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伟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陇南文史研究中心，甘肃　陇南　742500)

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周刊

张士伟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陇南文史研究中心，甘肃陇南742500)

[摘要]《群众》周刊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刊物，它贯彻了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大批干部群众在《群众》发表文章，以揭露日寇暴行，宣扬爱国抗日；促进民族团结，壮大抗日力量；声讨汪伪政权、弘扬必胜信念，号召重视难民和儿童的救援和安置工作，并积极支持敌后同胞。《群众》周刊为抗战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群众》周刊；群众路线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5.07.027

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时，就把发动和依靠群众作为党的行动纲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共产党纲领》，其中第三条要求“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2年，党的“二大”进一步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执委会，在决议案中提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 年 6 月，党的“六大”做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 11 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即“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群众路线”的最早阐述。1937年12月11日，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动员全民族抗日，党把在国民党统治区武汉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央机关刊物直接命名为《群众》。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局势变化，《群众》周刊先后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1949年10月20日，在香港终刊，共发行143期。潘梓年、华岗、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和戈宝权等先后担任该刊负责人。史学界对《群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共中央党校的刘甜在其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群众〉周刊研究》(2012)中，分析了《群众》创刊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并对其宗旨、作者群和读者群以及出版发行网等做了研究。潘汉琼撰写的《<群众>周刊的风雨历程》(《武汉文博》2008)对《群众》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概括。唐方文和许荣华在《青年记者》(2012)中从话语角度分析了《群众》的言语特点。但是至今还没有学者对《群众》杂志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行分析。抗战期间，《群众》周刊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宣传和教育群众

(一)揭露日寇暴行，宣扬爱国抗日

抗战开始后，针对“参加抗战的民众还不够广泛”，“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农民还没能够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力量”[1]，《群众》周刊发动了“抗战作战宣传周”，开展反敌伪宣传战，以使全国人民明白目前抗战的中心任务[2]。《群众》周刊指出：“必须用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来作为宣传材料。应当在一切文字的，或者是口头的宣传上，揭露日寇一切残暴兽行，激发每一个中国人对日寇的民族仇怨。”要“发扬中国抗战中每一个英勇的事迹和胜利，激发每个中国人的民族热忱。”[3]《群众》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日本侵略者轰炸、屠杀、纵火、毒气、奸淫掳掠我同胞的兽行。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侵略者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人以上。《群众》刊登了《有组织的反对日寇兽行》，指出：“日本法西斯野兽，以大量重磅炸弹、烧夷弹向我国战时首都——重庆，滥施轰炸，繁华的商业区域，重要的文化机关，贫民集中的住处，外国驻华的领事馆，均遭受日寇残暴轰炸，使重庆很多地方变成瓦砾之场，许多和平居民蒙受死伤之惨。”日寇之目的是动摇我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反而使人民更加深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4]。

日寇不但对国统区狂轰滥炸，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还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1938年3月27日，《群众》刊文指出：“日寇以百架飞机向陕北数十县军民施放剧性伤寒病菌，以期杀灭此区域的数千百万男女老幼的生命。”“以飞机数十架飞晋省及陕北扶施(即延安)等地投放炸弹，以期整个消灭该地军队及参加作战之人民。”[5]《群众》发表了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的《请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敌人暴行，以防毒防疫物质帮助晋陕军民》一文，激发了我军民的战斗热情。

(二)促进民族团结，壮大抗日力量

自从武汉、广州失陷后，西南、西北十几省区已成为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根据地。这些地方少数民族很多，当时回族就有三千万人，四川有彝、苗、瑶等族，西康、西藏有藏族，新疆竟有十四个民族之多。所以《群众》认为：“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巩固西南西北的根据地，是和正确的顺利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分不开的。”[6]当时日寇利用蒙族对汉族的某些不满，挑拨离间，提出了“自治”“民族自决权”，收买和利用蒙回少数败类，成立伪组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大蒙古国”，以作为其侵略的工具。如何巩固西北的民族团结？《群众》发文，宣传毛泽东的要求，“第一，允许蒙、回、藏、苗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设少数民族参加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习惯，不但不强迫学习汉文汉语，而且赞助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第四，纠正大汉族主义，落实民族平等政策。”[7]《群众》号召抗日军民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良农业生产，发展其经济，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提高其文化程度，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抗战。在《群众》宣传的民族政策鼓舞下，各族人民积极地投入到了抗日爱国的洪流中去。

(三)声讨汪伪政权，弘扬必胜信念

1940年 3月30日，汪精卫等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残杀抗日军民，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征收苛捐杂税。在文教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在外交上，随日参加《国际防共协定》，效忠日本盟邦。《群众》迅速掀起了声讨汪伪政权的浪潮，把反汪运动深入到全国每一个角落[8]。《群众》利用漫画、素描和版画的方式，作为社会启蒙与政治宣传的工具,用夸张和喜剧手法把戏谑嘲讽的矛头指向了日伪分子，起到很好的宣传、动员、批判和鼓舞的作用。如《汉奸汪精卫的催眠曲》描写了凶相毕露的日本鬼子拿着战刀，刀上面写着“建立东亚新秩序”，汪逆则拿着“新民主义”书本，歇斯底里地对着棺材中奄奄一息的民众叫嚣“和平、反共、建国”[9]。《抗战3周年纪念》则刻画了日寇在共产党、国民党和各抗日党派结成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10]。

二、动员和组织群众

1938年1月1日,董必武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一文,对国民党军队抗战初期失利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没有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实为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抗战以来军事上的失利,自有其主客观原因。单就主观的原因来说,是由于有人忌嫌群众运动,或害怕群众起来,或对群众无信心而懒得去动员,或组织的方式与方法有问题。”“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力量,一切社会的困难问题,只要依靠群众,都能获得适当的解决。因此,应当把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作为高于一切利益的神圣事业。”[11]

(一)重视工人阶级的巨大作用

要战胜强大而凶残的敌人，就要发挥劳工抗战的力量。《群众》认为，必须把尚无组织的职工，团结到职工会里面去，必须使全国工人团结起来，统一起来，把工人紧紧团结在中国工人抗敌总会周围[12]。认为，中国工人在抗战现阶段中的任务就是建立统一的全国工人组织，广泛动员工人到军队去，争取民主利益，改善工人生活[13]。由于在敌后大城市中，敌人不断增加工人工作时间，恶化工人生活，所以要加紧做职工运动的工作。在国统区，针对物价不断提高，要督促厂方改善工人之生活。在游击区，要动员工人参军参战[14]。“八一三”事变以后，工人遭受的最大威胁就是失业。由于党的措施得力，工人的生活虽然因为日寇的侵略战争而恶化了，可是他们的民族意识，不但没有低落，反而更加坚定坚强。

(二)调动农民阶级的抗日积极性

抗日战争时期，《群众》非常注意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制定了开展农村工作的六个原则：当前的农村工作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巩固和扩大农村中的统一战线；集中火力消灭农村中的汉奸敌探；到农村做工作的党员，要使自己的生活大众化；农村工作要随机应变；宣传和组织农民参军参战[15]。《群众》号召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担当起抗战力量的动员者、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农村政治的改革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等多重角色。

(三)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抗战活动

《群众》认为，妇女是半边天，妇女在前方和后方具有很大的作用，“如战区中的救护、肃奸、缝衣、烧饭、征募、救济难童等，尤其是情报工作，是非有广大的农村妇女来做不可的。”[16]1940年，康克清在《群众》上发表了《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认为各地的妇救会，发动和提高了广大妇女群众的参战热忱，她们不但积极地进行了募捐和慰劳，而且还亲自进行救援工作，亲自上火线救治伤兵，用一切方法掩蔽敌人耳目。她们不但发动了父兄儿子上火线，并且还组织了妇女武装，实行盘查放哨，锄奸破路，优待抗属等抗战工作。单是1938年，晋察冀边区的妇女就募集了军衣10万套，鞋29万多双，鸡4616只，蛋53500个，猪羊782只，钱5535元，及其他各种物品40万件。在粉碎敌人的“扫荡”战中，妇女慰劳队与妇女代表常常带着各种慰劳品上前线，妇女群众情愿吃树叶，把白面小米留给战士吃。妇女运动极大提高了她们的地位，其中妇女在晋察冀的参政工作成绩最好，全区妇女当选参政的有1484人[17]。正是因为妇女取得了民主权利，所以，她们竭尽全力无怨无悔给抗日政权各种帮助，纷纷成立各种生产合作社，进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经济上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群众》杂志刊登了《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一文，为广大知识分子指明了道路，认为：“今天，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需要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时候，知识分子唯一的进步的道路也就是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思想上，要有彻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在行动上，要真正为人民服务真正的了解他们怎样思想，他们怎样生活，他们身受的疾苦，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的愿望。”[18]

三、关心和帮助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在《群众》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号召广大党员真正感知、感受、感觉、感想群众的酸甜苦辣、所思所盼、所急所难，共产党的各级领导要察民隐恤民困[19]。

(一)重视难民的安置问题

为了免受日寇铁蹄的践踏，躲避日军的蹂躏与奴役，从“九一八”事变直到日本投降，上千万同胞携带妻儿逃离家园，辗转流徙，沦为难民。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史无前例。在过去，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从1941年到1943年，全国的难民涌来了7万多人。怎样使难民们安居乐业？《群众》杂志发表多篇文章，积极探讨解决方法，最后颁布了优待难民条例，主张采取多种安置方式。“1.给难民以土地，规定开荒的难民们享有三年的地权。2.三年以内不出任何负担，不服兵役。3.发放农贷首先以难民为对象。4.发动老户调剂熟地、窑洞、粮食、种子、耕具，来帮助移来难民。5.定居下来的难民享有公民权。6.严禁老户欺压新户。”[20]其实施效果很好，使抗日根据地成了难民的乐园[21]。

(二)尽力帮助解放区农民

为了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朱德在《群众》上发表了《展开拥军爱民运动》一文。他指出：“战斗、生产、团结群众，是各部队的三大主要任务”，要求部队“不吃群众一碗饭；粮食自己背，蔬菜自己运；不踏坏一根苗；爱护群众工具”。军队要自己生产与帮助农民生产相结合，来减轻人民负担。结果“留守部队共开荒26万6千亩，收粮食三万一千石”。“部队粮食基本自给，蔬菜肉食全部自给。”[22]农民生活大大改善。

(三)提出积极援助敌后同胞

日军在沦陷区统治具有野蛮残害、以华制华、怀柔愚华、欺骗榨取、麻醉毒化等五大特征，敌后同胞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群众》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援助敌后人民,“不要忘记在频年锋镝之下，与敌人做殊死战斗的华北同胞，他们是粉碎‘大东亚战争’的强大力量，给他们需要的一切，他们就能更好地打仗”。“唯有与人民结合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武力。”《群众》号召募捐钱物来救助沦陷区难民,“我们高呼‘一切为了前线’，同时也要提倡‘积极援助敌后’”[23]。

(四)保育好第二代国民

抗战八年，大量天真儿童惨遭日寇杀害。单是太行区根据地,抗战期间被敌直接杀害的有170047人，其中儿童17031人,占被杀害人口的10%;致伤残者59839人,其中儿童2992人,占伤残者的5%;因伤残染病致死者475941人,其中儿童322375人,占间接被杀害人口的68%[24]。《群众》号召各地要行动起来，保育第二代国民：“为支持抗战与建立战后的新中国，我们对儿童这个‘任重道远’的中国第二代国民，是应当用很大的力量去加以保护和教育的。”要求把保育儿童视作抗战工作之一，提出：“我们要从战区及接近战区中，抢救这些可怜的儿童，把他们送到后方来保养，使其不再遭受敌人摧残。要动员妇女界来设立保育所。”[25]

从以上可以看出，《群众》非常重视民生问题，认为：“为了要提高民众对抗战的热忱和生产的热忱，我们必须：1、切实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与残疾的抗日军人。2、救济战区灾民、难民及失业工人。3、在战区及敌后开始适当的减租减息。4、调剂粮食及重要的日常必需品。5、适当的增加工资，改善职员的待遇。6、承认工人农民对厂主地主的团体契约权。7、禁止雇主、地主、师傅、工头等对工人学徒的虐待。”[26]特别要解决好失业问题，日寇的侵略是造成中国广大的失业人口的基本原因。失业的同胞处于贫困、饥饿与死亡的惨境。《群众》提出不仅要对失业者普遍地进行积极的救济，而且把他们变为充实国防力量、加强抗战力量的劲旅[27]。

在搞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群众》进一步提出群众的教育问题，积极开展普及教育运动，抓好战时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和战时普及教育运动(包括成人教育、国民义务教育、普及士兵政治教育和难民特种教育)[28]。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群众》指出：“边区群众文教工作的总任务，是消灭男子40岁与女子35岁以下的文盲。”[29]

透过每期《群众》的篇篇文章，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舟水之喻、鱼水之谊、血肉之情。抗战时期，《群众》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群众》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团结和教育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正因为党有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有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有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的实践力量，终于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将日寇驱逐出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群众路线是党的珍贵遗产，今天，党要继承群众路线这份珍贵的遗产，到基层去串百家门、问百家情、解百家愁、暖百家心，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地为群众解难事、坚持不懈地为群众做好事，中国梦必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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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康克清.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群众,1940,5(15-16)：382，385.

[18]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群众,1944,9(23-24)：1072.

[19]察民隐恤民困.群众,1940,5(13-14)：330.

[20]醒华.怎样使难民们安居乐业.群众,1944,9(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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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德.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群众,1944,9(3-4)：121,122.

[23]积极援助敌后.群众,1938,8(11)：282.

[24]李翠艳.抗战时期日军对中国儿童的虐杀——以华北地区为例.档案天地，2005(3)：18.

[25]保育第二代的国民.群众,1938,4(16)：273.

[26]许涤新.民生主义与抗战中的民生问题.群众,1940,4(8)：205.

[27]韦风.抗战中的失业问题.群众,1938,1(17)：297.

[28]积极开展普及教育运动.群众,1938,1(25)：417.

[29]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群众,1945,10(2)：50.

节能减排领域的一部力作
——评李玮教授《区域节能潜力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

沈镭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全球气候变化关注的焦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受到能源资源不足和环境污染的瓶颈制约，也受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严峻挑战，节约高效是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方向。山西省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能源强度和碳密度在全国30多个省份中居于最高。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节能潜力的有效发挥对于山西实现转型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国的能源节约格局。因此，研究区域节能潜力问题尤为重要。

太原理工大学李玮教授历时四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下，深入能源管理、统计部门和企业开展调研，收集数据上万个，综合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区域节能潜力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全书呈现出四大亮点。

一是首次将能源问题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之下，创建了由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构成的节能系统研究框架，丰富和完善了节能潜力研究的理论体系。全书采用“阐明问题、建模预测、评价比较、决策分析”的系统分析理论与方法，构建了能源复杂系统，界定了区域节能潜力的内涵，以能源强度为研究对象，识别了能源系统内的关键要素，描述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价格水平、能源投资水平与能源强度之间的正负反馈机制和作用机理，并且对山西省做了实证研究，对于揭示改革开放以来能源问题的深层次经济原因提供了解读的视角，体现出成果的理论价值。

二是首创了节能潜力的预测与优化模型。作者首次将复杂性理论和方法创新性地运用到节能研究领域，创建了基于模拟退火规划算法的能源强度预测模型和基于遗传算法的能源强度优化模型，测算了山西省“十二五”期间的节能潜力，解决了目前学界定量测算节能潜力的难题，体现出成果的数据价值和方法价值。

三是定量回答了山西省“十二五”节能约束性指标的可达性和具体实现路径，对于山西省“十二五”中后期实现节能目标提供了决策支持，体现出成果的应用价值。

四是从节能利益主体的博弈出发，构建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节能激励约束机制，提出了节能的战略思路、战略目标、实现路径及保障措施，为政府提升节能能力建设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体现出成果的政策价值。

专著一经出版，即获得学术界广泛好评，成果被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山西省国资委、山西省物价研究所、太原煤炭气化集团等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采用。成果转化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李玮教授的专著具有问题靶向性准、解读专业性强、成果落地性实、政策参考性好等突出特点，对于解决山西乃至全国能源富集区的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深刻矛盾具有一定的示范借鉴作用和重要参考价值。

李玮教授的《区域节能潜力理论与实证研究》是节能减排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该著作被评为山西省第八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沈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利用与环境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收稿日期]2015-04-09

[作者简介]张士伟(1967-)，男，河北威县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陇南文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26；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07-0107-04

TheMassesWeeklySponsored by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Zhang Shiwei

(ResearchCenterforLiteratureandHistory,LongnanNormalCollege,Longnan742500,China)

[Abstract]The Masses,which was a weekly, was a magazin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issued by and published publicly by CPC in Wuhan within the area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Kuomintang. It implemented the CPC′s mass line of "all for the masses, relying on the masses, coming from the masses and to the masses". A large number of cadres and the masses contributed articles in order to expose the Japanese invaders′ atrocities, and to promote patriotic resistance. It also did a lot in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fortifying anti-Japanese forces, denouncing Wang puppet regimes, promoting the triumphalism. Besides, it exerted great efforts in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rescue and resettlement of refugees and children, and supporting the people behind enemy lines. The weekly The Crowd did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victory of that war.

[Key words]the Anti-Japanese War;CPC;The Masses Weekly;the mass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