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丽

这是命令，还是请求？也许与昆虫相关。

“苍蝇虽小是块肉”，引用此话起因于《南风窗》前总编。半月前，我看凤凰视频，朱学东先生与诗人野夫交谈媒体与写作者的生存状况，言网络对纸媒的冲击。2008年，他主动辞职离开总编岗位回到北京，在上任《中国周刊》总编辑之前，有一段闲置时间调整自己，放松身心会朋友，静心读书，后来提笔写稿。这样的日子变长就不妙，他发现靠写稿维持生存难行。当谈到有多少人能靠稿费生存时，野夫说有千人。朱先生说没那么多，有一回我走路去邮局取稿费，一点点。苍蝇虽小是块肉。当我听到堂堂总编说此话，还真不是滋味。此话闹心，我转述别人时苦笑，感时叹世，文人尴尬。野夫说写诗不能活命，起初10年搞出版维持生计，后来追账令人头痛，因而放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人与八〇后韩寒郭敬明的处境不同。为什么后者，是市场成功者。难道师叔辈分的学养不够，没思想深度，写得太浅么。事实恰好相反，市场经济与作者思想关联不大。走没走市场路线，才是关键所在。

深圳处于市场经济的前哨。我作为媒体人，僭越岗位不计生路数次辞职离开报刊，回到写作中来。原因在于我想生活在创作天地，做感兴趣的事。创作是天马行空，一个人的工厂。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首先，你写什么与世界发生关系，写出来与编者发生关系，最后与读者发生关系。市场决定你有无价值，利益太薄，商家不干。盈亏直接与你的作品有关，谁赶冒险与市场较劲儿，谁就是傻B！

我发现自己迎合不了市场，不能违心写不喜欢的文章。江山代代换姓氏，唯有文章千古事。怎能随便为稿费乱码字，再说文字垃圾与世界无益，我浪费生命于心不爽。有此心境，并不等于别人买账。我要求越高，看书越多越不能轻松下笔，总发现前人写过这个话题比我高明，没有超越还写什么。我发稿不多，想比写多，看比动手多，因而连年歉收。深圳生活着一批靠写稿生存的年轻人，有人提醒多弄几个笔名，现在报刊多用稿量大，东方不亮西方亮。一稿百发，每月收入几千块生存不成问题。但是此行为，于我还成问题。我怕乱写败坏文笔与文风，人矮下去，回头再想提起来也许成为烂泥。那些卖春的女子们，起初哪个愿以肉体作价。她们湿过鞋，脸就不要了。行有行规，文有文质，人有人品，事有世道。游戏规则，不可冒犯。

我的创作之路怎能一马平川。写诗久了，染一身习气，数十年不改初衷，与世格格不入。我撞南墙回头也行，可我还是一路到底。人生是面壁与撞壁交替，可见一个人的禀性难移。鲁迅曾说“文章憎命达”，当年怎么也不触骨，没人生体验，自然不深刻。几次三番经历报刊倒闭，并非我不想做，是无法回避市场残酷。后来有人请再次出山，我却无法接受市场的品位，便忍痛割爱放弃副总编职位，回到小天地自误自乐。我站着倒着与别人无关，在自家屋顶下老子说了算。凭一杆笔打天下，败也服气。何况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一介女书生，骨头却硬邦邦。城市是别人的，我属于四面墙，愿为边缘人。

我的创作与生存处境正是朱学东先生的体验。

哪料他面对受众道一句更惊人的话：“我希望我老婆能养我！”她的太太在京城开茶行，生意红火。我想从文难，从人更难。你得有心胸，有咽下白眼的肚量。我想朱先生幽默，饱读诗书，非池中物。人家随意闲话，人脉广，朋友多，哪会靠老婆养活。

我在深圳生活20年，著作有《卡雅诗选》、《深圳花腔》和小说集《生命门》等。花开了，果有了，钱少少。我创作的长篇小说《美人靠》，一直没落果，也就颗粒无收。虽说高报酬写稿之事有过数回，曾接过宝安人民公园的活儿，吴君女士推荐，在此谢过。这种活时间紧，通知两位作家实地考察正在筹建的公园，隔天下午交稿。我们到场，公园满目荒凉，东坑西坡，推土机正在施工，远处尘土飞扬。红土印满车辙，花纹爽眼。亭子是和尚头，等人题词写诗。通灵宝石在大门口空白，入门影壁也白，等佳人装饰。当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我辈何从。深圳速度，谁敢抗命。我们得按文体作文：骈体千言，艳词千言，说明文千言。还有楹联、诗词、歌赋。那可要真功夫，开不得玩笑。本来三千言，也无难处，难在文体与时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就挥手大作吧。一夜无眠，写到天亮完成两千言，因高度用脑到清晨恶心想吐，双腿发胀，还得硬撑着。司机打电话约四点半取稿，到下午五时，交稿接钱。我拿一信封钱，发誓再不接这种活儿，急稿索命。至今，我没再去那个公园，也不知那些文辞的用场。多年后，我知道“枪手”，写来有些可笑。

我性情散淡，不熬夜写稿。市作协时不时有写作任务，稿费不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小渔镇在改革之初，曾接收两万工程兵集体转业开拓深圳，多年后要写40万言书。作协秘书长赵婧与我联系，隔天有位张氏打电话，两个月40万言，我不是孙悟空。他说为你派一位录入员，我言得签合同，给一部分订金。他说有人写七万，一分稿费没有。我听此人混混口气，不懂规矩，拒绝此事。给秘书长写一信，告终。

后来有人请写报告文学，某男说是某杂志社记者，我当然知道是拉单员。他请我与《深圳青年》的夏子执笔。先问夏子年龄多大，长相如何，我反问你是选秀还是写稿。他说最好是20或22岁，与经理打交道。他在物色嫩女，用诱饵钓老板下水，促成拉单。我言闭嘴，有目无珠。隔两年后，我买菜做晚餐，再次接到他打来电话，请写。我一言拒绝，另请高明。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我要那么多钱何用，够吃够活命足矣，身外之物不可强求。曾有朋友聊天时说，有人给你一亿，让睡不让睡。当然行不通，一个挥笔写文的人，要一亿干什么用。朋友说明星就行得通，本人非明星，无价之宝。

某年接到打工诗人程鹏的电话。他说有朋友成立出版公司，请卡雅老师采访为酒店经理著书，策划成功人士系列书籍。我让他们把出版公司的营业执照拿来，酒店经理是商人，你们玩不转。结果说时露马脚，我采访，他们得钱。许多人自以为聪明，比执笔人精明。这是另一类文人的悲哀。

我于无奈中当城市花边，靠文化底蕴与体制较量难。文人为生存，学清末流动的炸弹康有为，抓商机炒地皮房产。他在上海每月用汽车运大米，接纳士人学子，养得高朋满座。此行可为也。

苍蝇属于典型的“完全变态昆虫”，谁喜欢呢？不得已时，也有人喜。

2月26号，作协组织作家诗人参观2013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主题“城市边缘”。此届创意独特：“一区两点”，蛇口工业区，A馆价值工厂与B馆文献资料。我在实地看象征意味的水泥方柱于浅水中矩阵式排立，露天还有几个高大圆柱土堡式建筑。曾经的时代与历史，深圳人与工业建设初期的肌理，在此可窥一斑。“城市边缘”是城市多元化的价值观。所谓“边缘”在社会学意义上至少包含城市边缘空间、边缘人群、边缘生活方式。参观的作家诗人，有几位时不时成为边缘人。工作一段写作一段，创作轨迹忽隐忽现。我的处境与A馆相合，有几分悲壮。

人生蹉跎20年，以80为寿界。我用人生换得：存在的诗意。因而半生有了斤两，创作渐有气象。事实不是我写多少，而是我观世界想多少。

从一条路开始，分别走向两端，到底能遇到什么？

时代以文明的贪婪与腥气，增殖人类的行为；建筑以拆解的方式磨砺文化与心灵。解读城市，农民以难接近并攀登多个世纪，把自己放入盒式空间为荣耀；城市白领觉悟后弃盒式建筑，购别墅花园亲近田园为归朴。两类人相悖出发，不过是互为边缘的置换。他们由此看清自己，另一头有灵魂在叫，高歌或低吟，愿者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