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木

日本铁蹄下的伪满洲国，哈尔滨的一个俄罗斯大院，一前一后两小楼住着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里院白俄乌索夫是房东，在北满铁路供职，夫妻俩没小孩。外院住着王先生和他从妓院从良的老婆王婶，也没孩子;梅竹和她的山东子金店掌柜丈夫曲梦瀛儿子小小，还有一到周末就颠着小碎步打扫房间迎接关东军丈夫回家的日本女人小岛稻子。随着曲梦瀛关里家原配翠花打上门、乌索夫突然暴毙，大院里的几个女人都将迎来生命中的劫数……

三个普通女人，每个人的命运都被东北沦陷重创……

黑龙江是二战终结地，谨以此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祈祷人类和平……

明情的，乌索夫不是死于走私。

老毛子们忙活了一阵子都走了。对面院子里突然静下来，静得没有人烟似的。

“奇怪，咋没听见玛达姆哭？”

中国人家里死人都要一场一场的号哭，王婶好生奇怪。

“许是人家不兴哭。”不知怎么梅竹心里也像坠满了铅。

傍晚，院子里女人们破例没到榆树底下聚堆，梅竹她们楼也像出了事似的，鸦没雀静，只偶尔听见小岛稻子的木屐“咯拉”“咯拉”磕地板。

她丈夫是关东军军官，礼拜六才回家。平时她和一个同小小差不多大的女儿，孤孤单单的，战领者不招人待见，没人搭理。

天要下雨，闷得人透不过气，刚撂下筷子，翠花和曲梦瀛都手拿扇子扯起呼噜。

对面院的小楼大门敞开着。迎门停着乌索夫，睡觉似地躺在高槛杆铜床上。身穿花纱布拉吉的玛达姆走到床边，身后的老更倌拽着一张床，顺在乌索夫身边。

玛达姆撵走老更倌，紧紧挨着乌索夫躺了上去。不号啕，不哭泣，无声息地瞪着棚顶。梅竹看得真切，不知为什么眼前竟也一层迷蒙。

半夜里喊小小起来撒尿，瞧一眼绿尖顶楼，门，依旧敞着，玛达姆还在丈夫身边一动不动。圣像下，烛火在昏黄中跳动着，照着圣母玛丽亚，也照着玛达姆和她丈夫。

第二天，乌索夫出殡。

一清早，来了许多俄国人，每人都带着鲜花，用柳条筐装着，玻璃纸包着，红绸带扎着。画圣像的那个老画匠佝偻着腰。拎来一维得罗红扁竹莲。他们人，祭奠用红花，想必是在街上连卖花小贩的家计都给包了，天知道老头出了什么价钱。

王婶过来邀梅竹：“乌索夫是咱房东，是不是应该过去看看。”

梅竹问过曲梦瀛得到允许，换了一件白花丝旗袍，找出双香榧色圆口缎子鞋。又从花盆里剪下一大把开白花的茉莉和栀子用白绣花丝线缠了，去敲王婶家门。

怯生生地跟着王婶，她第一次迈进乌索夫家院子。

乌索夫穿着一套黑西服，白衬衫，系蓝领带，早被安放在黑棺材里，老毛子棺材不钉盖，敞着，四周塞满鲜花，白月季、粉芍药、绿绣球、紫鸢尾、扁竹莲……挤挤挨挨围着乌索夫。王婶接过梅竹的茉莉放在棺材里，也学着旁边的老毛子在胸前划着十字。

“斯巴细巴（谢谢）”。玛达姆穿着一身不露脖子的黑纱“布拉吉”，法令纹一夜间拉长了许多。她叽里咕噜对老更倌说了几句：老更倌身着乌索夫穿过的肥旧黑西服，眼皮乌青，嗓子干涩低沉：“夫人请你们跟着上毛子坟儿。”

马车缓缓地出花园街，拐大直街，一直向东。所有送殡老毛子一色黑衣黑裙，马车上三匹马脑门上也佩着黑纱，背上搭着黑线织网扣，只梅竹，王婶两个中国女人一身素白，极为醒目。乌索夫家的猎狗不住把两只前爪搭在车板上，朝棺材里的主人悲哀地呜咽。

灵柩后面长长的大队。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吹吹打打，大哭大号。脸上没有表情，集体唱着一曲慢节奏的挽歌，走得极慢。这条街上，市民看惯了老毛子出殡，没人好奇，倒是黑队里的两个白衣中国女人引来了许多人注意。

毛子坟在大直街东端极乐寺旁边，墓地和南岗中心尼古拉教堂遥相呼应。

棺材里鲜花蔫了，从车上往下搬，花瓣落了乌索夫一脸一身。墓地里一片墓碑十字架。花岗岩、黑大理石，木头墓碑层层叠叠。墓场的草地上，婆婆丁花，婆婆丁种子的小白“伞”星星点。一片人高的香蒿子上盘旋着一群红蜻蜓。闷热。

墓地教堂钟声响起，在旷野里拖起长长的尾音，老更倌和老毛子男人竖起漆黑磨光的花岗石墓碑。

玛达姆还是一声不响，静静地伫立在墓前，脸色惨白。当众人的挽歌声再度响起的时候，突然像个黑口袋一样瘫在地上，两腿痉挛蜷曲，草丛里被搓碎的小黄连冒出黄黄的草浆，斑斑点点蹭在肉色麻丝袜子上。乌索夫家这座院子里也有这种花，梅竹认识，小黄连又叫断肠草，不知为什么，哈尔滨凡有老毛子住的地方，都有这种冒黄浆开小黄花的野花。

嵌在墓碑上的乌索夫扬着大胡子，眯着眼。仿佛不大明白妻子是怎么了。

照片底下，雕刻两枝精细的橄榄枝。

基地里很多石碑上都雕有橄榄枝。

从此，乌索夫家的玛达姆每天清早出门，风雨不误，傍晚回来。梅竹发现，她的裙子、鞋帮常常染着断肠草焦黄的草浆。

“她天天去看他。”

小岛稻子又打扫卫生了，一根丝绳像上绑似的将和服宽袖拢在腋下，吃力地从屋里提出一“维德罗”胰子水。水沉，坠得肩膀朝下仄着，溅出的水洇湿半边大特勒，她咚地将水放在窗根下，又颠着碎步回屋搬凳子。

日本人的干净是往死里干净。老毛子房窗户高，小岛稻子脱下呱嗒板儿踩凳子上窗台，踮起脚，用草根刷子沾胰子水刷洗窗框。那一脸认真的样，活像迎接“老佛爷”驾到。不用看皇历牌儿，今儿，准是礼拜五。

小岛稻子娘俩平时，除了木呱嗒板儿在走廊里响几声，进了屋后被捏死了似的，只有到礼拜五才开始折腾，洗门擦窗，抹家具，跪在地上像磨刀似的来回趟儿擦地板，颠着碎步上街买菜，买鱼，哼哼呀呀唱小调。第二天礼拜六，若是门开着，准能见小岛稻子在镜子前抹粉搽红，挽发髻。白粉厚厚一层，从脑门“糊”到脖子。傍晚扎彩人一样，白脸红唇的出来。穿熨烫板正的“大特勒”站在大门口，有时候一站就是一个钟头，直到那个五短身材的丈夫回来，才跟丈夫进屋。日复一日。楼里的人见惯了。

今日院里有人，小岛稻子没哼歌，麻耷着倒八字眼里外忙活。自乌索夫死后，花园街23号的女人对这个占领者更加另眼相看，没人敢敌视那个关东军，只得敌视这个日本娘们，只要她一露面，王婶梅竹她们准没好眼色。

“小心着点，哪天唠嗑走了嘴，让这小老婆告诉她掌柜的，抓你个反满抗日。”

“她不懂咱们人话。”

“没准儿，日本人是中国根儿，念的经都跟咱一样。”

“同文同种，在东海岛上好好过日子，两国当亲戚走动多好。”

“谁说不是。你看，乌索夫家大烟花结葫芦了，拉肚，咳嗽，用它煮水，一喝准好。赶明儿，问玛达姆要两个。”

“甭，人家没心思。”梅竹说话一直带京腔。

“咳，好好的日子……”

“哟，玛达姆回来了。”

玛达姆还穿着丧服，失魂落魄地飘进院，迎面撞见正涮抹布的小岛稻子，忽然涨红了脸，翘起小拇指，死命跺着脚，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梅竹她们：

“红胡子的有！红胡子的有！”

脸上每根肉丝都在颤抖。

梅竹不知怎么忽然想起日本人进城的时候，哈尔滨很多老毛子傻了吧唧地手持太阳旗在道边欢迎关东军，以为日本人来了对他们有好处。

小岛稻子瞪着迷茫的倒八字眼，半晌才猜出老毛子房东是冲她来的。再看看这些中国人，眼神都不善茬儿，躬着腰缩回屋里。

一个月后，玛达姆换下黑丧服，回国了。临走，送给王婶一对圆腿圆靠背黑木椅，送给梅竹一方天蓝色白花纱巾，拍拍头顶，又捏着鼻子橹一下，做了一个擤鼻涕的动作。梅竹明白，她是说，“不戴头巾，会淌鼻涕。”老毛子女人五冬六夏都包着头巾，脑袋怕冻，腿不怕。十冬腊月，零下三十多度也穿裙子，外面套件赫辽克。

“斯巴细巴！”梅竹用俄语答谢。

又一个月，老更倌眼皮紫红着告诉梅竹，玛达姆家亲戚来信，告诉他，尤丽娅找乌索夫去了。

此时梅竹和王婶才知道玛达姆原来叫尤丽娅。尤丽娅自杀了，她死在了自己的国土上。尽管她不喜欢苏维埃。

“她俩好大发劲了。”

穿西装衬衫，便服礼腿裤的老更倌老泪纵横。乌索夫和尤丽娅这套房产将由他们的亲戚来继承，老更倌说人家不一定再用他，他或许将去别的老毛子家干活。

自大米实行配给制，日子越过越难，花园街23号虽然住着有钱人，但有钱买不来大米白面，曲梦瀛馋急了眼，高价从黑市买了一袋大米，藏在木柈子车里，趁黑天藏地窖里。

中秋节。云遮月。

梅竹拉严窗帘，搂着小小儿小声讲八月十五的故事……

小小儿听困了，直“磕头”，梅竹铺好被褥，自己和衣躺下，睡意全无。

团圆节，不团圆。大哥在北平，七年杳无音讯，妈总是偷着抹眼泪：“那孩子上大学就不安生，八成叫日本人逮去了。”梅竹想起大哥最后一封信：“二妹，当亡国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你若有了孩子，千万告诉他（她），让孩子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满洲国人。要不以后孩子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

如今小小六岁了，一口一个是满洲国人。满洲国人祖先不是炎黄子孙，是努尔哈赤，戏匣子里说的，她不敢纠正，怕孩子小，说出去惹祸。

有人轻轻叩门，是张妈，该做饭了。曲梦瀛买的那袋子大米都是半夜做，半夜吃，过节，曲梦瀛吩咐吃大米饭。

院里蛐蛐“嘚儿，嘚儿，儿嘚”叫，几分凄凉。梅竹跟着张妈开地窖，进厨房。菜是白天做好的，红焖肉、苏波汤，清蒸刀鱼。还有在老毛子小铺买的酸黄瓜。俩人猫似的蹑手蹑脚端饭菜进屋，插上门，摇醒翠花、曲梦瀛和小小二半夜的一家人围着红木圆桌默默地吃。大气不敢喘，连平时吃饭“巴搭”嘴的翠花也没敢吃出响儿，几口人都很馋，一桌饭菜转眼精光。梅竹只觉得吃的窝心，在自己国家，吃自己的米，倒像偷吃，颜面何在啊！

吃完看看表，才半夜三点，比上次五月节还早半个点儿，洗净碗碟，梅竹又在厨房仔细检查一遍，看看没有大米粒，确定不露痕迹，这才回房歇下。隔壁住日本人，这可是冒死吃大米。她想叮咛小小，“千万别跟外人说。”话没出口，只觉得嗓子眼发紧，一行清泪滑在脸上。

乱世人不如太平犬。

许是小小昨夜吃完就睡积食了，一大早就嘟囔肚子疼，吃过早饭，梅竹领他上街消食，正好上秋林公司买套小衣裳，秋风凉了。

刚走到小岛稻子家门口，小小儿朝地上一蹲，“哗”地吐出一片白花花的大米饭，忽听院里一阵细碎的呱嗒板声“咯咯”敲进楼里，梅竹急中生智，慌忙从怀里掏出手绢盖住污物。晚了，一切都让日本娘们瞧见了，她手里提着条刀鱼，先是一愣，然后捂着鼻子跑进屋，“咣当”摔上房门。梅竹只觉得心里“咚”的一声，脊梁骨登时一片湿冷。立马回厨房端出一撮子炉灰，将吐的东西封严，扫净，再用一张大牛皮纸包了，藏进地窖里，等半夜让张妈丢进灰土箱子。“妈，日本人能来抓我吗？”小小脸色苍白，有气无力。

“有妈在，不抓小小儿。”

此时，梅竹已是欲哭无泪了。

草枯花凋，秋雨连绵，老天爷保佑，吃大米没犯事儿，小岛稻子八成没告诉丈夫。

真万幸。

不知从啥时候起，小岛稻子不哼歌了，礼拜五一声不响地搞卫生。做吃的。只有那个日本小姑娘还跟妈哇啦。礼拜六，小岛稻子常常在大门口站到出月亮。

又过了些时候，她窗台也不上，门也不洗了，只是买菜，做饭，星期六站大门口接男人，礼拜一送到大门口。倒八字眼里不屑一顾的冷光少了几分，有时候在院子里碰见王婶和梅竹哈腰的度数更大些。

哈尔滨的天气和北平不一样，一立秋，早晨穿毛衣，晌午脱得只剩单衫，这地方阳光金贵，趁天好，梅竹，王婶，还有翠花又聚在榆树底下。晌午，小岛稻子的男人就回来了，旁边还跟来个穿藕荷色深紫花“大特勒”的日本女人，也跟小岛稻子一样的白面朱唇，眉眼比小岛稻子俊，也年轻，俩人一路说笑进了屋。小岛稻子拉开门，跪在榻榻米上施礼迎接他们。

“看这个日本女人眼神儿，好像日本料理馆的艺伎，是陪男人取乐的，吹拉弹唱，加上会跳，讨男人乐儿，有人也卖身。贵。”王婶看这路人是行家。梅竹觉得在理。

不大工夫，小岛稻子从屋里出来，手里提着菜筐，“嗒嗒”地敲出院子奔了巴扎市。

从此，一到礼拜六，关东军就带那个日本女人回来。小岛稻子依旧恭恭敬敬地迎接，跪着煮茶，摆点心，小心服侍，然后带女儿出来。

榆树下的女人平素都不理她，小岛稻子没地儿去，孤单单地铺个垫子，坐在院子尽头一张破石凳上，神情黯然地盯着门口，直到屋里俩人出来，才颠着小碎步上前，弯腰，送到大门口。

后来，小岛稻子礼拜五不再大包小筐地买吃食，礼拜六也不擦粉画眉站大门了。那个日本关东军好几个礼拜没回来。

北风起，封窗户，张妈糊窗缝，梅竹帮着抹糨糊。小岛稻子也学着张妈，裁些报纸条，爬上窗台，好心眼儿的王婶凑上前乍着胆子问：

“你掌柜的，咋不歇礼拜天。”

“他的，心地，坏了坏了。”邻居好几年，梅竹第一次听见这日本女人说话。

“那个女地，什么的干活？”王婶怕她听不懂，不由自主学着日本人说汉语。

“媳妇的干活。”

“你地，三滨的干活？”王婶越问越多，竟帮出起主意。

“满洲人地行，日本人地，不行。”小岛稻说不准中国话，哈尔滨随处见到日本人，他们人说咱们话的怪腔怪调，梅竹王婶他们见怪不怪了。

王婶笑起来，梅竹笑不出。想不到占领者的女人，也命不济。她第一次正眼看这个日本女人，发觉这八字眼配小鼻子红嘴倒也不丑。

“唉，怪可怜见的。”王婶一摇头，金耳坠子来回晃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