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云

马基雅维里并不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是政治本身的代名词。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最流行的思潮便是重新学习和了解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技术、艺术，但那时的治国之道却没有遵循古法。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作为政治家曾辅佐过推翻美第奇家族统治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作为军事家，他曾任佛罗伦萨国民军军令局局长，取消雇佣兵制，冲在前线亲自带领国民志愿军收复比萨。作为外交家，他代表佛罗伦萨共和国出访法、瑞、德等国和意大利各城邦。

1512年美第奇家族于佛罗伦萨再度上台后，由于马基雅维里在前朝共和国中担任首脑索德里尼的心腹，因此被逐出佛罗伦萨，而后入狱受到刑讯。出狱后的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城附近的圣安德里亚小村过着贫穷的农民生活，白天劳作，去酒吧和农民打牌。“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受到他们的热心款待;我在只属于我的精神食粮中汲取营养，在那里，我毫无顾忌地和他们交谈，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做出那些行动，他们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在四个钟头里，我丝毫感觉不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他们迷住了。但丁说过，已知道的东西不等于学问，除非把它记录下来。”

马基雅维里

他将自己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和他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期间作为特权者对政治的观察记录下来。马基雅维里关注的是“新君主”，因为世袭而来的君主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政权，统治困难比新君主要来得少，世袭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维持其既有的制度，但新君主为了维持其夺取的土地，建构一套新而恒久的权力架构则不是件简单的事。

《君主论》打破了古希腊政治理论下人、政治体和道德之间的和谐关系。君主不再被视作个人，因此不再具有传统上促进公民美德的道德含义，相反对于政治体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安全与存续。在人性本恶的前提下，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面前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

“政治是一种自主的能动性，它具有与道德和宗教截然不同的自己的原则和规律。”《君主论》一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首次彻底分割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虽然马基雅维里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应该做的是将善良与邪恶作为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在此，马基雅维里与古代经典政治理论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乌托邦彻底决裂。

《君主论》在马基雅维里死后5年即1532年出版。16世纪主流观点认为《君主论》的政治理论邪恶而令人震惊，是过分而不可接受的。因此在当时的政治著作中产生了“马基雅维里主义”一词，特地描绘“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以及“表面仁厚实则残忍的虚伪政治”等特质。1559年颁布的教皇禁书目录中，马基雅维里的著作排在第一位。

此后对马基雅维里的讨伐之声一直存在。直到20世纪葛兰西、阿尔都塞、奈格里开启了重新解读马基雅维里的传统。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里不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而是一个贸然向普通民众泄露“统治天机”的“明白人”。同时葛兰西还观察到在20世纪的政治哲学中，又产生了“反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必要性。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政治行为准则尽管在实践中被运用着，却不为人所公开承认。“伟大的政治家都是以咒骂马基雅维里起家的，都自称是反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可以恭恭敬敬地把他的准则付诸实践。”

路易·阿尔都塞认为现实主义使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哲学史上格外孤独，那一时期的思潮中他夹在了君权神授传统和天赋人权精神之间。在《马基雅维里的孤独》中，阿尔都塞称马基雅维里既不像霍布斯那样通过自然法哲学倡导绝对君主制，也没有像洛克和卢梭那样用自然权利完全否定绝对君主制。他认可马基雅维里政治科学奠基人的地位：“他与伽利略的物理学、笛卡儿的解析几何并肩而立，在所有领域里阐明一个新的典范的合理性、实证科学的合理性，依靠这种科学，年轻的资产阶级获得了主宰自然的能力以发展其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