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中文　王媚华　倪佳杰

摘要：利用2008～2013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政治关系、经营业绩及企业社会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越强，越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民营企业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对企业经营业绩有消极影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越强，企业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且与企业性质无关；以经营业绩为传导机制，国有企业政治关系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而民营企业经营业绩的传导作用不明显。

关键词：政治关系；经营业绩；社会责任；传导机制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3.05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3-0019-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企业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很多，例如政治关系、经营业绩、公司治理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等。Joyce等、Ma和Parish研究发现，由政府控股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由于社会公众压力，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1，2]；Hoogh和Hartog等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对拥有政治关系的高管在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有更高的预期，并且政治关系越高，这种期望也更高[3]。杜兴强等、张喆等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为维持政治关系，更愿意参与社会慈善捐赠活动[4，5]；李四海研究发现，管理者政治关系背景类型对企业捐赠行为产生显著影响[6]。

现代企业高管负责整个企业的管理与决策，其政治关系、教育背景、工作履历等方面都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Lou、Masulis等研究发现，积累一定的政治关系资源，可以为企业带来开发其他资源的机遇，以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经营业绩[7，8]；Fan等发现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在IPO后3年内的经营业绩明显低于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认为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关系会降低公司经营业绩[9]。国内学者对此也作了许多相关研究，曹英凯等认为，拥有政治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家族企业的普遍特征，并成为能够提高家族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10]；杜兴强等、陈晓芸等研究表明，大部分进行捐赠的民营企业拥有一种或多种政治关系，企业拥有的政治关系有利于改善投资效率，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11，12]。然而，有些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提升作用不显著[13，14]。

目前关于政治关系与经营业绩、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较多，但是把政治关系、经营业绩纳入一个体系来研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社会责任的还较少。本文利用2008～2013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政治关系、经营业绩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强化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还可以为利益相关者正确看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理论支持。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政治关系与经营业绩

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融资、税收、市场准入等方面，对企业市场价值和经营业绩等产生较大影响。有学者将企业政治关系视为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的手段，从而会降低企业经营业绩（Fan 等，2007；Boubakri等，2008）。有些学者认为政治关系是不完善的制度环境的有效替代机制，企业愿意主动花费成本建立政治关系以获得政府管制下的某些“租金”（Rajan和Zingales，1998；边燕杰，2004）。一些学者还发现在腐败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利用这种关系获得更多的好处，包括低成本融资、税收优惠等（Fisman，2001；Faccio、Parsley，2007）；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政治关系对企业行为或业绩的影响，发现政治关系可以提高企业绩效（Li H等，2008；Goldman等，2009）。基于上述分析，结合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政治关系的现状，本文将政治关系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两种类型，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业绩。

假设2：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业绩。

12政治关系、经营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

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不断高涨。对于企业来说，政治关系的价值越大，企业采取相关策略来维护关系资产的投入也会越大，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也表现得更加积极（Bell和Jones，2008；Godfrey和Merrill等，2009）；另一方面，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企业只有在满足自身正常经营及发展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去承担社会责任（Lee和Bannon，1997；Frooman，1997；George、John，2002），因此企业经营业绩会影响其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近些年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四海（2010）认为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具有强有力的动力维持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以持续获取政治关系带来的资源优势，而履行社会责任正是极佳途径；张萍和梁博（2012）、张兆国等（2013）研究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对当期经营业绩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期经营业绩对当期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再结合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企业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与企业性质无关。

假设4：企业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与企业性质无关。

假设5：以经营业绩为传导机制，政治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会得到提升。

2研究设计

21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变量选择，大部分学者倾向于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运用相关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陈玉清、马丽丽，2005；高敬忠、周晓苏，2008），本文采用上述方法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体方法见表1。

（2）解释变量为政治关系和经营业绩。政治关系的度量方法采用虚拟变量；对于企业经营业绩，本文利用总资产净利润率来衡量，具体方法见表1。

（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和相关理论，选择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内被广泛认可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高管激励、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与经营风险等，具体方法见表1。

22模型设计

通过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根据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构建回归模型来分析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政治关系、经营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计量模型如下：

ROA=β0+β1Govdum+β2Dbwydum+β3Comp+β4Nature+β5Size+β6Growth+β7Level+ε（1）

CSR=β0+β1Govdum+β2Dbwydum+β3ROA+β4Comp+β5Nature+β6Size+β7Growth+β8Level+ε（2）

其中，β0为截距、βi为系数、ε为残差，以上模型所用变量说明见表1。表1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一览

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取值方法及说明企业社会责任CSRCSR=（分配股利或利润所支付的现金+营业费用即销售费用+支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缴纳税费实际支付的现金）/主营业务收入净额政府官员类

政治关系Govdum“1”表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或当时在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或政协的常设机构、法院及检察院任职，“0”表示没有任职代表委员类

政治关系Dbwydum“1”表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或当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不包括人大或政协常设机构），“0”表示没有任职经营业绩ROA企业净利润/总资产高管激励Comp用高管持股比例表示，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股票总数占总股本的比例企业性质Nature实际控制人拥有公司股份性质为国有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企业规模Size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经营风险Level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23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13年度沪深两市上市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初始样本，剔除了：①2008年以后上市的样本；②高层背景披露不详或者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③有异常值的样本，最终得到30家公司的180个样本观测值。本文相关的财务数据均由国泰安数据库获取，而高层的政治关系数据从公司披露的年报获取。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2008～2013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深入探讨政治关系、经营业绩和企业社会责任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31政治关系与经营业绩的实证分析

首先对式（1）政治关系与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表2政治关系与经营业绩的回归结果

由表2可知，在国有企业样本中，Govdum与Dbwydum的系数分别为001、002，且分别在10%、1%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国有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政治关系性越强，越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在民营企业样本中，Govdum的系数为-017，且在5%上显著为负，Dbwydum的系数为007，且在5%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民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政治关系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作用是不同的，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性越强，越不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性越强，越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民营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同样支持了假设2。在分别考虑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的回归结果（1）、（2）中，也可以得出与上述一致的结果。另外在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中，Growth、Level的系数分别为001、-004，且都在1%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的成长性越好、资产负债率越低，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

32政治关系、经营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式（2）政治关系、经营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看出，在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3）和（5）中，Govdum的系数分别为0087、062，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中，企业的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性越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而不受企业性质的影响，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3。从表3也可以得出，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Dbwydum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在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中，企业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越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低，其结果与假设4相反。

从表3回归结果（4）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样本在纳入经营业绩ROA变量后，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显著性系数变大（即Govdum的系数由0087变为0092，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Dbwydum系数由-0159变为-0153，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纳入经营业绩ROA变量后，政治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加强，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5，说明以经营业绩为传导机制，国有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而民营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5）和（6）显示，纳入经营业绩ROA变量后，虽然仍为消极影响，但其结果不显著，说明经营业绩在民营企业样本中的传导作用并不明显。表3政治关系、经营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结果

4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3年数据，对政治关系、经营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经营业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①在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越强，越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在民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越强，越不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性越强，越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提高。②在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中，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企业的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越强，企业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的性质无关。③国有企业的成长性越好、资产负债率越低，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④以经营业绩为传导机制，国有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得到提升，而在民营企业中的传导作用不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加强对具有政治关系企业的监督。对我国许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来说，政治关系是一种重要资源，那些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将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故加强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督促十分重要。②完善具有政治关系高管人员的奖惩机制。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高管要实施跟踪机制，对能够积极推动企业稳健快速发展，同时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高管要给予相应的奖励；对于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存在消极或逃避行为的要加大惩罚力度。③充分运用经营业绩的传导作用。根据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自身政治关系的类型等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经营业绩的传导作用，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方面取得较大的进步。④加强政府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引导，规范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我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Joyce van der Laan Smith，Ajay Adhikari，Rasoul H Tondkar.Exploring Differences in Social Disclosures Internationally：A Stakeholder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5，24（2）：123-151.

[2]Ma Dali，Parish W L.Tocquevillian Moments：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by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J].Social Forces，2006，85（2）：943-964.

[3]De Hoogh A H，Den Hartog D N.Ethical and Despotic Leadership，Relationship with Lead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Top Management Team Effectiveness and Subordinates Optimism：A Multimethod Study[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8 （19）：297-311.

[4]杜兴强，雷宇，郭剑花.政治联系、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J].中国工业经济，2009 （7）：87-97.

[5]贾明，张喆.高管的政治关系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J].管理世界，2010（4）：99-112.

[6]李四海.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捐赠行为[J].管理科学与工程，2012（1）：138-152.

[7]Lou Y.Guanxi and Business[M].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ress，2000.79-105.

[8]Faccio M，Masulis R W，McConnll.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olitical Bailouts[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2006（61）：2597-2633.

[9]Fan Wong，Zhang.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4）：265-590.

[10]曹英凯，曹麒麟，周静.法律环境、政治关系与家族企业价值：基于法与金融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1（6）：86-91.

[11]杜兴强，郭剑花，雷宇.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企业捐赠：度量方法与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10（1）：89-99.

[12]陈晓芸，吴超鹏.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视角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35 （6）：91-101.

[13]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8（7）：130-141.

[14]杨东进，邓吉.房地产业的政治关联、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软科学，2013（11）：17-21.

（责任编辑：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