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能当编辑，更没想到能当一名被部分作者认可的编辑。3月2日，我跟一位作者电话联系修改小说题目，对方问：你贵姓啊？我说我姓王。对方沉吟一下问：姓王？那您怎么称呼啊？我说我叫王秀云。我报出这个名字之后，对方的声音立刻就不淡定了，高喊：你真的是王秀云吗？我说是。对方大喊：我天天祈祷我的稿子能到你手里，哎呀，这是真的呀。我甚至听到他妻子附和的声音。说实在的，这样激动的声音让我愉快，但我克制着，淡定地说：你的祈祷灵验了。

我清楚地知道，有这种感情和期许的，多是基层普通作者，他们和当初的我一样，苦心创作，发稿无门，觉得文坛就是一座难以攀援的珠穆朗玛峰。我所做的只是告诉大家，文学是温暖的，可以融化积雪和冰层，路，从来就是在的。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缘分，毛建军、张亚丽、田韬、陈奕纯、罗尓豪等不少作者，都是多次向《北京文学》投稿不中，我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他们的作品，视如珍宝，生怕不能通过，他们的作品获得广泛认可，我对自己的判断力越来越有信心。这期间的故事太多了，我为毛建军小说人物的命运流过泪，并且追着其他编辑看，一次次追问他们哭没哭；为张亚丽的文字流过泪，那样的文字是有光芒的；去年年底，我为田韬多次流泪，这位老作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致力于创作，有扎实的文字功底，我在自然来稿中看见他的作品，和他多次交流，几易其稿，作品刊登后被各大选刊广泛转发，他却在兴奋地和我通电话三个小时之后猝然离世，我为他无缘享受文学成果而深深遗憾。生命无常，文学有情，我相信他在天之灵一定为文坛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欣慰。

我相信，面对文学的泪水不是酸涩的，而是带着文学的温度，我和他们的文字相遇，这是文学对我的馈赠。他们帮我证明，做编辑，这条路，走对了。

想起刚到《北京文学》不久，那天下午，人们都回家了，我那时在单位对面住，就继续留下看稿子。剩我一个人，行动立刻就不那么职业了，我把椅子从逼仄的空间拉出来，歪着身子，左手肘压在扶手上，跷着二郎腿，用这个不舒服的姿势竟然看了一篇三万字的散文，看完稿子想坐直了，却已经很困难，因为腿麻了，那篇散文就是毛银鹏的《父亲》，我后来给删到了一万字。毛银鹏来单位夸我，正被我碰上，夸得唾沫星子乱飞。从那时我就觉得，当编辑挺好玩。

我必须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他，也许我的编辑生涯也就停留在这个境界：好玩。如今还有多少这样的职业啊。我此前在企业、机关工作，多少心血付诸东流，没有感谢，没有回报，甚至没有一分坦然和平静。当编辑，付出就有回报，真心换来真情，读书写作，多好玩啊。可我后来读到了他，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说什么口音，身高多少，眉眼高低，甚至我到目前为止就读过他这一篇文章，不足3000字，但就是这个人，这篇文，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意识到，当编辑，仅有好玩是多么浅薄。

那是《北京文学》创刊六十周年系列活动，我负责编辑《北京文学史》这本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享誉文坛的汪曾祺成名小说《受戒》背后，竟然还有一个像小说一样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编辑，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顶着各种压力，让《受戒》得见天日，这位编辑叫李清泉。李清泉，这个名字就这样进入到我的编辑工作中，我得承认，在文学史中读到李清泉这三个字，我的编辑生活不一样了。和前辈比，我有很多局限，我做不到像他那样，但他们确立了我工作的方向。我担心错过好稿子，有时，错过一篇好作品就是错过一位作者的一生；我为漏掉吴君、周朝军等人的作品而痛惜，尽管有的作者言语不逊，让我很生气，但我在文学面前变得更加宽容；我尽量让文学成全汪赛良、田新艳等作者，我来自底层，清楚地知道，能发一篇稿子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当然，也许我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什么，但做我该做的吧，万一有用呢。

总起来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喜欢，一切都是好玩的。我能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无穷的乐趣，无穷的，这个词一点都不夸张。一大堆自然来搞，我先就从邮票和信封上看到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云南的繁花，新疆的沙海、海南的椰子树，四川山村的鸟语花香，东北那疙瘩的大豆小麦，京城小巷的历史古迹，有时还能看到异国风情，这个过程多么美好，不去欣赏会错过多少乐趣啊。稿子更是别有洞天，讲究点的装订成书刊，随性的甚至有用纸条手写，我发过一位中关村的作者，把一张A4纸撕成三条，写了三首诗，诗歌写得非常棒；有的用一个硕大的信封，打开发现只有二十几个字的旧体诗，有一次一位外国留学人士，用大量篇幅介绍自己的天才经历，可只写了500多字的稿子；也有很多打悲情牌，把自己经历的苦难人生当做文学的敲门砖……看见这些，我每每都忍不住笑起来，享受文学生态园的万紫千红。

做编辑时间不长，但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有的作者非常淳朴，跑几十公里就为了给我送一盆栀子花，我不好意思告诉她，那花很快就干枯了，可以安慰她的是，我们编辑部刘红用这个花盆养了富贵海棠，已经开花，和栀子花一样漂亮；有的作者会耍小聪明。有一次，一位作者冒充张艺谋编辑团队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一部旷世奇作，我急不可耐等着他寄过来，看了三页就知道上当了，退稿之后，他打电话骂街。甚至遇到过骗子，他寄来的稿子，竟然抄袭茨威格的《麦哲伦传》，他要是抄袭一水平差点的作家或许能蒙混过关，可他作案的段位高过了自己的能力，我后来看到他的作品在别的编辑名下发表，并在凤凰卫视堂而皇之宣传，这种如鲠在喉的恶心如今想来也是一种趣谈。

不想上纲上线，好像自己真多好似的，不能不顾客观现实，把自己夸得太狠，因为我还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而且知道问题在哪里。严格意义上说，我并不是一个好编辑，一个好编辑，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一位研究巴西文化的作者寄来一篇稿子，在这篇作品面前我看到自己的短处，我跟我们的总编校袁建民老师说：这篇作品让我仰望了。仰望作者开阔的视野，仰望作者深邃的思考能力，仰望作者能用英语给我写回信，我只认得一句：Dear Wang， Thanks for your message……他提出希望能见一面，就作品有关情况再谈谈，我没有勇气答应他的要求，因为我的知识储备不能支撑这样的谈话，我为此而惭愧并深深遗憾，只能实话实说，我不懂外语，我对现代艺术不很了解，至今，没有出国机会……

我不是一位好编辑，我起点不高，入行时间短，又有现实的很多困境在干扰我，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这一点，我很自信，我原本能做好，能做很好。

至今，我当过农民，做过老师，曾在企业做文秘，也在机关做过小干部，回首人生路，当编辑，是我所有职业生涯中最好玩的经历。

谢谢文学，谢谢《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