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栋

摘要：“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和稻作文化理论都试图从本质上阐释东亚季风带的文化特征。两者都以植物命名，但“稻作”远比“照叶”更能说明东亚季风带的文化本质。另外，稻作不仅是一种文化，还支撑过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即尚未被世界文明史认可的“长江文明”。

关键词：野生稻；粳稻；籼稻；糯稻；火耕水耨；果隋赢蛤

中图分类号：S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1-0021-17

一、照叶树林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20世纪，日本人类学家为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了两个充满睿智的理论——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和稻作文化理论。两个理论都以阐释东亚文明的本质为宗旨，但在如何看待稻作文化方面却产生了根本的分歧。

照叶树林文化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首侣者是中尾佐助。该理论一经提出，便获得了许多支持与赞许。从喜马拉雅山腹地东经尼泊尔、不丹、阿萨姆、再穿过东南亚北部山地、中国云南南部、贵州山地、长江南岸直至日本西部，在这片湿润温暖的地带生长着广袤的常绿阔叶林，即日语所说的“照叶树林”（树叶表面有光泽的树林）。因此，日本学者把这一地带称为“照叶树林带”，把这一地带的文化也称为“照叶树林文化”。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们认为，照叶树林文化源自山地森林，其核心区域位于不丹、阿萨姆至云贵山地以及湖南西部的部分地区。参照“西亚半月弧”，这一核心区域可以称为“东亚半月弧”。

照叶树林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由三大发展阶段构成：1.前农耕阶段；2.以栽培杂谷为主的刀耕火种阶段；3.卓越的稻作阶段。照叶树林文化具有以下文化特征：喜食糯性食品，制作纳豆、麴（qu）酒、茶、漆器和竹制品，养蚕（包括不食桑叶的蚕虫），住悬挂式墙壁的干栏式房屋，另外，还有对歌、山神崇拜、仪式性狩猎以及特有的神话传说等等。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长江中下游稻作考古的进展，与“照叶树林”理论密切相关的稻作“阿萨姆·云南起源说”被推翻，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观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同，而且“照叶树林”文化理论所强调的那些“照叶树林”文化特征，其实也都可以理解为稻作文化特征。于是，佐佐木高明作为仍然健在的“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感到有义务，同时也有必要对照叶树林文化与稻作文化的异同，特别是两种文化理论的本质区别进行一次梳理和辨析。为此，他特意邀请环境考古学家及稻作文化研究家安田喜宪、稻作遗传学家佐藤洋一郎和植物学家堀田满，围绕“照叶树林”文化与稻作文化进行了一次学术辨析，题目就叫《围绕照叶树林文化与稻作文化》。在这次学术辨析中，他们对稻作文化研究领域的许多前沿性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既有直率的观点交锋，也有大胆的学术假设，读起来饶有兴味。

二、稻作起源地

关于稻作的起源，“照叶树林”文化理论的立场有些微妙。1977年，日本农学家渡部忠世曾依托照叶树林文化理论提出了“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因为这个学说把稻作起源地设定在了“东亚半月弧”，所以“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们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但是，当长江中下游被确定为粳稻起源地以后，他们又开始强调稻作的起源并不是“照叶树林”文化的基础。在这次学术辨析中，佐佐木高明就明确表示：“对于渡部先生的云南稻作起源说，我们当时虽然认为‘与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很相符，但并没有以此为基础。因此，虽说稻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被否定了，但这并不足以动摇照叶树林文化理论。”

“照叶树林”文化理论认为，稻作起源于杂谷文化，而杂谷文化起源于山地。因此，佐佐木高明坚持认为，水田稻作文化可以称为“稻作文化”，但水田出现以前的原始稻作文化应该属于“照叶树林文化”，所以“即使稻作起源地与之有些出八”，但“照叶树林”文化理论的基本构想还是正确的。

佐佐木：我认为远古时代的稻是在旱田或原初的天水田中和杂谷类混播的，其栽培方法也是杂谷式的。

佐藤：是古代的稻吗？

佐佐木：是的，我认为与其说水田稻作之前的古稻受到了杂谷文化的影响，还不如说其栽培方式更多是在分不清是早地还是水田的耕地里与杂谷类混播的，我想把这种原初的稻作存在形式称为“杂谷式”，尽管这种叫法可能会招来误解。

人们何时开始修建有田埂和水渠的水田还是一个问题，但一旦出现了这种水田，就不再是混播了，而变成了水稻单独耕作，生产性也提高了。说到“稻作文化”一词语的使用，我还是认为由水田稻作农耕所支撑的文化才是“稻作文化”，所以就把水田稻作以前的稻作放在“照叶林文化”的框架内考虑了。因此，长江文明也可以认为是由“照叶林文化”支撑的。当然，安田先生说有了稻和定居生活就有了稻作文化……。

安田：是的，冲撞老师很不好意思，但这正是在稻作发展阶段上我和老师的根本不同。按照以往“照叶林文化”发展阶段的说法，稻作文化是被放在最终阶段的，即第三阶段。野生采集阶段、刀耕火种阶段之后才是稻作文化阶段，您们是这样考虑的对吧。可是我认为，稻作文化从开始栽培稻的时候就开始了。

安田喜宪和佐藤洋一郎都是稻作文化理论家，他们不同意佐佐木高明的意见，他们不认为像“东亚半月弧”那样的高原山地是稻的起源地。当然，安田喜宪曾是佐佐木高明的学生，稻作文化理论与“照叶树林”理论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从本次学术辨析和安田喜宪的代表作《稻作渔捞文明——从长江文明到弥生文化》中也可以看出，其实他并不否认“东亚半月弧”的存在，只不过他认为这个“东亚半月弧”应该设定在长江中下游，而且应该改称“东亚稻作半月弧”。

把长江中下游称为“东亚稻作半月弧”，除了稻作考古方面的证据以外，生态环境也是一个重要证据。

佐藤：以前我曾在《日经科学》上写过有关文章，关键词是季风。所谓季风地带，河口为堆积层，所以十分平坦。但稍稍往上游方向走，就是背坡湿地（Back swamp），地表出现了起伏。这种地方在生态学上是很有趣的。因为在最高的地方，也就是比夏季最高水位还高的地方会形成森林，而在比冬季最低水位还低的地方，由于积水而会形成河流或湿地。水时有时无，时深时浅的中间地带处于极度的环境紊乱之中，一般来说很容易形成草原。这种地方作为原始的稻作起源地是最适合的。这种地方长江中游和下游都有，所以这种推测（有关长江中下游是稻作起源的推测）是比较合理的。

佐藤洋一郎的上述意见与安田喜宪的看法基本相同。安田喜宪认为稻作起源于森林与草原的交错地带，而这正是佐藤洋一郎所说的“背坡湿地（Back swamp）”。“背坡湿地（Back swamp）”的水“时有时无，时深时浅”，这正是远古长江中下游的基本生态环境，而“照叶树林”文化理论所重视的位于云贵山地的“东亚半月弧”是根本不具备这种生态环境的。当然，关于稻作起源地，佐藤洋一郎和安田喜宪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

安田：不过，虽然长江下游有河姆渡遗址，那里的稻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古老，但在10000年以前，那里是很难堆积起适合稻作的泥土层的。与此相反，长江中游有洞庭湖，在那里，通过三峡这一狭窄地带后的长江猛然扩张，形成了广阔的云梦沢湿地。然而，长江下游是三角洲，在海平面很低的冰川期，长江带下来的泥沙一直被冲到远海，到了7000年前，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到某种程度以后，三角洲后退，周边才出现了适于水田耕作的地方。因此，主张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地的佐藤先生和主张长江中游是稻作起源地的我各有各的见解。不过，根据长江下游的地形来判断，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周边的稻作不会比7600年前更古老，所以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是我的一个假说。

从以上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佐藤洋一郎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地，但安田喜宪认为长江中游才是稻作起源地。根据稻作考古发现，长江中游的稻作遗址比长江下游的古老；从湿地形成的年代推断，长江中游的湿地也比长江下游的古老。因此，笔者赞同安田喜宪的意见，长江中游，特别是洞庭湖至鄱阳湖之间的大片湿地应该是稻作起源地。

三、野生稻与栽培稻

野生稻是一种主要生长在亚热带湿地的禾本科植物。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带、中南美洲以及非洲，也陆续发现了野生稻的存在，但品种完全不同。野生稻分多年生野生稻和一年生野生稻。多年生野生稻学名（拉丁名）“Oryza rufi-pogon”，是粳稻的直接祖先；一年生野生稻学名（拉丁名）“Oryza nivara”，应该是籼稻的半个祖先。

佐藤：说起长江流域的稻的原种，其实原本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如果我们去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就会看到典型的秋天不长稻穗的稻，或者即使长出稻穗也不结籽。到了第二年，它们不是从种子，而是从裉部长出芽，是一种典型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这样一种草本植物，而且是靠根茎繁殖的植物怎么就变成了稻，并在长江流域爆炸性地繁殖起来了昵？这自古就是一个谜，因为作为稻的野生种，Oryza rufipogon本来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安田：按佐藤先生的假说，稻作原本是在Ory-za rufipogon分布区域的边缘地区，即marginal area开始的，对吗？

佐藤：我说的是开始栽培时候的分布区域，可不是现在的分布区域。

安田：如果稻作以前就有人利用莎草科植物的种子、或是将莎草科植物、芦草以及菱的果实加以半栽培利用的话，那单纯地想，稻作应该更早在这些资源丰富的地方产生。但是，为什么稻作并没有起源于野生稻Oryza rufipogon的核心分布区昵？安田这一发文，具有三重意义：1.除了从水稻还有其他食用作物，可以发展成文化来；2.野生稻仅是多种湿生植物的一个伴生物种，其作为粮食食用，天生存在弱点，还比不上其他沙营科植物。这意味着如果在湿地出现最早的农耕，肯定不会用野生稻；3.野生稻如果部分不在它的核心分布区，那么原因何在，是值得深究的难题，安田西线这这一发文的价值在于，提出稻作文化起源的关键问题，那就是，要训话野生稻，必须改变生物属性，使它结实，而提出这一概念在什么时代完成，是水稻起源的关键性难题。

佐藤：这是因为您是从现在的分布来看的。虽然了解现在的分布很容易，但野生稻最初是如何分布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您很清楚，长江流域这1万年来不断开发，我们很难了解以前的实际情况了，加上其分布有被人为扩大过的痕迹，所以从现在的分布是找不到任何线索的。虽说如此，Oryza rufipogon这种野生稻很有可能曾分布在比我们想象更北的地方。

安田：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利用葛藤、山芋，天南星科的好几种植物的人们和日本绳纹时代的人们一样，因为有丰富的食物，所以就觉得利用这种小的米粒很麻烦，也就不去栽培Oryza rufi-pogon。

堀田：作为栽培稻起源的背景，确实应当有稻黍植物的草原存在。不是森林，而是open habitat（开阔而且树木很少的环境）。但是，大多数芋类植物，除了天南星属植物，大多都喜欢开阔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人们利用各种湿地性植物和水草，所以我觉得重要的并不只是陆生植物。相反，也许开阔的湿地草原作为人的生活场所更为重要，芦苇和宽叶香蒲的根茎才更为重要。

长江流域的栽培稻肯定源自多年生野生稻“Oryza rufipogon”，但由于万年以来的人为开发，野生稻“Oryza rufipogon”的原始分布情况确实已经分辨不清了。不过，从现在的分布区域来看，野生稻“Oryza rufipogon”的核心分布区域应该在东南亚，而长江流域处于其北部边缘，所以安田喜宪认为，由栽培稻支撑的稻作文化就是在野生稻“Oryza rufipogon”的分布区域的边缘产生的，这一边缘地带就是他所重视的森林与草原的交错地带。

堀田：东亚的温带是一个植物非常丰富的世界，在该地域的各种植被中，生长着可以作为食物资源而利用的各种特色植物：在南部常绿森林地带有檬实类和山芋类植物；在落叶林地带生长着栗子、橡实类以及胡桃类植物；在树林周边和草地可以看到葛藤、蔗莱以及百台类可以食用其地下储藏器官的植物。另外，在水边的湿地草原还有宽叶昌蒲类、芦草、黑慈菇、莞草、花慈姑等专供食用其地下部分的植物。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如稗类、看麦娘、湿地型菅草类可以利用其种子（其实是果实）的植物。再看水生植物群，其中睡莲科植物、菱类植物可以食用。

据我推测，几万年前进入这一地区的新人（homo sapiens）是专以采集为生的。当时的人们仅依赖这一地域的某种植物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因此，为了利用各种各样的植物，他们在水边和森林之间进行季节性移动，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特征。

具体来说，从春到初夏，他们主要以水边的看麦娘以及湿地性菅草类植物为采集对象；从夏到秋也以水边为中心，采集稗子、睡莲科植物，或者是菱类、蓼类、莎草科（黑慈姑等）植物和宽叶香蒲的根茎；从秋到冬，主要是在森林里采集栗子、橡实、胡桃、山芋类，还有葛藤、蕨菜以及百合类的果实和根茎；从冬到春，主要在森林或水边采集山芋类、葛藤、蕨莱、橡实、胡桃、宽叶香蒲、芦草、黑慈姑、花慈菇等植物。大概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在食物资源最为匮乏的春天至夏初，人们主要是杂谷式地利用莎草科的菅草类植物和稻科植物的种子来维持生计。我推测，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积累了一系列将采集到的种子去壳，调制，加热处理后再来食用的杂谷性食用技术。

关于将莎草科的菅草类作为食物加以利用的记录，除了北美对弘法麦的利用记录以外，几乎全部被忘却了。但是，也有像矶菅、鸣子菅这样可以高效率采集其种子的品种，它们恐怕也像弘法麦那样曾被用于食用，而且也是在吃新芽的季节，对不对？

佐藤：问题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稻是怎样被人工栽培的呢？

堀田：对呀，我认为，伴随着最终冰川期的结束，气温逐渐上升，海平面也逐渐升高，东中国海平原也在一瞬间因快速的海侵而消失了。于是，依托这片土地生存的人们便被迫迁徙到了现在的长江下游。当然，当时野生稻还没有扩展到长江下游，但被迫迁徙到长江下游的人们已经有了利用稻科和莎草科种子的知识和技术。过了不久，由于气候温暖化，野生稻的分布区域不断北上，扩展到了长江下游。我推测，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食用野生稻了。从长江下游到东中国海平原，在稻作开始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发出了对稻科和莎草科植物种子进行杂谷式利用的技术，而这就是以后长江流域稻作产生的基础。

佐佐木：原来如此，栽培水稻以前就已经有了各种各样利用植物的技术，特别是开发出了将稻科和莎草科植物种子进行杂谷式利用的技术，而这一点最终与稻作的起源结合到了一起，您是这个意思吧。

堀田：我想再重复一遍，在最终冰川期的寒冷期大面积陆地化的东中国海平原上，已有了较为高效的采集狩猎活动，得益于植物的多样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着丰富的食物资源。但是，冰川期结束，气候变暖而海面急速上升，东中国海平原的陆地逐渐缩小，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不得不开始迁徙，而且在迁徙的过程中开始了稻作。我是这么觉得的，大环境的变化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迁徙地也肯定有能使人们生存下去的食物。

植物学家堀田满认为，栽培稻产生的背景首先是植物种类非常丰富的开阔性湿地草原。在这里，一开始并没有野生稻，但那里的人们却在植物丰富多样的环境里掌握了杂谷式食用植物籽实的知识和技术。然后，当野生稻传入以后，人们就将其籽实采集来加以食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其驯化成了栽培稻。当然，正像佐藤洋一郎所说，一直靠根茎繁殖的野生稻怎么会在长江流域变成了靠种子繁殖的栽培稻了呢？至今这仍然是个谜。

佐佐木：这只是一个假设，假如有湿地性开阔地带这样的环境，也有利用根栽植物（包括半栽培植物）的采集生活，那么从中产生的初期稻作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佐藤：我可以提供一点启示。条件好的时候，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不断靠根茎繁殖，但同一个体或群落中的某个个体受到环境的压力，如寒冷或干燥，一下子就会变为靠种子繁殖，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我们在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实地考察的，就是当地人说几年都不怎么开花的Oryza rufipogon的群落。这种名为Oryza rufipogon的野生稻虽然也靠种子繁殖，却仍然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典型的Ovyza rufipogon，从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到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一带还有很多，即使是秋天去看，在一大片群落中也只有零星的几株稻穗探出头来，这一个那一个的，真的让人很吃惊。我们不禁会这样想，“这真的是稻子吗？”。

佐佐木：不出稻穗吗？

佐藤：这一个那一个的，在一大片群落中只有零星的几株稻穗，而且多数稻穗不结籽，仅有的几个稻穗里也没有种子。越南当地居民将其称为“幽灵稻”。为什么称为“幽灵”呢？几经询问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虽有稻穗的外壳，里面却没有稻米，所以叫“幽灵”。

要说连花都不开，怎么知道这种植物群落是Ovyza rufipogon昵？这是因为我们取了它的叶子做DNA检测而出现了稻的DNA排列。以前，对稻进行调研时没有采集这种野生稻，但现在我们把这种野生稻也采集回来了。采集回来以后，再特意运到曼谷，进行盆栽，给它一定的环境压力。这样一来，第二年发现其中居然有一些开花了。证明在Oryza rufipogon中有一些野生稻是有这种习性的。这种习性不能说所有植物都有，但多数植物确实是有的。

也许正是具有这种特性的稻成为一个群落时，又有来自环境方面的压力，于是就产生了一种不是靠根茎繁殖，而是靠种子繁殖的稻群。我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利用了这个稻群，所以靠种子繁殖的稻群就一下子扩展开来了。

佐佐木：原来如此，具有种子繁殖特性的新稻群原来就是这样产生的呀！

佐藤：我总觉得，在最初阶段首先有一种环境的恶化、如冬天的低温或干燥什么的，然后靠根茎繁殖的稻科植物才会转为靠种子繁殖的植物，并为人类所了解。

安田：因为在气候寒冷期，植物也想尽可能的留下子嗣，所以它们才会结很多种子。也许麦作农业起源于亚冰期这一学说就与植物本身对气候恶化的生理性适应有关。干燥、寒冷的时候，靠根茎繁殖的植物也许确实有可能转变为靠种子繁殖的植物。

堀田：最终冰川期结束后，气候变得温暖。因此，野生稻的分布向北方扩张，而新的分布区域夏热冬寒，要想度过低温期靠种子繁殖是比较有利的，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这么考虑。

佐佐木：稍微换个角度，与根茎繁殖到种子繁殖这一稻的进化论无关，有一种学说认为，稻原本是芋田里的杂草，栽培稻是从芋田里诞生的。欧美的许多学者都这样说，日本的池桥宏先生在最近出版的著作《稻作的起源——从稻学向考古学的挑战》（2005年）中也是这样主张的。该学说认为稻和芋头是在水田里种植的像两个亲兄弟一样的作物（Sister crop），芋田里的杂草被人栽培就变成了稻，而且野生稻也曾经像芋头一样被分株栽培。可是，有谁见过作为芋田里的杂草而生长的稻吗？

佐藤：没见过。最开始的时候，野生状态下的稻是采集的，那时也许会有什么人对其进行了分株，这种事应该是有的吧。但是，在思考稻的进化或者说栽培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完全忽略掉一个重要的视点，即稻是靠种子繁殖的。池桥先生对这一点有所误解。稻确实有一些和芋头类似的地方，但稻的最大特点，也就是“稻”这种植物所具有的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时而表现出靠根茎繁殖的姿态，时而又靠种子繁殖。

佐佐木：专司稻的进化的，就是与种子繁殖有关的这一特性对吧？

佐藤：是的。正因为人类把稻看成是靠种子繁殖的作物，也就是说有了想从稻得到更多种子的行为，所以稻这种植物才变成了“稻”。具体地说，人在稻的生长过程中选取成熟的种子，而这种选取成熟种子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无意识中筛选出非脱落性的个体。如此反复下去，这种非脱落性种子的比例就会迅速增加。这一栽培化过程不仅限于稻，也是靠种子繁殖作物的共通特性。

但是，如果是分株栽培的话，无论分多少次株，也只能是从同一个母体集团中选择适当的株苗进行栽培，仅此而已，所以从进化的角度看，并没有加入多少外力。因此，无论再怎么分株栽培，在把稻作为种子作物进行栽培驯化的过程中，除了“变枝”的场合，几乎是没有任何贡献的。还是要采集种子，把种子作为种子进行采集，采集那些具有人类所需的特性的种子，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作为栽培稻的稻还是不能产生的。由此考虑，即使我们假设芋田里有作为杂草而存在的野生稻，但无论将其怎么分株栽培，它也只是野生稻，我们很难将这种分株栽培看作是一个栽培驯化的过程。

佐佐木：也就是说分株这一行为引导不出栽培化……

佐藤：根本不可能。分株不能成为使作为种子作物的稻成为稻的契机。

佐佐木：总之，稻是多年生的植物，本来是不开花的，但如果给它低温、干燥等环境压力的话，它就会变成能开花结籽的植物。由此多年生靠根茎繁殖的稻就会变成靠种子繁殖的稻，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稻的栽培化的契机——大概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佐藤：正是这样，但芋头和有这种变化的稻不同。迄今为止，芋头长期一直依靠分株栽培来繁殖，其时间远比稻的时间长。当然，也有种子繁殖，也有通过鸟的搬运来助其实现种子繁殖的情况，但这只不过是极少的一部分。因此，芋头终究没有变成主要的农作物，也绝不会成为支撑起一个文明的强有力的农作物。我认为，一种谷物作为淀粉储存库而能支撑起一个强大的文明，从这一观点来看，还是需要种子繁殖。无论怎么分株，也不会出现上述的契机。当然，土豆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

“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非常重视芋头，他们推测芋头与野生稻曾在同一块田共生，野生稻是芋田里的杂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栽培稻肯定就产生于芋田，而芋头又是山地农作物的代表，所以这在逻辑上又使人自然联想到“照叶树林”文化理论所重视的“东亚半月弧”。由此我们可以知晓，“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还是认为稻作起源地在高原山地。但是，佐藤洋一郎从分株栽培和种子栽培的角度彻底否定了芋头与栽培稻的关系。野生稻靠根茎繁殖，而栽培稻靠种子繁殖。因此，在野生稻变为栽培稻的过程中肯定有人为因素的介入，是人选取了突然变异的野生稻种进行栽培，才使野生稻变成了栽培稻。既然是栽培，就有一个栽培方式的问题。芋头是靠分株栽培的，如果芋田里确有野生稻，而且人们依靠栽培芋头的经验对野生稻进行分株栽培的话，那无论怎么分株栽培，野生稻还只能是野生稻，决不会变成靠种子繁殖的栽培稻。

在否定了芋头与栽培稻的关系以后，辩论又回到了野生稻为什么会产生突然变异的原因。

安田：如果说稻是热带短日照植物，在某种程度上北上有一定困难的话，像Oryza rufipogon起源地那样的地方就很适合野生稻生长，所以它们靠根茎繁殖就够了，并没有必要转变为靠种子繁殖，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呢？

佐藤：嗯，大概是吧。

安田：但在边缘地带，Oryza rufipogon就必须努力繁殖，所以最后它们适应了环境，变成了靠种子繁殖——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佐藤：在边缘地带，这种倾向确实比较强。

佐佐木：也就是说受到环境压力后，就由裉茎繁殖变成了种子繁殖，对吧？这一变化是因为在亚冰期的影响下一下子就发生了呢？还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另有别的什么压力呢？

佐藤：作为一个动机，我觉得亚冰期的低温确实可以算作一个很大的动机。

安田：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受到环境压力后，靠根茎繁殖的植物会变成靠种子繁殖，这一变化过程源于15000年前的气候温暖化，而且是在野生稻扩展到北方这一环境更加恶劣的边缘地带以后。边缘地带的野生稻不断受到这种压力，对吧？所以才会发生上述变化。在亚冰期这一倒寒期，气候对于内陆的野生稻来说确实过于严酷，所以是不是能够对其变化做进一步的分析呢？比如温度下降到什么程度，就会变成种子繁殖？这样的数据不能通过实验得出来吗？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那这个假说就只能是假说。

佐藤：做这类实验的人很多呀，但没有人去做稻类植物的实验。

安田：因气候寒冷化，野生的Oryza rufipogon想留下更多的子嗣，所以通过种子繁殖来结许多籽，这是已经得到确认的事实，对吧？如果说作为一个繁殖系统由多年生草本的分株繁殖变成种子繁殖是真实的话，这肯定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学说。但是，关于亚冰期的影响，我们还有必要慎重地思考。亚冰期在大西洋沿岸表现得很显著，但在太平洋沿岸则不明显。此外，对内陆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对沿海则没有多大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亚冰期的气候寒冷化与农耕起源的关系。

当然，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由于15000年前的地球温暖化，生长着野生稻Oryza rufipogon的草原不断向新的环境扩大，在这一过程中，Oryza，rufipogon自身有了靠种子繁殖的特性，同时与人相遇，人类选择了由于突然变异而具有非脱粒性的稻。其结果，生长着脱粒性多年生野生稻的草原就变成了生长着非脱粒性一年生野生稻的草原（水田），这是一种很顺畅的解释。我想确认，非脱粒性的稻因突然变异而出现，这已经是被确认了的事实吧？

佐藤：我并不反对这种想法，因为这本身就是迄今为止有关农耕讨论中的重要话题之一，但是，所谓农耕，难道一开始就是“农业革命”这种很彻底的事情吗7还是理所当然地花了很长一段时间，3000年或4000年才逐渐形成的呢？现在我们刚好讨论到这一点，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倒是认为稻是典型的后者。因此，以哪一点为标准来定义栽培化或者说驯化昵？标准不同，见解就会完全不同。佐佐木先生刚才使用了“process”这个词。

佐佐木：我的意思是，农耕的起源并不是“农耕革命”这种短时期的事件，而是伴随着漫长的历史过程的“process”。

佐藤：我也这么认为。正如刚刚安田先生所说，在Oryza rufipogon的群落一下子连成一片的时候，人们在那里进行采集，如果有人问，在采集这一行为中是不是完全没有农耕的萌芽？那我们很难说“没有”。

佐佐木：也许有你们想象的那种环境出现，但我却怀疑，Oryza rufipogon这种热带适应型的野生稻，在气候温暖期真的会作为一个巨大的群落出现在长江流域吗？

佐藤：现在还没有证据。安田先生，什么时候在长江下游做一次钻孔取样调查吧，在低湿地钻孔取样的话，会出土一些稀泥样的植物残片，有了它就能采集到DNA，也就可以马上知道它是不是Oryza，rufipogon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野生稻Oryza rufipogon从根茎繁殖变为种子繁殖的根本原因，安田喜宪和佐藤洋一郎都认为是气候的变化。从15000年前起，地球开始温暖化，但这个温暖化过程又不是一直温暖，而是温暖期与倒寒期相互交替。安田喜宪认为，野生稻演变为栽培稻就是在被称为“Younger Dryas”的这个倒寒期。在之前的温暖期，起源于亚热带的野生稻Oryza rufipogon已经北上到长江中下游，也就是说，长江中下游变成了野生稻Oryza，rufipogon繁殖区的北部边缘。但就在这个时候，倒寒期“Younger Dryas”来临，长江中下游的Oryza，rufi-pogon感到了生存危机。于是，为了增加繁殖能力，更好地保存作为种群的子嗣，部分Oryza rufi-pogon便率先转变生存策略，由根茎繁殖变成了种子繁殖。如果这个时候再与人相遇，被人把具有非脱粒性的种子采集来进行栽培的话，那这种野生稻就变成了栽培稻。

当然，安田喜宪的上述推断还需要稻作DNA方面的实证，所以他希望佐藤洋一郎做一下低温变化与Oryza rufipogon变异的实验，“比如温度下降到什么程度，就会变成种子繁殖？”当然，为了实证安田喜宪的上述推断，佐藤洋一郎也希望安田喜宪什么时候能在长江下游做一次“钻孔取样调查”，然后从DNA层面检测一下野生稻Oryza rufi-pogon是否真的北上到了长江下游。

关于野生稻Oryza rufipogon是否真的北上到了长江中下游，笔者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江西省东乡县岗上积镇有一处“野生稻原位保护区”，笔者曾去那里实地考察，发现那一带确实是背坡湿地，野生稻生长在一片沼泽之中。东乡县岗上积镇一带原本是鄱阳湖周边的湿地，而鄱阳湖又属于长江中游水系，所以这个“野生稻原位保护区”完全可以证明野生稻Oryza rufipogon确实北上到了长江中游。

四、粳稻与籼稻

稻作文化所重视的，是学名（拉丁名）为“Oryza satiua”的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又分粳稻和籼稻。在日本，冈彦一博士曾通过研究印度东部Jeypore地区的野生稻，发现那里的野生稻并不分粳稻和籼稻，而栽培稻中却有各种各样的粳稻和籼稻，还有介于粳稻与籼稻之问的中性稻。这种中性稻既不属于典型的粳稻，也不属于典型的籼稻，与粳稻和籼稻都有相通之处，所以冈彦一博士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野生稻在被栽培过程中逐渐分化成了籼稻和粳稻。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稻的叶绿体研究，人们逐渐发现籼稻和粳稻并不是由同一个祖先分化出来的，而是从不同的祖先分别进化而来的。

一般说来，遗传基因都存在于细胞核内，而细胞核内的遗传基因会随着世代交替而变得来历不清。但是，叶绿体处于细胞核之外，而且有自己的遗传基因，所以它的遗传基因不会受到细胞核的干扰，不会因为世代交替而变得来历不清。另外，叶绿体的遗传属于母系遗传，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追寻它的母系系谱。

人们通过研究，首先发现有些水稻叶绿体的DNA会有碱基缺失，于是，人们又继续从叶绿体DNA有无碱基缺失的角度继续研究，终于发现“多数籼稻品种携带有碱基缺失的叶绿体DNA，而多数粳稻品种则携带没有碱基缺失的叶绿体DNA”。

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对野生稻进行检测，发现“多数多年生野生稻与粳稻一样，携带没有碱基缺失的叶绿体DNA，而多数一年生野生稻与籼稻一样，携带有碱基缺失的叶绿体DNA”。由此判断，在野生稻阶段，稻就已经分成粳稻型和籼稻型了。

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粳稻中又分温带粳稻和热带粳稻，而热带粳稻又介于籼稻与温带粳稻之间。但是，在叶绿体DNA层面，热带粳稻与温带粳稻相同，所以学者们推测热带粳稻是由温带粳稻与籼稻交配而成，其母系是温带粳稻，其父系是籼稻。如果再加上地域分布，人们会发现在整个长江流域都分布着热带粳稻，但长江中游、广西、贵州以及东南亚则是热带粳稻与籼稻重叠的区域。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学术假说。第一个假说是：粳稻和籼稻都起源于长江流域；第二个假说是：粳稻起源于长江流域，而籼稻起源于亚热带的某个区域。现在，大多数学者支持第一个假说，但从稻的叶绿体DNA分析结果来看，佐藤洋一郎认为第二个假说更“自然”，所以最终他提出了“长江流域粳稻起源说”，从植物遗传学的层面确定粳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

其实，从稻属植硅石的检测结果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日本学者藤原宏志、宇田津课题组从二十几年前开始就在中国调查土壤中的稻属植硅石，最后经过分析，发现他们在长江中下游的考古遗址和遗址附近获得的稻属植硅石几乎都呈现出典型的粳稻形态。

粳稻的起源地如果在长江中下游的话，那籼稻的起源地又在哪里呢？佐藤洋一郎认为，根据现在的研究水平还很难确定，因为籼稻叶绿体DNAPS-ID领域的排列具有多种类型。多种类型的排列意味着多个母系，即存在多个祖先。所以他认为，不能否认籼稻的初始栽培是在不同地点各自独立地完成的。

1999年，佐藤洋一郎曾去柬埔寨吴哥窟附近的洞里萨湖调查野生稻及稻作原始环境。通过此次调查，他认为吴哥窟一带的古代文明也许可以称作“籼稻文明”。2006年以来，安田喜宪一直在柬埔寨主持考古。我们推测，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找到籼稻的起源地，并确定其年代。

如果有一天，在中南半岛的什么地方发现了籼稻的起源地，那“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们又会对其作何解释呢？佐佐木高明在这次学术辨析的引言中就曾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关稻作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逐渐被长江中下游起源说所取代，但值得留意的是，稻作长江中下游起源说只是说粳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它的前提是籼稻另有起源。可见对于稻作起源地，部分“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仍然相信，或者说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证明籼稻起源于“东亚半月弧”，至少是在其附近。

五、野生稻、糯稻与粳稻

野生稻有一些栽培稻没有的特性，佐藤洋一郎曾把野生稻的特性归纳为以下五点：

首先，它具有“谷粒脱落性”。也就说，野生稻的种子，即我们所说的稻谷一旦成熟，就会离开母体而脱落，但栽培稻没有“谷粒脱落性”，即使种子（稻谷）成熟也不易脱落。第二个特点是，野生稻具有“休眠性”，即落到地面的种子不会马上发芽，有的会休眠3年或4年。作为第三个特点，我们可以发现野生稻的谷粒很小，但栽培稻的谷粒要比野生稻大。第四个特点是：野生稻的稻壳发黑，稻米外皮发红，而栽培稻相反，稻壳金黄，稻米呈白色。还有第五个特点，即野生稻开花晚，产出量低，而栽培稻开花早，产出量高。

以上5个特点是在栽培化，即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由此反推，我们则可以追寻古老稻种及其所反映的稻作文化现象的来源。例如，关于糯稻与粳稻（普通圆粒白米或长圆粒白米）到底哪个更古老这一问题，以前我们只能从苗族、侗族的祭祖仪式中都用糯米这一民俗事象来证明糯稻比粳稻古老，但现在我们可以从上述研究成果的第四点和第五点知道，稻米品种越古老，其颜色就越重，产量也越低。野生稻米呈红色，糯米呈土黄色，野生稻的产量也远比糯稻低，所以野生稻比糯稻古老；同理，粳稻稻米呈白色，产量也比糯稻高，所以粳稻没有糯稻古老。通过上述DNA的研究，糯稻比粳稻古老这一民俗判断终于获得了科学的认定。

糯稻介于野生稻与粳稻之间，所以如何定位糯稻的文化属性，则成了“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和稻作文化理论的重要关切。

佐佐木：春糯米以食用、制作鱼饭寿司，同时有有漆器、竹工艺品、还制作麴酒等民俗事项伴生，对歌也十分盛行。在其他地方我也举了很多苗族的例子，可以认为这些文化特色都是在长江文明时代就有的吗？

安田：可以吧。所以我认为云南的滇王国就是长江文明的后裔。

佐佐木：说到滇王国，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出现了这个名称。“二战”以后，从滇池畔的石寨山古墓中发现了“滇王之印”，确定了它的存在。滇王国盛行稻作农耕，有干栏式房屋和干栏式谷仓，有漆器和绢的生产与利用，还留下了许多真实地反映其日常生活样态的大型青铜器（铜鼓和贮贝器）。

安田：我认为看了滇王国，就可以知道长江文明。

佐佐木：不过，滇王国的文化还是受到了北方游牧文化相当大的影响的。

安田：当然，但这是进入东汉以后的事，因为东汉时滇王国有了马。不过，我们可以认为苗族等少数民族才是长江文明的担当者。

佐佐木：也就是说。长江文明的日常生活文化中已经有了糯米。

佐藤：这一点很有趣。作为栽培植物，稻在刚开始时是否与其它杂谷类相同也是粳稻昵？关于这点，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尽管大家都模模糊糊地觉得是粳稻，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说不定长江文明还是糯稻支撑的呢。所以长江文明时代的稻很可能是糯稻，这是一个魅力十足的课题。

佐佐木：糯食真是不可思议！从现在的实地调研来看，喜欢糯性这种黏乎乎的食文化几乎仅限于“照叶树林”带。

佐藤：确实是这样的。

佐佐木：印度不喜欢、西藏也不喜欢、中国北方人也不喜欢糯食。

佐藤：和“照叶树林”带的人们不一样对吧。

佐佐木：不一样，实在是不可思议！因此，照叶树林带共有的特色文化肯定还是存在的，糯食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在这里，佐佐木高明再次提到了“照叶树林”文化理论，他强调喜欢糯食是“照叶树林”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当然，安田喜宪和佐藤洋一郎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推测“长江文明时代的稻很可能就是糯稻”，“说不定长江文明还是以糯稻为支撑的呢”！

佐藤：杂谷类的淀粉有两种，一种是叫做直链淀粉，由糖缠绕成螺旋链状而成。另一种叫支链淀粉，像葡萄藤一样相互缠绕而成。前者比后者分子量小，结构单纯、且分子间的缠绕程度也小。从遗传学上说，只要制造直链淀粉的遗传因子被破坏掉，就只剩下了支链的糯性淀粉。也就是说，糯性淀粉是由于淀粉的突然变异，即制造直链淀粉的遗传因子受到破坏才形成的。但是，无论是长江文明还是“照叶树林”带，都不知道它的糯性种子是哪里起源地，我们什么信息都没有。

杂谷类的淀粉中有“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直链淀粉是非糯性淀粉，而支链淀粉则是糯性淀粉。遗传学方面有一种意见认为，直链淀粉的遗传基因受到破坏，就会变成支链的糯性淀粉。也许是由于这种意见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粳稻比糯稻古老。“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佐佐木高明也认为粳稻比糯稻古老，而且还认为糯稻的糯性是在“照叶树林”带形成的，在文化上源于对芋类糯性的嗜好。

佐佐木：我觉得，把芋头、山药捣碎而获得的黏乎乎的食品，即对芋类糯性的嗜好很有可能是产生酷爱糯谷食品，按杂谷类方式制作糯性食品的基础。

佐藤：我也这么觉得。因此我常常想，比起其它杂谷，稻可能更早就有了这种糯性品种。

堀田：选择糯性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转变的吧。

佐藤：一下子就可以改变。

堀田：不仅仅是稻和粟。就算是玉米，从原产地的新大陆传入东亚后也有了糯性品种。苋科的杂谷类天星米也是如此。从这点来看，使这种糯性品种得以产生的动力，肯定存在于“照叶树林”带的人群之中。

佐佐木：由粳变糯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遗传学也认为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完成吗？

佐藤：产生突然变异的概率是几百万分之一或一亿分之一。虽说概率很低，但如果以花粉的单位来考虑，一株稻便有几百万个花粉，几十株稻所产的花粉数目就有1亿个。也就是说，从几平方米的稻田里种的水稻花粉中，就能产生一个携带糯性基因的花粉。按照成为种子的胚珠数来考虑，10公亩稻田中的种子数约有1 000万个或2000万个，所以一公顷的粳稻田中就有一粒可以形成糯性胚珠。但糯性胚珠上如果没有附着糯性花粉，“糯性”米粒也是长不成的，所以这个可能性就会更低，即使是异花受粉的比例为百分之一，也会以100公顷稻田里产生一粒的比例，形成能够结出糯性种子的个体，这在现实中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佐佐木：玉米传到东亚200—300年便形成了糯性品种对吧？

佐藤：是的。小麦与大麦产生糯性品种也并不稀奇，甚至还可以人为地制造糯性品种。

佐佐木：就像刚刚堀田先生所说的，糯性食品仅仅分布于照叶树林带，可以说是照叶树林文化的文化象征。其它的溱，茶，纳豆，麴酒，不吃桑叶的蚕文化等等，都是在照叶树林带产生的极具特色的文化。在照叶树林带产生的诸多文化特色中，我认为最有力度的就是糯稻及其所支撑的文化。这种稻作文化才代表了与西方文明相反的东方文明。

我很关注“照叶树林”带的人们具有使这种特有文化（文明）得以产生的力量，并想在亚洲范围内重新定位“照叶树林”文化所具有的意义。我认为，通过这项研究，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人的文化同一性及其民族文化的文明史意义必将得到证明。

佐佐木高明之所以认为糯稻的产生是受山芋的影响，是因为他认为糯稻是由粳稻变异而来的。但是，如果从野生稻转变而来的第一批栽培稻就是糯稻的话，那又该做何解释呢？上述野生稻五大特点中的第三、四、五点已经暗示我们，糯稻应该比粳稻古老。至于考古学或遗传学的实证，我们只好再继续等待了。

六、稻作的起源与族属

稻作的起源与族属密不可分，云南、广西的学者曾提出过“那学说”。该学说从民族共有的语词“那”字的读音出发。依据带有明显区域性的“那”字地名，提出了布依族、壮族、侗族和傣（泰）族等壮侗语族，是稻作文化创造者的结论。但是，笔者注意到“那学说”中的“那”仅指“稻田”，而在长达数千年的初始期，稻是在湿地上撒播的，并不需要水田。因此，笔者不认为壮侗语族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笔者曾对稻作文化圈少数民族及外国语言中的“稻”这一语词的读音做过调查，结果大致如下：

1.贵州黔东南苗语称“稻”为“na”，广西融水苗语称“稻”为“ne”。

2.贵州布依语和广西壮语称“稻田”为“na”。

3.贵州某些地方的侗语称“稻田”为“na”，某些地方的侗语称“稻田”为“ya”。

4.泰国语称“稻田”为“na”。

5.古朝鲜语称“稻”为“na”或“narak”。

6.古日语称“稻”为“na”或“ne”，而且各自还有一个衍生音，即“ina”和“ine”。

贵州黔东南苗语的“na”指“稻”，与壮侗语意为“稻田”的“na”同音。壮侗语称“稻”另有词汇：布依语和壮语称“hao”；傣语称“khao”或“hao”；侗语称“kgou”；泰国语与部分傣语相同，称“稻”为“khao”。但是，笔者认为除了苗语，所有壮侗语族的“稻”音都是汉字“禾”或“谷”的音译，与“稻”的初始发音无关。从稻的发展史以及词语演化的常理来看，应该是先有稻，才会有稻田；先有作为“稻”的“na”，然后才会有作为“稻田”的“na”，所以笔者判断，苗族的稻作文化比壮侗语族的稻作文化古老。

在东亚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日本列岛一直扮演着最东端终点站的角色，几乎所有中国大陆的文化现象，最后都会传到日本，并以初始状态保存下来。2009年1-2月间阿上热议的，李白《静夜思》的诗句被明朝人篡改，但日本却保存了《静夜思》的原版足以证明明代人并未做过篡改，就是类似的例证。另外，日本人对大陆文化一直抱有欣羡之情，且习惯用某文化在大陆产生时的初始发音称呼该文化。长江下游是梅的原产地，也是梅文化的发祥地。当梅文化从长江下游传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就刻意模仿长江下游的越语“梅”音“mme”，称“梅”为“ぷめ”（mLiFtle）。由此反观，在解读稻作密码的过程中，日语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类似“梅”的有关稻作的客观证据。

稻作文化传八日本可以追溯到4500～5000年前，但当时只是稻谷的传入，并未伴随水稻的耕作方式。水稻耕作方式的传八是在2200～2500年前，途径有二，一条是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八日本九州岛北部；另一条是从长江下游的杭州湾横跨东海，经由“黑潮”主流传八日本九州岛南部。

古日语中的“稻”原本只有两个发音，一个是“na”，另一个是“ne”。后来，“na”和“ne”又各自产生了一个衍生音，即“ina”和“ine”。在四个发音中“na”最古老，“ne”是“na”的变音，这一点正与黔东南苗语和广西融水苗语的“稻”音相对应。由此判断，稻的初始发音应该就是“na”。

从词源学角度看如此，那么，从考古学或民族学角度看又如何呢？

佐佐木：现在来谈，谁是长江文明担当者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安田先生曾指出，城头山遗址中发现了很多金缕梅科的枫树，而苗族自古以来又有枫树信仰，由此推测，苗族是长江文明的担当者。但是，断言苗族是长江文明的担当者，真的没有问题吗？

安田：不，还说不准。您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有点不确定了。

佐佐木：把长江文明的担当者确定为苗族还是相当困难的。

安田：与其说是苗族，还不如说是非汉族的广大少数民族。

佐佐木：是那些被称作“西南夷”或“百越”的江南少数民族吧。

佐藤：是的吧，肯定是的。

安田：也许叫做“非汉族”更合适。之所以说是苗族，是因为在城头山遗址检测了木片。

佐佐木：哦，是出土的木片吧。

安田：是的。最初的时候，我们只是检测了100片左右的木片，几乎都是枫木。但这也许是因为检测样本数量过少，结果有可能是偶然的，所以又让鸣门教育大学的米延仁志先生检测了近1000片样本，其中仍有860片是枫木，于是我们便思考为什么枫木会这么多这个问题。遗址周围并非生长着很多枫树，反而是橡树呀、及构树要多一些。但为什么城头山遗址的人们只使用枫树昵？米延先生通过实验，发现如果使用枫木的其木材很容易被石器所切断。和栗树一样，具有容易被切断，但干燥后又变得很坚硬的特性，所以我们开始认为，也许是这个原因才被广泛利用的。

然而，很凑巧我在这期间去调查少数民族，得知苗族一直崇拜枫树。我认为只有长时间接触枫树才会崇拜枫树，仅此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依据。

佐佐木：众所周知，无论是苗族还是瑶族，在历史上都经过大迁徙。苗族的先祖汉代时被称为“武陵蛮”或者“五溪蛮”，住在洞庭湖周边。汉代之后，由于汉族的进入而被迫迁徙。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迁徙到平原，一部分从平原迁徙到山地，最后甚至还迁徙到了东南亚的北部山区。

安田：果然苗族最初是居住在洞庭湖周边的呀！

佐佐木：与湖南省的洞庭湖相比，湘西一带才是苗族的中心呢。这是中国的民族学者公认的，我们也这样认为。

安田：城头山遗址周围曾居住着苗族的祖先，这基本是不会错的吧。

佐佐木：虽然如此，但说苗族就是城头山遗址的创建者还有些困难。现在，湖南省西部有一个很大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由此可知，除了苗族，还有使用藏缅语系的土家族和使用泰语系的侗族的祖先也有可能曾生活在那里。因此，我们能说的，也只是江南非汉族曾生活在那里罢了。

安田：将苗族至今崇拜枫树这一事实与城头山遗址位于洞庭湖附近这一事实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我觉得那里居住的不是汉族，而是苗族等少数民族。非汉族的可能性很高。

佐佐木：可能性确实很高，但真的要说居住在城头山遗址的居民就是今天的苗族还很难。除了苗族、瑶族以外，自古以来生活在江南的少数民族也曾在那里居住也有可能。关于枫树信仰，正如前面所说，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年代。

安田：好啦，不管是苗族也好，瑶族也好，现在至少有一点需要确认，即江南的少数民族原本就是城头山遗址的担当者。

佐佐木：这倒是，这点是不会错的。姑且不论语言系统上的细微的所属差异，那里的人们确实是江南非汉族的少数民族。

安田：但这一点非常重要，即长江文明的担当者曾是现在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也可以说是非汉族。

佐佐木：我觉得这是绝对不会错的事实。

日本学者一致认为，创造稻作文化的肯定是长江以南的少数民族。至于是否可以具体到某一个民族，或者说某个民族的先民，安田喜宪认为苗族先民创造稻作文化的可能性最大。尽管佐佐木高明对此仍抱有怀疑，但安田喜宪等人在城头山遗址发现的大量的枫香树木片是很有说服力的。

城头山遗址是湖南省西北部著名的稻作遗址。遗址呈圆形，距今4800～6500年前。考古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稻田、最早的祭坛、最早的城墙、最早的神殿和最早的宫殿。在一连串的新发现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点是，稻田修建在祭坛旁边，由此可知祭祀与稻作有关；第二点是，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枫香树木片，而且遗址周围枫香树花粉的出现率却很低。这就说明城头山遗址周围并不存在大片的枫香树自然林，该遗址使用的大量的枫香树木材肯定是因祭坛、神殿和宫殿的建设需要而从其他地方搬运进来的。那么，当时是哪个部族在宗教活动或政教合一的活动中如此需要枫香树呢？答案只有一个，即最早从事稻作的苗族。

《苗族古歌》告诉我们，枫香树树心飞出“蝴蝶妈妈”（Mais bangx Mais Lief），“蝴蝶妈妈”生下12个蛋，由鹊宇鸟孵化，从其中的一个蛋中孵出了苗族始祖“姜央”。于是，苗族把枫香树视为祖母树，直至今日，黔东南许多苗寨的寨口或坡顶依然种植枫香树，枫香树作为神树，以求祖神保佑。作为一个族群，苗族因何缘由形成于何时何地，学界尚无定说。但是，如果从一个部族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精神信仰来判断，苗族很可能就形成于65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时代。也就是说，苗族实际上是以稻作文化为基础，以枫香树信仰为核心凝聚而成的群体。

从文献上看，枫香树信仰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蚩尤时代。但城头山遗址的稻田和枫香树木片告诉我们，枫香信仰其实可以追溯到6500年前。枫香树苗语中部方言称“det mangx”，笔者认为这个音与苗族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民族学者张世辉在中国民族宗教网上介绍苗族时说：

苗族的族称源于其自称。苗族自称有多种，如“牡”“蒙”“摸”“猛”“毛”等，有的地区则自称为“嘎闹”“果雄”等。“蒙”“猛”在黔东南苗语中是“树心”的意思。传说枫树心生“妹榜妹留”（蝴蝶妈妈），“妹榜妹留”生苗族远祖“姜央”。故以“猛”或“蒙”为其族称。

张氏的意见是正确的。“蒙”和“猛”都是苗族自称“hmongb”的音译，而“hmongb”也确实有“树心”的意思。当然，这里的“树心”肯定是指生出了“蝴蝶妈妈”的枫香树树心，可见苗族的形成确实与枫香树信仰相关。

“牡”“摸”“毛”与“hmongb”系统不同，笔者认为它们都源于苗语“mais”，即“Mais bangx MaisLief”（胡蝶妈妈）的“mais”。“mais”与“牡”“摸”“毛”的子音相同，母音虽然不同，但也不是毫无关系。笔者认为，“牡”“摸”“毛”的母音“u”“o”“ao”都源于“mais”的元音“ai”。从音韵学角度推测，音变过程应该是“mais”→“mao”→“mo”→“mu”，所以从本质上讲，“牡”“摸”“毛”也都与枫香树有关，只不过“mais”着眼于“蝴蝶妈妈”，而“hmongb”着眼于枫香树树心罢了。

另外，从发音的角度看，“hmongb”与“mais”的发音虽然相差很大，但“hmongb”应该源自“mais”，而在两者之间起中介音作用的就是“det mangx”的“mangx”。笔者认为，苗族最古老的自称应该是“mais”，然后以“rflangx”为中介音而变成“hmon-gb”，即“mais”→“mangx”→“hmongb”。从这一变化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苗族确实是在枫香树信仰下凝聚而成的，其本义就是“枫香树族”或“蝴蝶祖母族”。

七、稻作初始期的栽培方式

安田喜宪和佐佐木高明在讨论稻作初始期的栽培方式时曾提到“火耕水耨”。“火耕水耨”一词来自《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又说“火耕而水耨”接在“饭稻羹鱼”之后，可以肯定“火耕而水耨”指的是稻作初始期的栽培方式。

佐佐木：嗯，因此在汉代以后，也就是公元元年前后“火耕水耨”这种原始的稻作方式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了。如果是6000年前的话，现在在东南亚被称为“火耕水田”那样的原始耕地很有可能是随处可见的。

安田：当时这附近有犀牛和大象出没，出土了被烧过的犀牛骨和象骨。也就是说，人们是在周边有象和犀牛出没的环境中开始种植水稻的。我们眼前可以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在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迹，在热带乃至亚热带的野生环境中，人们已经能够娴熟地种植着水稻了，按更多的食草动物不应当忽略野水牛和麇鹿的活动，因为这些动物都热衷于觅食野生稻，它们肯定与早期的水稻种植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佐佐木：这种状况下的稻作生产，我认为还是相当原始的。在城头山遗迹中可以看到的某种文明迹象和周边的原始农业，其问我们觉得差距很大。也就是说，当时的水田恐怕还没有用田埂和水渠去加以区划，也没有设置进水口和排水口，因而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田，对吧。

安田：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

佐佐木高明和安田喜宪都认为“火耕而水耨”时代没有水田。尽管在65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祭坛附近发现了两块稻田，但城头山古城周边的水稻恐怕还是在湿地上撒播的。说到“火耕而水耨”，人们往往理解为“刀耕火种”，即用石斧或石刀砍伐地表的树木或桔根朽茎，用火烧掉，然后以这些草木灰为肥料就地播种，播种后不再施肥。这种耕作方式确实很原始，但笔者认为，仅以“刀耕火种”还不足以解释“火耕而水耨”。在我国西南山区以及中南半岛，“刀耕火种”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可知它是很适合山地的农耕方式。但是，城头山遗址处于云梦泽的南缘，是典型的湿地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又是怎样“刀耕火种”呢？

其实，严格地按照字面理解，“火耕”相当于“刀耕火种”，而“水耨”的含义在“刀耕火种”里是没有的。野生稻能够自然生存的背坡湿地（backswamp）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水的，这就为稻种的撒播提供了先决条件。在稻种直接撒播的初始期，对水稻的生长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陆生杂草和水生杂草，所以“火耕而水耨”所要对付的就是这两类杂草。在早春的枯水期，人们先以“火耕”烧地，在烧掉枯根朽茎的同时，也基本消灭了陆生杂草。过一段时间后就直接把稻种撒播到“火耕”后的地里，把草木灰作为稻种生长的肥料。也许还会有一些陆生杂草没有烧死，但待到涨水期到来，所有陆生杂草都会被水淹死，而稻禾不怕水，依然可以在水中茁壮生长。当然，随着涨水期的到来，水生植物也会生长，甚至比稻禾生长得还快。但是，在“火耕”过的地里，大部分水生植物的根系也已经被烧死，即使剩下一些，也不至于对稻禾的生长构成致命性的威胁。另外，湿地的水达到50厘米以上的时候，有些水生植物就会停止生长，所以撒播阶段的稻应该都是深水稻。在贵州传统的稻作村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水深超过50厘米的深水稻田，仍然可以看到“烧田”现象。从稻作文化史的角度看，深水稻田和“烧田”现象恐怕都是湿地撒播阶段“火耕而水耨”的遗痕。

开始时，人们恐怕没有想到要控制某块湿地的水量。但水量过少或过多都会影响稻谷的产量，所以人们逐渐产生了修筑入水口和出水口来控制某块湿地水量的意识，这就是水田诞生的契机。在65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周边，恐怕就有许多这样的原始水田。尽管佐佐木高明认为这样的水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田”，但“火耕而水耨”恐十白正是在这样的水田里实施的。

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水田”，其前提应该是栽培方式的变化，即从直接撒播转变为育秧插秩。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水田”是对湿地的继承与改良，而育秧插秧主要还是为了让稻种在水田里占居生长优势，使稻禾比杂草长得快，从而排除杂草的干扰。

在前面所引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这段话中，以往的学者多重视“饭稻羹鱼”和“火耕而水耨”，却很少论及“果隋赢蛤”。但笔者认为，“果隋赢蛤”说的是远古的稻作环境，对我们准确理解远古的稻作文化同样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许多人将“果隋”理解为“瓜果”，将“赢蛤”理解为“螺蛤”。但笔者认为，这四个字不是指两类食物，而是指四类食物。“果”指植物的果实；“隋”指祭祀用肉，可以理解为“猪牛羊”等家畜；“赢”除了通“螺”以外，还指“蛞蝓kuoyu”，可以泛指潮湿地带的昆虫类；“蛤”指“蛤蜊”，泛指贝类水产品。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知晓原始稻作的湿地环境，结合“饭稻羹鱼”，我们还可以了解稻作初始期人们的生计方式。当人们在背坡湿地撒播稻种的时候，种稻其实还没有成为人们主要的生计方式。他们还需要去周边的森林采集果实、在家饲养家畜、在湿地浅滩采集食用昆虫和蛤蜊以及水生植物的果实或根茎，在湿地深处捕鱼捉蟹。总而言之，初始期的稻作并不是单纯的农业，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水陆采集稻鱼业。因此，在计算总产量的时候，人们的计算方法也与现在截然不同。许多农业史学者早已指出，依靠“火耕水耨”或者说“刀耕火种”的原始稻作产量是很低的，正所谓“烧荒整山坡，收获一箩箩”。但是，现代人往往想不到的是，古人并没有希望仅靠稻米就能使他们吃饱。稻田的产出是综合性的，即使发展到了深水稻田以后，一块稻田的产出也不是仅仅计算稻谷的产量，还要计算鱼的产量、鸭的产量、林木果实的产量、家畜的产量以及各种水生植物的产量，所以从根本上讲，深水稻田的稻作也不是单纯的稻作农业，而是水陆采集稻鱼业。今天，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黎平县、从江县和榕江县的一些传统村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深水稻田，虽然每亩稻米的产量不高，但那些村寨确实是“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佐藤洋一郎在《稻的历史》中也曾提到亚热带的“浮稻型水田鱼捞系统”，这种水田系统其实与贵州的深水稻田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笔者发现在深水稻田里种的大多是糯稻。如本文第四节所述，糯稻介于野生稻和粳稻之间，可见深水稻田确实比较接近原始的稻作环境。糯稻的产量很低，所以有些领导曾强迫村民改种杂交稻。但是，杂交水稻不好吃，产量再高村民也不愿意种。笔者在湖南各地做田野调查时，经常吃到某著名专家开发培育出来的杂交稻米，真是味如嚼蜡，而在贵州的苗寨侗寨吃到的糯米团则香糯可口，终生难忘。其实，除了糯稻好吃，杂交稻不好吃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计算深水稻田总产出的问题。糯稻虽然产量低，但深水稻田里可以养鱼、养鸭，在稻田旁的水塘里还可以采集水生植物的根茎或果实，在森林里还可以采集各种果实。由此可知一块深水稻田的总产出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按照这样计算，深水稻田的总产出不仅远远高于杂交稻，还很好地调节了人们的食物结构，有利于人的生存。

在工业化的今天，我们往往按照工业化的思维去思考农业，所以一味地追求标准化、单一化和单一产品的高产化。但是，农业毕竟不是工业，特别是稻作农业，它原本就是水陆采集稻鱼业，最不适合工业化。这一点从原始的稻作环境中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八、稻作与陶器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即稻作文化古老的地方陶器文化也很古老。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安田：稻作的起源与陶器的出现有很深的关系。发现最古老陶器的地方，如长江下游等地，冰川期结束后，海平面上升，于是正像您说的，大家蜂拥而聚。我也曾在《环境考古学指南》中指出过，在冰川期过渡到后冰川期这一时期，海平面的上升使得东中国海发生了一次民族大迁徙。

正如堀田先生所说，这一民族大迁徙对陶器的产生和稻作的起源，特别是对陶器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北九州西部是日本最古老的陶器出土地之一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也有必要从这一视角进行思考。

堀田：是啊，但遗憾的是，关于东中国海平原的考古学证据现在都沉在海底，我们拿不到证据。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稻属和莎草科的小粒种子的利用，若无容器和加热用的陶器是无法食用的。

安田：我认为陶器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将淀粉有效加工处理的用具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的产生与环境的变化，与作为新食物而获得的植物性食物和鱼类食物密切相关。至于为什么在亚洲季风带产生了最古老的陶器，我认为亚洲季风带在冰川期到冰河后期的气候变动中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了温带落叶阔叶林，而陶器的产生与这一环境的扩大有很深的关系（参看《文明的环境史观》，2004年）。

另外，安田喜宪在前面提到的《稻作渔捞文明——从长江文明到弥生文化》的第一部第二章中特别强调：陶器革命是从重点吃鱼开始的——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假说。西亚人在狩猎群居于广阔草原的瞪羚和原牛，过着迁徙生活的时候，生活在亚洲季风带长江中下游至日本列岛的人们已经开始制作陶器了。迄今为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龙潭遗址、庙岩遗址和湖南省的玉蟾岩遗址都发现了17000年以前的陶器。在日本列岛，青森县大平山元遗址也出土了16 500年前的陶器。由此我们可以知晓，至少在16 500年前，在亚洲季风带的长江流域至日本列岛一带，使用陶器的生活方式已经广泛存在了。

陶器是怎么产生的？换句话说，人类为什么要烧制陶器？这个问题在考古学界一直是个谜，至今没有定说。笔者可以理解安田的想法，但从本质上讲，陶器的起源不一定与吃鱼有关。陶罐或陶壶古日语最初称“は”（ho），后变成“っは”（tsu bo）。“っ”（tSu）指“手指”，“は”（bo）是“は”（ho）的浊音化。在长江下游，古越语也称陶罐或陶壶为“ho”，一说“ho”源自“瓠”（葫芦）。古日语和古越语都称陶罐或陶壶为“ho”，而且“ho”在古日语和古越语中还都具有“火”和“女阴”的含义，所以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陶器的产生肯定与火和女阴崇拜有关。

陶器产生于农耕以前，从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古稻遗址出土的古陶片可以追溯到17 000年前，所以开始时不可能与稻作文化有关。但是，从古日语“ぃなは”（inaho，稻穗之意）可以看出，稻穗的“穗”也称“は”（ho），可见稻作与陶罐或陶壶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文化关联性。楚越之民曾“饭稻羹鱼”，作为“饭稻羹鱼”的炊具肯定会经常使用陶罐。但是，在稻作农耕以前的狩猎采集时代，人们是不是也用陶罐“羹鱼”呢？如果是的话，那陶器的意义就要分两个阶段来考虑了。第一个阶段是稻作农耕以前的陶器，第二个阶段是稻作农耕以后的陶器，而作为第二个阶段的陶器，它确实与原始的稻鱼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至于陶器革命是否始于日常生活中重点吃鱼，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九、稻与文明

关于稻与文明的关系，佐藤洋一郎曾在《稻的文明一一人类何时获得了稻》的序言中发问：

“稻”这一农作物难道没有支撑过文明吗？在持续动荡的世界史中，“稻”难道仅仅是给人类持续提供淀粉的不起眼的草吗？

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思考，他问得很有意义。所谓“四大古文明”都是麦作文明或者说旱作文明，难道稻作就没有创造过任何古代文明吗？从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看，显然不是这样，长江文明就是稻作创造的伟大文明。

从而是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学者开始使用“稻作文明”一词。2000年2月，安田喜宪出版《大河文明的诞生》（[日本]角川书店），在这部力作中，他首次将长江文明与“四大古文明”相提并论。他指出，在“四大古文明”中，黄河文明的起始年代比其他三大古文明晚1000多年。究其原因，是因为黄河文明的定位有误。其实，与其他三大古文明处于同一年代的是长江文明，而不是黄河文明。

长江文明是以稻作为基础的文明，但由于稻作考古进展迟缓，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长江文明的轮廓才逐渐清晰起来。因此，以前将黄河文明与其他三大古文明相提并论，统称为“四大古文明”也是情有可原的。

文明与文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被称为文明的区域一定会有古城出现。6000年前，长江文明出现了城头山古城；5000年前，长江下游出现了良渚古城。因此，长江中下游曾有过古文明本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佐佐木高明、安田喜宪、佐藤洋一郎、堀田满四位学者都认为长江文明是由稻作支撑的，但6000年前的城头山古城与稻作是什么关系昵？

佐佐木：长江文明，至少在其鼎盛时期是以稻为生计基础的吧。

安田：我认为是的。

佐佐木：你认为其稻作是水田稻作，还是介于旱田稻作与水田稻作之问的形态昵？

安田：在城头山遗址进行的对杂草种子的分析，是对护城壕沟中的堆积物进行的，而不是对水田堆积物进行的，因为那里有时干涸，有时浸水。根据做该项分析的综合研究大学的那须浩郎先生的推断，遗址周边的环境正如佐佐木先生所说，是有时浸水有时干涸的环境。从那里出土了稻，所以我们判断是水田和旱田分化以前的稻。水田肯定是有，但不是一望无际的大片水田。

佐佐木：刚才您说过，城内有水田，有祭坛，有王宫（首长的公馆），周围还有雄伟的城墙。这样一种都市遗址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宗教中心与王宫相结合的、可以称为神殿都市的遗址。首先建造这样一种宗教中心，然后以此为核心来创造文明，这一事实在南美的安第斯文明中已经得到证实（加藤·关[编]《文明的创造力——古代安第斯的神殿与社会》1998年）。但话又说回来，支撑这种神殿都市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虽不清楚称之为神殿都市好，还是称之为都市文明好，但供养住在神殿和王宫里的祭司、王族及其家臣们的剩余物资，以及提供给建造城墙的劳动者们的食物等等，这些东西到底是在哪里、怎样生产出来的呢？这一点我们是否搞清楚了吗？

安田：还不清楚。但我认为彭头山遗址中很可能已有水田。彭头山遗址前面是广阔的侵蚀谷底。因此，那里有黄土台地受到侵蚀而形成的开阔的冲积平原，城头山都市遗迹便位于该黄土台地的边缘。它前面有开阔的谷底，所以目前推断那里大概曾有水田存在。

安田喜宪认为，城头山古城的稻作文化很可能源自附近的彭头山遗址。彭头山遗址的起始年代约7500～9000年前，稻作文化在近3000年间逐渐成熟，最后在6000年前结出了城头山古城这一文明之果。

城头山古城与稻作的关系，最明显的就是城东门附近的祭坛旁边发现了两块稻田，可知稻已经成为支撑城头山古城精神世界的主要支柱之一。当然，城头山古城外面并没有发现稻田，应该还处于湿地撒播的初始期。

佐藤：长江文明是所有文明中唯一一个与稻密切相关的文明，对于这种说法我很赞同，甚至还觉得它是一个重大发现。但是，如果要考虑大米或者说稻在文明中所占的比例，我倒觉得稻当时并没有发挥大家说的那么大的作用。当然，最近另当别论。

要想让稻发挥重要的作用，发明修有田埂和水渠的“水田”是决定性的。把有了这种水田之后的稻作称为稻作我没有任何抵触，但对之前的稻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这一问题，我还是有不同意见的。这在麦作文明中也一样，以麦，特别是以小麦为中心的栽培时代确实是很晚近的事吧。

佐佐木：您的意见是说，就连城头山遗址这样水田遗迹清晰可见的地方，支撑其都市遗构的生产构造也未必是稻作，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稻作对吗？

佐藤：当然，稻是肯定有的。

佐佐木：稻再加一些其他植物，您认为存在一些其他的植物吗？

佐藤：是的，我只觉得稻只是众多植物之一，或许比其它植物稍微重要一点点，仅此而已。

佐佐木：那您说的众多植物都包括什么呢？

佐藤：是一些留不下植硅石的植物吧。

佐佐木：请您再稍微具体一点说。

佐藤：现在已经出土的那些证据都是从城内出土的，但其周边的生产区域分布着怎样一些植物，为了利用它们人们又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这一切还都没有搞清楚。因此，在这些没搞清楚的地方还是有些许期待的。

佐佐木：您是说稻作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已经相当卓越，但其所占比例并没有那么大对吗？

佐藤：稻占到压倒性比例是在良渚文化之后。良渚文化之后的稻作被称为稻作，我是没有任何抵触的。

佐佐木：原来如此。所以说良渚文化以前，稻作的形态应该是与广谱生计形态很接近的对吧。

佐藤洋一郎认为，出现了大片水田以后的稻作才能称为“稻作”，因为这时的稻作在文明中所占的比例才会大，才具有支撑长江文明的力量。因此，佐藤洋一郎不同意安田喜宪的意见，认为没有大片水田的城头山古城还不能成为长江文明的标志，长江文明的标志应该是周边分布着大片水田的良渚古城。良渚古城发现于2007年，其年代上限为5000年左右，下限为良渚晚期。因此，如果良渚古城才是长江文明真正标志的话，那就可以认定长江文明确立于5 000年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在日本稻作文化研究家之间长江文明的确立时期还没有取得共识，但他们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焦点：一个是6000年前的城头山古城，另一个是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其中之一肯定可以称为长江文明确立的文化标志。笔者期待不久的将来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能够联合起来共同破解稻作难题，使稻作支撑的长江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获得比肩美索不迭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的重要地位。将来不管是以6000年前的城头山古城为确立标志，还是以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为确立标志，从年代上讲，与美索不迭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相对应的都应该是长江文明，而不是晚那三大古文明千余年的黄河文明。

[责任编辑：麻勇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