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晖

有朋自冲绳来，逢迎向导如仪，到福州古城一隅的柔远驿遗址观览成了板上钉钉的固定节目，几年下来，不下二三十次吧。

福州台江区国货西路十二桥边的琯后街一带，行人过客都不会多看一眼的老城区，柔远驿在焉。孤楼旧馆，隐身古榕树张开的浓荫背后，淹没在一片杂乱无章的市井之中，与尘世喧嚣漠然相向。馆驿平时大门紧闭，只有事先预约或政府外事部门的接待通知才开启，大部分时间里人迹罕至门可罗雀，甚至在本地都鲜为人知。这个习惯上被称为“琉球馆”的历史遗迹，某种程度上说是为前来福州怀古追远的冲绳人而设也不过分。

这座典型的福州明、清风格的古老院落，在冲绳历史上却被叫得口唇发烫，至今家喻户晓，知名度远超诸多中国古迹名胜，甚至成了梦寐难以去怀的记忆：

明初以来就作为琉、中交往对象的柔远驿，也就是琉球馆，是我梦寐里一刻不能去怀的目的地——我刚抵达福州，本想即刻前往观览，但城内夜间喧嚣嘈杂，就强忍着留待明天早上再去——就像期待百宝箱的开启一样，我熬过了漫长的漫长的一夜终于才迎来了天明。

1933年夏秋之交，破旧的柔远驿出现了一个年过半百的冲绳男子，西服皱巴，风尘满面，在一连几天时间内，盘桓在馆驿内外，流连不忍离去，与其说是出于治学需要的追索和考据，更像不无悲悯地凭吊一个休戚相关的传说和往事。这个名叫东恩纳宽惇的人随后在其划时代著作《黎明时期的海外交流史》里，用深情的笔触追记此前初访“柔远驿”的独特感怀。

东恩纳宽惇（1882—1963）是享有“冲绳学先驱”盛誉的大学者，他在琉球历史、文化、风俗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所达到的造诣，至今仍是难以企及的高度。令我不解的是：这个一代学人虽是土生土长的冲绳人，却是生长在日丸旗下的“皇国子民”，弱冠之年即负笈东京帝大，受过地道的日式教育和学问训练;他来寻访柔远驿时，琉球亡国半个多世纪，超过他的年岁;而彼时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策划伪“满洲国”，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为配合日本政府的所谓“国策”，东洋学界全面妖魔化“支那”的风气甚嚣尘上。在这一背景下，福州老城一隅的一个前朝遗迹，竟然引发远道而来的一代学人如梦如寐、如泣如诉的感怀，是颇为令人玩味的。

柔远驿，是明、清两朝接待来华琉球人的旅居馆驿。从十五世中后期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四个半世纪的岁月里，这里没有停止过琉球人进出忙碌的身影。这个旧时馆驿更像是一个戏台，五百年来东亚海域上盛衰无常的时代大剧与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歌欢笑，都在这馆驿里轮番上演。

1372年，琉球加入大明王朝主导的东亚册封朝贡体制。由于地缘上的原因，福建被指定为琉球贡使来华入境口岸。唐代以降，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宋代开始在泉州设置管理番舶的海关衙门“市舶提举司”。中、琉通交后，明政府在泉州南部港的聚宝街建造“来远驿”，接待包括琉球人在内的来华番邦使节。由于这段历史渊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友好鼎盛时期，泉州继冲绳县的那霸市与福州市之后也与冲绳的浦添市缔结“姊姊都市”（友城）。“来远驿”原建筑物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保存完好，如今原址只剩下一块“来远驿遗址”的石碑了。

到十五世纪中期，泉州港湾泥沙淤积严重，不利大型外洋商舶进出停靠，福建市舶司移往福州，琉球人来华改从福州入境。此前，为方便科技文化落后的琉球国与中国往来，明政府就先后从福建派遣“善操舟”、“知书者”等所谓“闽人三十六姓”技术职能集团前往琉球“令其往来朝贡”，并就地归化。这一群体多是福州河口人，后裔都承袭先人衣钵，从事中、琉往来封贡之职，对福州自有一种地缘上的亲近感。随着市舶司移到福州，更多福州河口、沿海人加入往来朝贡的行列，并移居琉球。据东恩纳氏的考证：琉球那霸唐荣久米村背山面水，港口商舶辐辏的地形与风景秀丽的福州河口一带极为相似，因而推断这可能是闽人聚居久米村的群体心理因素。福州是省会，也是琉球使节进京朝贡之起点，原先在城东南水部门外的琼河畔设有专门接待琉球使节的官营“夷舍”，民间称“琉球馆”。1470年前后福州当局在水部门外琉球馆基础上翻建改修，扩大规制，建成“怀远驿”以满足日益增多的接待需要。万历年间更名“柔远驿”，取自《尚书》、《诗经》中的“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寓意“安抚远近之人而使归附”。接待设施以“怀远”、“柔远”命名，蕴含天朝大国对番夷远国怀柔而治的外交理念。

中国方面最早留下柔远驿的详尽记录见诸《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此书作者高岐就是1554年赴任的市舶提举司官，对所辖的柔远驿了如指掌，所记甚详：明代的柔远驿规模相当宏敞，功能设施相当齐全，专门用于接待琉球使节及其随员住宿并存放贡物。前厅有三大套间，两旁各有卧室供六间，供正、副使居住;后厅五套间，计有卧室五十多间供随行人员住宿;此外有食堂和宴会厅以及供相当一个排警卫力量居住的“军士房”。馆内有水井二口，有假山花园，榕树成荫，完全是园林式宾馆。馆驿后的万寿桥边上设有“进贡厂”，存放贡品的仓库。顾及琉球人的信仰习俗，馆里还建有祈祷航海安全的天妃宫和土地祠。

琉球国是明、清两朝的“海表恭藩”，朝贡甚勤，据《明史·外国传》记录：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间，琉球来华朝贡就有一百七十一次，冠于十七藩属国之首。琉球来贡，使团人员三百名，分乘两艘贡船前往福州;随后还有前来迎接赐品和使团的接贡人员一百五十名，不算那些前来请封、庆贺、谢恩、陈情或报警使节，每年来华的琉球人两三百名。琉球国的贡船越过太平洋的惊涛骇浪，自闽江口逆流而上，在闽江口闽安镇，人员和货物接受入境检查，行李打封，直上福州台江，再换乘小船沿新港内河驶往城内水部门外的万寿桥下，货物入进贡厂封存，人员登岸入住柔远驿休整。使团成员由进京、存留、摘回三类不同职能构成：休整大半月后，进京使节一行二十名，在当地官员护送下北上京师朝贡;摘回人员则留在柔远驿将带来的货物交易完毕后再回国;存留通事任期三年，常驻馆驿里处理中琉往来事务，有点像驻外使节。使节及随行人员所有在馆驿中的食宿、燃料等日常开支全由中方负担。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某种意义上，柔远驿就是琉球人在异国的第二故乡。这种视馆如家的情怀从柔远驿历次修缮工程中都有琉球人慷慨捐资的记录可见一斑。“异国之家”的意象更经常出现在琉球使节歌咏的诗文中。康熙二十五年受琉球国委派前往北京国子监留学的官生蔡文溥，学业优异被清廷授予州同（地方官助理）之职。因归闽心切奏请辞官回柔远驿学习，诏准之日欣喜若狂：“几年北阙苦淹留，诏许辞官到驿楼。花柳多情逢客笑，山川有意待人游。楼亭盛事虽难继，琼水风光尚未收。相对一樽期人醉，当欢又动故园愁。”

堂皇北阙，神圣帝都，是属国归心之所向，也是王国使命之所系，但内心牵肠挂肚的，却是远在近五千里外一个榕荫匝地的小小馆驿。琉球国近代最杰出的汉诗人蔡大鼎，曾以存留通事身份驻柔远驿数年，琉球国存亡之际又密航来榕，以柔远驿为据点从事救亡复国运动，对柔远驿感情尤深。传世诗集《闽山游草》中以柔远驿为题的汉诗就有十五篇，其中《驿楼梦省即事》组诗，连写柔远驿七个奇异梦境，梦里梦外写意兼写实，境界深远，充满预言味道。借用黑泽明《梦》的手法，也许可以敷衍出一个浓缩国恨家愁和个人身世沧桑的感人篇章。

柔远驿可以说是明、清王朝对外战略体制的物化象征，中看又中用——在天朝上国的外交战略层面上看，是怀柔远人、天下归心的外化存在;对琉球来说最实际的意义恐怕还是作为贸易平台的职能，这也许是所谓封贡体制对属国的最大魅力所在。在这个框架内，宗主国着眼于天朝至尊的政治影响力、天下归心的文化向心力，和“海不扬波”的和谐大局观，算的是政治账;经济上则宽大为怀，以薄来厚往的形式厚遇属国，不仅下赐远高于贡品价值的物品，并在交易往来上实行“损己利人”的政策导向：以天花板价采购属国物品，再以地板价将丝绸、瓷器、汉方、茶叶等国际市场奇货可居的国货售予他们。琉球原本地狭人稀，物产贫乏，生产技术尤其落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物品出手，却善于变通抓住历史机遇，在封贡体制的保护和技术援助下，“以舟楫为万国津梁”，积极开展海上转口贸易，比如从日本输入白银、红铜、硫磺、战马等战略物资和东南亚的胡椒、苏木、象牙等珍奇到中国出手，然后将在中国低价采购的物品销往到各国，这种互补性极强的中继贸易获利甚丰，往往是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利润。以胡椒为例，中琉交流史专家谢必震通过考证发现：中国向琉球人购买的胡椒价格比原产地采购价高出一百六十九倍！一来一往多次往返高频度周转，一本万利并非奇谈。这种册封体制背景下的所谓“唐十倍”对华贸易巨额利润，成为琉球人不畏惊涛骇浪、前赴后继的强劲动力，立国后短短一个世纪内便迅速发展起来，一度迎来了“地产异宝充满十方刹”的富足繁荣时代。

而福州柔远驿则充当了中琉贸易的最重要舞台。在福州，有政府指定的专门与琉球人进行贸易对接的外贸商会，叫“球商”或“牙行”。据谢必震的研究，明、清福州专事中琉外贸的共有十家实力雄厚的“球商”，称“十家帮”，是有政府背景的外贸商会，会馆设在柔远驿附近的太保境。琉球进贡、接贡船带来的货物不能自由买卖，只能出售给球商，同时琉球所需货物也向球商采购或订购。随着球商规模的扩大与机构日益完善，十九世纪初开始，中琉交易移到球商会馆内进行。“十家帮”垄断中琉贸易，册封使前往琉球，浩浩荡荡五六百名随员中都有官方背景的球商。比如1866年清朝最后一次册封尚泰王使团中正使赵新就是出身球商的世家。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垄断了中琉贸易，“十家帮”急遽凋零，东恩纳宽惇来访时，已经沦落为靠收取店租、房租，供节假日聚会联谊的象征性机构了。

柔远驿在中琉往来史上不仅是贸易交流的据点，更是琉球国全面学习、输入中华文明的基地，这才是渗入琉球社会各个领域历久弥新的烙印。作为明、清王朝的海外屏藩，琉球人学习中华文化技术的虔诚与热情，毫不逊色于千年前的日本遣唐使，举国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延绵数百年而不衰。伴随使团来华的既有保送明、清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公费“官生”，更多的是来自各个阶层的自费“勤学生”。官生名额一届限四名，且仅囿于王族和久米村士族子弟之佼佼者，四百年间不足百人，而前来福州学习文化和各种技术专业的“勤学生”，则多如过江之鲫，冲绳史学家高良仓吉《琉球王国的课题》一书中，有理有据的人数推算就达二十万之巨。虽然其中包括多次来华的人员，但考虑到国土面积只有两个厦门市大小的蕞尔小国，可算很壮观的数字了。从琉球国发展历程看，这一群体所学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诸如儒学教义、曲艺舞蹈、作物栽培、医学手术、风水堪舆、酿酒制糖、天文历法等无所不包，对琉球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至大，此外，对琉球史上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像蔡温、程顺则之流，对于国民生计贡献卓越诸如甘薯祖师麻衡平、兔唇整容和麻醉手术先驱高岭德名都曾是福州柔远驿里的莘莘学子。

琉球国作为明、清王朝的“海表恭藩”，深受信赖和倚重，在中国的待遇也远比其他藩属远国的来华人员优越，入贡次数、下赐物品和觐见天子的机会远比一般藩国多;滞留期间管制相对宽松，有较大的活动自由，允许馆驿里的琉球人昼间出游，接触当地人，不像其他属国，被名为把护实为监控的军士看的死死的。因而他们在得以近距离接触中国社会百态的同时，各地的信息资讯也通过他们源源不断传入琉球馆，经专职人员记录分类，传入琉球国，最后再经各种渠道流入日本，成了实行锁国的江户幕府除了长崎商港外了解中国的重要情报来源。

1609年日本幕府萨摩岛津藩不宣而战侵入琉球，洗劫了王都首里城之后掳走尚宁王君臣到江户称臣，从此置琉球国于被控制、支配即所谓明贡中华王朝，暗聘江户幕府的双重属国境地。二百七十年间琉球向江户派遣庆贺使、谢恩使等各种名目的使团计十九次。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与中国关系密切往来频繁的琉球成了江户幕府间接了解中国的资讯来源。明、清两代中、日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又兼明、清“海禁”与幕府“锁国”，几乎不通往来，民间层面的经贸、信息交流渠道也仅限于长崎港。尽管如此，日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老大帝国和周边“华夷变态”的关注和窥探。其中最大的渠道来自琉球的上江户使者的“琉客风说”。

夏威夷大学宝玲文库里珍藏着一本手书版《琉馆笔谈》，历来为东亚海域史研究学者所重。此书是十九世纪初琉球国外交官嘉味田亲云上（汉名杨文凤）与萨摩藩士石冢崔高之间的笔谈记录。江户时代萨摩藩的鹿儿岛是为琉球使节上江户之口岸，就像福州柔远驿一样，萨摩藩也专设供琉球使节居停的馆屋。杨文凤多次赴华朝贡，也曾前往江户庆贺幕府将军袭职。1803年杨因公务前往萨摩旅居琉球馆期间，石冢崔高慕名来访，就其关心的问题向杨请益，交流以笔谈的方式进行，所记甚多，石冢择其要者辑成《琉馆笔谈》以参考摘要形式上交藩府。笔谈所涉多是幕府时代的精英阶层对远隔重洋的中华帝国最为关注的话题，举凡清国册封使在琉球的活动及性情爱好;福州的社会风气与习俗;琉球商船遭遇海难漂流台湾的经历，还有小部分涉及琉球国内政教育的事情等，详实生动，读来如在目前。

类似这种琉球人与萨摩藩之间的交流而形成的文献史料有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十九世纪中期的《琉客杂记》，内容包罗万象，关乎大清国内动态和国际纠葛等重要资讯，因系亲历者所言，故其情报价值非同一般，尤其在风云突变的十九世纪中前期，有关东亚海域瞬息万变的局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幕末日本的转向。最典型的要数中英鸦片战争期间的有关情报在日本的传播。

道光年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期间，曾多次委托球商将家书带回福州家中。林则徐为福州人，林氏府邸与柔远驿距离不远，对来自琉球馆来人稔熟且信任，家书、口信多托其带回。于是，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活动，中英围绕鸦片矛盾不可调到最终诉诸开战，而后中方失利及割地赔款等信息源源不断传到一千公里外的福州琉球馆中;1850年太平天国蜂起，内乱所及波及大半个中国，也影响到朝贡途中的琉球国使节的行程，沿途所见直接成了中国内乱的目击者，这些情报通过柔远驿→琉球国→萨摩藩→江户等传播途径层层递传到幕府最高决策层，为幕末在复杂多变的东亚巨变局势中进退为难的日本提供了最重要的决策依据，影响所及甚至改变了日本历史进程。

柔远驿是明、清王朝册封朝贡体制下的独特存在，其兴衰荣枯无不与居于这一体制核心地位的宗主国历史性的沉浮运数休戚相关。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及后果，预示着延续两千年的册封朝贡体制走到尽头，也给曾被排斥在这一体制边缘的日本予强烈震撼。以此为警戒，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实现了富国强兵，在避免成为西方列强刀俎鱼肉的同时，也开始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制发起新一轮挑战，将远离东亚大陆的琉球收入囊中，成了日本“脱亚入欧”、“雄飞海外”的第一步。

1874年夏，修葺一新的柔远驿迎来了琉球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前来中国的使团——以毛精长为正使的进贡使团。使节九月上旬从福州出发，十二月底前抵达紫禁城朝贡如仪，并在北京欢度1875年农历新年。次年冰雪消融的早春三月，进京使团一行兴高采烈踏上返回福建归程，却对于突如其来降临到琉球国的厄运一无所知。

这年5月，日本明治政府大丞官松田道之率武装力量赴琉球，宣布废止琉球国与清国的藩属关系，强迫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并断交。松田道之带来的日本明治政府成命还包括：停止使用清朝年号改用日本年号，关闭福州柔远驿，今后琉球国与清朝的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接手，中琉间的贸易往来事务则由驻榕领事馆管辖等等，延续五百年的中琉间纽带就此断裂。

东亚海域风云突变，柔远驿的面貌也为之突变。

使团回不了琉球，滞留福州柔远驿为琉球复国请命奔波，成了近代史上琉球复国运动的先驱。后来琉球王密诏向德宏、林世功、蔡大鼎诸人偷渡来榕，加入这一运动行列，琉球馆成了复国运动领袖的“根城”（大本营）。他们剃发易装潜入北京，向总理衙门李鸿章泣血乞师，挽救琉球危亡。但彼时陷于内外交困的清朝无力保琉球，1879年3月，随着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任冲绳知事锅岛直彬到任，琉球国灭亡，成了日本版图里的冲绳县。林世功复国无望仰毒自绝，蔡大鼎也在忧愤交集中客死中国。

琉球忠臣的义举，震撼了清廷主管外交事务的权贵，李鸿章最终没在《琉球分割协约》上签字。不久琉球国再次掀起反对琉球分割运动，原三司官毛凤来（富川盛奎）及尚家王族成员纷纷秘密前来福州，以琉球馆为据点，分派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各地开展反分割琉球的复国运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清朝输掉了战争，割台湾赔巨款，也彻底失去琉球。琉球复国宏图成空，包括琉球王府、贵族和闽人族裔在内的诸多不愿做日本顺民的“脱清人”流亡密航到清国，来福州柔远驿避难，或筹集资本经商淹留当地，或辗转远涉重洋。明治以后，琉球被卷入险恶跌宕的日本近、现代化进程中，半个世纪后大学者东恩纳宽惇来柔远驿时，已经人事全非了，偌大的馆驿残破不堪，仅有一个名叫仪间正忠的琉球人，为了逃避服兵役偷渡来福州潜居在柔远驿，经营一名为“太吉茶栈”的茉莉花茶加工厂。后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柔远驿最后的琉球人仪间一家下落不明。

第一次走访柔远驿，是八年前与来自神户甲南大学高阪薰、胡金定教授一同前往的，至今印象鲜明。尽管在到访之前，我已经先入为主地从相关文献和与有关行家彻夜长谈中熟悉了它不同凡响的历程，也从冲绳友人处听过诸多鲜为人知的家族记忆，尽管它孤零零僻处老旧不堪的市井一角，甚至连本地老牌司机都茫然不知所在，但在第一次与它相遇时，内心还是被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击中。

福州古城，在一片古榕树遮天蔽日的浓荫背后，隐藏着一个被历史淡忘的馆驿：白粉壁，流线型马鞍封火墙，青瓦屋顶，狭窗窄门，典型的福州明、清建筑的缩影。这座建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友好如火如荼的特殊背景下在原址上复原的。自东恩纳采访过的仪间正忠氏一家去后的半个多世纪，琉球馆也经历多舛历程，先后成为侵闽日军兵营，美军救援物质仓库，国共内战时期的壮丁营，新中国成立后的国营开关厂车间和职员宿舍。

在当今大规模旧城拆迁改造的浪潮中，开关厂已被夷为平地，周边破落老旧的民居也开始列入拆除计划。如今我站在柔远驿前环顾四周瓦砾和残垣断壁，空地上的荒草和杂木林里，孔武有力的挖掘机怪兽般静静地趴着，随时伺机而动对周遭一切摧枯拉朽。从万寿桥边古榕树荫下乘凉老人的“拱葩”和“风说”一度使我忧急交加，为馆驿的命运牵肠挂肚。直到从谢必震教授那里得到权威部门的消息才告安堵：据说为了彻底解决日益恶化的市内交通拥堵状态，计划开设的福州地铁将从南部老城区贯穿，以琯前、琯后街区为中心，周边旧城区将拆除重建。但柔远驿作为历史遗迹会得到保存。可以想象，重建后与柔远驿遗迹浑然一体的景观将发生很大变化，炙手可热的商业大楼和豪华公寓楼将取代延续数百年的古城风貌。也许要不了多久柔远驿就会成为叠立而起的森林水泥中一个权宜性的展示标本，在周遭高楼华厦环伺中成为一个不太协调的存在。

柔远驿边上琼河古渡口一带，盘根错节的老榕树和万寿桥依然犹在，像历尽沧桑的老人在漠然注视着人世间的白云苍狗、烟雨斜阳;河道已经年久失修，一度污泥堵塞，乌黑浑浊的河水却依然在缓缓流淌，弯弯曲曲流入闽江再滔滔东去汇入汪洋。这是很多曾经光鲜华丽历史的共同结局。馆驿形只影单伫立都市一隅，更像是被搁浅在岁月河岸上的破船，再也无法顺流而下，回到波澜壮阔的大洋逐波弄潮了。

错过了季风的祝福，就注定只能成为僵化展示的存在，背对时代的喧嚣，成为被凭吊被追忆的历史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