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景昕

自去年以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取消和下放行政性审批、降低行政性收费等简政放权的政策，意在为市场松绑，鼓励创新，增加市场活力。但李克强总理在地方考察中却发现，虽然政府大厅里的收费取消了，但与大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咨询服务的中介公司，里面坐着几个“大盖帽”，民众要办事，需要先去这家中介公司走一趟。

这些坐着“大盖帽”的中介公司就是所谓的“红顶中介”，它们具有官方色彩或背景，要么挂靠在政府主管部门名下，要么聘请了退休后的老领导，利用行政影响力拉生意。

红顶中介通过垄断一些评估、鉴证、意见书、技术性检查等事项，实际上承接了不少那些政府已经取消的行政性审批或行政性收費，其行为一方面扰乱了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截留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红利。这就使得企业和个人不能获得简政放权带来的所有红利，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效自然大打折扣。

更为恶劣的是，原本政府收费还可作为一种财政收入，而转移到红顶中介之后，这项收费则成为了这些中介机构或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据审计署2014年6月的报告，截至2013年年底，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部门影响，通过违规收费等方式获得29.75亿元。

简政放权试图把本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以此消灭权力寻租空间，从源头上杜绝腐败。但红顶中介却成为了某些政府主管部门的一块“权力自留地”，它因此得到了那些从政府身上剔除的权力寻租空间，同时也把原来发生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权力腐败一同承揽了过来。

如果任由红顶中介发展下去，简政放权所带来的改革红利会有被蚕食殆尽之风险。

本届政府积极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想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却没想到，红顶中介不顾简政放权的大势，竟在政府与市场的灰色地带野蛮生长。

既然政府要将某一部分行政审批取消、要把某一些行政性收费清理掉，那就意味着这部分行政审批或行政收费是没有必要的，而那部分放还给市场的权力，则应由纯粹的市场中介机构来行使，红顶中介天生缺乏市场基因，并无存在的理由。

实际上，红顶中介很大一部分是从政府机关划分出来的，其本质上也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这种改革不彻底，恰恰给这些政府部门或政府部门退休领导提供了一个创收的机构。在这里，凭借权力的余温，窃取本该属于企业和个人的改革红利。

因此，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权力从“左手”转“右手”的现象，对红顶中介的改革应该与简政放权同步进行。

有学者提出，应该对这些组织实行产权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却不是最优的方案。

最优的改革方案，是直接将这些截留简政放权改革红利的红顶中介解散掉，基于以上逻辑，市场中介完全可以替代这些红顶中介。

次优方案才是产权改革等渐进性方案，但产权改革也必须以杜绝转移权力寻租空间为前提，且务必彻底。

首先，如果能够一次性将红顶中介完全私有化的，即可实行完全私有化。其次，对于短期完全私有化有难度的，则应该引进一家或几家私营机构控股，政府主管部门只占较小股份，同时要制定好具体的完全退出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