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筑艳

摘要：为了客观地评价我国苗学研究中姓名研究领域的现状，以贵州省数字图书馆收录的1979年以来国内有关研究论著为材料，从文献计量学角度进行分析，旨在揭示我国当代苗学研究中个人命名制度领域的学术趋势和特征，为苗族专名学或名物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献计量分析；苗族；个人命名制度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1-0111-07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苗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论著，但其具体发展态势和内涵基本特征如何，却还不得而知。亟待有效地利用信息科学技术的应用成果——中文文献数据库共享平台，开展一系列的文献计量分析和知识图谱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科学评价、归纳总结，才能把握这30多年来苗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和规律。尤其是在当下知识大爆炸、学术文献海量积累、大数据技术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研究对于学者们快速地把握学术前沿动态和发展走向，愈发显得重要。为此，我们尝试运用基于大数据平台检索的文献计量分析和知识图谱方法，对中国苗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开展以领域为单元的一系列实证分析研究，本文对苗族个人命名制度研究现状的梳理和评析即是这项研究计划前期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无论在哪个民族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它是自己存在的标号，是伴随自己的生命符码，而每个民族的个人命名法都是自成体系的文化现象集合。正因为如此，姓名制度或人名命名法长期以来在国际上一直都是人类学研究者十分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在国内学术界也一直是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但往往容易被忽视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在苗学整体发展中是否取得进步？有了哪些进展？无疑都可以成为检视苗学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一个重要切八点，当然，这样的检视只有通过量化分析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文献分析才有可能实现。文献计量学是一门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统计学等量化分析方法来评价和预测学科领域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图书情报学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完善并得到了全球性的学术认可。为了客观地评价我国苗学研究中姓名研究领域的现状，我们以贵州省数字图书馆收录的1979以来国内有关研究论著为材料，从文献计量学角度进行分析，旨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苗学研究中个人命名制度领域的学术趋势和特征，为苗族专名学或名物学研究乃至整个苗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贵州数字图书馆的“一站式”大数据检索平台，其中包含了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文献数字资源和超星、读秀的中文著作文献数字资源。在具体实施方法上，着重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苗学中的苗族个人命名制度研究领域的分析，首先是将数据资料分成论文和析出文献两大部分，然后从数量年代分布、作者频率分布、期刊或出版社分布、研究主题分布等几个方面来分别进行统计分析，最后依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对该领域发展的要点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二、期刊论文计量分析

（一）期刊论文数量趋势与时间分布

笔者于2014年12月进入贵州数字图书馆，使用“中文期刊专业检索”，以“人名、姓名、姓氏、名字、命名、连名”为布尔选项（Bodean）关键词，并同时以“苗族”为限制性关键词和主题词，对1979年以来的论著进行检索，剔除不相关的文献后，所得的相关论文数量为37篇。按年代早晚顺序排列的各年发表论文情况，如表1所示。

对发文量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时间阶段序列的分析是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评价一个学科或领域发展态势的重要途径。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来分析，将苗族个人命名制的研究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9年，共发表论文12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32.4%。该阶段论文质量较高，有7篇分别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占该阶段发文总量的58.3%。最早是1979年王春德发表在《民族语文》上的《苗族人名的翻译》一文。该文主要是针对苗族民间文学整理过程中对苗族人名进行汉字转写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二阶段：1990-1999年，共发表论文16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43.2%，无论是实际的数量还是比例的数字都表明，这段时间是学者们研究苗族个人命名制并发表相关论文的高峰期，已占据全部文献的1/3以上部分。其中有7篇分别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占该阶段发文总量43.8%，说明研究的水平和质量也比前一阶段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第三阶段：2000-2009年，这10年间共发表论文6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6.2%，仅有1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占该阶段发文总量的16.7%。这组统计数据表明，学者们对苗族个人命名制的研究兴趣有了明显的下降，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如第一和第二阶段。

第四阶段：2010-2014年，这5年间共发表论文3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8.1%。尚无任何论文属于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按前一阶段的发展走向和这一阶段前5年的数据表现，从趋势学的角度预测，21世纪的第2个10年里对该领域的研究，如果不给予指导性重视的话，可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会比第三阶段还要低落。

（二）期刊论文的发刊分布

上述的37篇论文在期刊分布上有何规律和特点呢？统计数据表明他们分别是在24种期刊上发表的。其中有16篇论文刊发在《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民族语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贵州民族研究》《学术论坛》《广西民族研究》《吉首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8种核心期刊上，占总论文数量的43.2%；其他则散见于《贵州文史丛刊》《民族论坛》以及各大学学报等16种刊物。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苗族姓名研究的论文发表较分散且不均衡。对刊载苗族姓名研究论文的期刊按相关论文多至少排序，可以发现，排在前7位的期刊（贵州民族研究、民族研究、民族论坛、吉首大学学报、民族语文、贵州文史丛刊、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共累计载文量20篇，占所统计论文总数的54.1%，说明这些刊物在该领域研究成果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同时，也说明苗族姓名研究论文的发表主要集中在民族研究领域刊物和民族地区高校学报刊物，也散见于文学、语言学等领域的刊物。

（三）期刊论文的主题分布

通过对期刊论文的内容提要或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大致可将关于苗族个人命名制或姓名研究的论文主题分成4类：姓名（人名、姓氏）、父子连名（亲子连名）、家谱和谱牒、人名翻译（汉译）。

第一类：姓名（人名、姓氏），这类主题的研究论文共有25篇，占总文章篇数的67.6%。其研究的内容或核心问题包括：苗族姓名、姓氏、人名与风俗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苗族地区的取名规律，等等。

第二类：父子连名（亲子连名），这类主题的研究论文共有6篇，占总文章篇数的16.2%，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父子连名制、亲子连名制、连名制度的基本结构类型、父亲与子女连名习俗中的词汇、父子连名制的社会功能，等等。

第三类：家谱、谱牒，这类主题的研究论文总共只有3篇，占总文章篇数的8.1%，其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谱牒钩沉、苗族家谱、族谱的特点，等等。

第四类：人名翻译（汉译），这一研究主题目前只有2篇文章，占总文章篇数的5.3%，主要研究内容为苗族人名的汉译、苗族姓名的汉字转写法。

在以上4类主题的相关期刊文献中，似以研究苗姓、父子连名（亲子连名）、苗名汉译等方面问题的论文最能体现出苗族的文化历史特点，也比较有学术深度。

（四）期刊论文的作者分布

对一个学科或领域期刊论文的作者进行统计分析，是文献计量学或信息计量学赖以识别核心研究人员或核心作者群、评估科研生产力的基本方法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苗族个人命名制或苗族姓名研究的主要是哪些人开展的，哪些学者在这个领域做出了贡献，这也是该领域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笔者对检索到的论文的作者按论文数量做了初略的统计，如表3所示。

从表中数据可见，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期刊论文的学者群（作者群）主要由宇晓（龙宇晓）、万昌胜、王春德、古文凤、礼酒（李廷贵）、龙炳文、乔朝新、吴一文、吴晓东、吴德坤、吴曦云、张正清、张惠泉、张应和、张晓、张运、张毅萍、李天翼、杨庭硕、杨光全、杨军、沈飞、肖尊田、罗兴贵、苗笛、侯健、贾明祖、笛翁、潘世仁、黄佳运、燕宝（王维宁）等30人构成。龙宇晓在1979-2014年发表了4篇相关论文，其中2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但是通过检测年代的数据后发现，他的这些文章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来再无相关论文发表于期刊。其他作者的相关论文绝大多数是发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五）期刊论文影响力

按照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期刊论文被同行学者引用的频次是评判一篇或一组学术论文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大影响力的基本指标。在中国苗学的姓名研究相关论文中，哪些文章比较重要，哪些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这无疑也应该是评价中国苗族姓名研究发展现状的重要指标之一。笔者将2014年12月底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论文数据库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数据库而获得的数据，整理成了表格（见表4）。从表格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1979-2014年问发表的38篇关于苗族姓名的期刊论文中，只有8篇被引用1次或以上，只有4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过，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是龙宇晓关于苗族亲子连名制的2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龙宇晓的《中国苗族亲子连名制初探》和燕宝的《苗族姓氏人名考》，在被引用的同时也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影响力较大。被引用或全文转载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性的论文，或者是出自权威学术机构或苗族学术团体资深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六）期刊论文分析小结

从期刊论文的检索统计数量上看，这一领域研究的成果主要出现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时间段。进入21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这种变化表明，学界和学者们对于苗族命名制度或姓名文化在苗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还认识不足，这方面的研究还亟待加强。

三、著作析出文献计量分析

尽管这一领域尚无专门的学术专著出现，但不少著作中含有关于姓氏或人名的章节，所以我们在期刊论文数据和论文集析出论文数据之外，对著作相关章节析出文献方面的数据也作了检索、统计和分析。相应地，为了更好地体现本领域析出文献的特点，本文的析出文献数据及相关分析包含了专著相关章节析出文献和论文集析出文献。

（一）著作析出文献数量及时间分布

通过使用贵州数字图书馆的“中文图书专业检索”工具，同样也以“人名、姓名、姓氏、名字、命名、连名”为布尔选项（Boolean）关键词或主题词，并同时以“苗族”为限制性关键词和主题词，对1979-2014年问的文献进行检索，在结果中剔除了不相关的图书文献后，得到含有相关内容的公开出版图书85册（种），如表5所示。

为了与期刊论文分析的时间序列保持一致，同样也将苗族个人命名制或苗族姓名相关的著作析出文献发展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9年。其间出版有相关析出内容的著作3册，只占全部相关析出文献总数的3.5%，表明在这时期，苗族人的姓名虽已引起学者的关注。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二阶段：1990-1999年。其间出版有相关析出内容的著作26册，占全部析出文献总数的30.6%，表明苗族姓名制度已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研究性的著作只有12册，大多数是一般的介绍性内容，缺乏细节性的内容和研究深度。

第三阶段：2000-2009年。其间出版有相关析出内容的著作46册，占全部析出文献总数的54.1%，表明有关苗族姓名的论述已成为中文苗学著作的一个重要知识点，但学术性著作仅有8册，绝大多数相关著作的相关章节内容属于一般介绍性的类型，缺乏细节性的内容和研究深度，而且许多内容都是20个世纪调查研究论著的重新编辑出版。

第四阶段：2010-2014年。其间出版有相关析出内容的著作10册，占全部析出文献总数的11.8%，相关内容几乎全部是一般介绍性内容或20世纪90年代研究成果的翻版，没有什么新的知识贡献，说明人们对于苗族姓名的关注程度和研究兴趣已经变得非常低了。

（二）著作析出文献的出版社分布

统计显示，含有苗族姓名相关内容（析出文献）的85册（种）著作，分别是在42家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数据表明，苗族姓名研究相关析出文献著作出版较分散且不均衡，现将出版有苗族姓名相关析出文献的出版社，按相关著作数量由多至少排序如下（见表6）：

其中贵州民族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5家出版社，出版的著作41册，占所统计著作总数的48.2%。说明这些出版社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同时说明苗族姓名研究的相关著作析出文献主要集中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省级出版社或从事民族专业的出版社出版，而其余的44种相关著作析出文献则是零星地也散见于其他37家不同的出版社。

（三）相关著作析出文献的主题分布

通过对著作中与苗族姓名相关的析出文献主题进行分布统计，可以得知，这些析出文献的核心内容主题分布如下：第一，姓名（人名、姓氏）相关的析出文献共有80条，占总数的94.1%；第二，父子连名（亲子连名）相关的著作析出文献共有4条，占总数的4.7%；第三，家谱、谱牒相关的析出文献共1条，占总数的1.1%。

（四）相关著作析出文献的作者分布

检索统计的结果表明，出版过相关著作析出文献的作者总共有56名（如表7所示）。其中出版频次最高的是著名苗族史学家伍新福，频次为4；其次高的是身为苗族的民族学专家古文凤和杨昌文，频次均为3；王泉根、龙宇晓、李锦平、侯健、胡起望等5人的出版频次都是2；其余的48位作者出版相关著作析出文献的频次为1。

四、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苗族个人命名制或姓名制度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统计和分析，我们了解到中国苗学在这一领域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涌现了一批成果。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为苗学研究的主题拓展和分析的深化，为苗族固有文化特色的挖掘，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综合期刊论文和析出文献的数据来看，伍新福、龙宇晓、古文凤、侯健、胡起望、吴晓东、杨昌文等学者构成了该领域学术论著的核心作者群。然而，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除了侯健之外，其他核心作者几乎都没有再继续跟进该领域的研究，不仅是相关期刊论文已很少出现，而且析出文献中较有深度的作品也大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调研成果的重版。这种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可能与近三四年来苗族文化的汉化性变迁有关。一是现实生活中苗族人的姓名制度越来越与汉族趋同，中青年苗族人中知道苗族有本民族姓名制度（如苗姓、苗名等）的人越来越少。苗姓苗名等苗族原有的能够体现民族性和特色的文化元素已经处在快速消亡之中，所以相关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基础。二是近年来学术研究存在浮躁之风，不少人喜欢流于表面现象的高谈阔论，肯下苦功夫去挖掘民族文化深层内涵和本体要素的人毕竟不多。苗语姓氏和苗名的研究，既需要有民族学或民族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和民族语言文化方面的良好素养，也要求细心梳理资料和潜心于偏远苗族村寨的田野调查，具有一定的难度。上述的研究变化表明，苗族个人命名制或姓名的研究亟需加强，苗学研究者们应该对苗族固有的姓名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力争在苗语姓名尚未彻底消亡之前将其尽可能多地抢救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整理，为苗族人保留一份历史遗产，也为学术研究留下珍贵的研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