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岳

读罢《世说新语·识鉴》篇，觉晋人相士之风，以及清谈之习气，“得意忘形”之学风，固有其学理之迹可循，然其与现实社会之思潮也有莫大关系。有須加注意者，略陈如下。

还是从制度谈起。于一国而言，第一重要者无疑是人才。国家取士，一般有一套固定的选拔体制。中国的取士制度，最为有名者自然是文官科举取士制。但科举取士的制度是在隋朝确立，自汉代迄隋朝，主要通过“举孝廉”来选拔人才。《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所谓“孝廉”者，颜师古注释为“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即通过地方官员推荐乡里有令名嘉誉的人，朝廷从中选拔官吏。这也是“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观念盛行之结果。而作为“民之父母”，还要有廉洁之行，取“孝、廉”二德，故谓之“孝廉”。元封五年，武帝又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茂者，秀美也，“茂才”即“秀才”。举孝廉几乎全由郡、国推举，而秀才则可由众人共举，除州、郡外，还有列侯、光禄勋、御史及派员专举等，所取的为“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乃特殊之人才。举孝廉跟秀才二者皆为汉代取士之重要手段。当然，汉代取士之途除此二者之外，还有辟除法、皇帝征召、博士弟子课试等途径，但其基本的取士制度，还这种察举制度。

可见，汉代人才须由在位者察举，方可脱颖而出。故在位之人，必须要有一定的识鉴之器，方能辨识人才，材官授能。于是一时人人以伯乐自命，相士有如相马。识才鉴贤成名流专门之学，好事者亦纷纷为之专书立说，相人之书如伯乐《相马经》般纷纷呈现。刘劭的《人物志》即此类之名作。除此以外，史志著录这类书甚夥。

品识人物之书蔚然成观，可见当时风气之盛。此等风习至魏晋之时，乃至人人以识鉴自矜。《世说新语·识鉴》载谢安相人之语：“禇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恒云：禇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相士”一词，直与“相马”同类，足见时人自诩伯乐之态。又《后汉书·许劭传》载：“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人物志》的作者许劭当时被目为有知人之鉴的典范，其传略称之为“以简识清浊为务”。汤用彤先生《读〈人物志〉》一文谓之：“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名成目，具有定格。”这是汉代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清议之风的遗习。

又识鉴已具材器者不足为奇，能见小儿潜在之质而预见者，更可矜奇伐能。故时人每见小儿有宏伟气象者，必好为之辞。如《世说新语·识鉴》篇载：

卫玠年五岁，神襟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

戴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郗超与传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在此，不禁想起《世说新语·言语》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辞，只是文书采摭，仅存其有验者，恨不得见当时人夸口而不验者也。

上流名宿各以识鉴自矜，此种风习，是科举出现之前依靠察举选贤的必然。那么，作为怀抱利器或别有用心的待选者，虽不似毛遂之自荐，但利禄诱惑之下，也不至于人人安分地坐以待选。于是窃名之士强矫姿态，以异行异闻引人注目以得举荐。如此，名与实的问题便出现了，魏晋之反叛，实自汉代开其先机。

察举者既是如此，那么作为被选之士，这种制度对其行为有何影响呢？

汉代选拔人才，虽然是选拔官吏，但却看重其德名胜过其吏治之能。又或者说，在汉人眼中，吏治之能与孝悌之行是一致的，而孝悌之行与德名又是一致的，所以二者并无区别。故取士便全凭一人的名声。因此，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道：“汉人以名为治。”

在汉人大倡儒家孝道的同时，因为儒术为官方意志，与仕途相关，便出现了一派名不副实的状况。一些人为了仕途利禄，把这种声名视为求仕的工具。如此，礼便有徒有其名的做作意味了。礼本当称情，但汉代却已有以“善为容”而得为礼官者。《汉书·儒林传》载：“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颜师古注解释“颂读与容同”。“以颂为礼官大夫”，即是说徐生善于表演礼之容仪，以此得为大夫。而其孙徐襄不能通经，亦得“以颂为大夫”。只不过是由于容颜举止符合礼文，即便不学无术，也位列礼官。

百行孝为先，而孝道以父母三年之丧为重，所以我们不妨以三年丧来进行考察。以居丧而言，依礼是有其常制的。但汉代以后，孝子居丧往往过制，否则就不为时人所知晓。如《后汉书》称述孝行，多有“哀毁过度”、“哀毁过礼”、“哀毁骨立”、“致哀毁瘁，欧血发病”等的记载。如《后汉书·韦彪传》：“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寑，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

其实，圣人制礼，是取众人之中度，制中立节，以便世间人人可以效行。《礼记·檀弓》记录了孔门弟子这么一件事：曾子谓子思曰：“亻及 ，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但在汉人那里，因为此为声名之所征，遂人人争为孝子。若居丧不哀毁过度，则不足以彰见孝行，闻名乡里。所以，为彰显孝行，时人无所不用其极，行为便有点变样了。《颜氏家训·名实》记录了当时一个大贵人的做法：“近有大贵，孝悌著声。前后居丧，哀毁踰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以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此人或本是有孝子之心，只是觉得还不够，故特要用巴豆涂脸以显其哭毁过人。但最后却弄巧成拙，“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有孝之情实的孝子，要“清通于多士之世”，尚需如此。而那些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更是要绞尽脑汁来弄出各种奇怪的迹象，曲行阿世。有孝子居丧期间，把食物洒在墓地引来乌鸦（乌鸦被认为是孝鸟），以表彰自己的孝行天验。

以上仅仅是就居丧一事而言，而推想时人日常种种行为，其矫拂求名、故为姿态的举动，尚不知有多少。故《抱朴子·名实》谓之：“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

下层之士，名不符实。上流评鉴，自然也誉不由衷。品鉴人物与利禄之门相紧系，一旦流播终成弊病。虚名假誉由是而生。对于以许劭之流的“月旦评”，《晋书·祖纳传》即已非之：“何得一月便行褒贬。”《抱朴子外篇·自述》谓之“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雠，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亦深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余嘉锡先生则谓之：“许劭所谓汝南月旦评者，不免臧否任意，以快其恩怨之私，正汉末之弊俗。虽或颇能奖拔人材，不过藉以植党树势，不足道也。”

好比《世说·赏誉》篇载钟会荐裴楷之事：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余嘉锡先生《笺疏》引《初学记》十一引王隐《晋书》曰：“王戎为左仆射，领吏部尚书。自戎居选，未尝进一寒素，退一虚名，理一冤枉，杀一疽嫉。随其浮沉，门调户选。”可见王戎实际并无吏治之能，徒有其名耳。余嘉锡先生評曰：“然则戎之为吏部，葺阘不才已甚。钟会复何所见？而于二十年前豫以天下无滞才期之。会之藻鉴本无足道。藉使果有此言，戎既不副所期，会为谬于赏誉，何足播为美谈。”

名不副实，一个名的世界由此崩溃。名教的崩溃，绝不是其学说内部出现了问题，而是在于现实的名不副实，即“名不正”。魏晋时人有识者，对此这种徒有其名的现实自是痛疾不已。其人的想法大概是：与其没有情实而徒有其形式，不如我有其情质而不为其形式，苟有孝之实，何必拘于俗人之名。痛恨其弊，乃持其反，于是一时避名居实，越轨放诞之行标榜于世。这可谓是“矫枉必需过正，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如《世说·德行》篇载：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生孝死孝，乃居名还是居实之别，并且这种差异是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来呈现，必然是“有孝道之情实而不备于礼”与“无孝道之实而备于礼”这样实质与形式的鲜明对比，在最大程度上昭显其是非。

又《世说·任诞》篇载：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阮籍当葬母，蒸上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阮籍在母丧期间饮酒食肉，不为礼法，亦是因为其自矜情实之厚，若不能“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恐怕也难为世所容。

又如《世说·任诞》篇载阮籍卧侧之事：“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男女授受不亲虽为礼法，但礼法之设为防乱。苟无乱之心，亦不必拘与俗礼。这些都是避名居实的极端行为。

但是，我们也得注意，魏晋人虽然号称“越名教而任自然”、“薄汤武、而非周、孔”，可其人的观念与儒家并不相悖。好比孝道、男女有别等等，他们都是避其名而居其实，实际上厌恶的是现实中名不符实的礼教，故有此愤世嫉俗之任诞行为。阮籍云：“礼教岂为我辈设”，及“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之语，其实是要有“动容周旋而中礼”的人方可以，並非人人可以效仿。阮籍越轨非礼的举动，并非是要推翻礼制观念，只不过是通过这种独立异行来痛刺现实而已。

这种重实轻名的做法，乃形成了一股社会的思潮。魏晋的玄风正由此始。而这种心态，在老庄处正有所征，乃相附成学：“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乃成一时之风气，加上佛教东渐，玄思渐起，形神、言意、名实之辨成一时风尚。魏晋人重其质，轻其文，“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之玄学亦由此而起。

由此，重实质而轻形名的思潮，一变为魏晋玄风。识鉴人物则以神韵，而不拘其形貌，如魏武帝曹操“床头捉刀人”真英雄之事，刘伶形丑而不妨为名士。读书则以神会，不拘章句，如庾子嵩读《庄子》而谓了不异人意，乐令不剖析文句而以麈尾柄确几。言谈则旨指玄渺，不为实务，如传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阮籍不论时事人物，而言及玄远。汉代之清议一变而为魏晋之清谈。

汉代由孝廉举士，“以名为治”，到现实的名不副实，又到魏晋人避名居实的反叛，清玄之风的缘起由是可窥其踪迹。当然，玄风之兴起尚有学理上之内部原因，在此只是略述其社会思潮之影响。至于其内因，那就是魏晋玄学的讨论了，自是又有无穷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