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钢

【摘要】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关系研究的持久动力来自于人类学家一直在文化中发现历史的努力，以及来自以历史学为主的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对人类学的影响。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经历了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功能主义和写文化四个阶段。历史学与人类学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如何将历史学的时间深度与人类学的空间深度相结合，使知识有更高层次的突破是历史人类学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事件；结构；历史；关系；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4-0074-009

在人类学的不同研究范式中，人类学家始终将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事件解释的基础上构建不同的理论。在人类学诞生之日，文化就是非历史性的（ahistorical）。文明/野蛮、西方/非西方、文字/无文字、历史/神话、热/冷等西方认识论上的大分离，导致了人类学家对事件的理解一直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在人类学的进化论时期，人类学家将事件放入时间序列中排列，以说明某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进化。在传播论时期，人类学家将事件放入空间序列中去思考，以说明文化中心区的存在。在进化论与传播论时期，事件是以单独的形式出现。从结构功能主义时期开始，人类学家才以事件为基础，讨论了事件与结构、结构与历史以及事件、结构、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关系研究的持久动力来自于人类学家一直在文化中发现历史的努力，以及来自以历史学为主的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经历了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功能主义和写文化四个阶段。本文以人类学家在文化中发现历史的研究为线索，考察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人类学家如何处理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一、结构功能主义时期：事件表现结构

在人类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早期，人类学家将研究对象预设为生存活动范围的有限性和活动方式具有规律性，研究对象的日常行为受到了看不见的社会结构影响。结构功能主义采用的共时性研究方法首先关注到了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共时性研究是与历时性研究相对应的一种研究方法，前者侧重研究同一时期的相互关联的人物与事件，后者则关注人物与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秉持结构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家经过一段有限时间的田野工作，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借助精细的民族志写作而呈现出来，但对历史的呈现则只能通过纵向描述。人类学家探究长时段历史与田野工作时间的有限性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当研究的对象为无文字社会时。

在统称为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中，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两位学术领袖的研究兴趣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马林诺斯基在早期主要关注的是文化的功能，并从事件的考察中推论研究对象的社会结构，在后期才开始注意到研究对象的历史。拉德克利夫-布朗也以事件为基础考察研究对象的社会结构，但拉德克利夫-布朗在方法论上始终把历史排除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学对结构与历史的研究推向对立。

马林诺斯基认为：“民族志者在田野工作中面临的任务，是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这些研究内容在马林诺斯基看来尽管是具体而固定的，却不是现成可用的，而是隐藏在土著人的日常行为背后。因此，对土著人社会结构的考察，需要观察土著人的日常行为，用田野工作中收集到的丰富而细致的证据资料做出合理的推论。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人类学家研究的是文化上的他者，用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抽象的社会学名词询问土著人的社会结构肯定是徒劳无功的。马林诺斯基转而向土著人打听某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如何被处理，以此激发土著人发表意见，从而收集到大量信息。马林诺斯基继而具体论述了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

一个真实的案例确实会引发土著人不停地讨论，激起义愤的言论，显示他们的立场——所有这些谈话很可能就是一份带着明确的观点和道义谴责的材料，同时也显露出因案例形成而投入运作的社会机制。

在马林诺斯基应用的田野工作方法中，事件是发生在看不见的社会结构之中，只有通过对事件的细致描述才能呈现出社会结构的特征。事件表现出结构，结构决定事件的进程，事件并不会对结构产生任何影响，结构处于时间中的均衡状态。

马林诺斯基从研究方法上指出了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拉德克利夫-布朗则是从方法论上论述了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拉德克利夫-布朗始终在为人类学学科构架中几个学科的合理划分进行论战，提出了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分工论，将人类学分析的范围从起源和历史问题转移到结构和相互联系问题上。拉德克利夫-布朗把民族学一词的使用严格限于历史构拟方法对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说，民族学的研究应对原始民族的历史进行构拟，对其种族、语言进行分类，而不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仅仅提供了事件及事件发生顺序的知识。社会人类学的任务就不是构拟各民族的具体历史，而是运用归纳的方法探索社会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拉德克利夫·布朗论述了如何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发现普遍规律，也就是影响土著人日常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

普遍规律就是指在一般性的意义上的一般性陈述或定则，每一个陈述或定则适用于某范围内的事实或事件。归纳的本质就是形成通则（generalization），一个具体的事实被解释为一般法则的一个例证。

拉德克利夫-布朗与马林诺斯基对事件与结构之间关系的看法是相同的。人类学家对事件的解释可以看到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事件具有维持社会结构的功能，事件却不会影响到社会结构。如果说马林诺斯基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忽视了人类学对历史的研究，那么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分工论则是将人类学对结构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势不两立。学术界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通常是指责民族志写作中忽视了所研究社会的历史，把这些社会看成是一个结构均衡，无历时变迁的实体，仿佛这些社会从来就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埃德蒙·利奇就批评道：

社会人类学家通常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研究一个特定地区的人群，他们并不关心以后什么时候其他人类学家是否会再次研究此地。结果是我们看到的是有关特罗布里恩德社会、蒂科皮亚社会、努尔社会的研究，而非有关“1914年的特罗布里恩德社会”、

“1929年的蒂科皮亚社会”、“1935年的努尔社会”的研究。当人类学家笔下的社会以这种方式从时空中抽离出来，对经验材料的诠释也就必然是一种均衡分析。在作者笔下，好像特罗布里恩德社会、蒂科皮亚社会、努尔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永远如此。

结构功能主义忽视所研究对象历史的原因：一是受到方法论的影响，二是受到田野工作场域的限制。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采取了一种共时性和社会学的导向，同这一学科的传统学术基础形成了几乎彻底的决裂，爱德华·泰勒和进化论者的理论框架已经不在，更看不到任何传播论的影子。因此，英国学统中的历史就有必要用新的思想根基来改造和重写，直接和公认的思想源泉是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倡导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将社会事实定义为：

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约束的，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

拉德克利夫-布朗继承了迪尔凯姆所主张的从社会内部环境解释社会事实，寻找社会现象存在的一般法则，社会人类学应该研究社会现象的原因和功能，而不是去探究它的历史。马林诺斯基也曾受到迪尔凯姆思想的影响，但他的功能观点比迪尔凯姆更进一步。马林诺斯基将每一个社会看作一个封闭体，在封闭体内各种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维持封闭体的生命，对封闭体的历史和发展则一概不问。拉德克利夫-布朗从方法论上放弃了探究研究对象的历史，马林诺斯基忽视研究对象的历史更多的是因为田野工作场域。

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对象紧密相关，理论来源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细致研究，研究对象的特征与属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类学理论的建构方向。标志着结构功能主义诞生的是同时于1922年出版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和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两部民族志作品。两部作品的田野工作地点都是岛屿，岛屿文化规模小、界限清、便于观察且是相对隔绝的无文字社会。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放弃探究研究对象的历史，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展出可靠的研究方法探讨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与其虚拟不可靠的历史，不如放弃对历史的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说道：

安达曼人今天的信仰和习俗体系，是长期演进的结果。在此我们提到“由来”一词，而探寻这些习俗的由来，就是要设法了解这些习俗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才得以形成。由于毫无历史记录可循，我们能做的，顶多不过是对过去历史尽量进行假设性重构。但从民族学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方法是否有用很值得怀疑。

在拉德克利夫-布朗去世之后，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才逐渐被研究者所采用。拉德克利夫-布朗一再重申社会人类学应该借鉴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客观科学地寻找社会事实背后的普遍法则，那么在没有一种值得信任的探究无文字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出现之前，放弃对无文字社会历史开展研究的决定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即使是在目前，人类学家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人类学对历史的研究时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历史学家就抱怨，人类学家对口述证词的依赖，使读者深受发明出来的传统与记忆的脆弱之害。人类学研究者受到传统史学理论的影响，将历史等同于书写记录，那么无文字社会就只存在时间，不存在历史了。研究者如何看待历史决定了如何对待历史，历史观的背后是以西方社会为价值尺度衡量他者社会的心态。但是，结构功能主义也并非就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完全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历史，马林诺斯基在学术生涯的后期努力以另一种方式探究当地人的历史。费孝通先生就指出：

马林诺斯基的学术思想，始终没有离开他所接触到的实际。实际是静态的，他的思想也是静态的。实际发生变化，他的理论也发生变化。我们看书不能不看人，要看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这么写的，为什么有这套思想。

马林诺斯基在1929年出版的《野蛮人的性生活》就关注了特罗布里恩德人的个人生命史，描述了当地人的婚前性行为、结婚、生育、离婚的过程及其伴生的事件，利用传记方法将生命周期以图示结构展现出来。不过，马林诺斯基仍然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个均质、结构不变的社会，个人的生命史也就是群体的发展史，对个人生命史的把握也就足以理解一个群体的大致历史。在马林诺斯基研究的单一均质社会中，事件对预设为不变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事件可能是过去历史的延伸，事件也延续了历史，但这种历史却是无结构变化的历史。马林诺斯基关注到研究对象的历史，说明了在由文字书写的历史之外还应该承认不同风格的历史存在。这种历史潜藏在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是在按部就班、风平浪静的社会生活当中人们没有机会借用过去来适应未来，历史也就无从表现出它的存在感。

二、结构主义时期：通过事件消解结构与历史的对立

从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功能主义的全盛时期开始，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对立在人类学中就已被奉若神明，并且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列维-斯特劳斯却自认为并不漠视历史，他说：“一切都是历史”，且对以往的人类学家批评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深信，应该在当地居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实地考察，不应让了解过去，或者阅读以前的考证扰乱自己的视线……他们却不明白，这样做的结果却总是使观察更为贫乏。”列维-斯特劳斯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结构的意义——追求共时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历史学应该和人类学一样去关注文化的无意识层面，他就说过神话与历史只有一步之遥，神话解释历史，历史不解释神话。列维-斯特劳斯对历史的看法当然使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不以为然，这些历史学家反驳道，以神话为长时段决定因素的历史结构观念，是生硬地制造出来的。正如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若不尊重历史，又何以尊重事实？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仍然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范式。

实际上，最先将历史与结构联系在一起讨论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他在《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的著述中将历史时间、事件的节奏、多元性关系等因素对应于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地理环境支配的结构，即长时段；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局势，即中时段；包括政治和关于个人的一切转瞬即逝的事件，即短时段。布罗代尔只是想在历史与结构中找到一种对应的关系，然而事件-结构、结构-历史的二律背反依然存在其中。

将历史与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意味着只有结构的变化才能导致历史出现，推动结构变化的力量是事件。正如勒胡瓦拉杜里认为：“事件可以用作破译深层结构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件，往往造成广泛的断裂，而其后果在此后的很长的时间内都能为人们所感知”。这里的结构当然是非西方社会的，事件是西方社会的殖民势力与资本主义扩张造成。“结构-事件”历史观产生于西方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背景下，西方对非西方的闯入成为非西方历史的起点。故此，萨林斯才从库克船长在西方与非西方发生文化接触时被杀事件中讨论土著人的历史。受到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人类学家才开始注意到对结构的非历史分析存在的问题。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使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转向关注时间维度，关注事件、行为、实践以及人的能动因素。历史人类学家开始反思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萨林斯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萨林斯指出：“历史乃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并以文化的方式安排，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情形千差万别”。萨林斯试图证明结构主义人类学并不强烈排斥历史，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结构和从结构中发现历史。萨林斯围绕文化接触（cultural contacts）事件展开论述，使历史成为由事件造就的结构。萨林斯认为，结构主义也以其最强有力的形式阐明了历史的运作方式，即：结构通过事件而延续。在萨林斯看来，历史主体进行的创造性行动中，历史和结构这两个对立的综合被展现出来。一方面，人们是依据对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赋予其行动目标以意义。在此意义上，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由于行动的偶然情境并不必定与某些群体可能赋予它们的意义相吻合，人们会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他们的惯用图式。

萨林斯试图化解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却没有解释事件对于历史与结构的能动作用。所以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仍然是从历史的某个横断面出发，对单个事件的分析与解释来消解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对立。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静态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动态地考察多个事件、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忽视了事件的作用，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对立也没有被消除。正如张亚辉对萨林斯的批评所指出的：“延续结构，找到的是结构与事件之间的横向关联，而时间意指的是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间还是被忘记了。没有时间感的历史不能叫做历史。”

萨林斯在文化接触中讨论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因此，萨林斯所说的结构已经不是结构功能主义讨论的社会结构，而是一种类别关系，诸如贵族/平民、外来者/当地人等分类，其间都有特定关系，是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结构。萨林斯讨论的事件也不是结构功能主义讨论的土著人的日常行为，而是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发生的互动过程。结构中不同分类之间的特定关系，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能发生作用，事件的发生条件又涉及当地人对时间的分类。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引发了文化建构历史的讨论。历史由文化建构，那么具有不同文化的社会就有不同的历史。萨林斯从西方与非西方交汇处讨论非西方的历史，提出文化建构历史的看法，引发了后来写文化阶段的多元历史观。

三、后结构功能主义时期：事件改变结构呈现历史

在许多人类学家的潜意识中，无结构变化的社会只存在时间，却不存在历史。沃尔夫就批评了人类学家把研究对象看成是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它们被想象成一个整合的、封闭的系统，与其他同样封闭的系统对立，仿佛这些研究对象是“没有历史的”。当殖民力量兴起，并侵入越来越多的异域社会时，研究者对这些异域社会的研究就再也不能忽视殖民力量制造的事件对地方内文化秩序的影响，有些事件对文化秩序的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在地方变迁的许多方面，有着更多全球性的原因和影响。虽然结构功能主义常常被批评为是一种反历史的研究范式，但现代人类学的知识主体、认同基础和学科经典多形成于这个时期，很多人类学家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深刻影响。一些人类学家试图从结构功能主义中发展出一套研究无文字社会历史的方法，罗萨尔多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

美国历史人类学家罗萨尔多仍然采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探讨没有书写记录的伊隆戈人历史，反驳了学术界对结构功能主义反历史的批评。罗萨尔多的《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一书便是在批判与继承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应有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写就的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历史人类学民族志。所以，本文将在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上撰写的历史人类学民族志称为后结构功能主义。

罗萨尔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注意到了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将三者放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讨论。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菲律宾因美西战争易手，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至少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伊隆戈人的生活就和外界环境联系在了一起，西班牙人、美国人、日本人轮番登场，伊隆戈人的生活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科恩指出，在当代进行研究时，殖民主义是最重要的历史情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必须合成为同一个研究分析的领域。在殖民遭遇之下，罗萨尔多力图呈现伊隆戈人的历史变迁，殖民力量对伊隆戈人历史的影响就不能再被忽视。

罗萨尔多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考察多个事件对结构的改变来看历史的变迁。罗萨尔多对伊隆戈人历史的研究首先是批评了经典民族志对社会结构的定义。根据人类学家关于努尔人（Nuer）、阿散蒂人（Ashanti）、克钦山地（Kachin Hills）民族以及其他地方群体的经典民族志专著的论述，可以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各部分之间的稳定秩序，历经岁月沧桑而相对固定。罗萨尔多指出：“经典民族志对社会结构的定义假定了一系列持久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典型分析实际上来自共时性框架；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相对短时的经验观察中推论出社会结构的长时段特征”。罗萨尔多认为马林诺斯基虽然在《野蛮人的性生活》一书中描述了个人生命史中发生的事件对于个体的意义，但马林诺斯基把所研究的社会看成结构不变的均质社会，仅讨论了事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罗萨尔多批评了马林诺斯基忽视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他认为：

马林诺斯基的传记方法强调个人能力、个体能动性，克服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时间较短的问题；从而展现个人生命周期与其他社会机制的互动，并且增加了社会系统研究的时间长度和维度。不过马林诺斯基的生命史研究方法还算不上民族志写作的终极指南，要将历史过程进一步加入民族志当中……将使用包括生命周期、年龄与性别角色、代际交往，以及家庭周期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作为个人史研究中社会结构方面的参数。

在研究伊隆戈人的历史时，罗萨尔多除了利用教会及官方档案等他者记录的文献资料之外，更多的是应用了伊隆戈人的口述史、生命史、田野观察方法进行研究。其中又以对伊隆戈男人的生命史研究为重点，并借用了人口学的“代际分析”（cohort analysis）概念。“代际分析”这一概念在人口学中指对同一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所做的长期定量研究。罗萨尔多认为，要把历史成功地引入人类学，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结构与事件之间的积极互动。罗萨尔多引入了“代际分析”的研究方法讨论事件与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

通过代际分析，使我们可以了解群体繁衍、延续、变动以及完全改变社会结构的各种发展过程。借助这一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人正逐渐离开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下一代人正逐渐上升取代他们的全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产生世代延续，以及每代人独特特征的社会机制。

“代际分析”的研究方法将当地文化认可的生命周期过程、个体生活的生命史、历史事件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巨大影响以及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更替过程，整合在一个复杂的叙事框架当中。以时间中发生的事件为分水岭，罗萨尔多将伊隆戈人的历史划分为和平时代、猎头时代和婚姻时代。罗萨尔多意图通过对时间序列中发生的多个事件与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呈现出所研究社会的历史全貌。罗萨尔多注意到了伊隆戈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注意到了地方外的力量侵入伊隆戈人社会时发生的事件对伊隆戈人社会结构的影响。但是，罗萨尔多超越了“结构一事件”历史观中简单地将结构看作是非西方的，将事件看作是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是西方的事件才导致了非西方结构变迁的观点。伊隆戈人社会变迁的动力既有来自于殖民力量制造的事件，也有来自于社会内部几个部落之间的仇杀与通婚事件。事实上，西方的殖民侵略与伊隆戈人部落之间的仇杀与通婚事件是混杂在一起的。

罗萨尔多与萨林斯一样，将事件、结构与历史放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讨论。引入了“代际分析”的概念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从事件与结构的互动过程中呈现研究对象的历史。萨林斯对库克船长被杀事件的分析与解读指出，库克船长被杀既是神话的现实，也是历史的隐喻。萨林斯从理论上辩证地论证了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罗萨尔多则通过民族志撰写证明了事件对结构的影响，历史是由多个事件与结构的互动过程构成。罗萨尔多将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关系由抽象的逻辑联系转化为具体的民族志细节呈现，事件、结构与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容易理解。

必须指出的是，萨林斯与罗萨尔多论述的事件、结构与历史的含义是不同的。萨林斯是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讨论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所以萨林斯只能借助从理论到理论的方法推导出结构与历史的相容性。罗萨尔多应用的是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方法，在马林诺斯基的理论基础上探究研究对象的历史，明确论述了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罗萨尔多承认在西方殖民力量到来之前伊隆戈人就已经存在历史，只是殖民力量导致了伊隆戈人的历史变迁速度加快，变得容易观察，但历史变迁却不等于历史断裂。没有文字的民族也可以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将不同年代赋予不同的意义，历史也就隐含在历史意识之中，并作为人们行为的导向。罗萨尔多的研究提醒人们，历史再现的方式因文化不同而存在差异，历史并非就是传统历史学所注重的文字书写记录。

四、写文化：文化界定历史

米德说过，文化上的距离既是一个空间上的问题，也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空间上的他者，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时间上的他者。所以，真正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必须同时兼顾空间和时间，不仅是因为历史是社会在时间中的开展，也是因为社会是历史事件的制度形式。在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关系开展的研究历程中，事件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结构一功能主义解释事件以突显结构的面貌，结构主义分析事件的进程消解结构与历史的对立，历史人类学探讨事件与结构的互动过程以彰显历史。在经历“写文化”的范式变迁之后，历史人类学家在讨论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时，虽然更进一步以事件为研究的中心，却不再坚持事件、结构与历史三者之间关系的唯一性和客观性。学术主流从对社会文化结构法则的追求转向对研究对象行动意义的探索。斯特拉森提出，在西方文化的观念中，事件包含了四个被假定的基本性质：

独一无二（uniqueness）：事件具有独特的人、时、地、物；权力（power）：事件牵涉到权力关系；情境（context）：任何事件都有其发生的情境；时间（time）：事件之间有其连续的关系，是建立在线性的时间观上。

斯特拉森接着指出，对美拉尼西亚当地人而言，事件的四个基本性质，都因当地文化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和选择，以至于最后构成的事件是一种意象（image）。事件更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经验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人类学家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事件对于理解结构与历史的重要性，而是批评西方人类学家对事件这个基本概念的定义很难剔除概念本身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如此书写的历史自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要消除西方中心主义的事件定义对历史建构的影响，只有诉诸被研究者的历史意识与再现，才有解决之道。人类学的研究发现每个文化中的时间分类及社会记忆方式，最有可能影响乃至决定其历史意识的建构与历史的再现方式。赵旭东认为在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话语中存在三种时间观念：

一种是“物理的时间”，寻求对现实的客观记录；第二种意义的时间包括相互关联的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世俗的时间”，这种时间像是在发明时代和阶段。另一种就是“类型学的时间”，是指一种时间上的测度，但它并非意味着转瞬即逝的时间，也并非指一种线性尺度上的点，而是依据在社会文化上富有意义的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依据这类事件之间的间隔。比如像有文字与无文字、传统与现代、农民与工业；第三种是费边提出的“互为主体性的时间”。

一个文化中的时间分类或观念，往往影响到人们对事件的认知，也就影响到人们对其历史的建构与再现方式。黄应贵对台湾布农人的研究表明：在布农人的文化中因传统时间观只能指示事情的先后，而不能精确指示时刻，使得他们所说的事件往往是意象式的。索纳本德对法国密娜特的研究证明，不同的社会记忆机制建构与再现了不同的历史，说明了一个群体可能因为存在几种不同的记忆机制，而同时拥有几个不同的历史，突显了历史的多元性。

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并非像历史学家那样对没有生命的事物或早已消逝的事件进行整理和描述，而是通过在田野工作中与当地人建立面对面的关系，赋予历史以现在时和进行时的多样时态。人类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必定要借助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民众记忆的有效性的相对承认上。但是，并非所有的事件都留存在记忆中。阿莱达·阿斯曼认为：“重构性回忆通常总是把自己塑造成一种生动的、可变的活动，它根据当前变化的需要，总是不断从过去当中重新提取一些不同的东西”。科恩在《历史与人类学：现况的展现》一文中指出，历史本身是建构（construction），同时也是由许多事件所构成（constitution）和转换（transformation），而不只是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或具体化（reification）的现象而已，如同文化是建构的，也是人类思考的结果一样。这种看法承认了人类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历史是发生在文化之中且被文化界定，如何呈现历史则依赖于被研究者对组成历史的事件所做的描述。

文化界定历史的看法颠覆了“结构一事件”的历史观，也将运作历史的主动权交还给了被研究者。事件与结构不再对应，两者之间也不再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也不再是由事件与结构的互动过程构成，人们的社会记忆对事件解释的多样性构成了历史的多元性。文化界定历史也意味着文化有其自身的连贯性，甚至在外来文化和政治经济力量冲击下结构被改变，传统或本土文化仍然保持着强大的韧性。

五、结语

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来自于孜孜不倦地在文化中发现研究对象的历史。这种研究动力既来自于学科内部对民族志写作中缺乏历史感批评的回应，也受到了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研究的影响。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使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希望。历史学与人类学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如何将历史学的时间深度与人类学的空间深度相结合，使知识有更高层次的突破是历史人类学今后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