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洋

种族问题是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社会的痼疾，也是美国文学探讨的重要话题。国内文学研究界对此话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非裔作家，较少关注白人作家对种族问题的思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小说《坟墓的闯入者》（Intruder in the Dust，1948)是他对种族问题思考的集中体现。福克纳曾向读者推荐此书,并称:“它讨论的问题不仅对南方很重要，对美国，甚至对所有人都很重要。”［1］(P166)针对这部作品，学界有很多批评之声，如威尔逊认为它是告诫北方不要介入南方黑人问题的一篇“社论”；温斯坦认为小说中黑人被简化为“白人话语和行为的客体”；克拉克指责黑人主角未被给予足够的叙述空间。①

这些指责当然有其道理，但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故事中的对立双方不是黑人和白人，而是两大白人阵营：一方是企图对黑人施加私刑和围观私刑的乡下穷白人，另一方是解救黑人摆脱私刑威胁的杰弗生镇权力精英和旧贵族后裔。双方围绕私刑和反私刑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叙事主线。因此，这部小说思考种族问题的视角与作家此前的小说（如《八月之光》）存在很大不同，其重点不是通过黑人的遭遇谴责种族暴力和批判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从白人内部不同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剖析种族偏见的意识形态肇因，追问种族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思考南方黑人的群体命运和南方社会的未来走向。纵观这两大白人群体，可以发现其中明显的阶级界线，他们行为动机折射出看待黑人的两种不同观念——有威胁的竞争者和无助的孩童,其背后隐藏着种植园主后裔、穷白人和黑人等三大阶级群体在南方现代变革过程中的升降起落命运以及他们各自做出的不同反应。《剑桥美国文学史》因此称该书为“有关种族与阶级的小说”［2］(P385)。作家本人的言论也印证这一点。在《论恐惧》一文中，福克纳指出种族主义针对的真正对象“不是作为个人或种族的黑人，而是黑人作为一个经济上的阶级、阶层或者因素”［3］(P96-97)。

群体观念潜藏着集体的政治欲望，对它们的文学叙述又折射出作家无意识中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对于这种无意识因素，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做过精彩论述，他认为文学叙事是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其中潜藏着被意识形态压抑的政治欲望，即“政治无意识”。他在经典著作《政治无意识》中指出：“一切文学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都可以解做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4］(P70)因此，借鉴政治无意识理论解读《坟墓的闯入者》，探析种族矛盾下的阶级无意识，破译作家对南方种族问题的沉思以及其中潜藏的政治理念，可以帮助我们透彻理解和客观评价福克纳的小说创作艺术，准确把握其关于南方黑人问题和南方社会未来走向的观点和言论，也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美国种族问题。

一、对种族矛盾根源的探索

文学作为社会象征性叙事是一种“症状”，通过解读这种“症状”可以破译其中潜藏的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未被说出的历史”。在南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黑人受到不平等待遇是因为他们天生道德和智力低下，有必要受到约束和管制，不配享有和白人同等的权利。这种论调受到福克纳的批评，他笔下诸多人物表明黑人的“低下”身份并非天生的，而是由白人建构的观念。在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曾追溯种族主义的历史成因，暗示种族主义是旧南方奴隶制结出的一颗苦果，其根源是种植园主阶级为巩固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而赋予穷白人一定的种族特权，从而瓦解黑人和穷白人可能 形 成 的 劳 工 同 盟［5］(P127)。在 小 说《坟 墓 的 闯 入者》中，福克纳将视线投向现实，聚焦于南方社会现代变革之际的黑白关系。

美国内战后，南方奴隶制瓦解，但种族矛盾并未随风消逝，反而在社会的动荡、碰撞和调整中变得更为激烈。到了《坟墓的闯入者》中黑白混血儿路喀斯·布香生活的年代，南方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针对黑人的私刑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在小说中，福克纳反复思索新南方社会种族矛盾激化的原因和过程，他将故事的主要空间背景设置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最偏远贫穷的第四巡逻区，在直面生存挣扎的狂暴环境中揭示问题的本质：种族矛盾激化的根源是经济利益以及筑基于经济的政治权利之争。穷白人靠耕种贫瘠的小块山间土地为生，黑人因为愿意忍受更高的租税耕种肥沃的土地和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获得更好的收成，他们穿得比穷白人更暖和，他们的房子也更为干净。叙述者契克初见路喀斯时的情景清楚反映了他与周围穷白人的反差：在数九寒天里，穷苦的女白人只能戴着夏天的遮阳帽，穿着不合身的男式工装，男白人只能用铁丝系着麻布片御寒，而路喀斯却身穿羊皮内衬的厚实大衣。对此，叙述者不禁感叹黑人“确实取代了白人在大地上的位置”［6］(P131)。

黑人的社会地位变动让穷白人感到害怕，因为黑人的地位提升意味着他们的地位相对下降并沦为社会最底层。因此，周围的环境对路喀斯充满敌意。从历史上看，这种敌意也充斥于整个南方社会。内战后，黑人获得人身自由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并在战后重建时期一度与穷白人形成经济竞争，引起后者的焦虑。当南方民粹主义政客打出“保护穷人利益”的口号时，立刻赢得了许多下层白人的选票，他们上台后随即颁布了一系列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对黑人进行隔离和限制。福克纳在此告诫其读者，南方种族问题有深层的社会成因，单纯的道德谴责和文化批判无济于事，需要深入探究其经济政治根源。

阶级意识是长时期的阶级经历经过文化处理后形成的思想观念，包含着对本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无意识认知［7］(P9)。在旧南方种族话语的影响下，加上数十年种族歧视的社会生活经历，南方穷白人产生一种无形偏见和微妙的心理平衡：黑人可能比他们更有效率地谋生，在政治和文化上却要比他们低一等。任何挑战这种平衡的人都会激发他们的无意识恐惧，成为憎恨和厌恶的对象。路喀斯就是这样的替罪羊。路喀斯是黑白混血儿，在各类白人面前本应谦恭低调，他却刻意表现自己与旧贵族的渊源，模仿其白人种植园主祖父的行为举止，经常身穿西服、头戴毡帽、胸挂金表。他对穷白人言语上礼貌客气，内心却无尊敬之意。长期以来，黑人在下层白人心中都属于社会的最底层，当黑人以“上流绅士”面目出现并俯视自己时，后者心中的震惊和愤怒不难想象。面对这个威胁他们心理优越感的黑人，“整个地区的乡下白人都在琢磨如何让他首先像个黑鬼”，几个年轻白人还差点对他大打出手，试图以暴力手段逼其就范。当路喀斯被人栽赃为枪杀白人的杀人犯时,当地许多穷白人闻风而动,蜂拥至路喀斯被扣留的地点，等待着死者家人对其上私刑。对他们而言，私刑是用暴力遏制黑人的“僭越”行径、验证本群体政治特权的机会，能为他们提供关于群体社会地位的心理慰藉，他们参与私刑就是为了“让他在这一辈子里终于当一次黑鬼”［6］(P32)。

小说在此暗示，种族暴力是心理弱者的集体宣泄，这与作家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发表的看法如出一辙。他说：“暴民们……主要来自失败的穷白人。他感到嫉妒，痛恨黑人。他对黑人的唯一优势不再是经济上的了，所以他不择手段地让黑人保持皮肤的黑色，这样他才会感觉愉快。”［8］(P223)

阶级意识不仅源于亲身的社会生活经历，也来自世代相传的心理积淀［7］(P9)。当路喀斯被控枪杀白人后，全县的乡下白人纷纷涌入县城杰弗生镇，准备围观对他的私刑。这些人大都本性善良宽厚，对于黑人并无个人仇怨，甚至还对黑人抱有好感，但在种族暴力事件中却是人数最多的参与者。对这些人而言，路喀斯不再是个有血有肉的黑人，而是一个他者的符号和对立的标签，围观私刑只是“合乎逻辑”的行动,借以表达对群体的归属态度，“保证第四巡逻区不至于失去那白人的高贵的身份”［6］(P137)。探究他们的行为原因，小说将矛头直指旧南方延续下来的种族主义暴力倾向，借助白人律师斯蒂文斯之口指出：“最能制造不幸的莫过于盲目坚持祖先邪恶行为的人。”［6］(P49)在南方历史上，种植园主阶级为巩固奴隶制统治编造了“黑人是需要驯服的野兽”的种族叙事，纵容穷白人对黑人的暴力行为，以恐吓黑人迫使其躲在奴隶主的庇护之下。福克纳曾解释说：“为了让黑人一直处于强制苦力的地位，种植园主会对白人中穷苦阶级说黑人准备强奸他的女儿。”［1］(P263)因此,在穷白人眼中黑人群体成为令人恐惧、需要压制的抽象的“他者”，当处于旧南方等级社会底层的穷白人遭受屈辱和不公平对待时，便往往将愤恨发泄到没有抵抗能力的黑人身上。黑奴解放后，种族主义暴力虽被法律禁止，但黑人作为“他者”却融入穷白人的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

由此，福克纳向人们揭示，南方种族暴力的根源是旧南方上层阶级向穷白人灌输带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现代南方社会经济竞争中催生出恐惧和敌意,而恐惧与敌意又让种族主义思想愈加蔓延。

二、对遏制种族暴力的沉思

“一切最鲜明有力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都是乌托邦的。”［4］(P289)旧南方种植园贵族在奴役和剥削黑人时，也向后者编织遮蔽真实历史的虚假幻象，将种植园描绘为世外桃源，而忠诚温顺的黑人是尚未长大的孩童，在道德高尚的种植园主的监护下幸福生活。经过长期的心理积淀，旧贵族也以此作为自己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道德依据。随着奴隶制解体，旧贵族后裔无须再控制黑人自由，在他们心中“野兽黑人”观念日益让位于“儿童黑人”。从这种意识形态中，福克纳也发现遏制种族暴力的积极因素。

意识形态由特定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所决定，又在无形中影响集团成员的价值判断。内战结束后，黑人对上层白人的经济依附关系并未实质改变。路喀斯等黑人佃农继续耕种白人地主的土地，与后者达成一定的妥协：黑人拥有象征性的自主权，而白人地主继续保持对黑人的影响力。与穷白人视黑人为竞争和威胁不同，在旧贵族后裔眼中，黑人是承载往日历史记忆、观照本阶级身份的“他者”。他们在黑人面前往往流露出旧日主人的心理优越感，带有居高临下的贵族意识。生长于上层家庭的契克深受这种意识的影响，尽管作为少年绅士，他举止文雅、慷慨仁爱，但内心深处保持对贵族身份的认同。然而，他的优越感在路喀斯身上遭到巨大冲击。在一次冬季猎兔过程中，契克不慎落水被路喀斯所救，并在路喀斯家吃了一顿饭。契克想给路喀斯一点钱，但遭到路喀斯拒绝，因为他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平等的友谊，不想像下人那样领赏。在南方文化中，上层人士不能接受下层阶级的恩惠，否则有失贵族身份。契克感到路喀斯的拒绝“伤害了他的男子气概”，让他“深陷痛苦的黑暗洞穴”［6］(P21)。当社会身份遭遇危机时，找回心理自信成为一种无意识动机。在社会剧烈变革，利益格局重大调整，“红脖梗”暴发户日益占据南方社会主导权，旧贵族阶级渐趋衰落的情况下，这种动机尤其强烈。契克几次试图通过加倍馈赠礼物的方式恢复心理优势，每次都被路喀斯以同等回赠的方法击败。

经过痛苦的煎熬，契克意识到重新确认贵族身份的办法不是暴力压制，也不是物质收买，而是高贵阶级的高贵品行，因此在四年里他一直等待机会用行动“体现自己价值”。当路喀斯在狱中要求契克帮他去查清真相时，尽管契克心中犹豫迟疑，但还是做出了肯定的回应。通过契克的心理意识变化，福克纳暗示开明的上层白人精英应该正视黑人的要求，用行动弥补历史上对黑人的亏欠，以继续获得他们的尊敬和认同。

“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想象性再现。”［9］(P162)在看待自身与黑人关系上，旧贵族后裔深受南方家长神话影响。为证明奴隶制的合法性，旧南方将种植园社会描绘为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种植园主则是关心黑人真正福祉的家长。美国历史学家吉诺维斯指出：“在种植园政权崩溃以前，家长主义是南方关于黑白关系的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10］(P101)内战后，家长神话成为追忆旧南方“黄金年代”的文化象征，在其濡染下旧贵族后裔也将黑人看作亲属成员。福克纳小说《去吧，摩西》这样描述过他们之间的亲近感：“与这些不同种族的人相比，那些肤色相同、身上流淌的血液也相同的第三种人倒更像外人。”［11］(P277)路喀斯就是体现黑白“亲属”关系的典型人物，他是种植园主的混血儿后裔，其妻子莫莉是哈伯瑟姆家黑奴的后裔，曾作为哈伯瑟姆小姐的童婢与其一同长大，还是白人地主埃德蒙兹的乳母。在家长意识中，照顾黑人的安全成为白人家长的责任。因此，当路喀斯受到私刑威胁时，契克首先想到的是埃德蒙兹，因为他是“全县唯一有意愿有力量有能力挡住路喀斯通向暴力命运的人”［6］(P36)。当契克得知埃德蒙兹身在外地，为自己能否承担起这一责任而犹豫不决时，路喀斯的另一位“家长”哈伯瑟姆小姐的加入坚定了他的信心。由契克、哈伯瑟姆小姐和黑人僮仆艾勒克·山德组成的“挖坟三人组”也体现旧南方的“家庭”叙事：在品德高尚的家长带领下，白人和黑人兄弟共同努力抵御邪恶势力，他们介入私刑与反私刑的冲突代表了南方两大种族话语“儿童黑人”/“野兽黑人”之间的内在矛盾，折射出他们希望以家长主义的仁慈一面来对抗种族主义的残忍一面。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旨在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归根结底都涉及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影响下的道德行为，无论贵人举止或家长善行，都是为了争取或维持社会主导权。对黑人的照顾和保护亦然。探坟之后，契克“将全县白人根基中令人震惊而可耻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现祖辈在其中扮演的丑陋角色，感到十分迷惘甚至产生逃脱的念头。此时，契克的舅舅斯蒂文斯鼓励他“不要停下来”。他告诫契克，旧南方的历史罪恶必须由他们“自己惩罚自己来废除”，唯有如此才能获得黑人的认同：“这就是我们真正在捍卫的东西：由我们来给他以自由的特权。”［6］(P154)

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指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一种是‘统治’,另一种是‘智慧和道德的领导’。”［12］(P27)到了20世纪上半叶，旧贵族在南方的政治统治地位日益动摇，同时遭遇到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意识形态危机。随着北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势入侵，黑人们在文化上有向新兴资产阶级看齐的趋势，旧贵族秉持的传统价值观对他们逐渐失去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帮助黑人摆脱种族压迫就是旧贵族后裔获得黑人的认同与合作、重建文化领导权和政治主导地位的有效手段。斯蒂文斯的话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把其余的他应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权还给他以换取他的等待忍受和生存的能力，那样的话我们就能获胜；联合起来我们将控制美国。”［6］(P156)至此，小说暗示读者：开明的旧贵族后裔精英是黑人的潜在盟友，他们重建文化领导权的政治欲望将驱使他们直面历史的罪恶，帮助黑人对抗种族暴力并走向种族解放的康庄大道。

三、对种族和谐未来的想象

“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 ‘解决办法’。”［4］(P79)个人主体生活于社会总体性之中,当社会总体性难以发生变化时，改造主体成为问题解决的出路。因此福克纳将沉思的目光投向普遍人性，希望通过提升个人道德来克服资本主义竞争造成的群体敌意，在不改变南方文化特性的情况下建构种族和谐的共同体。

在追查案件真相的过程中，契克惊异地发现凶手竟然是受害者的亲兄弟，而死者的父亲纳布·高里却和“老黑鬼”路喀斯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拥有人性的基本情感，会因失去亲人而感到悲痛；他们同样倔犟而独立不羁，“不向谁恳求什么，也不跟他人作任何妥协”；甚至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也相同，路喀斯以作为种植园主的后裔为荣，而老高里的名字来自南方邦联军队的将领纳·布·佛瑞斯特，正如卡廷葛纳所言，他们代表了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杀人疑犯和被害者亲属拥有共同的特质，承受类似的遗产，秉持相似的看待世界的立场”［13］(P134)。群体内部可能为了争夺物质利益而手足相残，不同群体成员也可能拥有共同的人性和价值信念，这让穷白人的集体意识遭到解构。当谋杀案真相大白，围观私刑的穷白人因他们对路喀斯的无稽指控而羞愧不已，几乎是落荒而逃。他们的行为不仅象征着道德良知战胜种族偏见，也反映出共同价值观的无意识濡染，验证了南方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的重要意义。福克纳借此告诉读者，这两个群体同样具有做出善行的潜力，能够通过教育获得道德提升，成为共同体中相互理解的平等成员。

“正是通过道德和神喻性的阐释，文本机制才改变成为‘力比多的机制’，即进行意识形态投资的机制。”［4］(P31)契克认定，通过道德教育消除种族矛盾根源，比给予黑人形式上的自由有效和彻底得多。反思私刑事件的解决经过，他相信：“如果路喀斯的平等要超过1861-1865那个胜利的直接继承人那固若金汤的街垒路障的囚犯的话，只有我们才能做得到。”［6］(P216)这反映出他对北方资本主义社会信奉的“平等竞争、追求私利”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切疑虑。斯蒂文斯的话也反映出这种情绪：“并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能承受奴隶制显然没有人能承受自由。……叫桑博的人经受了那一个并且生存了下来，他们也许还可以经受住这一个。谁知道呢？”［6］(P150)比较两人与福克纳本人的思想，可以发现它们几乎相差无几。福克纳在评论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平等教育权的判决时特别强调，如果平等是靠法律和警察强制实施的，一旦警察走后，某些精明的白人或者黑人会将平等从黑人手中再次夺走。在他们看来，人的素质天生各有不同，在自由放任情况下弱者往往会被强者利用和压迫，公众也容易被政客蛊惑，因此弱势的黑人尤其需要高尚道德的白人精英保护和教育，这样才能最终获得平等和自由。

在小说结尾，契克思考南方共同体的意义，并感到身上担负着领导责任。事件平息后，他独自走在夜幕下，忽然觉得空旷的大街就是为了“让位给那些可以干得更好的人，让位给那些可以做得正确的人”［6］(P209)。美国历史学家奥克斯曾将家长主义的特征界定为“追求精英领导下稳固等级秩序,人们应该根据自身才能接受社会等级的不同位置，统治精英应注重道德、荣誉和社会责任感”［14］(PXI-XII)。不难看出，契克对道德领导责任的期待潜藏着南方传统的家长意识。国内学者指出，福克纳“有意无意地露出一种愿望，想用一种美好的主仆关系来取代奴隶制残忍的一面”［15］(P280)。在《坟墓的闯入者》里，这个“美好的主仆关系”的内核就是家长制，即黑人在无损人身自由情况下自愿停留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在上层白人的庇护和教育下逐渐拥有“配得上平等”的道德和智力，他们和穷白人都在精英家长和帮助下和谐相处，最终获得从形式到心理都真正平等的地位。

文学作为社会象征性叙事潜藏着作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立场。福克纳敏锐地洞察了种族矛盾的经济根源，对崇尚竞争的资本主义能否赋予黑人真正平等充满疑虑，因此尽管他犀利地揭露和批判种植园主阶级制造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放任种族暴行的历史罪孽，仍对认同其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旧贵族后裔抱着殷切期望。福克纳试图以注重身份差别的家长主义来解决种族问题,无疑体现出他的时代局限和保守意识,但他提倡的道德教育和共同体意识仍有积极意义,对于种族事件频发的当今美国社会也不无启示价值。

然而，小说将私刑事件中的黑人描述为无所作为的状态，暗示黑人只能依赖上层白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反映出福克纳对黑人群体的巨大力量认识不足，折射出其内心多少潜藏着“黑人差人一等”的观念，暴露其作为上层白人作家无法摆脱的阶级无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涉及种族问题的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观点和言论，同时提示人们，白人在思考种族问题时总有其本位观照，黑人在美国社会获得完全平等地位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①Michel Gresset.Essays on William Faulkner’s Intruder of Dust.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4.

［1］Meriwether,J.M.Millgate.Lion in the Garden.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8.

［2］(美)萨克文·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M］.孙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美)威廉·福克纳.福克纳随笔［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Jameson,F.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Icath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

［5］Railey,K.Natural Aristocracy.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9.

［6］Faulkner,W.Intruder in the Dust.London:Vintage,1996.

［7］Thompson,E.P.The Makingof English Working Class.New York:Vintage Books,1982.

［8］Gwynn,F.，J.L.Blotner.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of Virginia,1959.

［9］Althusser,L.Lenin and Philosophy.London and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

［10］Genovese,E.The World the Slaveholder Made.New York:Vintage Books,1971.

［11］Faulkner,W.Go Down,Mos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91.

［12］Gramsci,A.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1971.

［13］Kartiganer,D.M.Faulkner’s Comic Narrative of Community.Essays on William Faulkner’s Intruder of Dust.Michel Gresset(ed).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4.

［14］Oakes,J.The Ruling Race.New York:Knopf,1982.

［15］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