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平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1928年5月3日，日本在济南制造了屠杀惨案。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济南惨案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但主要集中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中日外交关系以及民众反应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与济南惨案的关系却鲜见涉及。本文主要就中国共产党对济南惨案的认知及其应对举措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共产党对济南惨案以及其相关认识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令人发指，而蒋介石国民党的应变举措却匪夷所思。虽然身处生存困境，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制造的，同时也是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反动造成的。

首先，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有预谋的、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为。

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侵占济南，制造屠杀中国官兵与平民惨案。身在山东目睹其惨、深受其害，中共山东省委、共青团山东省委于5月6日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制造五三惨案，“它的用意无非是一面借此种非常事件来缓和其国内倒阁的政潮，一面据为口实，更进一步地侵略山东”［1］(P284)。5月 10日中共山东省委、共青团山东省委又发表文告《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再告山东民众》，明确提出:“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我们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是我们山东民众势不两立的。”［1］(P286)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5月9日发表《中国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断言“这次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定的计划”［2］(P186)。7月9日，远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2］(P310)。

稍后中国共产党再三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出兵山东故意造成济南事变，以为他的侵略政策的借口”［2］(P591)，“这是帝国主义者重新企图瓜分中国的开始”［2］(P667)。

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认识是非常清楚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类文件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

其次，国民党背叛国民革命宗旨、向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压制民众运动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原因。

“四一二”与“七一五”两次反共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国民革命的形势发生逆转，北伐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中国共产党痛心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背叛，重新审视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战争，改变了过去对北伐的支持态度。192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不再是有着广泛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的革命党，变成了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党，北伐战争也成为军阀混战的组成部分，是“反映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各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3］(P433)。“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完全降伏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增加帝国主义的侵略。”［3］(P449)恰恰在此前后，日本帝国主义连续三次出兵山东，中日民族矛盾日渐激化，使得中国社会矛盾更趋复杂与尖锐。

济南惨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共中央认为，日本的武力侵略是国民党的反革命造成的。“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已经背叛了中国的民族革命……禁止一切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2］(P187－188)北伐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1926年7月，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下，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但是这时的“北伐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意义，蒋介石出兵之际还特别声明保护外侨，并对宁案为退让的解决”［2］(P194)。在帝国主义者看来，“国民党的反动已经消灭了中国的革命运动”，给它们的侵略带来良机;而“重新运用其义和团及二十一条件时代之武力侵略政策，而开始用此旧政策者，仍是对华侵略最露骨之日本。于是而发生此次五月三日济南事变”［2］(P188)。

第三，揭露南京国民政府处理济南惨案的失措。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对日提出严重抗议，对内压制民众运动;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又盼望英美、国际联盟的斡旋。济南惨案发生前，面对日本军队出兵山东与武力挑衅，国民政府除了外交抗议与妥协退让，没有任何其它进一步的行动。济南惨案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除了提出抗议外，发出中国国民党告世界民众书、告日本民众书，相继制定了《关于“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五·三”惨案宣传方略》《“五·三”惨案宣传大纲》，还乞求国际联盟及美国出面主持正义。应该说，国民党的应对还是费尽心机的。从根本上说，它企图在政治上通过外交努力、在军事上实行不抵抗政策，实现和平解决五三惨案。面对日军的武力进攻，驻扎济南的国民政府军队奉命放弃抵抗;面对日军的通牒，蒋介石“完全屈伏于日帝国主义威力之下”，5月5日致函日军司令福田，答应“严令所属官厅全数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区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2］(P195)。

与此同时，国民党“一方面禁止民众反日，一方面乞怜诉苦于国际联盟及美国帝国主义面前”［2］(P190)。日本拒绝任何外交斡旋，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国民政府在与日的外交交涉中，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济案问题延搁，至今尚未开始谈判，借‘修约’等转变民众视线，以实现其卖国秘密外交。”［2］(P513)中国共产党呼吁，“防止国民党政府的秘密卖国外交”［2］(P283)，认为国民党的“外交政策已经充分暴露于群众之前而完全逐渐失掉民众的信仰”［2］(P240)。

南京国民政府就济南惨案与日本展开了一系列外交交涉，两国政府才于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年签订中日解决济案交涉文件。“日帝国主义对中国之野蛮侵略，造成数千人死亡与巨大之财产损失，南京政府毫无切实之抗争，亦未得到任何具体赔偿，竟如此草草了结!”［4］(P185－186)中共山东省委认为，中日之间从表面看了结了济南惨案，但是那仅仅是形式上的解决，“于一切民族的权利当然不能解决”［1］(P403)。恽代英认为，“震惊中外之济案”屈辱地得以“和平”解决，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要发动军阀战争，不得不求助于日本帝国主义”［5］(P1043)。

二、中国共产党主张反帝反国民党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此后就一直以此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彻底反帝的思想，并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下来:“一切不平等条约……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6］(P20)但是随着孙中山先生去世，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分裂统一战线的事件接连发生，“四一二”与“七一五”等反共政变彻底破裂了国共合作。国民党不但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还严厉禁止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民主革命立场，继续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工作，同时在八七会议上还通过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议。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而国民党在外交交涉中不断妥协退让。对此，中国共产党主张反日反国民党，“现在打倒日本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与打倒国民党实是一件工作的两面”［7］(P25)。

第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行动上注重反日，在宣传上还要反英美。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认为“济南事变激动革命运动的复兴”［2］(P591)。中共中央于5月9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工农兵及一切压迫民众的先锋，是中国唯一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党”，鲜明地把反对日本侵略与反对国民党联系起来，“一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铲除民众运动的障碍物——国民党及其政府”［2］(P192)。同一天中共中央第四十五号通告也指出:“从反日运动进而到反军阀战争、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卖国贼和屠杀反帝国主义主力工农群众的刽子手——国民党、蒋介石、张作霖以至〔一〕切大小军阀等等。”“这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我们须做的含有很浓厚的反国民党意义。”［2］(P196－197)

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以及对民众运动的周密防范与严厉压制，济南惨案并没有引起全国范围的反帝高潮。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推动领导反帝运动的努力。1928年7月13日，中央第五十九号通告发出关于反帝工作的指示。该指示分析了反帝运动所以不尽人意的原因，认为“现在反帝运动特别是反日的时机并没有过去”［2］(P505)，号召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深入群众，扩大反帝统一战线，期待一个全国反帝运动的高潮。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上海的反帝工作终于有了起色，“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三日(‘五三’周月纪念)两次的示威行动，竟有数千工人学生群众参加，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等口号(在南京路及西门一带)，虽被捕多人，但均随时释放。自此以后，党内党外，都有很好的影响，群众的情绪特别兴奋”［2］(P263)。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因济南惨案而起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认为“这次反帝运动仍然有其相当的成绩和影响:第一许多重要的城市反帝运动虽然只有很小的范围是我们党在组织上领导起来的，然而大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起来的(如党的政治影响推进了群众反帝热情和行动，间接亦使豪绅资产阶级不能不做一点上层运动的欺骗工作)。反帝运动联系到反国民党，不是偶然的。……反国民党的影响一般的比从前普遍而深入了。第二各地党部能够了解并运用中央所指示的策略和方法的，不仅可以多少领导反帝运动，扩大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且推动了工人运动”［2］(P538)。

济南惨案的制造者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然是反帝运动中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对此态度是明确的。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鲜明提出反对其他帝国主义。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国内其他党派团体相比，其境界自然更胜一筹。“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国民党打下北京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日益加强。”［8］(P182)“在行动上虽注重反日而在宣传上则要同时反英美。”［2］(P262)“美帝国主义显然是以其财政资本企图垄断中国。中国资产阶级与蒋系军阀已显然依赖美国金元以达其发达资本主义压服革命的企图……英日两帝国主义仍极力进行其瓜分割据的企图。”［8］(P30－31)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国民党打下北京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日益加强;不但英日帝国主义势力在南北有显然的发展，便连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突飞的进步。……无论任何帝国主义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中国，其目的都是一样地加紧对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和破坏中国的独立”［8］(P126－127)。所以，中国共产党主张反对所有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反日运动，同时扩大反对英美乘机侵略，反对太平洋战争，反对国民政府勾结美国帝国主义，出卖山东满州于日本，假名修约剔开济案实际问题等卖国行为的宣传”［2］(P545)。“中国共产党目前争斗的政纲，就是要澈底驱逐帝国主义，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有帝国主义的银行与工厂，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自由。”［2］(P606)

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帝，勇敢地担负起反帝运动中的领导责任，“需要党以极大努力领导群众加入并组织各种反帝运动，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国民党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工农劳苦群众之真正的反帝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8］(P135)。山东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略，又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状态，所以革命力量相对弱小。6月29日，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告同志书》号召全体党员努力奋斗，努力是革命胜利的保障。“我们不要灰心丧气，灰心丧气，是怯弱的表现;不要等待机会，等待机会，就是失掉机会;不要顾虑力量太小，不要怕白色恐怖，我们个个同志有领导的群众，我们的力量就大了，就有群众的保护了。”［1］(P330)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工作有了很大起色。“在五卅纪念中，各地党部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才比较活动。上海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之下，这个工作因之也做得更有成绩，举行了总的示威运动，政治上调动的群众在三万以上，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威信受着很大的打击，使党的政治影响得到很大的扩大。”［8］(P153)

第二，反对反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

在“四一二”政变前，国共两党虽有许多见解分歧却无公开的敌对行动，反而彼此之间有过密切合作的事实。“四一二”政变之后情形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就已明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问题。1928年1月中国共产党列举出国民党种种罪行，公开宣布:“国民党是国民的公敌!国民党是中国一般工农贫民兵士群众的公敌!国民党和北方军阀已经是同样的反动势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2］(P69－70)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人遭受屠杀而人数锐减，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而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反国民党的宣传与行动受到了极大制约。“国民党欺骗民众，济南惨案把他完全揭穿了!”［7］(P24)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对日本出兵山东以及处理济南惨案的种种表现，充分暴露了其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质，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毫无疑问，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国民党活动是极为有利的。

192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就鲜明地提出“推翻压迫民众运动的国民党及其政府”［2］(P192)。中共山东省委在《“五卅”惨案三周年纪念告山东民众书》认为，济南惨案发生后，“工农兵士贫民群众莫不万众一心地想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结果蒋介石早已向他们投降软化了”。事实表明:“从‘五卅’就断送无产阶级的新式军阀(国民党)，到现在已经戴不住他们的假面具了。”［1］(P292)6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国民党军阀攻下京津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最近国民政府的对外对内宣言，显然是一种投降帝国主义欺骗民众的文告”，［2］(P278)断言“济案将不能得到有利于中国的解决，不平等条约只有层层的加增!”［2］(P279)“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紧迫!国民党只是秉承帝国主义意旨而压迫民众的工具，我们再不要希望国民党来收回山东满洲解决济案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更不要希望国民党政府改善民众生活和统一中国，我们要防备国民政府的秘密卖国外交，我们要自动的恢复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民众运动!为要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的，只有工农兵士及一般劳苦民众联合起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军阀统治，实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政权!”［2］(P281－282)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认为“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新工具，不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决不能够澈底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自由”［2］(P605)。

当然，也必须指出，国民党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曾积累了一定的政治威望，他所进行的北伐也有着冠冕堂皇的借口，同时他也并不满日本出兵山东，对日本军队的暴行也提出抗议;在交涉济南惨案的过程中也影响或领导过他所希望的反帝运动。“各地的反日团体——有群众的反日团体——我们都不能参加，也仍然是受了国民党的领导。”［8］(P153)由于“许多的城市，党的组织完全破坏，其他虽有组织而不能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过渡到秘密环境之后工作方法还没有走到正确的轨道上。因此，这一反帝运动，确实被国民党所领导了”［2］(P211)。实际上，国民党所谓的反帝运动主要是抵制外货运动，着重于经济领域，是不彻底的反帝思路。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认识。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开展反国民党活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有许多策略性的考虑。对民众进行宣传，不能简单地说要打倒国民党，“要多从国民党卖国的事实的宣传引导群众反国民党”［2］(P264)。中共山东省委也认为，“反 K(指国民党，笔者注)的工作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应当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用事实来作例证的宣传”［1］(P289)。6月21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五十四号通告——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认为:“现在是我们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的时机，我们要全体动员参加反帝运动推进反帝运动，并且使反帝运动与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主要的路线是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在这个运动中要时时增进反国民党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的方法是曲线的，不是一开始便很简单的叫打倒国民党吓跑了群众，因为群众的反帝运动和自身斗争能够起来，必然的走到反国民党。”［2］(P270)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略，国民政府的外交却一天天软弱。正因为如此，“以收回满洲和山东主权为骨干的反帝运动，更可以大大做起来。同时民权运动已经是一切城市民众的迫切要求”［2］(P272)。

三、振兴群众运动

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没有显著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缺少广大民众的参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这与中国共产党发动与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蒋介石国民党分裂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破裂以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压制民众的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期。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反国立场，组织爱国统一战线，力图振兴群众运动。

第一，揭露南京国民政府防范与压制国人反日爱国思想及行动。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民众运动极尽阻挡压制之能事。日本出兵山东的借口是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南京政府不去积极应对日本的侵略，反而担心中国民众的“过激”反应会激怒日本、影响其北伐，主张“巩固后方，保持秩序”，对于罢工、罢课等有妨碍后方治安的行为要“绝对制裁”，防止共产党“乘此时机煽乱，破坏北伐”［9］。济南惨案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济案正由外交解决，民众应守秩序，严防共党煽动电》，认为“近据各机关报告查获共产党印刷品甚多，希图煽动利用停课、罢工及种种扰乱行为，破坏秩序，已饬京内外军警严密查拿究办”［7］(P143)。随后又提出，“共产党徒欲利用紧张的民气，起而暴动，后方的民众，人人都要注意维持后方的秩序，严防共贼的捣乱”［7］(P153)。由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压制，全国的民众运动也转入一个低潮期。

从表面上看，国民党也在领导一些反帝运动，并影响了一些群众团体。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反帝运动，完全是假的，正要工农参加进去，把反帝运动弄假成真，才可以暴露他的假面具”［2］(P197－198)。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我党目前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参加到公开的反日团体)。青年团更应在此一运动中打入学生群众中去。党部及党领导之团体发布宣言及其他宣传的工作”［2］(P198)。中共山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山东的工农民众，在这一种局面之下，对国民党的幻想已逐渐打破，而因为自己的政治认识进步和自身生活的逼迫，更愈加革命化”［1］(P349)。

第二，中国共产党主张把秘密工作与公开活动相结合，把组织扩大群众运动与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很早就主张“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0］(P90)。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很自然地认为，“我们要彻底抵抗此武力侵略，并谋为济南死难之数千兵民报仇雪恨，只有发动工农及被压迫阶级之广大的民众斗争”［2］(P191)。与此同时，党还认识到日本的侵略已经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潮流正在兴起。“反帝运动是一个正在上涨的潮流，全国大小城市各种民众无不有反帝的表示。这一斗争的前途，如果能够好好地领导，是可以发动城市的广大群众，推进政治和经济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走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的局面。”［2］(P212)在这种形势底下，“如果我党不积极发动群众参加，不久必然在国民党‘忍耐’‘镇静’口号之下消沉下去”［2］(P196)。因此，因日军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引起的“反日运动的另一重要的意义便是要借此机会由民众自动恢复一切民众运动，取得城市的集会结社的自由”［2］(P197)。

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领导反帝反国民党运动，最大的困难是党不能进行公开活动。同时，因济南惨案而起的反日运动，“看不出本党领导的群众斗争，这确是我党工作没有深入群众的危机”［2］(P201)。对此，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现在反帝运动的领导不起来，由于党在城市群众中没有基础。党和群众脱离，党员在群众中绝没有领导的作用，甚至党部和党员群众也失去了联系。”［2］(P214)“党在秘密状态之中，而把一切公开工作都不做了。”［2］(P215)“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他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须知秘密工作之意义不是缩小党的活动范围脱离群众去求党的安全隐密的政治主张，而是如何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遭受军警侦探的破获，所以运用公开机会去团结广大群众是白色恐怖下的党部最重要的任务。”［2］(P201)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以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没有能够及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有新的改造，“大多数还是依着‘国共合作’时代的旧方式去应付秘密环境下的新工作，主要的现象就是:一、没有健全的支部组织，所以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二、没有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极容易被敌人探悉”［2］(P201)。有鉴于此，中共中央通知各级党部，提出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办法。其中，关于秘密工作，“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工作连系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1］(P206)。“为得容易揭破国民党假面具取得更多的群众于我们影响之下，应当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加入这种团体是要运用城市群众的统一战线揭破反动领袖的假面具而取得其群众，也就是取得公开的地位以便到群众中去活动。”［2］(P212－213)

除了动员工农群众外，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到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党的任务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2］(P317)对小资产阶级的宣传要加强。“上海广州北京各大城市除以党名义办的刊物外，还要出版一种灰色刊物，多谈反帝运动，反对苛捐杂税，要求民权自由，批评反动政治。对于左倾的文学团体，应设法影响他们，使他们联合发表政治的宣言，如反帝及要求言论集会自由等。”［2］(P264)应当说，在济南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注意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在这个过程中树立了党的威望，扩大了党的影响，为以后的革命活动积累了能量。

四、余论

在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政策之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中共党员人数直线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向秘密，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济南惨案发生时，正值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期。虽然自身处境险恶、力量弱小、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却能不畏艰难，勤于思考，勇于作为，通过不懈的反帝斗争，进一步塑强了中华民族利益忠实代表者与维护者的形象，不但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同时也树立了威望，积累了人气，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李维汉认为:“抓住济南惨案发动全国反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迎来了“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的兴起”［11］(P245)。

济南惨案之后，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是高涨的。南京国民政府不能顺势作为，反而极力压制民众的反帝爱国情绪，表现出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性，暴露了其对待帝国主义态度的软弱性，这就导致民众的信任危机。众所周知，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卅惨案都导致了大规模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而济南惨案却未能引起民族运动的高潮，其原因是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反动，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压制。从表面上看，国民党领导了“五三”后的反帝运动，而事实上，国民党是压制反帝运动的。早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曾提出，要“严格的揭发治者阶级的卖国行为，以及国民党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头禅”［3］(P465);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行为进一步证明，反帝运动“完全在国民党或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走入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8］(P172)，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在此次事件中，他的外交政策已经充分暴露于群众之前而完全逐渐失掉民众的信仰”［2］(P240);“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在他掌握了政权之后，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卖国殃民的政策，更加充分的证明了，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8］(P324)河南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代表河南省民众要求国民政府对济案进行公开交涉，确立民众外交，实行革命式外交，集中国民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而国民政府“采定之外交方针与步骤，均不适合革命之精神”，希望政府“依民主集权制之精神，改善外交方式，确立国民革命外交，厉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妥协、不让步，务求最后胜利之目的”［7］(P201)。

与此同时，实践却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彻底的真正的领袖。在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主张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发动群众，把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国民党、争取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0］(P90)。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党与群众的脱离，是主要的危险”［2］(P389)。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不顾白色恐怖的危险，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在‘完成北伐巩固后防共匪捣乱’的大帽子之下箝制着群众情绪，只许在合法的条件之下做点和平的经济绝交工作以领导群众到消沉方面去，实际是以这种巧妙的变相的压迫反帝运动的方法掩盖他们的卖国勾当”［2］(P211)。因此，“反帝运动应当和一般的群众运动有密切的联系，即是反帝运动一起来，不仅要引到反国民党的斗争，而且要引到要求本身利益的斗争”［2］(P213)。“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农民运动是有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作用。”［8］(P193)基于城市中心暴动的受挫以及济南惨案后全国出现的反帝上涨的事实，中国共产党逐渐加深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了解，认为中国革命现在正处于低潮期，但要积累力量准备下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值广东暴动失败之后，中国第一个革命高潮业已因历次失败而过去，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必然要来而目前尚未到来的时期。”①②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四册，1957年(内部发行)，224页，229－230页，235页。因此，这次反帝运动的前途，“决不是直接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联合战线的复活，也不是如‘五卅’时广大，而是在提高反帝潮流，并抓住反帝运动去发展城市群众的一般斗争，复活城市的群众运动，充实我们的基础”［2］(P212)，“党现时的总路线是夺取成千百万的群众”②。显然，与蒋介石、汪精卫反共政变时的激烈反应相比，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冷静与耐心;在此冷静与耐心底下的思想与行动就更富有理性。虽然该阶段中共中央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但是对农村割据的重要性有了逐渐深入的认识。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中国革命的形势在济南惨案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济南事变后，革命显然有复兴的趋势:城市工人运动逐渐开展，上海工人又走到马路上作示威的尝试;各地农民争斗还在继续;兵士革命化的意识更加明显;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希望幻灭。这些现象，自然还不能过分估计，但的确是革命复兴的黎明现象。”③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行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12］(P48)在济南惨案这个突发事件面前，中国共产党有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策略与革命道路的努力;虽然时值中国革命的低潮期，但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懈努力、艰苦奋斗，不断深化着对中国革命国情的认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革命经验。这都为壮大民主革命力量、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恽代英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7］济南市档案馆．毋忘国耻［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3．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中央关于“济南惨案”之政策方针文件一组［J］．民国档案，1993，(4):4．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