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莹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汉学东传日本，对日本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其中，中国诗人陶渊明（365—427），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是东晋末期到南朝宋初期文学家，他的诗作传播到日本后深受日本文人的追捧和模仿。国内对陶渊明的研究热情也一直没有消退过，或说其为“隐逸诗人”；或说其为“政治诗人”，他的思想，是儒，是道，是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陶渊明不仅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化史，特别是在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文化史也影响巨大。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者、历史家、政治家、诗人新井白石（1657—1725）在其年轻时期就曾著有《陶情诗集》。

白石是号，真名君美，年轻时期并没有跟随有名老师，而是独自学习为主。宫崎道生指出：新井白石第一是诗人；其次是学者；第三是政治家（经世家）。［1］事实上，国内外的研究者对白石的政治、历史、儒学等方面研究成果颇多，但对他的诗作研究明显较少，而中国学者的成果更是屈指可数。

据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记载，他从小受到母亲的良好家庭教育，17岁接触到了大儒中江藤树（1608—1648）的《翁问答》，迸发出异常的求知欲望，之后还阅读了《四书》《五经》，有着非常深厚的汉学基础。宫崎道生指出：“21岁的白石已经非常熟识日本历史，关于和歌、文学书等古典也具有丰富的知识。”［2］(P136)关于《陶情诗集》，宫崎道生从他诗集末尾所署“延宝壬戌秋白石旧隐新井耕父稿”这几个字分析，虽然“壬戌”指天和二年（1682年，白石26岁）秋编撰了诗集，但是冠上“延宝”的年号具有某种意义。而且，“旧隐”和“耕父”二词也是别有用意。“隐”字可以解释为隐于市井或田园，“耕父”指农夫，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他装作隐遁者的笔名。就在当年3月份，白石即将出仕为堀田正俊服务，他把自己作为浪人的那段时间称为“旧隐”，而这部诗集收录的作品全部都是那段时间所作，所以他用了“延宝壬戌”这样矛盾的作诗时间。［2］(P137)汉学东传，在当时的日本，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对文人们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小尾郊一认为：“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的模范备受仰慕。他的诗、他的生活、他的思维方式给后世莫大的影响。说到隐遁，后世很难想出有超越陶渊明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归属于渊明的系统内。”［3］(P10-11)

虽然日本学者石川忠久认为这部诗集的诗风接近晚唐、宋诗风格，没直接提及白石受陶渊明影响，但他赞同宫崎上面所分析的情况，认为“旧隐”、“耕父”是别有用意，《陶情诗集》正是白石浪人状态下所做的诗集。［4］(P72-74)所以“陶情”，重点应该在于突出似陶之情，而非简单地模仿陶诗。为此,本文拟以《陶情诗集》为考察文本,试图从传意风格、创作意境及作者的从仕从文生活体验等方面，研究新井白石与陶渊明的创作关联，进而揭示中国文化汉学东传的历史印记。

一、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风格模仿

《陶情诗集》是新井白石年轻时期创作的第一本诗集，虽然没有老师指导，但是体现了白石扎实的汉学功底和对汉诗的热爱。在《新井白石全集》（国书刊行会全6卷）中并没有收录这部诗集，只是在他的著作中有提及。从题材内容分类可以看出这部诗集的主要题材是风景描写，按照宫崎的归类方法，统计如下：（1）风景描写五十四题、五十六首；（2）年中行事六题、六首；（3）交友关系十六题、十六首；（4）历史关系四题、四首；（5）私生活关系十一题、十八首；合计百首。［2］(P185)这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风格极为相似。

陶渊明以田园诗著称，在风景描写的诗中突出物象来传意是其特色。洪林钟指出“鸟（云）-菊（松）-酒”最能体现陶渊明“向往（理想）-（抗争）现实-奋斗”的人生历程，所以陶诗中多次运用鸟、云、菊、松、酒等题材，“陶渊明正是精心炼意取象，选用那些具有象喻性和继承性的物象，借物自况，托物咏志，在诗中淋漓尽致地书写了他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精神，展示了他的高尚品格和光辉人生”［5］。在陶渊明的《九日闲居并序》的序中，他写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而“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这两句让人明白了“寄怀于言”所指。这首诗表面看上去似乎有消极感，但利用“酒”来“祛百虑”。“百虑”，说明陶渊明对现实的种种思索，同样以“菊”控制“颓龄”，是要争得更多时间。“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不愿意就这样白白地度过重阳节，他以“菊”的高贵品质来表达他虽然从政理想不得志，但也要继续文学创作，不愿意虚度光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正统的儒家用世精神，是一种努力进取奋斗的思想。

白石的《陶情诗集》中也有一首《十日菊》之诗：“节去蝶愁秋正衰，晓庭犹有傲霜枝。千年遗爱陶彭泽，应拟元嘉以后诗。”这首诗中十日菊指的是重阳节后一日的菊花，仍有“傲霜枝”，表明了菊花之高尚节操。“千年遗爱陶彭泽”，不仅说明了陶渊明爱菊之名声远扬，更是表明白石对他的崇拜。但是在《陶情诗集》中并没有大量描写“菊”的诗，反而更多的是“梅”的诗。诗集百首诗中有23%的诗，都和梅花有关系。其中，有十一首诗的诗题中带 “梅”字：《窗前红梅已蓓蕾》《梅影》《红梅》 二首、《早梅》《和山元立访予庭前红梅韵》《寻梅》《水墨梅》《梅》《梅下口号》《腊梅初开》等；而诗句内容中含“梅”字的诗句达到二十三首之多。而日本传统意识上的国花“樱花”却没有出现在诗集中。在《寻梅》诗中，白石描写梅花 “绝代高标群卉上，惊人清气数花间”，这两句体现了他喜爱梅花的清新高雅；“前生自有神仙骨、到死宁为儿女颜”这两句则突出赞赏梅花的傲骨坚强。虽然“梅”非“菊”，但这和陶渊明的借物自况的手法是极其一致的，而且冬天的“梅”比秋天的“菊”更加耐寒，也暗喻了诗人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奋斗思想。

此外，白石除了中国汉诗题材外，也尝试以日本的独特诗材来创作汉诗。作为日本风土的象征，富士山也被称为“神仙山”，从古就经常被日本文人歌颂。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作《士峰》就是富士山这一日本代表诗材：

忽见未知岳，杳然如望云。

倚天千仞立，拔地八州分。

晴雪粉堪画，长烟篆作文。

有时仙客到，笙鹤月中闻。

日本文人的作品少不了以富士山为题材，白石也同样。在《士峰》这首诗里描写了雄伟的富士山美景，其中第六句“长烟篆作文”，指的是富士山冒出的长烟，就像中国古代的篆形字，因为白石时代的富士山和现代不同，当时是活火山，经常喷烟。白石不满足于中国汉诗题材，尝试以日本独特诗材，套用中国风趣的表达艺术，升华至日本特色的品位中。这种向别人展示日本独特事物的自豪感，也正是新井白石汉诗的独特性与魅力所在。

二、交友诗的诗文传世手法相似

在陶渊明诗中，有很多写交友关系的诗作。《与殷晋安别并序》《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赠羊长史并序》《和刘柴桑》《答庞参军并序》等。陶渊明的人生经历特别，出仕归隐，归隐出仕，五官三休，有猛志渴望举荐之时，也有不遇迷茫徘徊之时，他把思想藏于诗中，不仅以诗会友，更是以诗传世。魏正申指出陶渊明主要借助三种方式传播诗文:“其一，请朋友书写、传抄。其二，在以文会友的探讨交流中传播。其三，通过多人参加的小型诗歌创作集会传播。”［6］(P108-109)如《饮酒二十首并序》的序中，“聊命故人书之”的传抄；在《移居二首》其一中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探讨交流；其二中的“农务各自归……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集会等都证明了陶渊明重视交友，并且希望诗文传世。

新井白石在这点上也努力向陶渊明学习。在《陶情诗集》中，也出现了很多交友关系的诗作。《和山元立访予庭前红梅韵》《和山秀才和菅庙即事之韵》《中秋夜陪江氏赏月于河范亭上》《送河范入仕》《和山氏题亡妻手自栽桃花韵》《和钓月秀才韵以题其诗稿》《和松秀才弔病》《和松氏韵自述三章以呈》《寄长秀士》《奉和源知县之赐韵》《送对马州山元立从行迎朝鲜聘使于草梁》等，可以看出白石，无论是仕途之交，还是文人之交，交友广泛。尤其是最后一首《送对马州山元立从行迎朝鲜聘使于草梁》，可谓是《陶情诗集》的前言：

行尽大瀛道里千，殊方风物照楼船。

管宁旧业云山接，箕子提封烟树圆。

鹘护危巢归绝壁，龙将急雨过长天。

壮游奇观浑佳兴，诗售鸡林到处传。

这首七言律诗，是白石送别朋友对马州的“山元立”跟随一行在草梁迎接朝鲜聘史时所作之诗。而正是这位“山元立”，即西山顺泰（本姓，阿比留），把《陶情诗集》推荐给朝鲜聘史作序，才有了后来的盛传。诗作的最后的一个“传”字表明了白石的良苦用心。所著《折焚柴记》中也有这样一段关于这部诗集的描述:

二十六岁之春，再次出任之身。今秋，朝鲜聘史来，借由阿比留，将平生收录之诗百首，以求三学士作评，定下见其人后作序一事。九月一日往客店，见制述官成琬、书记官李聃龄及裨将洪世泰等，一起和诗。是夜成琬予我诗集作序而赠。［7］(P27)

日本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为日朝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这些朝鲜通信使都是学识优秀之人，到日本后很受文人们的追捧和尊重；其次，幕府上层的重视，经常命令官员们为通信使举行欢迎会，两国学者进行面谈，和诗等活动。所以，白石就借这个通信使来访之机，呈上了《陶情诗集》。而朝鲜通信使看了诗集后，都不吝赞扬之语。在这部诗集序里，作为通信使的成琬评价道：“白石公日本之奇士也，自儿戏贯穿子史，驰骋翰墨，摘诗之正芭，内积既富外发方多，上而天地风云。”而负责书写跋文的洪世泰也这样赞扬白石:“余在馆中，见有 《陶情集》。清新雅丽，往往有披沙拣金处，令人刮目。真作者手也。及见其人，胜于其诗，所谓表里如一金玉君子也。”［2］(P149)不仅高度评价了诗集本身，也极力称赞了白石本人。

白石诗作获得朝鲜通信使很高评价一事，一时传为佳话。以此为契机，白石也受到了木下顺庵（1621—1699）的赞赏，日后成为顺庵之弟子，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实现抱负。不仅成为德川纲丰的侍讲，还一直辅佐德川家宣和家继两代将军。功劳里面虽然有他当时的好友阿比留的一份，但是更主要的是白石自身积极地为诗文传世而付出的努力。这部诗集也可谓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此外，白石的诗集中有数首诗中，配有诗序。这和陶渊明的风格极为相似。这种诗序和诗相得益彰，不仅成为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更为诗文传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三、咏史诗的从仕从文双重理想

陶渊明的诗中除了田园诗外，还有较多的咏怀诗和咏史诗。这跟他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他不是纯粹的诗人，他有数次仕宦经历，却最终归隐田园。《咏荆轲》《咏三良》《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杂诗十二首》《感士不遇赋并序》《归去来兮辞并序》等作品，关怀社会，关心时局，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赞同，表达出对理想人格的认同。

陶渊明在《命子》中通过历述先祖功德来激励儿子将来要成为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人：“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谈及自身，在《杂诗十二首》其五有言：“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二则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见，陶渊明原本是有政治理想的志士，并不是年轻时就想做隐士。在《感士不遇赋并序》的序中，他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于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善良正直、才华横溢又有什么用？在虚伪黑暗的社会中，有大志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迫害，进退两难。这篇赋抨击了当时腐朽的社会政治与败坏的道德风尚，面对这样的现实，陶渊明最后选择的是归隐，但归隐不等于什么都不做。他只是转向了文学事业。绝笔《自祭文》中说：“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正体现陶渊明自己的人生追求，非名非利，而是从事文学创作。魏正申认为，陶渊明对文学创作事业的追求是从政不可得的转志，是遵照儒教用世精神的积极进取，表现了一种建立功业的强烈意识。［6］(P103)

而新井白石在《陶情诗集》中咏史的诗作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稻村崎》:

金鼓振天从北藩，惊沙溅血日光昏。

宝刀沉水神龙化，碧海扬尘汗马奔。

九代衣冠余站骨，千年星月照冤魂。

满江巨舰真闲事，依旧寒潮落远邨。

这首诗咏叹的是镰仓幕府末期的名将新田义贞(1301—1338)，从北边的上野起兵攻北条，在稻村崎这个地方进行突袭，攻陷镰仓，北条氏一族及家臣自刃，北条政权灭亡的历史故事。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新井白石景仰新田义贞的光辉事迹与其攻陷镰仓的快举，他不仅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敬仰，也隐晦曲折地表明了自己的抱负，并不甘心于现状。

创作这部诗集时，白石还是浪人身份，所以他没有过多地描述历史，是跟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系的。他不愿意抵触统治阶级，他只是暂时不得志，还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政坛。他只能寄情于诗作，来表达他积极入世的政治追求和事业心。这种精神和少壮时期的陶渊明也极为相似。

四、白石诗集的“陶情”

除了以上田园风景诗，交友关系诗，咏怀咏诗史外，陶渊明还写有非常多的抒情诗。“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中的执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并序》之五）的恬静；“思友则披衣”（《移居二首》之二）的诚挚。而白石也在《陶情诗集》中写有不少私人生活方面的诗作。“秋风收紫栗，春雨剪青韭”（《关二野居》）的自得；“日长无一事，睡起採茶经”（《小亭》）中的坦率；“书生习气真堪咲，半夜梦中读汉书”（《病目》）中的好学。塑造了白石真诚天真自然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同时也促进了诗集传世。

白石模仿陶诗风格，并不只是单纯地出于对汉学、汉诗的喜爱，因为唐宋也有很多中国有名诗人的诗歌流传到日本，但是白石之所以选择陶诗，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文化素养和性格特征，让他找到了与陶渊明的相通之处。这一点与中国学者的文史治学精神有相通之处。［8］

第一，白石的青年时期，是在政治动乱、社会不安定的氛围下度过的，在这个背景下有与陶渊明类似的出仕和隐退经历。《折焚柴记》中有述，白石的父亲正济是上总国（千叶县）久留里城主土屋氏的家臣。1679年，久留里藩被废除，土屋氏被改为旗本。新井白石成为大老堀田正俊的家臣。［7］(P5)白石原是土屋家的家臣，但由于土屋家的纷争而被迫成为浪人。直到26岁，受人推荐，再次出任，成为堀田家的家臣。《陶情诗集》正是白石被土屋家逐出成为浪人的期间里创作的。他的一时隐退和再次出仕的人生经历，从陶渊明身上找到了共通点。诗集中唯一出现的一句“千年遗爱陶彭泽”，也是说明了白石了解陶渊明做过彭泽县令，然后又辞官的经历。

第二，白石深受儒学熏陶，与陶渊明一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入世精神。白石自幼聪慧，三岁时能够用纸蒙在书上描绘其图画及汉字；六岁能背诵七言绝句的汉诗；八岁开始习字；十七岁开始诵读《四书》《五经》，开始懂得了圣人之道。［7］(P24-26)年轻的白石在自学中探索学问的奥妙，他的汉学基础，以及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才有了《陶情诗集》的创作。这部诗集创作的目的，兼有入仕和从文双重性。仕途不顺，转向诗文创作。而且白石积极地把诗集呈现给朝鲜使者，并得到高度评价，也证明他有强烈的积极入世精神。这和陶渊明诗中所体现的“猛志逸四海”的心态很吻合。

第三，白石性格正直，不为金钱所动，与陶渊明一样崇尚清风亮节的高尚品德。《折焚柴记》中记载了白石在被逐出土屋家后的五年浪人生活期间，两次拒绝富商要其当养子的美意。第一次拒绝的理由是：“我不愿在我这辈舍弃父祖相传的‘弓矢之道’，去继承商人家业。”［7］(P31)第二次是有富商提出以黄金三千两资助他学业，并许配一女给他，他也拒绝了。理由是：“扔三千两黄金，造就一个带大伤痕的学者，不能算是策。”［7］(P33)白石的这种甘于贫穷，而不失大志的品德正是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相通。

只是拘泥于诗作诗风的考察，难免流于表面，需要理解更深一层的是，白石之所以选择陶诗，是因为他自身与陶渊明的经历与性格的相似。白石所处的动乱时代背景下的 “归隐和出仕”经历、他的“儒学”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才是他的真正“陶情”所在。

五、结语

新井白石之 《陶情诗集》汉诗的创作和研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一部日本汉诗集《怀风藻》（751）开始，学者们就没有停止过对汉诗的创作。新井白石年轻时代创作的《陶情诗集》，虽然相比他后期的诗集《白石诗草》《白石先生余稿》等，内容上比较单薄，主要围绕风景和人物关系而作，但是可以看出白石是一位热爱汉诗，向往中国文化，逐渐脱离简单模仿，提升独创性的日本文人。而且从白石的这部诗集的创作和背景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诗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甚至是朝鲜汉诗的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思想，或者说陶渊明的思想对日本思想史、文化史影响的一个侧面。

很多人说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但是陶渊明频繁的出仕和归隐，关注历史和现实，珍视友情和亲情，他积极创作文学，展现出更多的是儒家的进取精神，不从政也可从文，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钟优民指出：“仕与隐，道路尽管不同，但中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学而优则仕的人，也具备隐而著书立说的条件。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能做官而不做的人，才具备有当隐士的资格。所以历代都有学而仕的封建文人，也有解职归田的隐逸之士。”［9］(P62-63)陶渊明正是 “解职归田的隐逸之士”，“隐而著书立说”之人。

新井白石在在诗集的最后署名中，他以“旧隐新井耕父”自称，可见他认为自己“曾经”也是像陶渊明一样的“解职归田的隐逸之士”。这种隐逸并非出于对人生意义的虚无理解，而是通过写作隐晦曲折地表达对现实和人生的执着追求。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白石把诗集命名为《陶情诗集》。白石以“陶情”而著“诗集”，一方面说明了白石个人所认可的陶渊明并不是消极的 “出世”，而是怀有政治不可得，转志于文学创作，积极“入世”之情。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江户时代的日本，陶渊明作为中国“隐逸”思想的代表者对文人志士影响之巨大，而日本的文人们也在接受和模仿外来文化中，尝试日本本土化的过程。

［1］（日）宫崎道生.诗人白石——新井白石补遗［J］.日本历史,1990,(19).

［2］（日）宫崎道生.新井白石·折焚柴记上［M］.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

［3］（日）小尾郊一.中国的隐遁思想［M］.东京:中央公社论,1988.

［4］（日）石川忠久.东海之风雅［M］.东京:研文出版,2007.

［5］洪林钟.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意象建构及其人格凸现［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4).

［6］魏正申.陶渊明评传［M］.天津:天津出版社,1996.

［7］（日）新井白石.新井白石全集（第3卷）［M］.东京:国书刊行会,1977.

［8］孙少华.饶宗颐先生文史治学法管窥［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9］钟优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