一轮反攻时，布鲁图斯要求卢修斯辞去执政官的职务，永远离开罗马，原因是布鲁图斯憎恨听到“塔奎尼乌斯”这个姓氏。虽然因这一“背叛”瞠目结舌，卢修斯别无选择，他留下的执政官空位由他的岳父鲁克雷提乌斯（Spurius Lucretius Tricipitinus）代替。因卢克蕾西娅的坚贞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中，卢修斯被驱逐几乎比罗马改制还要戏剧化，尤其是想到一切的源头其实是卢修斯在军中闲暇时向自己的堂哥炫耀自己妻子“最守妇德”。

布鲁图斯的母亲血脉中固然有“塔奎尼乌斯”姓氏的成分，毕竟嫁给了尤尼乌斯（Marcus Junius Brutus），他们的儿子布鲁图斯确实有理由不愿再听到“塔奎尼乌斯”这个姓氏。拉丁语系姓氏的后面经常点缀有形容词。布鲁图斯的父亲尤尼乌斯的生平虽然淹没在时间中，但从他的绰号“愚钝”（Brutus）里多少能形象地猜测到他可能的作为。然而，能娶到国王的长女并不是只祈愿“傻人有傻福”就可以做到的事，何况他是从塞尔维乌斯手中娶到了大塔奎尼乌斯的直系血脉，而塞尔维乌斯理应比谁都清楚“入赘”的含意。布鲁图斯沿袭了父亲的绰号应该不只是简单的子承父业问题。史书中对布鲁图斯的记述足以使后人更好地了解这一绰号蕴藏的深意。据李维的《罗马史》，布鲁图斯有充足的理由怨恨小塔奎尼乌斯，因为后者杀害了多名罗马高层人物，其中包括布鲁图斯的弟弟。为掩人耳目，布鲁图斯故意装作笨拙。布鲁图斯曾与小塔奎尼乌斯的几个儿子一同去德尔菲的神庙祈求神谕。小塔奎尼乌斯的儿子们询问谁会成为罗马下一任统治者，神谕显示：下一个亲吻母亲的人会称王。李维说：布鲁图斯明白“母亲”也可阐释为“大地母亲”，因此故作笨拙摔跤，借机亲吻了大地。

李维还记述，当卢克蕾西娅以匕首插入胸膛自尽时，包括卢修斯和他的岳父在内的在场四人中是布鲁图斯首先拔出了滴血的匕首，高喊“放逐小塔奎尼乌斯”。当然，单凭这些就猜测布鲁图斯故意称王还是有些“小人之心”，正如布鲁图斯因卢克蕾西娅之名改制，又以改制之名放逐卢克蕾西娅的丈夫或许真的是为了他酝酿已久的“共和”梦想。李维记载布鲁图斯曾在国民会议上引领全民跟随他发下这样的誓言：“首先，让我们宣誓不再忍受任何人对罗马的独裁，不再因国王们的巧言与收买摇摆不定，这一切只会迫使人民渴望新的自由。”包括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在内的一些史学家对布鲁图斯是否确实这样说过持有不同的意见，但后来的罗马人确实秉承了类似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布鲁图斯近500年后的那名后代小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传为提香画作《卢克蕾西娅与小塔奎尼乌斯》（16世纪）

小布鲁图斯正是著名的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刺杀者。这场刺杀成就了两句名言：“还有你吗，布鲁图？”“我爱恺撒，我更爱罗马。”小布鲁图斯与尤尼乌斯家族在史书上最早可以追溯到的祖先尤尼乌斯完全同名，这恐怕只能视为又一次意大利式的命运网罗。史学家们纠结“尤尼乌斯”这一族名最初究竟是贵族还是平民，小布鲁图斯的刺杀却使这个家族在后人脑海中的记忆甚至精简到“布鲁图”三个字。公元前509年以“罗马共和”的名义挺身而出的老布鲁图斯的儿子同年战死于抵抗小塔奎尼乌斯反攻的战场上;公元前44年以捍卫“罗马共和”的名义刺杀恺撒的小布鲁图斯两年后因罗马城保卫战失利而自杀。

不过，倡导改制共和的那位布鲁图斯也许很难想到，公元前44年的罗马与他所称的罗马有了多大的改变。公元前4世纪之后，拉丁同盟与伊特鲁里亚人已经在罗马军团的碾压下成为历史名词;公元前3世纪，罗马军团通过历时近百年的三次布匿战争（Bella punica）击溃了北非海岸强大的汉尼拔（Hannibal Barca）和他令人生畏的迦太基军队，迦太基丧失全部海外领地，交出所有战舰并向罗马赔款，罗马从此掌握地中海沿岸的霸权;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罗马向古希腊文明北疆曾经在公元前4世纪拥有传奇般的亚历山大大帝（？λ？ξανδρο？ Γ' ？ Μακεδ？ν）的马其顿王国（Μακεδον？α）发起四次战争，胜利后不仅控制了整个希腊，还通过对叙利亚的战争控制了西亚部分地区，现今意大利南部一些曾经颇令罗马王权时代的国王们棘手的原住民领地与希腊移民点也暂时得到了控制。简而言之，公元前44年小布鲁图斯要捍卫的罗马共和国已经是一个横跨非洲、欧洲、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在被刺杀前数年，恺撒刚为罗马共和国这块硕大的疆土蛋糕带回从阿尔卑斯山以北新斩获的一片樱桃林装饰：高卢。伊特鲁里亚文明留给罗马人的占卜术暂时没能让他们看出北方这片“蛮荒”之地未来会对罗马的命运产生如何深切的影响，反倒是有占卜师说惟有王者能够征服东方波斯的帕提亚（Parthia）。不仅为罗马开疆辟土，而且在共和国内战中脱颖而出、当选执政官的恺撒，在表示有意征战帕提亚时无形中签下了自己的死刑判决。只是此次恺撒之死反而将罗马的命运推向了比近500年前的王朝时代更违背传说中老布鲁图斯儿子誓言的另一面：公元前27年，恺撒的养子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在平息因恺撒之死而发生的一系列内战后称帝“奥古斯都”（Imperātor Caesar Dīvī Fīlius Augustus），罗马帝国诞生。

左：《凯撒之死》（19世纪末插图）右：《观望罗马大火的尼禄》

谈及意大利历史，罗马帝国总是哪怕连旁观者都难以割舍的阶段，毕竟这是一个在“血与沙”之外还承载着太多人类诸如通天塔般共同梦想的时期。然而，只要统计一下至此“意大利”与“罗马”两词出现的频率，不难发现“意大利”三字囊括的疆域比罗马帝国曾经的广袤疆土更加迷幻。有传言说小布鲁图斯的自杀是因为看到恺撒的鬼魂，好在近1600多年后莎士比亚用《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中的一句台词归还了小布鲁图斯些许尊严：“恺撒，你现在可以瞑目了;我杀死你的时候，还不及现在一半的坚决。”不过这也是莎士比亚应做的，因为围绕刺杀恺撒后人熟知的两句名言都是他这个语言魔术师创造的。小布鲁图斯那句热血澎湃的演讲“我爱恺撒，我更爱罗马”完全只出现在莎士比亚剧本中。至于“还有你吗，布鲁图”，被诸般扼腕叹息版本背诵的“Et tu，Brute？”也是莎士比亚的创造。事实上恺撒没有那么神速地从他新近征服的高卢学会当地数百年后的方言。尽管包括普鲁塔克在内的古罗马历史学家认为恺撒被刺时并未留下只言片语，仍有后世史书相信恺撒其实在那种情形下依然高冷地说出了当时贵族使用的古希腊语“Κα？ σ？ τ？κνον”。意为“还有你吗，我的儿子？”直至公元4世纪也即恺撒被刺400多年后，这句名言的标准拉丁语版本才在由135位学者合著的《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中出现：“Tu quoque，fili mi？”不过不久就有学者提出拉丁语版本存在误译，因为恺撒遗言本应是一句古希腊格言的前半句：“吾儿，你也终究会尝到权力的滋味。”无论这一公案如何结尾，它都理应提醒后人留意：罗马帝国虽好，但至少不是意大利语乃至拉丁语的帝国。传统教科书上介绍西方文明通常依照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这样的线性进化套路，讹传到莎士比亚时代的一句恺撒名言却向人们暗示：古希腊虽然曾经被罗马帝国征服，但如同古埃及在马其顿王国时代被“希腊化”一样，罗马帝国不过是古希腊文明在意大利半岛传播时偶然促成的昙花，而持续长存的是更加古希腊或伊特鲁里亚式的拈花一笑。

从语源学上看，意大利或“Italia”一词成型的过程也迥异于后人对罗马的梦幻。对于“Italia”的语源，21世纪的学者普遍认为它来自“víteliú”，也即历史上意大利南部奥斯坎语（Oscan）中的“你放牧之地的牛”。回归到印欧语系族群南迁入现今意大利半岛的历史，可以看出奥斯坎语族群是一个与拉丁联盟完全不契合的群体。奥斯坎语异于拉丁语，更接近古希腊语，而“牛”在当时的意大利南部很长时间被视为与罗马的“狼”对抗的自由象征。包括曾辅佐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的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典学者都认可：“意大利”得名来自与这一词源相关的奥斯坎语“Italus”。在古典年代，“Italia”只被认可于规范现今意大利靴形版图上脚趾一带布鲁提乌姆半岛（Bruttium peninsula）领域，直到公元前1世纪屋大维称帝后，这一名词才被扩展到这片半岛以北至“小腿”乃至如今广泛的意大利半岛领域。不过这似乎只是罗马人的定义。如同现代意大利历史学家萨尔瓦托雷利（Luigi Salvatorelli）在他的经典著作《意大利简史》（Sommario Della Storia Ditalia）中所写，公元前91年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奥斯坎-萨贝里（Oscan-Sabellic）血统的古意大利人对大庄园急剧发展而引起的经济危机怨声载道，遂脱离罗马联盟，成立联邦国，定都于佩里尼人国家里的佩斯卡拉河（Pescara）边的科尔菲尼乌姆，取名意大利卡。这就是意大利民族形成的起点。”

这个“意大利卡”更为后人熟悉的地理名称是“那不勒斯”（Naples）。“意大利”标签的确立距离罗马帝国的西部灭亡还有400多年。尽管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布鲁图斯，罗马终究还是成了帝国。后人或许真的没有权利去评判布鲁图斯一族的功过，因为人们总是容易在眼前的瞬间被“高大上”蒙蔽。也许在这一瞬间只能做到聆听与罗马的历史及其未来相关的最后一个悲惨故事，忘却恺撒与屋大维，因为他们至少在历史上已经得以善终。此时所说的是之前曾经提到倾心于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克劳狄自少年时便专注于阅读典籍及研习学问，在李维的教导下研究历史，著有20卷关于伊特鲁里亚、8卷关于迦太基的历史作品（今已佚传），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长还促成了拉丁字母的诞生。倘若不是生在帝王家，天生残疾的克劳狄不会被推上执政官的位子。但毕竟是帝制，直至50岁，克劳狄还更多地只能被算作一名学者及一名笨拙的政客。当公元41年他因政变被迫成为罗马皇帝时，前任卡里古拉（Caligula）的暴行与惨死却预示了他自己的结局：他的学者梦想注定湮没在政权的焚尸场上。公元54年，克劳狄一世的生命终结于罗马帝国传奇暴君尼禄（Nero）的母亲、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投毒者阿格里皮娜（Agrippina）的毒药下。罗马世界与史前伊特鲁里亚文明的联系就此终结，人类与曾经的黄金时代的联系也就此终结。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感慨他正处于远古人类的第五个世纪“黑铁时代”，而他的描述直至公元后似乎也适用：“这个世纪里，神惩罚人类日日夜夜做着辛苦的劳动，而人们的性格也更为复杂，尽管混杂着善良，但更多的是邪恶。人类妄图统治一切，儿童不再信任父母，朋友不再相互信任，主人对待客人不再热情，婚姻中的人们不再相爱，誓言被他们视为尘埃。善良与公正已经不再被他们视为行为的准则而仅仅只是暴力。最终神对人类失去了希望，公平之神与善良之神永远离开了人类。人类只能过着饥饿而痛苦的生活，再也得不到神的庇护。”

罗马帝国在历史上因其疆域而令后人侧目，只是很多时候“疆域辽阔”只是一张好看的地图，守疆者大多比开疆者辛苦，因为被包裹在疆土中心的人容易看不到他们的功劳乃至尽责，疆土越大越是如此。在罗马帝国晚期，帝国中心越来越忙于仇杀，帝国边境却越来越无力杀敌。即便395年罗马帝国终于分裂，纷乱的“黑铁时代”也并未因此结束。分裂前罗马帝国的统治重心已经明显向东方希腊古城拜占庭方向转移。284年，军官出身的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成为罗马新一任统治者。在235至284年，罗马接连出现过26统治者，平均只在位2？3年。戴克里先在权位上难得维持了20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独立执政两年后便实行了“四帝共治”（Tetrarchy）。“四帝共治”即是帝国东西两部分别由两位主皇帝统治，再各以一位副皇帝辅政;主皇帝退休或死亡时由副皇帝继承，而继位的主皇帝则任命新的副皇帝。军旅出身的戴克里先很清楚自己该选择什么，他将东方主皇帝的位置留给了自己。这进一步验证罗马帝国高层更倾向将自己的本源与未来的希望放在什么方向。

鲁本斯画作《自画像》（1623～1625年）

罗马帝国逐渐弃意大利半岛远去，半岛上曾经在雄鹰旗帜下合为一体的诸族群再度彼此漠视，不久便是西罗马的衰亡以及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外族入侵。不过，伊特鲁里亚文明似乎在消亡前将它最辉煌时期的乐天精神遗留给了这片土地，因此直至今日都有萨尔瓦托雷利这样的意大利史学家坚持：“意大利文化和意大利意识无处不在、永不湮灭，意大利终究会实现统一。”当然，支持他的是随即发生的史实：尽管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Italia”为名的王国仍旧坚守至1806年，哪怕它的疆域已经被“神圣罗马帝国”拆散。

文艺复兴背后的阴影

“文艺复兴”是继“罗马帝国”后人们想到意大利历史时另一闪亮的标签。旁观史书的人们也津津乐道文艺复兴期间那些大师们种种举重若轻的逸事妙语。以下就是一封经常被引用的书信：“尊敬的大公阁下：来自佛罗伦萨的作战机械发明者达·芬奇希望可以成为阁下的军事工程师，同时求见阁下，以便面陈机密：一、我能建造坚固、轻便又耐用的桥梁，可用来野外行军。这种桥梁的装卸非常方便。我也能破坏敌军的桥梁。二、我能制造出围攻城池的云梯和其他类似设备。三、我能制造一种易于搬运的大炮，可用来投射小石块，犹如下冰雹一般，可以给敌军造成重大损失和混乱。四、我能制造出装有大炮的铁甲车，可用来冲破敌军密集的队伍，为我军的进攻开辟道路。五、我能设计出各种地道，无论是直的还是弯的，必要时还可以设计出在河流下面挖地道的方法。六、倘若您要在海上作战，我能设计出多种适宜进攻的兵船，这些兵船的防护力很好，能够抵御敌军的炮火攻击。此外，我还擅长建造其他民用设施，同时擅长绘画和雕塑。如果有人认为上述任何一项我办不到的话，我愿在您的狩猎场或您指定的其他任何地点进行试验。向阁下问安！”

这样的书信颇能令后人慨叹文艺复兴大师们的才华横溢，而且颇诱使人们遐想：倘若《蒙娜丽莎》这样的神作在其作者本人看来只不过是他诸多才能中奉陪末席的雕虫小技，他主攻的六大技能当年曾有机会创造出怎样的世界？然而，如果有可能选择，达·芬奇本人多半会更愿意成为下面这则逸事的主角：“一位廷臣看到大使在绘制天顶画，对这位外交官十分钦佩：‘尊贵的大使阁下，您在业余经常以绘画自娱吗？大使笑答：‘不，绘画是我的职业，当大使只是我的爱好。”但达·芬奇注定没有这个运气，且不论这则逸事发生的时间是在达·芬奇去世后近一个世纪，这场对话的双方其实分别是英国的廷臣和代表西班牙的大使。这位快乐的大使名叫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尽管按出生地应该算是德国人，按祖籍算是比利时人，也即那些“山与海那边”的蓝色精灵的同乡，这位成年后优游于欧洲各宫廷的画家另有一句名言：“我把世界的每一块地方都看作是我自己的故乡。”1621至1630年，鲁本斯得到西班牙王室的委任，出访欧洲多国进行外交工作。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Felipe Ⅵ）来自德奥血统的哈布斯堡家族（Harbsburg），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鲁本斯在西班牙国王看来不算“外人”。那个年代的“外交官”大体上是半个间谍，鲁本斯曾利用他与德·佩雷斯科（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的私交套取法国宫廷的情报，而后者虽然因发现了遥远的猎户座大星云垂名青史，却不曾留意过近在身边这双特别的眼睛。鲁本斯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是促成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缔结友好条约。“业余大使”逸事中鲁本斯正在创作的天顶画是位于英国白厅（Palace of Whitehall）宴会厅的《詹姆斯一世成圣》（The Apotheosis of JamesⅠ），而他留在英国更著名的一幅作品是现存英国国家画廊的《和平的祝福》（Peace and War）。鲁本斯作为外交官的足迹还曾出现在荷兰乃至普罗旺斯。与所有有追求的欧洲画家一样，鲁本斯年轻时也来过意大利，只是意大利在鲁本斯外交生涯中明显缺席。不过，了解之前达·芬奇写自荐信年代的意大利发生过什么就不会对此惊讶：后人经常以为整个意大利都在15？16世纪轰轰烈烈地玩一场名叫“文艺复兴”的文艺游戏，实际上这段时间是半个欧洲都在热热闹闹地奔赴意大利玩一场名叫“意大利战争”的政治游戏，而且这一游戏后续影响到鲁本斯所在的17世纪。鲁本斯以“画家大使”身份出访的正是一些意大利战争时就与意大利为敌的国度，而百年前身处意大利战场实地的达·芬奇显然只能以“军事工程师”而非画家的技能打动未来雇主的心。

若想理解15？16世纪这场混乱的意大利战争，必须回溯公元4？9世纪另一轮全欧南下意大利半岛打劫的浪潮。后一著名浪潮曾被名以“蛮族入侵”（Barbarian Invasions），但目前更普遍的说法是“欧洲民族大迁徙”（Migration Period）。“蛮族”（barbarian）源自古希腊语的“barbaros”，与“有礼貌的”对立，借助拟声形容那些不说希腊语的异族。古罗马人研习希腊语的同时也学会了这个词及其连带的傲慢，用它来形容所有与自己语言不同的族类，埃及人、腓尼基人、波斯人都概莫能免。然而，恰如宇宙中普遍适行的丛林法则，罗马帝国在扩张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存在与财富。在公元元年前后那个国家分界混沌的时代，也无怪乎一些其他族群被诱而寻求自己的福地。在利古里亚人（Ligures）还未甘心做别人的雇佣军之前，他们曾是地中海西岸主要的不安定因素。比利古里亚人更剽悍的是高卢人（Gaul），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尚处王权时代之时就火烧过罗马城。公元前58？前51年恺撒对高卢的征战终于使罗马一雪前耻。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建立高卢三行省后，阿尔卑斯山北部这片广袤土地的安定问题似乎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自公元2世纪后，甚至逐渐出现了“高卢-罗马人”（Gallo-Romains）这样的历史名词。曾经桀骜不驯的高卢人被罗马文明如此彻底地同化，以至于历史记载：在公元68？70年的一起大规模北方部落入侵期间，500年前火烧过罗马的高卢人的后人们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起来！拯救你们自己，也拯救罗马人，解放整个世界！”

不过，罗马帝国真正遭到北方部落灭顶般的南下侵掠还要等到公元4世纪。直至公元2世纪，由于高卢三行省这样的“模范同化区”的存在，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带还很难区分纯粹的罗马人或“蛮族”居住区。当时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蛮族”主要是凯尔特人（Celts）、日耳曼人（Germanic）和斯拉夫人（Slavs）。与“变文明了”的高卢人不同，这些“蛮族”较少受到古希腊与罗马文化的影响，仍处于原始社会制度状态，虽然他们只依据长期形成的原始习惯法生活，倒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罗马帝国相安无事。尽管克劳狄一世被毒死、暴戾的尼禄火烧罗马正是在公元1世纪，公元后的这两个世纪依旧在史书上留下了“罗马和平年代”（Pax Romana）的称呼。公元4世纪则注定是罗马帝国命运转折的时期。戴克里先留下的“四帝共治”制度预示了罗马帝国的分裂。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Ⅰ）去世，他在临终时将帝国分与两个儿子继承。罗马帝国由此分裂为东、西两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e）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庭（Βυζ？ντιο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最初疆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这片疆土涵盖大片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因此尽管拉丁语是帝国的官方语言，希腊语更成为帝国主要的上流社会语言。东罗马帝国仍以古希腊语自称“罗马帝国”（Βασιλε？α Ρωμα？ων），直到16世纪后历史学者们为方便区分才引入了“拜占庭帝国”（Imperium Byzantinum）的概念。疆域涵盖现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不列颠群岛、中欧和北非的是西罗马帝国。然而，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似乎远离现今意大利，拜占庭帝国直至1453年衰亡前很长时间都对罗马周边的土地发挥着杠杆般的影响力。这一力量的来源是罗马帝国分裂前在公元4世纪发生又一重大事件：公元313年，尚奉行“四帝共治”的罗马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Ⅰ）与东部皇帝李锡尼（Gaius Valerius Licinianus Licinius）共同颁布《米兰敕令》（Edictum Mediolanense），宣布基督教合法。最终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是狄奥多西一世。君士坦丁一世对基督教显示出的最后一丝犹豫显露出他对包括多神信仰在内的帝国其他合法宗教的保留态度。君士坦丁一世在325年召集普世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也即第一次世界性基督教主教会议：尼西亚会议（First Council of Nicaea）。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该文献对基督教早期阿里乌派（Arianism）和亚他那修派（Athanasius）争端做出了论定，斥阿里乌派为异端。《尼西亚信经》使如今无论是否基督教信徒都熟知的“三位一体”正式成为基督教教义的核心，但君士坦丁一世在这一信仰上的摇摆却足以预示未来基督教会的分裂，而君士坦丁一世本人的皇帝身份也预示东西方教会未来在世俗皇权问题上将持有不同的主张。这些都将成为此后在意大利半岛出现的诸多纷争的潜在雷点。

鲁本斯画作《战争与和平》（1629～1630年）

当然，在公元4世纪后期，无论西罗马帝国还是拜占庭帝国还都无暇过多地争论天上的问题。公元4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缓慢渗透已演为疾风暴雨式的大迁徙。日耳曼人主要分为东、西日耳曼人两大集团。西日耳曼人主要包括撒克逊人（Saxons）、苏维汇人（Suebi）、法兰克人（Franks）和阿勒曼尼人（Alemanni）;东日耳曼人主要指哥特人（Goths）、汪达尔人（Vandals）和伦巴底人（Lombards）。西北欧的西日耳曼人以农耕为生，潘诺尼亚平原（Pannonian Plain）和黑海北岸草原地带东日耳曼人则以游牧为生。然而，时至公元4世纪后期，几乎所有日耳曼族群都在寻觅最近的帝国边境大规模迁入并长期盘踞。西方史书上将引发这场风暴的蝴蝶锁定于一支被西方文字记载为“匈人”（Hun）的西侵族群。公元3世纪前，西方史籍中没有任何关于匈人的记载，待他们出现在西方视线中时，已经是一支从伏尔加河流域东方杀出的劲旅。匈人首先进入东欧大草原至中亚一带斯基泰人（Scy-thians）控制的区域。斯基泰人史称“最早的游牧民族”，善于养马，据说骑术与奶酪等都是这个民族的发明。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以及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威胁西亚近70年。中国的甘肃、青海的河西地区也发现过他们留下的历史遗迹。然而这样一个游牧民族似乎也未能挡住匈人西进的步伐。不过，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基泰人并非匈人的敌人，恰恰相反，匈人的出现使斯基泰人目光离开了古老而富裕的东方，追随传说中匈人的首领、史籍中有“上帝之鞭”之称的阿提拉（Attila），转向还只是如同后来美国西部一样蛮荒的西方寻求好运。18世纪后有学者提出“匈人”就是中国史书中的“匈奴”，但二者是否有血缘关系或系同一民族即便使用DNA等测试手段也尚无定论。无论这支神秘的匈人来自东方何地，他们给欧洲造成的震撼只有近1000年后蒙古的远征堪比。

据公元6世纪的历史学家约达尼斯（Jordanes）记载：373年前后，匈人经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一路烧杀而来，“他们就像完全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将他们所经过道路两边的东西全部破坏”。东日耳曼的西哥特人（Visigoths）饱受冲击，被迫举族迁徙至罗马帝国东部边境多瑙河流域，其首领之一弗里提格（Fritigern）遣使拜见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Flavius Julius Valens Augustus），恳求准许其率领的20万西哥特人进入巴尔干半岛。瓦伦斯曾经帮助弗里提格获得西哥特人的领导权，作为交换，弗里提格皈依基督教，并多次为拜占庭帝国提供雇佣兵。瓦伦斯接受了弗里提格的请求，希望能用西哥特人来充实帝国军队。然而事态很快失去了控制：大量西哥特人源源不断地迁入多瑙河流域，而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兵力又极其薄弱;当一些罗马士兵开始不加掩饰地虐待西哥特移民后，377年，西哥特人暴动了。378年，瓦伦斯御驾亲征迎战西哥特人，却以阿德里亚堡战役（Adrianople）的惨败告终。瓦伦斯本人在溃败的混乱中被西哥特人无意中烧死在一间民房里，或许唯一能令他泉下得慰的是，拜占庭史书给予他“最后的罗马人”（Ultimus Romanorum）的评价。不过“最后的罗马人”真的只是一种修辞用法。自从恺撒在公元1世纪发明了这句感慨后，这句话直到18世纪被“最后”了好几次。美国的建国国父们也曾被形容为“最后的罗马人”。由此可见对“罗马人”的定义仁者见仁。第一个被恺撒“最后”的罗马人正是刺杀恺撒的小布鲁图斯的父亲。以先辈的名讳命名晚辈固然是种纪念乃至生命延续的象征，不过在意大利这片命运纺锤旋转太快的土地上，同样的姓名更容易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无常：小布鲁图斯的父亲与他同名，史称“大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 Maior）。大布鲁图斯是现今意大利那不勒斯北部卡普亚（Capua）的建造者，还曾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内高卢地区（Gallia Cisalpina）的战役中给恺撒的政敌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以重创，最终死于庞贝的暗算。如果大布鲁图斯的生平算是对“最后的罗马人”的最初定义，瓦伦斯的野心显示出这一说法确实带有拉丁语式的多种曲折变化可能性。无论如何，拉丁语语法中比古希腊语多了一个夺格：瓦伦斯的惨败夺去了罗马人对周边族群最后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