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

我对生活当中这些琐事、这些普通人感兴趣，大多数人不屑于写这些。

这一两年，所谓“民国范儿”流行，假如我们想了解了解“民国范儿”，看看民国的书，看什么呢？林语堂《大荒集》这一类么？里边的文章跟当下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写的文章是一样的，关注的点也一样——社会为什么不公平，政治为什么腐败，人际关系为什么丑恶……

我对这些书不太感兴趣。我想了解那时候的人怎么生活，想看看写这些内容的书。

我最近在读《北平生活费之分析》，陶孟和三十年代写的，从中读到那个时候的人都在干吗，买了多少煤，一天用了多少油……我关心这些普通人的琐事，这些东西吸引我。

有人批评我写这些太琐碎，可我喜欢，我也是个中年人了，就想干点想干的事，写点想写的东西，我觉得可以。

乌老师是山东人。四方形鼓鼓脸，眉毛重，眼睛大，五官轮廓清晰，厚道淳朴之相，正是齐鲁男人的特征。

我读大学时，乌老师教我们文学史。不只他一人教，好几个老师，依照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组合成四五人的教授小组，轮换上课。有人讲重要作家，有人讲文学社团，诸如此类。乌老师负责的是最不重要的一段，一看就是别人挑剩下的。一半因为乌老师脾气好，随时笑眯眯，谦恭的样子;另一半原因，乌老师是个工农兵学员。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恢复高考后培养的第一批硕士、博士已经执掌教鞭，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天之骄子，而“工农兵学员”转眼间变成学问差、能力弱的代替词。没人再去想，新培养出来的这些硕士、博士当初走进校园，第一个接过他们手中行李卷的、第一任他们的班主任，都是乌老师这样的工农兵学员。

乌老师们吃了时代的亏，但又谁也怪不得。被人蔑视，也只能把那些鄙夷的目光和轻浮的议论吞进肚子里，找背阴处自己慢慢消化。平日里还得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状态，处处行事小心翼翼，不然会更被轻视，甚至，被骂。

学校开始新一轮职称评定工作，教授、副教授的名额拢共没几个，僧多粥少。乌老师在这个学校教了小十年书，还是个讲师，而他的学生中已经好几个教授。

有天下了课，我正往宿舍晃，乌老师骑车追上来，寒暄半天，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不住开了口：我申报……评教授……据说……这次要听……学生意见，你帮写一份……话没说完，乌老师脸已涨到通红，大大的眼睛直往下耷拉，羞得什么似的。

那次评定的结果，乌老师的学生中又有几人成功晋级副教授，乌老师落选。乌老师邀了几个给他写意见的学生，到实习餐厅聚餐。他说，早想感谢，可评选结果不出来，怕有贿赂之嫌，没敢。

乌老师一如既往地笑眯眯，一如既往地教最不重要段落，一如既往地骑着那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在校园穿梭。隔日我们上大课，看到乌老师也在教室最后排的犄角处坐着，低着头。上课铃响，讲课师进来，照例扫视全体同学，算是与学生互致注目礼。扫到乌老师时，讲课师一愣，继而微微颔首。我回头看，乌老师正尴尬地笑眯眯。这位讲课师，是他的学生之一。

课后我问乌老师，任务？互相听课评判？乌老师笑眯眯地答：不是不是，来取取经。到底是博士，讲得真是好。

我们毕业了，我去一家出版社报到上班。斗转星移，人越来越忙碌，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早抛到九霄云外。一天傍晚，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乌老师。

寒暄之后，乌老师几乎是嗫嚅着表达了来访目的——又一轮职称评定开始了，系里说了，乌老师一把年纪，没功劳也有苦劳，无论如何解决一个副教授。不过乌老师硬件不合格，没有学术专著。可这么多年下来，没写就是没写，再说什么也来不及在一两个月里写出一本专著啊。于是系领导又说了，编一本什么吧，系里睁只眼闭只眼，照顾一下。

乌老师说完，从随身携带的一个旧旧的公文包里掏出两个厚厚的档案袋，袋子里是乌老师编的书，一部文学作品赏析集。乌老师说：我知道这书没人买，不能让你为难，我准备了三万块钱，就算自费出书，行吗？望着乌老师满是期待表情的那张脸，我使劲点了点头。乌老师脸上顿时绽放出欣喜的光泽。又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我手上：辛苦你了……这个……一点意思……

乌老师又一次话未说完，脸红到脖子根儿，仓皇欲逃。我一把揪住他，信封硬塞回他手里，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时，乌老师重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脸上万般神情瞬间滑过。

编辑/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