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生

与众多平民的孔子后裔相比，甚至与孔鲋、孔尚任、孔继汾和孔继涑等人相较，走了另外一条路的孔子的后裔们，是与皇权专制主义始终保持一致的历代衍圣公。

孔子自己也许并没有想到，殁世之后的他，会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之中，成为统治者关注的焦点和最大的帮忙者，并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一个巨大的力量。

首先是历代统治者，对于布衣孔子的追封。这种追封，是从他逝世之时起就开始了的：鲁哀公在他的诔词中，就已经称孔子为“尼父”。此后的追封可谓愈演愈烈。西汉孝平帝元始元年追谥孔子为宣尼公，东汉孝和帝永元四年改封孔子为褒成侯，北元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谥为文宣尼父，北齐高皇帝封为素王，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封其为邹国公，隋文帝赠先师尼父，唐高祖武德七年诏以为先师，唐太宗贞观二年、十一年分别封为先圣、宣父，唐高宗乾封元年封为太师，唐高宗嗣圣七年封隆道公，唐武则天天授元年封隆道太师，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文宣王，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封至圣文宣师，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玄圣文宣王、五年又改谥至圣文宣王，元成宗中统三年改封大成，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太祖洪武元年封宣圣文宣王，明嘉靖八年改封至圣先师，清世祖顺治二年封称大成至圣先师。

在这个长达两千年的追封热潮中，号称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在中原地区所建立的元朝，可说是将孔子追封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大成至圣文宣王”是一个高的“可怕的头衔”，被抬到了一个“吓人的程度”。被封的原因，元武宗大德十一年的封诏表示的明明白白：“盖闻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沐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磬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尚资神化，祚我皇元”，前面的堂皇大论都是铺垫，只有这两句才是最终的目的。

竞相追封之后，还有竞相祭奠。二十多个世纪里，弹丸之地的曲阜，竟能持续地成为偌大中国的精神“圣地”。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有十一个皇帝“驾临”曲阜祭孔，其中光是清朝乾隆皇帝就八次到曲阜“朝圣”祭孔，并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至于皇帝委派官员来曲阜致祭更是频繁平常，达一百九十六次之多。

随着孔子头上名号的日隆日贵，其嫡系后裔也被追谥加封。孔子的儿子伯在宋代被追封为泗水侯，孙子子思被封为沂水侯、沂国述圣公。其后的子孙，从西汉迄北宋仁宗，被封谥的爵位计有奉祀君、博士、高密相、褒成君、关内侯、褒成侯、褒亭侯、宗圣侯、奉圣亭侯、崇圣大夫、崇圣侯、邹国公、绍圣侯、褒圣侯、文宣公等。

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并加封孔子第三十五代孙孔璲之为“文宣公”，至宋仁宗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已传至十二代。仁宗至和二年（1055），集贤院祖无择奏言：不宜用祖先的美谥加号给后嗣，请别定封号。于是仁宗便在这一年三月下诏改封孔宗愿为“衍圣公”。从此，“衍圣公”之爵在孔子嫡裔中世代相袭，历金、元、明、清皆相沿无异。“衍圣公”这一称号一直延续到1935年，达八百八十年之久。

在此之前，汉代所封“关内侯”是十九等爵，“褒亭侯”是二十等爵，魏“宗圣侯”是十八等，刘宋“奉圣亭侯”位秩五品，北魏“崇圣侯”秩从二品，北齐“恭圣侯”秩列三品，唐“褒圣侯”位列三品，直到清顺治元年，“衍圣公”阶正一品，班列尚书之上。

公元1055年始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1935年终止袭封的“衍圣公”、改任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衍圣公”的一始一终，我们不妨录下这两份历史文件。宋仁宗封“衍圣公”的诏书：“孔子之后，以爵号褒显，世世不绝者，其来远矣。自汉元帝封其爵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时改为褒成侯，始进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子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至唐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圣侯为文宣公。孔子子孙去国名而袭封谥号，礼之失也，盖由此始。朕稽考前训，博采群议，皆谓宜去汉之旧，革唐之失，稽古正名，于义为允。朕念先帝崇尚儒术，亲祠阙里，而始加‘至圣’之号，务极尊显之意。肆朕纂临，继奉先志，尊崇圣道，不敢失坠。而正其后裔嗣袭之号，不其重欤！宜改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而国民政府的新任命则为：“二十四年（乙亥，1935年）一月，国府十八日令：兹以孔子嫡系裔孙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此令。”

各个朝代的皇帝需要孔子这块招牌为自己支撑正统的门面和聚拢收买人心，而为他们树立起来并为他们举起这块招牌的就是历代衍圣公了。而历代衍圣公也就俨然成了孔子唯一的代表，当然也就在享受着优渥特权与丰厚利益的同时，乐此不疲地成为了皇权忠实的护卫者。一个皇帝之权，一个孔子之道（由皇帝们精心揉捏出的），就这样相辅相成、合二而一，并在衍圣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而也就成为了两千年间中国专制社会的一大景观。

我们不妨从历史上拿来几个小故事，以佐证这种相辅相成、合二而一。

元朝末年，四处造反的红巾军直接威胁着专制王朝的统治。在红巾军的攻击之下，一筹莫展的元顺帝准备迁都他去。这时，孔子的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主动向元顺帝上疏献策：“天子当与社稷俱存亡，焉可弃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颇众，与之决战，盗可平也。”衍圣公孔克坚深知，孔家的利益与皇家的利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然也就希望皇帝打败农民的造反队伍。

几年间，当红巾军已经成了气候，而朱元璋也在南京（当时称集庆）称帝时，衍圣公孔克坚的态度开始犹豫不决起来。公元1366年，在南京称帝的朱元璋急需孔家的这块招牌，便招令孔克坚去南京朝见。到底去不去南京？依附了朱元璋，万一红巾军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或者元朝皇帝能够遇难呈祥，那可就令孔家陷入危险之中。于是，首鼠两端的孔克坚便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派儿子孔希学代替自己去南京朝见朱元璋。

朱元璋是何等样人？出身贫寒，当过和尚，又在红巾军郭子兴手下干过多年，可说是身经百战、老谋深算，他一下子便洞悉了孔克坚的心情与用意，接着给孔克坚下了一道措辞强硬、不容置疑的诏令：“吾闻尔有风疾在身，未知实否？然尔孔氏非常人也，彼祖宗垂教万世，经数十代，每每宾职王家，非胡君（指元朝皇帝）运去，独为今日然也。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虽曰度民，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宗（刘邦）也。尔若无疾称疾，以慢吾国，不可也。谕至思之！”

孔子克坚读罢诏书，无比惊悚，再仔细考虑，也感到元朝皇帝确已不可依靠，得罪了新皇帝，也就是葬送了孔氏家族的富贵利益。真是立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孔克坚再也不敢稍有差池，立即日夜兼程赶到南京，叩拜新皇帝。孔子的这面招牌，当然也是新皇帝必需的，只要俯首听命，也就优渥有加了。朱元璋是在谨身殿召见的孔克坚，而且有一段精妙的对话：“上曰：‘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对曰：‘五十三岁也。’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公事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他姿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终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个好人，可不好？”

给了这样的台阶，孔克坚怎能不顺着杆子爬？回到曲阜的衍圣公府之后，迅速将朱元璋的训示刻成碑，立于府中二门之内，既显示对于新皇帝的尊崇，又用以朝夕警戒自己和子孙。朱元璋不仅马上承认了衍圣公的封号，还接着赐田两千大顷，并拨给一百一十五户作为孔子林庙的洒扫户，供孔府役使。

与元合作，与明合作，与清也是合作。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当年十月初一，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年号顺治。

在《孔府档案》中藏有一份衍圣公在顺治皇帝登基前一个月所呈的《初进表文》。在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的形势下，孔府衍圣公的这份《初进表文》率先表达了对于新统治者的拥戴之情：“初进表文：顺治元年九月初一上。伏以泰运初享，万国仰维新之治;乾纲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率土归诚，普天称庆。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协瑞图而首出，六宇共戴神君;应名世而肇兴，八荒咸歌圣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永。臣等阙里竖儒（谦卑到自贬自骂，作者注），章缝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圣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仰皇猷之赫濯，景慕弥深。伏愿玉质发祥，懋膺天心之笃祜;金瓯巩固，式庆社稷之灵长。臣等无任瞻仰汴舞屏营之至。谨奉表上进以闻。”

投桃报李，新的皇帝马上承认了孔子第六十六代孙孔兴燮的明代衍圣公封爵，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更下达了对孔子家族非常实惠的“圣旨”。其实惠的内容有：衍圣公长子至十五岁袭爵，授正一品服色;次子十五岁授以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持子思的祀事;三子袭太常寺博士，主持汶上圣泽院祀事;天下州官皆用流官，独曲阜用孔氏世职，由衍圣公保荐;天下学官皆用教谕，独四氏（孔、孟、颜、曾）学用学录，规格高于别处;孔子出生地尼山设学录一员，以主其祀;洙泗书院设学录一员，以主其祀;孔庙祭孔乐用八佾（天子规格），额设乐舞生二百四十名，任职者免差徭……

曾让全国哗然并进而引发众多反抗活动的“剃发令”，在入关之初并未认真推行。但是随着李自成的大顺军的失败和南京、苏州、杭州的被攻陷，清朝统治者认为大局已定，便于1645年6月重申“剃发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薙（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言争辩，决不轻贷”，地方官若为此事“续进表章”、表示异议的，“杀无赦”！

这当然激起了全国更大的反抗活动。

但是衍圣公又为全国带了个“好”头。我们不妨再读一下顺治二年六月衍圣公向皇上的《上剃头奏稿》：“奏为钦奉圣谕，遵依剃头事：本年闰六月十二日，该山东抚案移文到臣，臣随即齐集合属，择于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会同曲阜县世职知县孔胤淳、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孔胤钰、颜绍绪、曾闻达、仲子陛，署四氏学教授王世禄、学录孔闻然、尼山书院学录孔兴荣、洙泗书院学录孔尚澄，并督令属官勾田伸、司乐陈永安、典籍桂存正、书写田世旺、奏差陈裔远、知印张应登、伴官杨元肇、庙户陈三友、佃户杨远祥等，遵奉圣谕，伏惟睿照。臣临奏不胜惶悚战栗之至，为此具本奏闻。”（《孔府档案》六三○八卷之十二）

这篇三百多年前的奏文，就是比起现代的新闻稿也不逊色，时间、地点、态度、措施、效果，真是简明扼要，具体而又清楚。

有清一朝，尊孔拜孔祭孔，包括对于忠顺的衍圣公的照抚等，都创下了历代皇朝之最。清朝的第一个尊孔高潮是康熙帝掀起的。他在1684年9月驾临曲阜孔庙，释奠孔子，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并赞扬孔子“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整个康熙年间，除康熙亲到曲阜祭祀孔子之外，还十余次派遣高级别的官员到曲阜祭告孔子，并对孔子后裔给予丰厚的恩宠与赏赐。早在康熙六年，就封孔子六十七代孙孔毓圻为世袭衍圣公，并于康熙十四年将其晋升为太子少师。雍正皇帝在尊孔崇儒上做了两件事：一是追谥孔子的先人，封孔子以上五代分别为王爵，木金父为肇圣王，祈父为裕圣王，防叔为诒圣王，伯夏为昌圣王，而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则为启圣王;第二件事便是大修阙里孔庙。雍正二年六月，曲阜阙里孔庙遭受重大火灾。雍正帝迅即拨出巨款并责成山东巡抚董理重修孔庙工程，对于承修迟误的府、州、县官分别解任，并明令重修的孔庙“工程务期巍焕崇闳，坚致壮丽，纤悉完备，灿然一新”，并于重修工程完成之后的雍正八年（1730）下旨在阙里孔庙内增设四十名官员，其中三品两人，四品四人，五品六人，七品八人，八品九品各十人。而乾隆皇帝则将尊孔推向了历代皇帝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其统治期间八次到曲阜祭拜孔子，并对乾隆朝存在的四个衍圣公孔广棨、孔昭焕、孔宪培、孔庆鎔给予了多次礼遇与赏赐。

袁世凯也与衍圣公有着亲密的关系。这个依靠在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派而升官掌权的大军阀，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之后，便在复辟帝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的复辟措施之一，便是“尊孔崇儒”。他接连发布《尊孔祀孔令》、《崇圣典例》、《崇圣条例》、《祭孔告令》等，规定每年阳历9月28日，为中央与各地方举行祀孔典礼日，并在这一天率领中华民国各部总长及百官，穿着滑稽的新制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秋丁祀孔典礼。

而在袁世凯朝着复辟帝制狂奔的时候，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也不甘落后，带头奏请袁世凯早日登上皇帝宝座。奏文如下：“皇帝陛下圣鉴：窃为俯顺民情，允国民之推戴。仰承天命，建皇极之谟猷。化日当阳，慰四海元元之望;圣谟广运，宏万年丕丕之基。令贻等守先王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欢欣鼓舞馨香庆祝之至。衍圣公臣孔令贻，统率庙庭各官、孔氏族众及先贤先儒奉祀官等谨奏。”袁世凯称帝后，为奖掖衍圣公孔令贻的推戴之功，于洪宪元年（1916）元月1日，以政事堂的名义封孔令贻袭为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就连“张勋复辟”，孔府也致电祝贺：“北京南河沿张公馆少帅钧鉴：恭承明诏，日月重光，毅力殊猷，普天同庆。肃电敬贺大喜。”当蒋介石“四·一二”杀罢共产党人，率北伐军到达山东时，也在曲阜孔庙贴出布告，称孔子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之后又亲临曲阜祭孔并受到孔府隆重地接待。1935年，蒋介石再将末代衍圣公、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改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

曲阜有“三孔”，即孔庙、孔林、孔府。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孔林是埋葬孔子及孔子后裔的陵墓园林。而孔府又叫“衍圣公府”，则是孔子后世嫡孙长支、历代衍圣公的府第，虽然比孔庙与孔林的规模要小，但也占地一百多亩，有厅堂楼殿四百六十多间，整个布局是前衙后宅，分为中、东、西三路，与北京故宫相似，是中国最长久、最宏大、最豪华的贵族府第。这座宫殿式的府第，就坐北朝南坐落在曲阜阙里街的正中，三启六扇的红漆大门透着堂皇与威严，门额上高悬着蓝底的竖匾，上书两个金字“圣府”。而在门的两侧，则是一付金字对联，上联是“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安富尊荣”，“与国咸休”，正是衍圣公及其贵族家庭的真实写照。

依附于皇权专制并成为皇权专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当是历代衍圣公的真实写照。相对于孔子相对独立的立场和对于社会与执政者的质疑与批判态度，他的后裔中衍圣公这一条主线，似乎在走着一条与孔子相背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