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勤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发表了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系列重要讲话（以下简称重要讲话），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研究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价值理念的热潮。人们纷纷著文言说，高见频发，形势十分喜人。

一、充分认识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党执政发展规律的高度，以对民族优良传统自信、自豪和礼敬、期待的情怀，深刻阐述了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义化、传统美德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和国家实力的空前增强，反映了进一步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习总书记不是一般地论说民族优秀传统，而是在阐述、展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实践的指导意义，其影响巨大而深远。具体说来，对于增强国人对民族优良传统的自觉、自信、自强，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对于明确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源泉、基础；对于认识美德是信念、德品和准则规范的统一，重视道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克服“重法轻德”现象；对于自觉运用中华民族观照宇宙人生的价值理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对于治理、克服贪污腐化、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消极不健康的道德现象；对于医治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人欲横流、人际关系疏离等现代性弊病；对于搞好国家的政治建没、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是民族优良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弘扬者；对于厘清振兴民族优秀传统与“复古”、“儒化中国”的界限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信服力。

二、学界对民族优秀传统的新探讨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蕴含的价值理念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有人提出中华文化的社会价值是稳定、和谐、生生不息、允执其中（中庸之道），个人价值是仁、义、礼、智、信、忠、孝等；有人认为大同理念与和谐理念为中华民族千年梦想的两个重要理念；有人提出道、通、中（中庸）、和、日新为巾华文化的五个最重要的价值追求；有人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包括仁爱、忠恕、人本、中和（中庸和谐）、诚信，基础信仰是天、地、君（国）、亲、师；有人从安身立命（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以德治国、君子之德（担当、修身、敬畏）方面对中华文化加以解读；有人将中华文化的价值追求归纳为集体本位、心性追求和实践精神；有人提出“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是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有人认为中华传统美德为“一道八德”，仁为“根本之道”，义、礼、智、信、忠、廉、和、敬“八德为常德”；有人将儒家的重要价值理念概括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崇德尚仁和群体本位；有人提出礼、乐、仁是儒学的三个重要范畴，“礼”指制度文明，“乐”指艺术文明，“仁”指道德文明；等等。这些探讨都对传统价值理念赋予了时代的理解和新意。在这些探讨的启发下，我试将传统价值理念概括为“六大道”，即天人合一、仁爱人本、忠恕、中庸、和而不同、内圣外王，并对“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作些解说。“天人合一”是传统哲学、伦理学的基本理念。“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为哲学、伦理学的永恒课题。“天人合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以及宋明理学讲的“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遗书》卷二上），“大人者……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王阳明：《大学问》）等。“天人合一”将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道（天理）与心性打通，从而为人道、人事、人的道德心性提供了形上本体根据。它表现了一种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廓然大公、包容天地的博大胸怀，凸显了中国人观照宇宙人生的慧思睿识。“内圣外王”原是庄子用来说明道家理想人格的（《庄子·天下》），但用来评判儒家的人格理想似更为贴切，儒家经典《礼记·大学》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可谓最为精当扼要的释义。它强调人作为认识主体和道德主体的统一，修己与安人、涵养德性与成就事功的统一、人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

三、近现代关于“传统与现代”争论的经验教训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争论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用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陈腐落后的东西，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正当合理性。然而传统与现代是否就是绝对对立、冰炭不容呢？近现代史上的全盘西化论和国粹派各执一端，“是此非彼”、“是彼非此”，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研究和借鉴他们的理论失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很有裨益的。我们也看到，在近现代，许多著名思想家、学者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并不醉心于西方文化，也没有否定民族传统文化，而是试图将二者加以调和、会通。比如，在梁启超所建构的道德思想体系中，既包括作为现代道德所重视的公德、独立、权利、利己、进取冒险等，也包括传统道德所强凋的私德、合群、服从、义务、利他等。他明确提出构建新道德体系的原则应是“采补其所本无”、“淬历其所本有”。他对传统道德提倡的“仁智勇”、“正本、慎独、谨小”、“报恩、明分、虑后”等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看来，道德区分为“含时代性”与“不含时代性”两类，对于“不含时代性的道德思想”，可以抛弃之。

又比如，孙中山一方面吸纳西方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道德原则，并对其作出符合中国革命要求的解释；另一方面倡导中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将“天下为公”确立为中国社会改造的理想目标，高评儒家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他强调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又讲“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沿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获者”（《中国革命史》）。

再如，蔡元培将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平等、亲爱（博爱）”视为公民道德的纲领，认为“道德之要旨，尽乎是矣”，但他不仅以传统道德的“义、恕、仁”诠释“自由、平等、亲爱”，而且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更应该发挥“仁”德的作用，他指出“人以自由力不平等而生强弱，人以自存力不平等而生贫富”，因此许多人“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者”，正需要发扬亲爱的精神来加以弥补（《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另外，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今，活跃于内地、港台和海外华裔中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面前，对民族传统的执著、敬畏，对其挖掘、梳理和阐释所取得的认识成果，对民族文化本位和主体地位的申明，以及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弊端的批评，也是值得重视的。

认真总结近现代史上关于“传统与现代”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于正确看待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克服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讲传统等于保守、反动；反传统等于进步、革命”的思维定式，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结语

对于“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探索，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维，对于现代化既要看到其为人类社会发展注入的生机活力，也要看到现代性弊病给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对民族传统既要肯定现代化冲击其陈腐落后内容的正当合理性，也要看到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守护千百年来形成的美好精神家园，对于促进现代化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这大致就是我们今天深入思考“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旨趣所在。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