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浩

核心价值观的哲学表达就是价值共识或根本价值共识。价值共识是精神世界的一种顶层没计，不同文化生态具有凝聚价值共识的不同路径，在西方是宗教，在中国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能为价值共识贡献什么？我的观点是，贡献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在逻辑、历史和现实三个层面展开。

在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中，为何价值共识的顶层设计是伦理道德而不只是道德？现代文明和现代道德哲学凸显道德，故意冷落伦理，因而无论价值共识还是道德共识都因缺乏基础而难以生成。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伦理是存在及其认同，道德是价值及其内化。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尊道贵德”，但“尊道贵德”的前提和基础是“居伦由理”。前者是道家的道德形而上学，后者是儒家“礼一仁”传统。“居伦由理”与“尊道贵德”一体才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体系和精髓。伦理道德包括“伦”、“理”、“道”、“德”四个环节和“伦理”一“道德”两个结构。“伦”是一个存在的概念，即人的公共本质，是“伦理”的自在形态或客观形态，具有顶层的或终极的意义。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已经是“一个人”，但还要追求成为“人”，“人”与“成为人”的统一就是“伦”的理念的哲学内涵，因为“伦”是个体性与实体性的统一。“理”是对“伦”的实体性存在的认同，是“伦”之“理”，是“伦理”的自为形态或主观形态，呈现为各种伦理意识与伦理良知。“伦一理”即由“伦”而“理”的同一体，是“伦理”的自在自为形态或现实形态，客观化为诸民族的伦理精神和伦理生活。民族是伦理的实体，伦理是民族的精神。“伦理”认同所生成的价值体系谓之“道”。“理”、“道”之间，“理”是认知形态的“伦”，“道”是“冲动形态”的“伦”，是理性向价值、意识向行为的转化，《管子》云：“别交正分谓之理，循理而不失谓之道。”“道”既是本体性的存在，又是意义、价值性的存在，在“伦”的客观性基础上，兼具真理与价值的双重内涵，是共识的一种价值表达。“德”是在“道”的基础之上的主体建构。“德也者，得也。”“得”什么？得“道”！但不可忽略的是，“道”不仅与“德”相接，更与“伦”相通。“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道-德，“居伦由理”与“尊道贵德”一体，形成价值共识“存在论-真理论-价值论-实践论”的辩证发展进程。只讲道德不讲伦理，不仅无法生成真正深刻的价值共识，也无法理解当今席卷中西方的正义论与德性论之争。

问题在于，伦理道德对价值共识的顶层设计是何种“顶层”？如何“共识”？简单地说，它因伦理而“顶层”，以道德而“共识”。综观人类文明史和道德哲学史，伦理道德的顶层设计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顶层设计。我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一起”，而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后者过于抽象。“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大道”状态就是“在一起”的原初状态，“创世纪”、“开天辟地”的过程，就是由“大道”的原初伦理状态进入教化状态的过程，因而需要通过“仁义”进行文化拯救和文化复归。“仁义”的本质是什么？“仁”以合同，“义”以别异。“仁者爱人”，所有的伦理道德，无论宗教伦理还是世俗伦理，都以“爱”为原点，为什么？因为“爱”的本质是“不独立”、“不孤立”，从肯定的方面诠释，就是“在一起”。道德就是回归伦理而重新“在一起”的精神旅程，也许，这就是孔子“克已复礼为仁”的精神哲学真谛所在。因此，道德哲学或者说伦理学家的终极任务不是治疗道德病，而是让道德成为多余，就像医生的终极任务不是治病而是天下无病。道德规范、道德价值应该是养育性的，而不是治疗性的，这就是道德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精髓所在，如果只是治疗性的，那么伦理学家最多是精神病医生，而不是人文学者。伦理道德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和实现这个顶层设计。如果局限于“治疗”，那最多只是“下层”和“中层”，而不可能是“顶层”。

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对价值共识的顶层设计遭遇了何种难题？我们持续近十年的三轮全国性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当前中国社会遭遇的最大问题不在道德，而在伦理。在现代中国，由于官员腐败与分配不公，已经由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其集中表现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掌握话语权力的三大群体，即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商人、演艺娱乐圈，成为或沦为伦理道德上最不被信任的群体，而伦理道德上信任度最高的群体是农民、工人、教师。这是一种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强势群体与“草根”的两极伦理分化，对价值共识的生成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它所体现的文明危机，是一场伦理危机，是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的危机。同样，根据三次大调查，一致的结论是：在当今中国，伦理与道德“同情而两行”，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因之，必须完成双重文化任务：既要进行现代对传统的文化批判，也要进行传统对现代的文化批判。所以价值共识的生成有三大期待：期待一场伦理觉悟；期待一种精神洗礼，期待一种回归传统的精神家园的努力。

（作者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