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利敏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田园诗歌的空间解读

韩利敏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田园诗歌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坛上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诗歌中的“田园”长期被看作是唯美纯真的“乌有之乡”，是诗人消极遁世、空想臆造的产物。本文从空间批评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田园诗歌，探究“田园”空间的社会和文化属性，进而阐释这一空间的多维意义：田园诗歌的创作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别有用心的目的，“田园”世界是一个暗藏着 “人类 ”与“自然”、“中心”与“边缘”和“男性”与“女性”对立的等级空间。

田园诗歌；空间批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

田园诗歌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坛上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传统认为田园诗歌是诗人消极遁世、空想臆造的产物，对英国田园诗歌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笔者梳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歌时，发现其中有着大量有关“田园”这一空间的书写与表达，但目前明确直接地从空间批评的视角对田园诗歌进行分析的研究尚未发现，故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田园诗歌的空间研究有待进一步开拓。借助空间批评提供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重点关注这一时期的田园诗歌中“田园”空间的社会和文化属性，进一步探究田园诗歌中文学空间的多维意义。

一、空间批评

20世纪80年代，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研究逐渐发展并融合为一门新的学科——新文化地理学，在此基础上，受后现代空间概念的影响，空间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逐渐形成，简言之，空间批评是西方社会文化“后现代化”的产物。空间批评打破传统的文本景观研究方法，注重研究空间及空间隐喻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识身份和权力等多层次的关系，关注空间的社会文化内涵，将空间看作是一个集合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指涉系统和隐喻，而不把空间看成是静态的、自然的场景或容器，不再过多地关注文本中地理环境空间同作品主题和作者经历之间的关系。[1]

空间批评的奠基者主要有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和迈克尔·克朗和菲利普·瓦格纳等。列斐伏尔和福柯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空间研究，给空间以“社会定位”，把它与地理学中研究的“地点”区别开来。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模式和知识行为，是实践者同社会环境之间的社会、知识和权力体系。福柯强调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认为空间是一个权力场所或容器，每个人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封闭的和复杂的权力等级中，而且长时间地被监督和操纵。福柯的空间理论丰富了社会空间理论，突出了空间的权力构成，列斐伏尔和福柯完成了空间研究从地理研究向社会学研究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批评家开始注重空间研究中的文化因素，克朗不再把空间看作是纯粹的地理景观，而是赋予空间深刻的文化含义。他指出“地理景观是不同的民族与自己的文化相一致的时间活动的产物”。[2]由此，空间批评同文化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丰富了空间批评的理论构成和批评方法。瓦格纳等学者继续对空间理论进行了拓展和丰富，他们把后殖民理论中的“他者”的概念运用在空间的研究中，提出了“他者”和“性别”空间的概念，阐述两种空间如何体现在领土、家园和两性的描写上。

空间批评理论一直处于发展和丰富中，继克朗和瓦格纳之后，爱德华·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的理论，一种超越物质时间和精神世界的空间思维，是一种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而改变着外观和意义的“复杂关联域”。[3]近年来，还有学者从美学、政治学、消费与经济全球化等角度表现文学作品中的多维空间和网络时代的文学空间问题，他们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空间的内涵，拓展了文学空间研究的领域和角度。

二、田园空间的社会属性

早期的空间批评学者给空间以社会定位，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空间研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物质中的一种物质，也不是多种产品中的一种产品，它囊括所有被生产出来的事物，并包含这些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并置的关系。”[4]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指出任何空间都包含三个母体或三种空间，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再现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

空间再现是“概念化的空间……,是艺术世界与科学思想相结合的特定类型的空间……”[5]空间再现是按照权力意志被重构的空间，控制了语言、话语、和逻各斯，支配空间知识的生产，是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空间。田园诗歌便是空间再现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中世纪的欧洲一度沉寂，因为在这个欧洲的“黑暗时代”里宗教至上，基督教统治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权威和神职人员控制着知识的生产，因此神学著作、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理所当然地称为了空间再现的主要形式。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光芒把人从神的黑暗统治中解放出来，诗人们借用文学来抒发对宁静现世生活的憧憬, 对人间纯美、真挚爱情的渴望和对宫廷、尘世纷争的逃遁，而这种文学体裁就是田园诗歌，它成为表达在和平的田园里幸福生活的文学样式，也是人们思索现实的一种表达方式。再者，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更加向往古希腊阿卡迪亚地区宁静的牧民生活，于是，田园诗歌进一步融合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传统，迅速风靡于欧洲。田园诗歌富有诗意、充满幻想、纯粹浓烈、大胆直白，是表达中世纪的阴霾刚刚散去，人性曙光乍现时期的空间再现形式。

再现空间是指在某种社会中具有象征意义或文化意义的空间， 是“体现个体文化经验的空间，包括组成这一空间所有的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等”,[6]它是精神的虚构物，艺术家和诗人创造性想象的世界，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虚构的“乌托邦”世界，是一个社会平等、财产公有、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国；中国诗人陶渊明诗歌中所描绘的“桃花源”也是艺术家再现空间的典型。田园诗人笔下描绘的如诗如画的田园世界，就是一个精神的乌托邦： 自然充满了鸟语花香,潺潺流水；人们质朴纯真，善良互助；生活宁静和谐，悠闲惬意。显而易见，田园诗歌中描述的“田园”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15世纪末16世纪初，正是英国封建社会濒临解体、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开始之际，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背景离乡，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为什么诗歌世界和社会现实存在如此大的反差呢？ “田园”这一再现空间不是诗人们所熟悉的真实空间，也绝非是牧人、渔夫和农夫的真实生活空间，诗人创作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再现当时乡村的真实状况，而是表达了在贵族生活即将崩溃解体的激荡时代里一部分人的真实情感体验：对与城市生活相对应的乡村生活的渴望，对贵族生活方式的缅怀。诗中描述的“田园”生活就是乡村生活和贵族生活的结合，这里既有秀丽怡人的自然风光，又有悠闲浪漫的“贵族式”牧人，可以说这些诗歌只是当时文人和上层富人的消遣之物，因为诗歌中的绿草成茵、香草遍野比起乡村中光秃秃的山岭、沼泽和脏兮兮的羊圈更好地契合了上流社会优雅的起居厅室和富丽堂皇的宫殿，诗歌中牧羊人尊贵的着装和脱俗的谈吐更好地迎合了贵族阶层的审美情趣和阅读期待。因此，田园诗歌与其说是对乡村生活的真实再现，还不如说是诗人们对自己所迷恋的贵族生活的诗意化和虚无化，诗人们不过是把田园生活方式作为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反叛，抑或是寄托一种社会理想。正如詹姆斯·特纳所言，英国的田园诗歌中“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充满人间烟火的乡村”。[7]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歌时一种文学的虚构范式，它改变了虚构行为的事实，使文学虚构直观地被认识。

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在其著作《牧歌的若干类型》(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中总结了田园诗歌(牧歌)的一些基本特征：穷人和富人、智者和愚人、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之间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豪爽的酒神，慷慨的仙女和浪漫的青年牧人。[8]列斐伏尔强调了空间的社会属性，主张在审视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景观时，重点探究空间背后渗透的社会因素，读者可以从作品的空间解读中探究其政治意义。笔者认为田园诗人美化统治者、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的简单和谐关系，旨在隐藏和模糊现实社会中迫害剥削农民的粗暴行为，淡化社会等级意识，消解底层人民对统治者的阶级仇恨。田园诗的阅读群体是有闲、有钱的贵族，代表统治阶层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田园诗人隐瞒现实乡村生活的压迫与矛盾，从而逢迎统治阶级的情趣，为之粉饰太平，为之歌功颂德。在 “田园”空间宁静、祥和、平等的表面之下隐藏着农民阶层的流离失所，封建体制的摇摇欲坠和资本主义的破土而出。总之，诗意化的田园诗歌是诗人们以暂时的情境和对稳定的强烈渴望为基础，试图掩盖和逃避实际矛盾的产物，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贵族生活的挽歌，是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的“集体无意识”抵制。

三、田园空间的文化属性

20世纪90年代，空间批评进一步发展，它强调对文学空间的“文化”解读，关注文学作品中空间的文化蕴含和意义。迈克尔·克朗和菲利普·瓦格纳两位学者把身份认同理论融入到空间的文化研究中，提出“他者空间”的概念，克朗指出“空间对于界定‘他者’群体至关重要，这种身份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作‘他者化’”。[9]在“田园”这一虚拟的再现空间中就存在着被边缘化的“他者空间”——自然和“他者身份”——女性。

在田园诗歌中，自然被描绘成一幅如诗的画卷：幽静的花园，祥和的乡村，和煦的阳光，这里远离了洪水、火山等自然灾害，看不到荆棘、毒蛇与猛兽， 于是“自然简单，社会复杂”的错误想法形成，这是人类对自然的刻意简化和主观歪曲。实际上，最了不起的智力之谜是地球和地球上的无数生命系统，自然远比人类设想的复杂得多，田园美景的虚设是人类对复杂自然的曲解，对自然自身价值的否定，对自然力量的低估和蔑视，也是对自然中心地位的剥夺。再者，人文主义思潮大肆肯定了人的理性，认为可以凭着自身的理性和科学改造、征服和重塑自然，无限放大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因此对自然一贯的敬畏与膜拜荡然无存。形象地说，如果人类是一个顽劣、狂傲、贪婪而不孝的孩子，大自然就是一位仁慈的供养者和养育者，她温顺而慷慨、卑微而伟大，人类可以随意支配、改变和操纵，在《愚人颂》中伊拉斯谟狂呼呐喊“为了躯体的生存，我们要吃、要穿、要睡眠、要性爱”。[10]在马洛的《多情的牧羊人》一诗中，一个男子对其恋人发出热情呼唤，“和我一起生活，做我的爱人”，但他的呼唤不是爱的誓言，而是物质的诱惑，此时自然生物充当了爱的“诱饵”，玫瑰、花束、羊毛、常春藤、琥珀和珊瑚都成为诱惑女性的“诱饵”， 成为男性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和手段。这正是人类眼中的自然，一个人类中心主义透视下的世界，一个与人类社会这一主体空间相对应的被边缘化的“他者空间”。

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歌是当时贵族文学的重要体裁，除了虚构美轮美奂的自然风光之外，还呈现唯美的爱情生活，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爱情田园诗歌，表达出古人对质朴纯真爱情的大胆追求，诗歌中充斥着对女性美丽的赞赏和爱慕。诗歌通常用“花园”这一空间形式来比喻女子的美， 整座花园被拟人化，构成了“花园——女子”的隐喻。斯宾塞(Spenser)在其《爱情小诗》第64首中说女子散发出的香气犹如“满园的花香”，还采用紫罗兰、玫瑰、百合等各种香花来比喻她身体的不同部位。这一隐喻除了赞美外也用于批评，乔治·特伯维尔在《致一位不忠于朋友的美女》中把一位女子比作花园中的树，树上的果子高挂枝头，像是在“谄媚”，好看的树皮被蛀虫咬坏，以此来暗示女子表里不一，美丽外表下隐藏着丑陋的内心，必然难逃腐朽的厄运。由此可见，“花园——女子”隐喻是男性视角审视下的视觉联系，女性是被玩弄把玩、被褒贬不一的对象，一个失语沉默的客体，一个男性话语的被动聆听者和接受者，她的美与丑不在自己的掌控中，而在男性的主观判断中。更有甚者，女性有时也成为男性情欲的被动承受者，在看似唯美的爱情中很难“两情相悦”，无法表达真实情感。莎士比亚在第16首十四行诗中把贞女之身比成“没有栽过花”的“花园”，女子的“花园”为男子的“成长”供养肥沃的土壤，为其孕育、繁衍后代。莎士比亚在《维纳斯与阿多尼斯》把维纳斯喻成公园，把阿多尼斯比作鹿，这只鹿可以在公园中任意“餐饮”，其中寓意不言自明。在《多情的牧羊人》一诗中，牧羊男子对情人深情地表白爱恋，承诺用“玫瑰”编织一顶“花冠”，用“成千的花束”做“床”，用“最好的羊毛”为她做“防寒的鞋衬和长袍”，用“常春藤”和“芳草”为她做“腰带”等等。可以发现，全诗从头到尾都是牧羊男子一个人的直白表达，他的“恋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她一直是个沉默的客体，男性意愿的被动接受者。

田园诗歌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形式，它呈现给我们一幅稳定、富足、丰饶、悠然的“宇宙同乐”图景，在“自然”这一空间中，没有城市的喧嚣与困惑，没有物种间的暴力与杀戮，然而“自然”空间背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它被人类简化、重塑为一位被动、顺服和顺从的供给者，是被支配的“他者”空间；在“田园”这一看似其乐融融、天下大同的“仙境”空间中，仍然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操纵与被操纵的社会关系：男人统治女人，男人是主宰，女人是“他者”，男人是逻各斯，女人是失语者。

四、结论

空间批评是在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产生之后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它为文学批评提供了阐释文本的新方法，对文学作品的空间阐释目的在于探究作品空间所折射的社会文化要素，还原作者的空间建构过程及其意义。田园诗歌是一种虚构的文学范式，诗歌中的“田园”被理解为一个虚构的“乌托邦”，一个天人合一的“仙境”，一个众生平等的“大同世界”。然而，通过透过空间批评的视野来考察田园诗歌，可以发现“田园”这一空间本身具有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田园诗歌这种“空间再现”的形式决不是为诗中所描写的人而做，那些被描写的人更不会创作诗歌，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文人来控制着诗歌的生产、知识的生产；田园并非是诗人们痴人说梦、天马行空想象与臆造出来的“再现空间”，而是濒临没落的有闲的统治阶层和文人寻求精神慰藉、刻意美化现实世界以掩藏社会矛盾的产物；田园并非是一个 “天人合一”的极乐世界，在这里自然沦为人类意志的附庸和“他者”；田园也并非是一个众生平等的“大同世界”，而是一个男性中心主义统治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男权世界。

[1]吴庆军. 社会·文化· 超空间——当代空间批评与文学的空间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0,(10): 103-107.

[2]迈克尔·克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86.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8.

[4]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73.

[5]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38.

[6]Wegner Philip E.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A].Julian Wolfreys.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ry[C].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2:182.

[7]Goodridge, John. Rural Lif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Poet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02.

[8]William, Empson. 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M]. London: Chatto&Windus, 1950:6.

[9]Crang, Mike. Cultural Geography [M].London: Routledge, 1998:61.

[10]吉萍．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30-32.

[责任编辑：黄儒敏]

2014-11-15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2YJC730012)

韩利敏(1982-)，女，河南濮阳人，硕士，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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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882(2015)01-01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