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美兰 熊玉文

历史叙事与网络文化安全

叶美兰 熊玉文

由于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品鉴历史的传统，历史叙事成为网络文化主要的话语生产方式。目前历史叙事在网络上繁荣的同时，却作为网络文化话语生产方式从知识系统、作为网络文化利益诉求渠道从价值系统、作为网络文化民族个性表达形式从意识形态系统严重影响到网络文化的安全。而网络历史叙事存在的这些问题可以追溯传统历史叙事的不足。在互联网时代，历史叙事不纯粹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有当传统历史叙事是清晰的、平等的，我们才可能从历史叙事角度建立起安全的并富有民族个性的网络文化。

历史叙事 恶搞网络文化 安全

我国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拥有品鉴历史的传统，历史作为一种特殊资源自然而然地成为网络文化的主题话语，历史叙事也就成了网络文化主要的话语生产方式和网络文化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历史叙事角度对网络文化安全展开学理性探讨，既有助于从源头上来挖掘产生网络文化安全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等深层次问题，又有助于从认识论上来构筑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和民族个性话语体系。

作为网络文化话语生产方式的历史叙事在知识系统上对网络文化安全的影响

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我国文化事业注入了活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化产品适应时代的需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恰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历史题材的文化生产在网络上蔚然成风，成果蔚为大观，历史成为网络文化重要的话语资源，历史叙事相应成为主要的网络文化话语生产方式和网民知识系统构建渠道。纵观所有网站上的历史叙事，可分为两类：网络历史阐释和网络历史小说。网络历史阐释是在网络上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讨论和评价；网络历史小说是在网络上借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的文学创作。这些网络历史叙事尤其是网络历史小说对激发民众亲近历史的兴趣、丰富民众文化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严重影响了网络文化安全，甚至起到了瓦解和破坏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心的作用。这样的历史叙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作为网络文化话语生产方式的历史叙事从知识系统对网络文化安全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游戏化历史，去文化之基石。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严肃、崇高和神圣的，绝不允许任何人对其嘲讽、戏弄和恶搞。我国是一个历史资源大国，历史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价值与作用，它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和文化积淀，是我国民族认同、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的文化基石。具有文化立国传统的我国更需要珍惜本国的历史资源，否则龚自珍所言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①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当代中国发生。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戏说”为起点，历史开始被游戏化。时至今日，在网络技术、视频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推波助澜下，“戏说”、“恶搞”之风愈演愈烈，形成了“戏说”无底线，“恶搞”无止境，越“戏说”、“恶搞”，其产品越火爆的局面。在游戏意识支配之下，历史被轻佻和侮慢。在网络历史叙事中，人物正反颠倒，事件随意点染，逻辑闪转腾挪，庄重的历史在某些人眼里成了不恭的“玩意儿”，“文以载道”的使命荡然无存。

2.碎片化历史，去文化之主流。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创造的，里面饱含着前人的艰苦奋斗和艰难选择。中华文明没有断裂，更没有消失，中华民族没有亡国，并正在实现伟大复兴，具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是，在当今的网络历史叙事中，一些产品对个人历史只见枝叶，不见树木；对民族历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们叙述的历史，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甚至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不是贬低、否认和抹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甘屈服、英勇奋斗和追求进步的历史洪流，就是认同“侵略有功论”，把近代中国文明的前进动力归因于西方的殖民侵略。

3.私德化历史，去文化之公论。历史是由人类活动构成的，是由群众创造的，但从个体来看历史，不可否认历史人物对历史的推动或阻碍作用要比普通百姓强烈和深刻。一些网络历史阐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网络历史小说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在多角度、多侧面地构建和丰富历史人物的形象时，却违背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全面、公正、客观的原则，无视历史人物的一生对历史的客观影响，置公德于历史人物的重要性而不顾，混淆公德与私德的区别，“语不惊人死不休”，无限放大历史人物的小节，以私德代替公德，以颠覆已有的公正结论为能事。

4.色情化历史，去文化之神圣。娱乐是大众文化的一大本性和特征。在互联网条件下，网络成了大众狂欢的通道，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按照自我需要去生产或消费文化，性成了大众文化创作的基本切入点和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卖点。为了增加性的分量和刺激性，某些网络历史小说任意地穿越历史或架空历史，随意地对历史进行推演和改变，制造出荒诞不经的情色故事。于是，万喜良为孟姜女风流而死，孔子从万世师表成了“天下第一情圣”，荆轲从慷慨悲歌之士成了色胆包天之徒，唐僧从恪守佛家清规戒律的信徒成了花心和尚。在其叙事之下，历史没有生产劳动，没有礼义廉耻，被“穿越”之后，除了性，无他物能留下；被“架空”之后，除了性，无他物可填充。

作为网络文化利益诉求渠道的历史叙事在价值系统上对网络文化安全的影响

在纸媒和电子媒介时代，历史就是街坊市井谈论的主题和才子文人创作的主题。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历史更是大家须臾不可或缺的话语资源，不论是在网上进行意见表达，还是在网上进行文学创作，历史叙事俯拾皆是。积极的、健康的、符合民族精神的历史叙事能孕育和培养出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社会价值观，最终凝聚成积极向上和朝气蓬勃的民族精神。但是，目前的网络历史叙事作为满足各种利益诉求的渠道，却对历史功能进行剥夺，对历史本质进行消解，从价值系统上影响到网络文化安全。

1.为满足品鉴历史需要而牺牲历史的借鉴意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各种学问之中，史学成就非常突出。黑格尔曾感慨道：“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②，梁启超认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③，范文澜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就是“史官文化”。④深厚的历史文化培育了国人以史为鉴的心理习惯和价值认同，历史被国人视作一面镜子。在我国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大量的历史话语需求，互联网时代也不例外。在作为我国绝大多数国人历史知识来源的历史教科书远远不能满足读者和网民与时俱增的品史要求的情况下，在历史文本稀缺的环境中，“戏说”、“穿越”等各种轻浅的历史另类叙事由此而生。不言而喻，此类历史叙事对得过且过、游戏人生的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

2.为满足逃避现实需要而牺牲历史的批判功能。历史在我国文化传统中不仅具有借鉴意义，而且还具有批判功能。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书臧否人物，扬善惩恶，让违背民族利益的人遗臭万年，使促进民族进步的人名垂青史，这对塑造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正气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相反，网络历史叙事抛却批判功能，消隐价值判断，以“戏说”和“恶搞”来嘲笑历史的政教伦理，以无厘头的言辞、层出不穷的搞笑、人物形象的颠倒来适应和满足网民逃避生存压力和解除心理焦虑的需求。然而，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书写不是严肃的，那么这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不是牢固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几代人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对自己历史认知混乱的危险，这在当今某些年轻人的历史对话中已露端倪。

3.为满足追逐市场需要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本质。我国古代有官修前朝历史的史书编纂制度，也存在个人私修历史的现象，但不论是官修历史还是私修历史，修史之人对历史的态度是诚恳的，心理是敬畏的，力所能及地去构建真实的历史。尽管在特殊场合尤其是在历史人物的语言谈吐和心理活动描写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史不分”现象，也是史家在忠于事实前提下展开的合理想象。当今网络历史叙事基本上是个人的“修史”行为，虽出现时间不长，但在市场经济的培育下，已完成从网上成名到网上赢利模式的转换，又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主导下，成为作家、写手与网站联手营利的共谋，不以真实性为原则，而视点击率为生命。网络历史叙事对历史逻辑的违背，对历史真实性的伤害，背后都有一种“不怕你骂，就怕你不看”的网络经济思维模式的驱动。

作为网络文化民族个性表达形式的历史叙事在意识形态上对网络文化安全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个性创造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叙事就是对一个民族独特个性的表达。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表达着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华民族的个性反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之中。当然，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个性，也就产生出对不同个性进行表达的历史叙事。

1840年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分为两部分，即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包括当代史)，也把中华民族的个性分为两部分，即古代的文明进化阶段和近现代的民主革命阶段。在文明进化阶段，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地创造出代表世界先进文明的中华文明。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华民族外抗列强侵略，内反封建压迫，以巨大的勇气、顽强的毅力、大无畏的精神，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最终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中华文明的继续发展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中，真实的历史场景、具体的历史事实、必然的历史逻辑，建构着中华民族鲜明独特的历史个性，在历史叙事者沉重的笔端下被提炼为民族的意识形态。网络社会，技术取得了统治地位，网络文化成为意识形态的新源泉，但它们却以穿越的历史场景、虚无的历史情节以及历史的偶然性、人物的病态心理来消解过去、解构个性，以其笔下之轻盈逃离历史现场，以对人的欲望的张扬来逃脱历史责任。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曾对小说对改造国民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分析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⑤网络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新小说”，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正悄然无声地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网络历史叙事，则可发现它对中国古代史的“恶搞”主要是为了好玩、猎奇和图利，伤害的只是人们对中国古代史的解读，而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恶搞”则带有意识形态倾向，伤害的不单单是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判断，还伤害到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作为网络文化民族个性表达形式的网络历史叙事在意识形态上对网络文化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恶搞而传递出的意识上的虚无主义和实践上的反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上的虚无主义表现为人生虚无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人生虚无主义主张感官满足，迎合个体的心理欲求，把历史事件视作动因偶然的一场游戏。道德虚无主义唯性至上，把对满足生理的性和心理的欲的追逐解释为历史变化之因。实践上的反主流意识形态是对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实践主张的一种嘲讽、解构和反叛，表现为民族虚无主义和民主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否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进步的自主性和本土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民主虚无主义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解放的革命正义性和胜利者对革命成功与社会进步的贡献。前两种虚无主义拒绝历史意识，淡却历史责任，任意透支历史，将网络变成一个没有善恶是非的精神沉沦之所。后两种虚无主义拒绝历史进步，否认内因作用，消解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无原则地对失败者寄予同情，恶意消费历史资源，将网络变成一个宣泄不满的心理诉求通道。

余论：从认识论上构筑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和民族个性话语体系

网络历史叙事是产生于信息社会的新鲜事物，它在促进文化繁荣的同时，自身却问题重重。除全球化、中国崛起、市场经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传统历史的叙事是使网络历史叙事出现问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观因素。

历史并非过去的流水账，而是历史学家在数量无穷且纷繁杂乱的事实中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对历史发展进程进行的叙事。因为所有事实都是过去的存在，所以每一个进入叙事模式的历史事件都有三部分构成：事实、文本、叙事。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各种文本，遵照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学科标准，通过叙事使其选取的历史事件尽量接近事实且具有意义。历史叙事一旦完成，那些未能进入叙事的事件和事实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在多如恒河之沙的历史事件中，历史学家对特定事件的选取不是盲目和随意的，而是有其立场和取舍标准，服务于历史叙事的结构。因此，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⑥，历史叙事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指导。网络历史叙事能够出现风靡全国的情况，让我们有必要拷问我们近现代主流的历史叙事是否清晰和自明，概念背后的意义是否准确和稳定？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过去，中国人最强的自信莫过于文化自信。但自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中国屡战屡败，甚至输给“蕞尔小国”的日本，一次次战败的经历和割地赔款的后果，不能不使一部分国人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自身文化落后，从对自身文化的不满、怀疑到丢弃，引发文化信任危机，导致文化自信心的坍塌。毋庸讳言，国人今天最大的自卑在于文化自卑。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真的落后吗？如果不落后，中国人民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为何会沦于失败的命运？的确，近代国人在反侵略战争中屡屡受挫，但战争的胜负非纯粹战场上的较量，还涉及双方的政治、经济、国民的战争观念等因素，战场上的较量也非纯粹是武器的亮相，它还涉及指挥员的战略战术、士气等因素，文化不应该被视作罪魁祸首。把文化落后导致战争失败的历史叙事存在着认识论上的误区。

一是把科技当作文化的全部。我们知道文化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科技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科技落后不代表整体文化落后，文化进步也非其组成部分同步同等进步。文化是科技的属性，科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从逻辑上不能说文化导致文化落后。导致科技落后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这在过去围绕“李约瑟之谜”(即近代科技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的讨论中已有许多真知灼见。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席泽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落后“无太多关系”⑦，国民意识、市场需求、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等都对科技的诞生和发展具有影响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中国与欧洲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中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依靠人力、畜力、水力，基本能够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无需精密复杂的计算，而欧洲的商业文明不仅需要精密复杂的计算，而且对生产和运输效用的追求刺激了蒸汽动力和大生产的出现，这是近代科技诞生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动力。

二是把中国战败的责任从政治因素转嫁到文化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生产关系的文化，是一种“血肉”文化，西方文化是重视生产力的文化，是一种“钢铁”文化。从中西文化研究的对象来看，二者之间是互补的，本来无优劣之分，但从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伤害力来看，无疑“钢铁”文化要远远胜过“血肉”文化，这应该是国人认为自身文化落后的认识根源，也应该是在“一战”期间西方流行“科学破产”论时新文化运动却高举“科学”大旗的原因。

虽说历史是民族认同的集体记忆，是民族前进的动力，但我们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历史，而是取决于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历史虽然有借鉴之功用，但历史叙事不应该为了借鉴之功能而溢美隐恶，它需要以公平公正的叙事使历史之镜明亮，即以同样的尺度来书写同样性质的历史现象，否则历史就是一面积满了灰尘的镜子或是一面哈哈镜。

一个民族不说清自己的历史，其历史则会被篡改和丑化；一个民族不说准自己的历史，其历史则容易被误解和曲解。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欲要建立文化自信，必先树立历史自信。网络历史叙事上的“戏说”、“恶搞”、“穿越”虽能深深地吸引眼球，但却沉沉地击碎了国民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在互联网时代，历史叙事不纯粹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作为网络文化话语资源的历史叙事需要加强管理，对作为网络文化利益诉求的历史叙事需要加强引导，对作为网络文化民族个性的历史叙事则需要以客观精神和自信心态来重建。只有这样，历史叙事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叙事，才是能促进网络文化安全的叙事。

①龚自珍：《古史钧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

②[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④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255页。

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4、886页。

⑥[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⑦席泽宗：《近代科学与传统文化无太多关系》，《今日中国论坛》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潘 清〕

叶美兰，1966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熊玉文，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