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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消极修辞之消极

2015-04-15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1期
关键词:陈望道语体消极

喻 娟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探析消极修辞之消极

喻 娟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近年来,学界对陈望道“消极修辞”之“消极”一词颇有异议,文章通过对消极修辞概念的分析、部分学者对消极修辞的误解以及陈望道关于消极修辞的表述的考察,可以发现我们对陈望道“消极”一词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误,“消极修辞”之“消极”有其合理的含义。

修辞;积极;消极;辞规;辞风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最早提出了“消极修辞”的概念,其具体定义是:“修辞手法可以被划分为两大视野,其中一种被认为是普遍使用的修辞法,它是以抽象的、概念的内容达到明白、易懂、没有歧解的表达效果。”[1]因此,明白、通顺、平匀、稳密是消极修辞的必要条件,而抽象的、概念的是消极修辞的充分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消极修辞也被称为“规范修辞”、“一般修辞”。这种修辞方法有其自身独特的标准或要求即明确、通顺、平匀、稳密。当然,它也有自己的运用范畴,通常运用于公文语体、科学语体、商谈及诠释性文字中。望老指出消极修辞占了记述境界“抽象的概念的语词的全部,因为消极修辞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因此它适用于全部的语辞,为表现的境界和糅合的境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45)它们都是以记述的境界为基础,而记述的境界则是由消极修辞所占领的。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我们主要着眼于文字的抽象性与概念性。因此它们也就是消极修辞的着眼点。再从思维形式的角度看消极修辞所对应的思维是逻辑思维,也可以说是理性思维。逻辑思维旨在追求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的结论,而这个结论的特点往往是周密而详尽的,它与消极修辞的宗旨是一致的。消极修辞作为积极修辞的相对概念被提出来,它自然拥有自己的概念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入了解之后,才能对“消极”一词有正确的理解。

一、消极修辞

消极修辞对语辞的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清楚明白、准确恰当、通顺晓畅、平易简洁。消极修辞旨在使句子表达顺畅,内容真实。在《修辞学发凡》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积极修辞有自己独立的一套体系,即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但是对于消极修辞,作者只是采取以功能为纲的研究方法对其提出了一些要求,然后对这些要求进行了概述,而涉及到怎样运用消极修辞,消极修辞到底研究的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无从知晓。但是经过近年来学者们的努力,消极修辞的相关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一)研究对象

消极修辞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在早期学术界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因为经过《修辞学发凡》对人们思维的限制,人们认为消极修辞无非就是对语辞的词汇、逻辑、语法方面进行调整与修饰。这很容易让人感觉到消极修辞“在同逻辑、语法、词汇三家争地盘,或者换个说法,从以语法、逻辑、词汇三者融汇的‘大锅饭’里分一瓢羹。”[3]因此,很多学者便开始怀疑消极修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季世昌、费枝美先生认为:“消极修辞没有独特的角度与内容,因为它已经与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以及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混为一谈了。”[4]这表明了修辞和语法、修辞和词汇,修辞和逻辑之间理论上有多重合之处。归根溯源,只要我们探索到消极修辞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这种反对之声自可迎刃而解。郑文贞先生在就认为消极修辞有自己特定的要求、特别的内容与角度。他在《明确对象,加强消极修辞的研究》有这样一段论述:

消极修辞的要求是我们使用语言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标准,但不是因为基本就认为其可以随意地使用,它在运用的过程中与语音、词汇、语法、逻辑都会有密切的关联性。这不等于没有它“特别的内容和视角”。1978年高考语文试题的第三道题是改病句,在“凌晨早起,深夜晚睡”这句话中,“凌晨”与“早”、“深夜”与“晚”意义相同,因此要求删去其中一个,可以改为“早起晚睡”或者“凌晨起,深夜睡”。它不属于语法性质类的问题,也不是逻辑问题,我们只能把它归纳到修辞问题的范围中,并且还只能属于消极修辞问题。在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大姐告诉我,‘祖母叫你’。走到祖母房里,母亲和她正相对默默地坐着。”由于上一句可知,句子的着眼点主要是“祖母”,因此应该把“母亲”和“她”的顺序对调,改为“她和母亲”。这个句子的问题同样是属于消极修辞的问题,它不属于语法问题,也不属于逻辑问题。因此,我们怎么能说消极修辞没有自己特定的内容、视角和要求呢?[5]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消极修辞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使词语使用准确,句子顺序适当。郑文贞先生通过反例,使我们明确了消极修辞的具体研究对象。然而,真正确定消极修辞研究对象的是吴士文先生。他首先提出了“辞规”的概念。积极修辞有辞格,消极修辞所对应的就是辞规。什么是辞规?辞规就是无魅力可言的具有特定模式的常规的修辞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消极修辞的方式。“辞规对语辞运用合乎‘普通文法、一般文字、寻常逻辑’,目的是获得语辞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手段是利用语辞本身固有的形体、声音和意义。”[6]

(二)研究方法

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先生采用的是以效果统领方法来研究消极修辞。也就是说,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的要求,再根据这些要求来制定消极修辞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弊端。“一是二者的体例不在一个层次上,积极修辞主要以表达手法为纲,消极修辞则不然。二是不同的修辞手法可以达到相同的表达效果,探讨时手法的内延与外延会造成一定的重合。三是我们在判断一种修辞手段是否达到了它所要求的修辞效果时往往是凭直觉去感受,科学性不强,这些手法在探讨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混合交叉现象。”[7]修辞手法所达到的效果有多种,并且它们存在流动性与变异性。如果以这种变动的表达效果来统领消极修辞的研究方法,那么在对研究方法的探讨上就没有价值了。综观20世纪学术界关于汉语消极修辞研究,我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辞规理论的诞生,人们多采用“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之前使用的是以功能为纲的研究范式)。所谓功能,主要是指消极修辞的表达效果,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通顺有条理;2.简洁无废词,3.明确无歧义;4.贴切有所宜。简单地说,就是要符合通顺、简洁、明确、贴切的要求。吴士文先生把这四种表达效果作为四个类,每类中又概括出若干具体的方式。对于消极修辞来讲,相关的方法术语比较少(就积极修辞而言)。但是近年来,随着吴士文先生及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也有不少消极修辞的方法术语“出炉”。如:换述、提问、比较、分叙、明域确延、承代、转折、录别、面中显点、以例解义、插补、列举单承、追释、合叙、名序、动序、同词反序、出示形态、省代、总提分述、概述细说、否全回环、共用、时序、空序、节语、条件、比照、假设、因果、条件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归入“辞规”。

总之,消极修辞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更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在修辞学内部,各种要素互相交流转换,促使消极修辞的积极发展;在修辞学外部,它也与它的邻近学科有不少的交流,如:逻辑学、语言学等等。我们可以从这些相邻学科来思考消极修辞,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二、对“消极”的误解

陈望道先生所提出的“消极修辞”在提出之际就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主要是认为“消极”一词的命名不恰当。探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一)主观原因

陈望道先生所处的时代毕竟和我们不同,因此,他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所运用的语言系统也会有一些差异,包括词汇、语用习惯、语法等。当然,“消极”一词的含义与现代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消极”的正确理解在第三部分会有详解,这里不需赘述。遗憾的是,陈望道没有考虑到语言变化发展的这一固定规律,他没有将“消极”一词的具体含义在《修辞学发凡》中予以阐述,他可能觉得这没有必要。因此,望道先生只是对“消极修辞”的整体含义作了详细的解释。但是就因为这个解释,导致了很多学者对“消极”的命名有了诸多的怀疑,认为其名不副实。名不副实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综合学者的学说,概括如下:

1.着眼点

消极修辞的着眼点是将句子的意思表达清楚,使之没有歧义,没有怪词僻句,使语辞的意义通俗易懂。因此,它一般使用的是质朴无华的语言。

要使一个句子没有歧义,意思表达清楚,还要使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来表述是需要一番功夫的。学者认为,如果对语辞只是做出“零度及零度以下的努力”是不够的[2](70)。

2.对语辞各要素的运用

消极修辞主要是以语辞的意义为总目标,它力求语义通顺、明白;句子之间逻辑清楚,衔接恰当。

消极修辞对句子的要求是逻辑清楚,语义明白。学者认为,消极修辞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不谋而合。

3.对思维的运用

消极修辞主要运用人们的抽象思维,对于语言内容本身所表达的具体事理是其关注重点;以其中所表述的客观真理来作为表达的最终目标。因此,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是消极修辞的主要要求。

学者认为,对于常人来讲,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是不容易达到的要求,而消极修辞将其作为其要求之一,我们又如何以“消极”的努力来达到它呢?

(二)客观原因

客观原因主要是着眼于“消极”一词本身的含义。现代学者对“消极”的理解主要是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他们都是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标准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消极”的解释是:1.反面的,阻碍发展的;2.不思进取的,(意志、心情)消沉的。每部现代词典对“消极”的解释大同小异。总之,现代汉语认为“消极”一词为贬义词。学者认为,修辞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修饰语言的活动,何来消极与积极之分。邵敬敏主要从字面的角度来理解消极修辞,认为它是无所作为的,这与修辞本义有所违背。修辞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活动,因此消极修辞不是修辞,而我们也没有研究它的必要了。邵敬敏在此处主要认为“消极”是无所作为的意思[8]。吴思聪认为消极可表示负面的,不积极的,不作为的,被动的[9]。他的观点与消极修辞主要是以周密、精细的方法来记述事物的性质、形态、组织等要求形成了显著的矛盾。他认为陈望道先生既然给予消极修辞如此重大的任务:既要精细还要周密地记述,记述的内容还要包括事物的形态、性质、组织等内容,如果以消极的态度予以记述,对于以上的要求是不能达到的。吴思聪是把“消极”理解为我们对语辞理解的态度为消极。他们的理解都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三、对“消极”的正解

“消极”、“积极”在修辞领域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它们主要是作为不同的修辞现象由龙伯纯在《文字发凡·修辞》(上海广智书局,1905)中提出来的。在“修辞现象”一章,龙伯纯认为众多的词藻都是对词语的修饰,它们都属于一种修词现象。他采用了日本学者岛村泷太郎在《新美辞学》中的观点,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修词现象进行划分,分为“想彩”和“语彩”两大类。前者主要是从思想角度进行润色,后者主要从言语上进行加工。而这两大类又可以各自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消极”者,乃“修辞最低之标准,准备上必要者也”[10]。从龙伯纯对“消极”的解释来看,我们得知:消极是指修辞中的必备要素。具体哪些要素,他也没有作详细的论述。他的分类角度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角度进行的,这种分类法具有开创性意义。在这之后,王易在《修辞学通诠》(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和《修辞学》(商务印书馆,1926)两书中对修辞现象也作了与龙伯纯相似的分类。但是,他们都没有把修辞学分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类,只是将积极的和消极的作为形式和内容上的相关表现。真正提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这两个概念还是陈望道先生。

我们再回头来看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对消极修辞的相关描述,“在记述事物的过程中,我们在情感上应保持中立、理性的态度,以还原真实的原则,将事物的每个条目进行梳理,最终将事物的性质、形态、组织等精细周密地表达出来,使人一览便知道各个事物的概括的情状。”[2](43)从这段表述看,我们可以发现,消极修辞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客观性。陈望道认为,消极修辞基本标准之一即:在表述事物的形态、性质、组织等时必须符合精细周密的标准。那么它的定义与标准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呢?纵观学术界,大家的观点都是肯定的(肯定消极修辞定义与目标之间矛盾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众多学者对于“消极”一词都取的是否定的,反面的这种意义,却忽视了它在修辞学领域中的特殊含义。

(一)“消极”的特殊含义就是“真实”

所谓“特殊含义”是指在修辞学领域中的含义。消极修辞本为修辞学必有之义,古人曰:“修辞立其诚”——“诚”者,即“消极”之意。在望老看来,消极修辞主要就是平实地记述,不追求语辞上的魅力,只追求内容的真实、朴质。这不是与“消极”的含义不谋而合吗?

消极修辞必须适应语境义,相对于这个问题,陈望道先生说过:

记述的境界,如法令文字、科学文字和其他诠释文等,都以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事物的概况为目标。只有把对象进行清楚的分析,才能使人更加容易理解事物的梗概、条目。因此这一方面的修辞的总目标是清楚明白,它是消极的修辞。[2]53

在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消极修辞重在使人理会,它所使用的范围主要是在科学、法学等重在说理的领域。因此,它对语言文字的要求就是要做到明白晓畅、准确分析。注意其中两个关键的短语:“分明的分析”和“明白的表述”。如何才能做到“分明的分析”和“明白的表述”呢?陈望道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详细的回答。主要有两个途径:

1.明确、通顺这两个要求是就语言内容提出来的。所谓明确,主要指我们的意义要明确,不能含糊其词,不知道到底要表达什么。“……整个语言文字必须把写说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2]54。”所谓通顺,则是指语言的表达要符合语法顺序,词语的固定搭配顺序,还要符合日常生活实际。

2.平匀、稳密这两个要求是就语言形式提出来的。所谓平匀,主要是指“词句平匀”,努力做到“整个句子的形式不会给读听者带来麻烦,通俗易懂,形式均匀,层次清楚,使人们可以一心专注于内容[2]62。”简单地说就是在表达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以单纯的语言形式,平易的语词意义来完成,使其达到“平易匀称”的效果。所谓稳密,按陈望道的意思,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内容的情形符合于词句。二是内容的意义符合词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反驳之前学者对于望道先生的一些误解,进而更加深刻理解“消极”的含义。

(二)“消极”的领域含义是适应语体

所谓“领域含义”是指消极修辞的运用在语用环境上的要求,即消极修辞所需适应的题旨。它主要是指消极修辞的运用必须在一个相同语体中进行。美国社会语言学家马丁·裘斯曾在1961年提出“五只钟”理论,即语体可以分为五个连系统:拘谨体、正式体、交谈体、随便体、亲切体。根据实际需要选用合适的语体是消极修辞涵盖的一个重要内容[11]。举个简单的例子:“爸爸妈妈”、“父亲母亲”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轻易接受。但是“爸爸母亲”、“妈妈父亲”就表达得不伦不类了。对于语体的胡乱使用是其根本原因。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从语体学的角度对消极修辞做研究。其中,潘庆云就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她主要是设想能够摆脱传统修辞学的束缚,站在语体学的视角上,从修辞所须适应的题旨这个角度出发,把消极修辞分为若干领域,然后再逐一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开去,形成一个独立的属于消极修辞的新的体系。因此,“消极”一词应涵盖适应语体的意义。

(三)“消极”的储备含义是选词恰当

所谓“储备含义”是指在进行词语储备时,我们应该遵循什么要求。就整个消极修辞的要求来看,它主要能达到字句通顺、明白就行,这实际上就是考验我们对词语的选用能力。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教授在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谈到消极修辞面临的尴尬境地以及内在原由时说道:“要讲修辞,我们在判断词句用得好与不好的过程中必然要关涉到语义表达的问题……”而这又是消极修辞的主要任务。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言语进行选择、加工的活动。试看下面一个例子:

唐朝诗人高适,有一次去台州巡察的路途中,当时他正担任两浙观察使,在路过杭州清风岭时感觉秋意正浓,凉风习习。白鹤在苍拔的古松上扑棱着翅膀,凉冰冰的露水,恰巧落在了他的衣襟上。这时,他抬头仰望,仔细打量着这棵挺直修长的翠竹。在幽雅清净的古刹中,他发现位于前村的一弯残月被清晰地照映在清澈的江水中,不觉兴致勃发,诗兴大作,索性在僧房上题下了一首诗:

绝岭积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显衣裳。

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角竹房。

高适写好,吟哦几遍就走了。他的脚步虽然正在远离清风岭,但他的心思却仍然还在琢磨着之前的诗句。途中经过钱塘江,恰好又遇到月亮向西“沉没”的时刻,他仔细观察江水,发现月落的时候,江水随潮而退,只剩半江。这时,他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清风岭上的月亮已经西斜,我们也只能看到“一半”的江水,但是由于当时夜色朦胧,又是从山顶远望,所以把“半江水”误写成了“一江水”,虽然这时距清风岭已至百里了,但他还是一心要赶回原处改诗。到那里一看,诗已经被人改了,正巧是以“半”字替换了“一”字。[12]

无论是“一”字还是“半”字,这都是诗人对语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过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炼字”。“前村月落一江水”这句诗没有采用任何辞格,但是意义明白、逻辑清楚,但是作者为了内容与实际相符,仍然执着于对其中个别字词的选用上是否正确的问题。因此,“消极”还应包括选词恰当的涵义。

(四)“消极”的终极含义是语言和谐

所谓“终极含义”是指消极修辞最终达到什么目的和效果。消极修辞要求语辞形式平匀、稳密,这实际上是一个语言内部各要素是否搭配和谐的问题,也就是吴士文先生后来提出的“辞风”概念,它是与“辞规”相对应的同一级概念,相对于积极修辞的“辞趣”。语言通常包括语音、语义、语法,它们是相对于形、音、义三个方面概括出来的。而吴士文先生认为“辞风”就是消极修辞中除“辞规”之外,“纯属辞的外形的修辞问题”的那部分,如音节对称、字形清楚、标点正确等[13]。但是,胡习之先生不完全赞同吴士文的观点,认为语辞的运用有意、音、形三个方面,因而辞趣有意趣、音趣、形趣三种。与之相对应,辞风也应该有意、音、形方面的问题,也应该有意风、音风、形风三类。因此,辞风的内容应该包括:意风、音风、形风,此外还有标点的正确性问题[14]。例如形风就包括下列内容:字形规范、字体适宜、字号适当、序号一致、标号适度、点号清晰等。因此,“消极“一词的涵义应当包括语言和谐。

总之,“消极修辞”之“消极”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特殊含义真实,领域含义适应语体,储备含义选词恰当,终极含义语言和谐。但是,关于消极修辞还有很多值得研究但是尚无结果的问题,这还有待于学者们的继续努力。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5-36.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

[3]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4]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1).

[5]复旦大学.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6]胡习之.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辞规[J].宁夏大学学报,1998,(4).

[7]参思鸣.八十年代消极修辞研究述评[J].营口师专学报,1992,(3).

[8]邵敬敏.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J].修辞学习,2008,(2).

[9]吴思聪.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小议[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4).

[10]胡习之.20世纪的汉语消极修辞研究[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12).

[11]吴克炎.“消极修辞”之内涵新解[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2,(3).

[12]郑颐寿.比较修辞[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3]吴士文.修辞格论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14]胡习之.辞规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黄儒敏]

2014-11-21

喻娟(1990-),女,四川绵阳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H15

A

1007-9882(2015)01-01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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