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利民 穆冬梅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社会经济结构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各类集体行动（如群体性的利益抗争、集体性的环境维权等）此起彼伏，给社会秩序良性运转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隐患，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要求通过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来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显然，揭示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和规律，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目前有很多，无论是理论解释还是微观机制的揭示都非常丰富。比如，奥尔森有关集体行动逻辑的研究，［1］公共选择理论［2］以及合作的理论［3］中的集体行动研究等，均为解释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内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王国勤已经作过很好的梳理［4］。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有关集体行动的案例研究比较丰富，集中讨论集体行动过程机制的文献也较多，但对集体行动内在机理的分析明显不足，这与日趋频繁的集体行动经验很不相符。

由此，本研究试图作一补充性的研究，力图从组织学的视角，通过构建一个分析框架，来解释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为今后的经验研究做些理论准备。为此，本文将集体行动看作组织的一个行动领域，从组织的内部要素即行动者、权力和规则入手，研究集体行动是如何展开的，以及在组织内部行动者如何掌控权力以及如何规避规则等。

一、组织中的行动者及其策略

从经验来看，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都是在组织中进行的。行动中的组织既可能是正式组织，也有可能是非正式组织。但无论哪一种组织，其主体都是个体，本文称之为行动者，因此，作为讨论的基础，揭示行动者的性质及其行动策略是剖析集体行动机理的前提。

（一）组织中的行动者

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行动者是构成组织的基本要素，组织中的行动者是受理性组织严格限制的且拥有固定角色的个体。从古典组织理论对人性假说的历史脉络来看，个体经历了从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到复杂人的变化，而推动个体变化的动力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但其人性和需求是相对不变的，因而是可以预知的，甚至可以左右和操控的，只要人们找到了行动的动力要素就可以对行动进行预测和控制［5］（P27-50）。换言之，在组织中，行动者的行动可以通过寻求其动力加以预测和控制。

然而，经验表明，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并非完全会遵循组织规则，任何组织的规则也都不可能限定行动者的一举一动。因而，行动者不能被视为是对组织机械地服从的个体，或者说至少不能被视为能够被组织无条件地控制的个体，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是拥有自主权的行动主体。行动者能够行使自己的自由，能够进行计算、操作和决策，能够让自己适应环境，并对其他行动者的诸种行动策略作出相应的回应。进而言之，每个行动者都有着潜在的组织能力、选择能力、决策能力与创新实践能力。他们有能力建构组织、选择组织，并根据存在的条件与环境进行决策，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组织中的行动者是自由的，其行动是不确定的。因此，其行动也不可能完全被预知，以及完全被控制。在任何环境中，行动者总是试图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余地，以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行动者的自由余地有大有小，其大小的范围取决于行动者自身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对其他行动者资源的控制程度。组织的行动者因其本身拥有的资源不同，其行动的自由余地不同，其不确定性程度也有所不同。行动者对其自由余地操控和对其不确定性的利用便决定了他们各自拥有的权力的大小，决定着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因此，组织中的行动者都试图通过增加自身资源的占有和对其他行动者资源的控制来扩大自己的自由余地。可见，组织中的行动者是复杂的，其行动既自由又是不确定的。

（二）行动者策略

由于组织中的行动者是自由且不确定的，因而他们之间的合作非常困难。然而，仅凭个体的自由行动，很多目标是无法企及的，只有通过参与组织，与其他个体一道形成合力方可实现。如前所述，行动者首先是理性的个体，参与组织的行动者总是试图通过操控不确定性，来使自己受益最大化，并通过努力控制其他参与者和整个组织来使自身的参与行为获得最大的回报，此举谓之为“行动者的策略”。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行动者策略通常可以分为两类：进攻性策略和防御性策略。进攻性策略是指每个行动者都试图通过控制其他行动者来实现自己的行动目标，从而满足自身需要。在既定的组织中，尽管有共同的组织目标，但行动者总是试图构建自己的利益蓝图，从而想方设法地增加自己的不确定性进而来扩大自己的自由余地，以掌握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多的权力。比如，一项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并非完全为了他人的利益来组织这场运动，他总是会在行动过程中试图掌握各种信息，占有对自己有益的资源，从中获取权力来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这就是一种进攻性的行动策略。而防御性的策略，则是指行动者通过操作自身的自由余地来尽力规避其他行动者对他的控制。或者说，行动者试图通过保护和扩大自己的自由余地来减少对其他行动者的依赖，以减少行动的不确定性。进入组织的行动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他们并非被角色掌握和控制的个体。结构功能主义主张有既定组织角色的人，会自发地迎合他们角色一方的期望。实际上，理性的行动者往往不会完全按照角色期望来行事，他们有时会背离这种角色期望，以减少对其他行动者的依赖，获取某种优势和权力，这样才会在协商谈判中增加筹码，讨价还价才成为可能。比如，在一个企业，企业员工偶尔也会违背上司的意愿，以获取某种有利于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又如，有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决策的“变通执行”或“选择性执行”［6］，其意图就在于减少某种依赖，提升自身行动的自由余地，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性的行动策略。

总之，组织中的行动者，他们会通过选择进攻性或防御性的行动策略来减少对其他参与者的依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二、组织中的权力与规则

上文阐述了组织中的行动者与策略的特性，为揭示个体在组织中的行动及其特性奠定了基础，但若要理解作为组织的行动者的基本属性，还需进一步揭示组织中的权力与规则。

（一）组织中的权力

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是指一种影响力或控制力。人们总是把权力与恶联系在一起，当权力的合法外衣被剥去，就会蜕变成赤裸裸的暴力。不过，学者们对权力的理解有比较大的分歧。如韦伯把权力看作是行动者可以排除一切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7］(P78)，而吉登斯则把权力视为个体“改变”既定事态或事件进程的能力。［8］（P78）在组织理论中，权力是一种关系，同时又是一种行动者行动的能力。［5］(P88)

组织是由行动者自由建构的，并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让渡他们部分权力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然而，组织并非自发形成，它是人们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进行的联合体。这种联合行动是行动者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得已而为之的，换言之，这种联合并非善意的、纯粹的，其中包含着行动者理性的选择。由于存在着集体的共同目标，而仅依靠单个行动又无法企及，故共同目标促成了成员间的合作。因此，合作是组织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行动者在合作中仍然是理性的个体，他们时刻保持自由行动，不断地运用权力进行着交换，从而来达成合作。因此，交换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推动了交换，合作与交换相互依存，共同推动组织的发展。

可见，组织中最核心的关系是合作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权力则是合作和交换的前提，也是行动者进行合作和交换的一种能力。

（二）组织中的权力交换关系

进一步来看，组织中的权力是一种非均衡的交换关系。一方面，行动者各异，其所掌控的资源、信息以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都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非均衡关系；另一方面，来自环境和“有限理性”的行动者带来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非均衡关系。交换关系则体现在：双方只有相互交换，才有可能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确切地说，权力只有在交换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

如前所述，成功的合作需要合理的分工协作。然而，行动者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拥有的权力和资源不同以及行动能力存在差异，其影响力和重要性也不一样。可见，权力是行动者进行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拥有权力即获得了在组织中占据有利地位的能力，反之，则有可能导致他们对资源控制的不确定性，使其处于非均衡不平等的关系中。权力既是交换关系得以开启的“工具”，亦是组织中行动成员进行交换的能力。组织中的交换可以分为经济性交换和政治性交换，前者强调行动者在“给予与获取”的基础上仅仅进行资源或行为的交换而不涉及构成交换的诸种条款或规则，后者则强调在资源交换的同时行动者更看重对条款或规则的操纵，以期获得更加长久的自身利益。［9］(P131)在交换关系中，利益各方会竭尽所能动用各种资源，展开或明或暗的竞争，并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缩小其不确定性领域以扩大对手的不确定性领域，使交换能够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式进行。

综上可知，权力不是强制力、影响力，而是行动者进行合作和交换的能力。组织中每个参与者想要在组织中实现自身的需要就必须获取权力，进而来进行合作和交换。

（三）组织规则

承上可知，行动者拥有权力并且运用权力来实现个人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而不受任何制约。滥用权力会导致组织结构的失衡，不利于组织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导致组织的畸形。因此，组织的健康有序运转离不开对权力的有效控制，离不开规则的约束。

进而言之，如果把集体行动看作是一种“游戏”，那么行动者在“游戏”之中是相互作用的，双方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方面相互依赖，彼此间的行动皆会给对方带来限制和约束。“游戏”促使不同的行动者进行合作，但是在“游戏”之中行动者不能恣意妄为，其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或彼此间签订的契约，否则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比如，2007年的厦门PX事件的“集体散步”案，其约定的规则是以不破坏现有的法律和影响公共秩序正常运转为前提，“集体散步”的行动也要限制在不影响公共交通的范围之内。［10］(P117-120)

当然，规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对参与的行动者构成了制约和限制，行动者都必须在规则限定的范围内采取各自行动，否则，谁都有可能将为此付出代价；另一方面，规则又对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形成保护，因为规则是行动者们协商的结果，是行动者彼此之间通过讨价还价、协商谈判完成的，它的形成涉及相关利益群体各方的愿望、目标或规划，而不仅仅是某一方行动者的选择。

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行动者各自拥有的权力各异，其行动能力大小不一，因而其影响力和在组织中的地位也会不同。在组织规则形成的初期，处于重要地位或主导地位的行动者往往会在其中起主要作用，而处于次要地位或从属地位的行动者则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但是，行动者永远都不会默默地忍受这种他们认为不合理的规则安排，他们会极力地寻求自己的自由余地，努力地扩大自己的不确定性，同时减少自己对他人的不确定性以缓解规则对他的约束。同时，随着行动者人为地制造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权力关系随之发生变化，组织中原有的规则往往会被打破，依据权力关系大小而进行的新一轮的游戏规则的建构由此进行。当然，在规则的建构解构中，行动者是矛盾的。他们逃避规则，歪曲规则，试图绕开规则。同时，他们努力来建构规则，利用规则保护自己，以迫使其他行动者遵守规则，防止他们歪曲规则。

当然，组织中的规则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正式规则是一种固定化的均衡与折中，它是各类参与者之间权力均衡与妥协的结果，以一些透明、清晰和可预见的条文作为表现形式。正式规则在一些正式组织中比较常见，如一些组织的章程、制度等。正式规则在组织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规则范围内的任何行动者都形成制约，行动者必须在规则限定的范围内行事。正式规则往往具有强制性，它严格规定了行动者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并且以奖励和惩罚的方式保证了这种人为设计的合理性。但是，正式规则永远不可能对组织做到完全绝对的限制，它始终受到诸种其他行为的挑战，这些其他行为意在反对正式规则中某些不严谨的不合规的部分。尽管正式规则意味着合理化，意味着消除行动者的诸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意味着组织的正常运行，但是，正式规则的实施会遇到各种问题，正式规则的诸种不确定性随之产生。［9］(P155)而正式规则的不确定性，为非正式规则的出现提供了机会。非正式规则是一种相对灵活的、没有清晰文本、富有弹性的规则，这种规则是拥有自由余地的行动者在共同利益的幌子下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非正式规则可以填补正式规则的‘缺陷’，或者对正式规则进行调整以适应组织的特殊情况。”［11］(P67)当然，组织中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相对的，表面上二者目标背离彼此冲突，其实二者是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其联系的中介或桥梁是行动者手中掌握的权力。

三、权力与规则框定下的集体行动

上文重点阐释了组织中的权力和规则，下文具体来探讨在权力与规则框定下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

（一）集体行动中的权力获取

如果我们把行动放在组织的框架内来讨论，那么，它自然而然会涉及权力以及权力获取的问题。在如何获取权力的问题上，学界存有技术理性与行为理性之争，但由于没有深入到权力的本质问题，因而讨论并无实质性的进展。［5］(P3)不过，在克罗齐埃看来，技术与金钱理性和人际关系理性之间并非简单对立的关系，而是彼此渗透和相互支撑的。因为组织成员必须同时面对实现集体目标的功利理性要求和非正式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压力，在他看来在人类情感的每一层面都有理性的算计，而在所有的决定中，即使是最具技术性的决定，都会受到情感的约束和限制。因此，行动者的行动是一种特定情境下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性行动。如果将权力看作是某人使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的能力，那么权力正是策略性行动的核心。［12］因此，权力是集体行动的核心。

可见，获取权力是集体行动的关键。然而，影响集体行动中行动者权力获取的因素是多重的。某种独特的他人无法取得的专业技能、对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的控制、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对组织的规则操纵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其影响因素，但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行动者的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行动者都是“有限理性”的个体，这会导致他人行动不确定性的增加。这种不确定性为行动者之间的谈判和协商提供了条件，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控制他人的不确定性来获取于己有利的权力。［9］(P78)当然，组织与外部环境亦是不确定的。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组织结构处在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中，由此促成了集体行动与行动者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换言之，作为由面对诸种实际问题的人们构成的诸种联合行动，集体行动能否达成，始终取决于不确定性现象——它们的出现、存在及发生的作用是不可能预测的。

由上可知，不确定性是行动者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对不确定性不同程序的把握则构成了组织及其参与者的权力关系。不确定性是行动者进行商讨时的主要资源，不确定性意味着权力。行动者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往往制造人为的不确定性，以使组织中业已现身的客观的不确定性受到遏制，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对参与者之间讨价还价关系之中的诸种失衡进行协调，以便于在可接受的程度上减少自身的损失。以当前最为常见的集体上访事件为例，集体诉求是否能够实现，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集体行动过程中的单个行动者是否能够一以贯之地积极参与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在集体行动中许多不确定性的存在，才有了参与者的协商和讨价还价，才有了集体行动的组织化，最终成就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10］(P95-98)

（二）集体行动中的规则约束

获取权力是为了更好地在行动中获取资源，从而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然而，仅仅依靠权力的获取，还是无法成就集体行动，还需要规则。

规则对集体行动可能性的形塑在于其既对集体行动参与者形成规约与限定，同时又为他们自身目标的达成提供基础和条件。如前所述，组织中的行动者拥有一定的自由余地，他随时可能会采取策略来掌控不确定性，并从中获取权力，做出符合自身需要的选择，他们甚至可以逾越组织规则和打破规则，以建立新的规则甚至退出组织。但无论如何，只要行动者想要从组织中获益，就必须参与到组织中去，并投入到集体行动中。这样，他们不得不受到组织规则某种程度的限制和约束，并根据其他行动者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方式进行选择，否则，集体行动不可能出现。因为纯粹只顾个人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行动是得不到响应的，从而最终都会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还是以2007年厦门“集体散步”案来说明，如果组织者只顾个人利益的满足，而不考虑他人在行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那么，“集体散步”的行动是很难出现的。因此，行动的组织者，需要采取策略性的行动，与参与者协商，通过“集体散步”的形式来实现规避风险的目的。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是此次集体行动的基本规则，它约束着参与者的各自行动。

进而言之，行动者为了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就必须进行联合行动，他们联合在一起行动的前提是组织的规则机制。规则的诸种机制指向目标的程度，取决于参与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他们的合作成果吸收和转化成既得的风险投资收益，并且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他们作为目标加以内化，由此将他们的交易服从于这些目标的要求，并且愿意向他们的对手做出让步。［9］(P78-80)可见，规则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之间同样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关系。

当然，规则有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分，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是这两者的混合，也就是说是一种“混合规则”的影响，当然很难区分到底是哪一种规则的影响更大一些，这需要看集体行动的性质和诉求的问题。比如，广东南海本田汽车工人要求加薪的集体行动，正式规则的影响大一些，而厦门的“集体散步”则受非正式规则的影响大一些。

综上所述，行动者建构组织，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合作来达成共同目标。组织中的合作与协商谈判活动并行，行动者手中的权力是其进行合作与协商谈判的能力。然而，行动者并非可以无限制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因为权力要受到规则的制约，行动者在规则的约束下才能达到权力的均衡，从而使组织得以存续。本文从组织学的角度构建了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旨在为理解集体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更好地控制集体行动后果和有效治理群体性的事件奠定理论基础，也为后续的集体行动的经验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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