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佳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城市记忆，这些记忆体现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公共空间和地方艺术中。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由于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流动，也明显地出现了一些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加剧了城市资源与地方文化传承保护的矛盾。历史建筑的更新，旨在重塑人们对城市的想象, 然而如何保护好城市文脉，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记忆不会随着旧城形貌的消失而消失，是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面对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大量的文化遗产在“旧城改造”中快速地消失，一批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古建筑因城市规划需要而被拆毁重建，历史建筑、传统街区、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街道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改变了传统文化意义的新型景观。此外，地方文化的传承性与独特性在全球化发展中被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所影响，转而趋向文化同质性，现代性文化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景观文化现象更加使得地方传统的文化认同出现断裂。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中,不乏将居住建筑与旧区改建的行为,以构建怀旧空间来复兴历史城区，因此，分析城市空间改建的形式，特别是在资本运作下将城市旧区通过怀旧式地形塑为消费文化与高端化社区的都市空间,对于反思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地方性文化的发展有着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以上海为主要考察对象, 通过对石库门改建模式的分析,思考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如何使历史建筑在更新中获得历史文化的延续。

一、作为美学景观的古建筑改造

当下的中国旧城改建,主要是拆除改造诸如二级旧里以下房屋，但常常因为土地资源的匮乏，诸多旧区建筑的功能会在资本驱动下复兴，比如将其转变为都市地标景观并进行商业开发。作为景观代表的“新天地”改建后的弄堂，文化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建筑功能, 其怀旧的意旨引发了人们的历史意识。然而，对于新天地所代表的怀旧的历史意识，带有西方中心式的凝视。这种重建的文化怀旧所重构出来的是一种都市景观，满足的是搜寻异国怀旧风情的游客的想象。关于历史建筑重建的政策并非为了保护过去，而是利用重建来塑造一种与商业诉求达成共鸣的想象性真实。这些改建后的新型景观，将居住于其中的人们的真实生活体验（lived experience）抽离，转而与人们对都市的体验和想象发生关联，其文化意义也由生活空间 （lived Space）变成美学意义的都市景观（spectacle）。［1］(P10)城市作为被人类建造出来的环境具有建构社会想象的功能。在重建景观时，赋予它们各种具有意识形态的信息，链接起过去与未来并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真实”。［2］(P23)城市发展的景观化趋势，表达的并非建筑本身居住的职能，而是一种政治诉求，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共同处于凝视这种怀旧生产方式的状态时，产生的是集体想象性的文化认同而暂时消解了因身份差异而带来的问题。

以商业模式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景观的主要功能与意义在于汇集了大众对于全球化现代性的想象性叙述。通过对空间脱胎换骨的改造，提供给处于这一公共空间的人一种新的共同经验。事实上，学界对这种政府主导的古建筑的全新改建一直存有争议。学者们认为这种改建破坏了城市原本的空间肌理，也使得社会公正发生变化。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有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消费方式也随之改变，某一部分阶层因市场化的影响表现为具有区隔特性的生活风格。空间反映出社会关系和商业模式的改造，使得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特点，即一种新的阶级关系影响原有的社区文化，形成一种符号消费的文化权力来区分出不同的阶级。布迪厄在谈及“区隔”时，认为是审美将大众的生活方式进行区分。［3］(P466-467)更新后成为都市地标景观和消费空间的历史建筑，只是针对特定阶级群体而设计的审美形式，对于其他弱势阶层的社会群体只留下集体性的想象。布迪厄关心趣味差别的社会政治因素，他强调，高雅文化论其实是一种与统治阶级关系比较密切的观念，而文化的社会用途，即作为一种符号支配的资本和工具。［3］(P466-467)这种缺乏了人文关怀的市场化的选择却正是目前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原因，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现出国家主义的权威。［4］(P101-112)

目前政府在规划城市建设时遵循一种资本主导的市场自由主义原则，这种士绅化意味着弱势群体只能被迫搬离他们原来生活居住地，城市中心被掌握更多资本的人占据。这一城市更新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形成区隔的空间。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体现，驱逐重新改变了阶级结构，而从这些被改建优化后的建筑中可以看出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全球价值等级影响。［5］(P259-267)为中产阶级群体设计的旧城改建规划，却成为很多城市同质化现象的原因，也使得社会群体在这种暴力体系下重新进行阶级分层。因而，商业化的怀旧作为文化符号是被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主流话语所界定的。

在后工业时代，政府与地产商耦合、结盟，在对历史建筑更新的设计之初就已区分出阶级人群，共同打造出符合中产阶级与新型小资产阶级消费品位的都市空间。改建后的历史建筑怀旧更多的是转化为一种消费方式和城市复兴的手段。然而，怀旧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在空间维度上不仅是旧的建筑形貌，还包括时间纬度上代代相传的记忆与惯习，即一种地方感（placeness）。已经成为消费指向的商业改建模式显然已经区分了人们的阶级，将居住地改建成为精英阶层的消费中心，而曾经生活在这些空间的人则因为经济条件而被区隔在这种空间外。怀旧仅仅成为城市打造形象工程的一种方法：通过充满现代性的怀旧都市景观建筑，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吸引更多的投资，意在增强城市竞争力成为全球化大都市，虽然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却是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

二、古建筑改造的地方认同表述

目前古建筑的保护模式除完全商业化外，还有原地改造成更适宜人们生活居住的新型模式，如商民混居等。针对旧弄堂改建的选择，已有的模式并未达到最理想的保护状态。实际是多方权力在空间中相互作用而成，由国家、民间、精英等权力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的结果。福柯认为：权力安排形塑了空间，空间是权力的运作所建构的工具。［6］(P219-258)布迪厄将场域视为一个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同时也是一个运作空间，场域中各种位置的行动者不断展开争夺，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7］(P96-97)各种不同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发生关联的过程反映出空间形态变更中权力阶层的在场。

比如，以上海田子坊为代表商民混居的空间模式，就是由国家、精英、大众三种维度的行动力量介入并互相博弈建构的成果。在弄堂改造的实践中，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也有行动者的多方重新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影响文化精英，相反文化精英却可能与民间力量结盟，抗衡行政权力意志。田子坊的独特之处在于精英阶层在其改建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动性作用，以文化资本来对抗经济资本与政府权力意志，在将它改建为商业化模式的同时转型成为文化产业创意园区，并且保留了其居住功能。但是，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文化精英仍然处于被行政权力所统治的地位。［7］(P106)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群体并非社会的主要权力阶层，对主要社会权力的行政权威的反抗效果并不明显，行政权力依然主导着城市的改建方向。

阮仪三等学者认为重建的旧城改造模式已经失去了地方文化传统，加入商业因素改建后的模式缺乏城市历史内涵。比如，上海石库门民居在经过商业性开发或现代化的改建之后，只是表面上保留了上海老弄堂的建筑特点。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的内核在经历按照市场需求的逻辑进行改建后已不复存在。

人们居住的场所是一种场域，作为“场”的旧街道赋有历史时间性与空间性，与生活其中的人的身体行为发生影响产生具有地方感的意义。理解这一意义与在场域中形成的惯习相关。某一特定场域中的地方感和必须与行动者惯习发生关联才能得到传承与理解。地方感的概念强调了人与所生活环境的长期接触与互动作用，经由个人经验、记忆、想象产生在家感。［8］(P238-240)每个城市有其独特的地方感，近代开埠以来日常活动与商业活动相关联是弄堂文化的标志。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大拆大建一度成为城市更新中市政功绩以及经济效益来源的主要方式，诸如上海石库门等古建筑群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具有地方性记忆的古建筑在面对改建时引发的有关人的维度的问题也引发更多伦理的思考。

石库门消失的是很多人都怀念的老建筑里的邻里关系。老建筑是一种礼仪的空间，包含了家族关系、邻里关系等情感。在上海，生活在弄堂中的居民尽管都有着早日拆迁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但也同样表现出对老弄堂生活的地方感认同。在过去的弄堂里,公共生活空间与私人生活空间的边界模糊。事实上即使保留弄堂的建筑形态，新形成的人际关系也不同于往日的熟人社群关系。现在的弄堂外来人口流动性很强, 新的矛盾增加，往常弄堂里公/私相对的领域被打破,过去长期形成的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共同记忆和知识渐渐消失。石库门是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合院式建筑形式，并融合了西方建筑的特点，因为有着良好的邻里关系的传统，由此形成街巷情结。

王笛认为：“街（street）是人们公用的生活空间……邻(neighborhood)和社（community）的概念，三个词非常接近……如果说街是一种物质性的空间，那么邻和社虽然也有空间之含义，然则更多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9］(P13)基于这种观点，弄堂日常生活也具有社区大众文化的含义。弄堂的居民的日常生活活动和商业活动就发生在街头，虽然上海城市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但弄堂的生活方式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成为上海的城市特质。然而古建筑改造之后，老弄堂的人际关系、邻里文化，特有的弄堂经济，街头文化却已经发生改变。石库门核心的文化内涵已经不再，弄堂里过去公/私相对的生活已是不可复制的生活样态。

市场化主导的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曾经一度是城市旧街道改建的主要形态。不仅政府在这种改建中获得更多的资本利益，很多动迁的居民也获得物质性改善。然而，这种大规模改建正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城市的本真性。城市的本真性在于一种具有平等观念的道德权。正如列斐伏尔的城市权概念，在承认城市中不同阶级需求差异为前提下，需思考不同的都市生活者的权力如何相互平衡。如果原本的集体记忆被消解，那么城市历史街区的文脉也会随之消失。

三、城市化背景下古建筑改造的叙事矛盾

城市化进程中建筑文化的创造也是具有主体间性的过程。旧街道改建同样具有话语权表述的功能，政府政权、公民社会与大众间的相互作用力与对话形成了现在的改建模式。在这三方的权力博弈中，行政权力主体一直出于自上而下的主导支配位置。尽管来自文化精英阶层的力量与大众群体形成多元化的联盟共同抵制来自政府和资本的压力，使原本垂直的权力关系面临自下而上的挑战而发生结构性变化。对话与互动消解了行政权力的话语霸权，但精英阶层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并非不会动摇。对文化精英阶层来说，旧街区的建筑形态不仅具有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其包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活形态也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文化精英阶层的独立性更多地体现在反抗经济资本的层面，但对改善原本生活于古建筑中的大众居民来说，对实体性物质诉求的愿望往往会高于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诉求。

经济资本自动影响着这种权力结构，商业模式的过度化发展一直在引导旧街道的改建模式的方向。原本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建筑，变相成为商业驱动的空间。新天地模式的城市如同北京的前门，再建不仅围绕着是移出曾经生活在此地的居民，更是消除了日常的生活空间和它所代表的历史。［10］(P72)田子坊的商居混杂，也如同胡同景观一样的命运，使得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被观看者以观看“土著”的眼光凝视，原本属于居住文化的建筑形态逐步异化为城市景观。

多样性和地域性的表达一直是城市景观的主要职能，但是今天的城市改建却无法避免“同质化”的倾向。城市多样性已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被各种资本整合所破坏。地方感消失，缺乏文化辨识度，每一个城市都有其他城市的影像。城市规划绝不仅仅限于文化遗址保护和旅游景点的开发，而在于被恢复、耕耘和向新方向发展的遗产。［11］(P6-7)城市发展在割裂了传统的社区、人际交往及文化肌理的同时，也将衍生出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所指出的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简单对立的观点和刻板模式。现代化话语影响着城市的改建，日趋景观化功能、消费功能的规划使得人们产生有关城市的经验想象逐渐趋于高雅文化。因而，现代性景观的“生产”了越来越同质化的“国际大都市”。大量移民涌入，行政权力则依赖都市景观想象来消除地域差异，构造一种整体性经验。人们通过观看凝视赋有怀旧意义的建筑，在同一空间中经由想象产生新的情感认同,从而形成共同体。通过历史建筑改建，政治日益渗入视觉。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直接需要面临的是城市化所带来的生存和生活问题，社会矛盾对立的问题则居于第二位。对于地方政治权力的关注下降，成为集体的生存境遇。通过遗忘政治文化的方式来建造新型的文化政治，来让人们觉得自己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之中，从而忘却反思自身境遇。

行政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地方群众多方作用力共同形塑了历史建筑的改建。新的空间是被建构而成的空间，各方相互之间较量、协商和妥协的动态“局势”的结果，是不断变化和转型的。怀旧空间的生产也是一个地理学的空间想象过程，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建构怀旧空间，塑造地方认同，仍然离不开记忆的作用，即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12］(P48)每一个集体记忆，都与建筑物有着密切关联，本雅明所说的长期接触（tactile appropriation）,即道出人们与周围建筑之间一种亲密的关联。［13］(P242)很多老旧的建筑都与人们的记忆发生关联连，但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开发设计更高收益的景观项目或高端社区以迎合高雅文化代表的中产阶级人群，塑造消费空间形成新的城市形貌。然而，目前历史建筑改建中产生的叙事矛盾正是，国家集体主义所诉求的社会公平与现实利益的分配之间的矛盾都反映在将日常生活的地方景观化的过程中。尽管“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当代的主流话语，但在当今中国，国际都市与中国都市的区分越来越显得模糊，承载城市记忆的空间不断通到现代化的改造而变得日趋呈现同质化，曾经的“集体回忆”不断地在城市重建中面临“失忆”的问题。作为人对空间环境的一种知觉体验，城市记忆同样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空间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它是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整体性历史认识。只是在百年来历经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话语遗传下来的想象传统中，对于何谓大都市，并不能有其社会合法化的话语。

四、古建筑改造的可持续发展观

大多民居旧街道一直作为居住处所而被官方忽视其历史文化价值，模糊的自身功能定位也使得保护难度依然很大。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民间建筑更多反映出地方性非物质的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不仅对于城市文脉传承，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也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因此对旧街道建筑的保护和开发管理需要针对不同的遗产类型采取不同的手段。如何定位旧街道的改建模式的主要职能依然不能明确，作为居住文化还是景观文化来促进经济发展，是目前主要的两种定位，亟须更多元的发展途径。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观认为，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城市环境进行适应性的保护在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能减轻过快的城市化发展。人，永远是城市的核心。如何能增强人们的归属感、社会凝聚力也是城市化发展所不能忽视的主题。城市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在于居住于其中的人所承载的文化脉络，而非建筑物本身。

2013年在杭州发布的 《历史城市景观保护联盟杭州共识》提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诸多压力，大规模“拆旧建新”的发展思路，造成城市个性和特色消失，“千城一面”和文化同质化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针对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方法制定中，特别强调了文化多样性的概念，人文社会价值应与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一同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当中。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是文化资本的一种表达形态，历史建筑特定的地方感、审美价值、历史性等特质，在保护旧址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资源再利用，通过创意产业的形式创新和市场调节，承载着特定传统与历史的旧街区建筑所包含的精神价值亦能够在生产过程中优化配置实现其经济价值。城市的独特历史、民俗民风等,构成了一座都市的底蕴和内涵,是区别于其他都市的标志，可持续发展应当诉求一种市场、环境、文化可以共存的形式。

斯科特（James C.Scott）在《国家的视角》中提出, 由国家规划的大型社会工程会给民众带来问题, 因为这些表面辉煌的工程强烈体现出国家意志, 并强制性地在基层社会实施。然而，民众日常生活化的实践也会产生反作用力消解部分权威，这种日常实践根植于地方性的经验中，被称为“米提斯”（metis）。斯科特认为这种地方性经验知识是开放的，去标准化的。［14］(P426-459)借用斯科特的分析，结合中国城市古建筑改建规划，若想要避免同质化的城市化问题，政府权力阶层的干预必须要吸收多元化的知识和实践，尊重传统及其依存环境，才能使城市群体受惠于发展模式。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本身是不平等的。同样，文化也是一种社会产物，沙朗·佐京亦认为，文化可以控制城市。建筑体现出城市发展背后的 “文化、权力、空间之间的关系”［15］。若想抵抗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对城市改建中空间的控制，必须从根植于本土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中思考如何更新改建历史建筑，回归人的生活空间与感知实践层面来实现对民主多元文化的诉求。

［1］(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Richard Peet,A Sign Taken for History:Daniels Shays’Memorial in Petersham,Massachusett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6,1996.

［3］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4］Mitchell Don,Metaphors to Live by:Landscapes as System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Cultural Studies:An Anthology,Ed.Michael Ryan.Malden,MA:Blackwell,2008.

［5］Michael Herzfeld,Engagement,Gentrification,and the Neoliberal Hijackingof History,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51,Supplement2,Oct.2010.

［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7］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D.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2.

［8］Friedrich Baerwald,SocietyasaProcess,The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2009,5(4).

［9］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李德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0］Robert J Shepherd and Larry Yu,Heritage Management,Tourism,and Governance in China:Manag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Manag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2013.

［11］(美)詹姆士·科纳.论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M］.吴琨,韩晓烨,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12］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3］Walter Benjamin,TheArtof Work intheAge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lluminations,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8.

［14］JamesScott,SeeingLikeaState:HowCertain Schemes toImproveTheHuman ConditionsHaveFailed,YaleUniversity Press,1999.

［15］卞友江.空间转向和后现代地理学的兴起［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