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柏格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 *

2015-04-10吴宁,吴贵洋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11期

吴贵洋(1988-)，男，湖北襄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保罗·柏格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

吴宁，吴贵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保罗·柏格特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分析了资本积累和人类社会发展两个层面的环境危机，在此基础上针对生态批评家对马克思的自然观的批评，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生态思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符合生态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柏格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论证了马克思的理论蕴涵生态思想，而且给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柏格特；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吴宁(1966-)，女，安徽桐城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Q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11-0016-06

Abstract[] Embarking from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Paul Burkett analyzed two kinds of environmental crises arising in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riticism of Marx′s view of nature by ecological critics, he pointed out the implied ecological thoughts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lding that the communism was conform to ecology, and it wa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Paul Burkett′s concept of ecological Marxism has confirmed that Marx′s theory does contain ecological thoughts and it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10.16396/j.cnki.sxgxskxb.2015.11.005

保罗·柏格特(Paul Burkett)目前执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院，是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的分析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符合社会生态学的标准，共产主义学说所内含的生态观与生态伦理价值观是相符的。柏格特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对生态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视角出发，探讨了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抽象的人类生产过程的影响、资本积累引起的环境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危机，提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是实现生态可持续的最有效的方式。

一、柏格特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环境危机理论

(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理论

柏格特认为，把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概念是厘清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生态逻辑的前提之一。他站在“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细研马克思所区分的两类环境危机，即“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和“人类社会的环境危机”，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生态保护观点。首先，柏格特否定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具体体现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追求资本积累的生产过程和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社会化生产过程之间的矛盾。柏格特的论据是：“当生产扩大到在另一个前提下还显得远为不足的程度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287-288柏格特揭示了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利润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基础性的矛盾，利润支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向，整个社会生产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张，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以及真实的生活相分离，“与传统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生产起因于金钱的获取”59。其次，柏格特考察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生态矛盾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不同层面的多样性矛盾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同侧面”195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转化物或衍生品，如为利润和为需要的生产的冲突，生产者与赖以生存的生产条件和共同体发生分离，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更是这种转化物或衍生品的典型表现。

柏格特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内含生态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衍生出马克思提出的两种类型的环境危机：一是“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107，二是“人类—社会发展之中的一种更普遍的危机，这来自于资本主义城乡产业分工造成的物质和生命力的循环的障碍”107。柏格特认为:“马克思广义的环境危机概念更加关注的是作为人类发展条件的自然财富的下降而不是作为资本积累根源的自然条件的短缺。”108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人类发展的环境危机是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的表现形式。

(二)环境危机理论

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的发展应该与自然条件相适应，而环境危机是人类的需求超出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限度所致。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造成的环境危机是原材料的供应不能持续地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凭借科技对自然的破坏性开采来支撑资本积累所需的超额利润，但资本增值甚至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离不开自然条件以及与自然条件相关的生存资料、工业原材料。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生存资料和工业原材料也是有限的，而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目标却是无限的，资本主义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爆发危机。农业生产为人们的生存和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从农业原材料短缺导致生活资料和工业原料紧缺的角度提出，农业短缺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积累危机的最终缩影。当1857—1858年发生波及西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时，验证了马克思于1853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的这种观点。

柏格特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不仅看作生产资料短缺的危机更看作一种人类发展危机。”119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城乡分离造成的，因为城乡分离打破了物质和生命力之间的循环状态，造成人与自然的断裂。而城乡分离是由农业和工业的分离造成的，分离的根源在于生产者和必要的生产条件相分离。城乡分离之所以造成环境危机，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搬迁、人口的迁徙必然受制于自然条件。“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79当这种情况从量变到质变突破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时，就再也无法持续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二是城市工业圈的过度集中也会破坏土地自身原先的物质循环，反过来制约工业现代化和影响生产过程，中断了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比如，工业废气、废水的排放不仅对城市环境、居民健康造成影响而且也会降低农村土地肥力。以资本增值为目标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的根本体现。

柏格特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两类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表明马克思的环境危机具有合理的理论框架，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生态逻辑。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物质变换裂缝和城乡分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所造成的影响，表明当代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无限性。但有限的自然资源不能完全满足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这二者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是一个矛盾。柏格特从自然与社会角度来思考社会现实，深刻地、全面地、细致地分析了社会危机和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状况。柏格特认为，全面地分析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多样性问题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找到自然危机根源的前提，即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着重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的解决不能撇开社会危机的同步解决，社会的平等和民主的进步则是社会危机解决的前提条件，生态危机的解决依赖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推动自然与社会的发展。

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

生态批评家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降低了自然维度；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劳动为核心观念，特别重视劳动创造财富的历史过程而贬低了自然对生产的贡献，撇开了自然的内在价值。柏格特指出，这些批评不仅未能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精神而且忽视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柏格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受控制自然观念的影响，盲目地追求利润，表现为资本主义低估自然的力量以及资产阶级通过控制自然资源剥削无产阶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变革资本主义的剥削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产品的商品形式，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两种基本手段。

(一)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内涵

柏格特认为，马克思“一贯从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相互建构的角度对待人类生产”1，劳动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的使用价值中都占据核心地位。马克思从财富创造的维度考察人类历史，把“财富”同“使用价值”等价起来，即由具体劳动创造的、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物品。在马克思看来，虽然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劳动信息和消费信息、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等都是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但只有生产生活资料尤其是劳动创造财富的过程，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生态批评家从如下两个方面指责劳动概念：一是“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26的观点贬低了自然的价值；二是“当自然的用处通过劳动的转型性力量实现出来之后，自然才具有使用价值”26的论断降低了自然的地位。克沃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包含生态思想，“马克思的劳动改造将自然置于人的劳动之下”。柏格特从自然与物质财富以及生产过程之间的双重关系着手，指出马克思不仅没有降低自然的地位反而十分重视自然的价值。柏格特认为，不能从单方面把握马克思的整体性劳动概念，否则会降低其自然维度。这种整体性表现如下。首先，马克思认为，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自我意识并根据自己的价值目标改变自然，同时随着实践活动的拓展人所具有的改变自然条件的能力不断加强。其次，马克思把人化自然中产生的使用价值视为人类劳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自然价值不仅影响着人类的观念与行为，而且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再次，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包括人化自然中的劳动和自在自然本身的代谢所产生的使用价值，“自然的普遍的代谢过程，生产着无数的潜在的使用价值，存在于劳动之外”27。最后，马克思虽然认为劳动是生产财富的重要条件，但同时也肯定了被劳动占用的自然在创造使用价值时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倡导“未占有的自然财富作为潜在使用价值的重要性依赖于它最终与人类劳动的结合，即使这只是原始的占有劳动”27。

针对“生产力决定论”的指责，柏格特从劳动和劳动力的自然特性的双重维度说明劳动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没有降低自然及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的地位，因为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是社会力量及其和自然的结合而且是社会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劳动与劳动力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柏格特从人类存在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向度指出，人类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以及人类在其中形成的自我意识都基于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6这表明了自然条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具有社会属性的劳动力依然属于自然力量的范畴，劳动力是人类自身智力与体力总和的生产力要素之一，存在于人体内，而“这个总和受着规制一切自然的物理与生态法则的约束”49。柏格特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指出产生于自然的劳动力是自然力量的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自然这个整体而单独存在，人与自然在物质代谢过程中共同发展。

(二)共产主义的生态内涵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经常被误解为无视自然极限并试图控制自然的反生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普罗米修斯主义根植于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以人类征服自然实现自身的进步为目标，认为人类在与自然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必然胜利。柏格特认为，共产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凭借掠夺自然来积累资本的反生态性，是一个生态可持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柏格特指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是承担管理自然的责任。柏格特认为，只有健全的社会—经济系统才能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这个系统中人类有责任管理好所使用的自然。马克思曾把后资本主义社会预想为人类负责管理自然条件的使用的社会，这个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土地共同使用权制度。“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另一方面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资源跨区域的合理流动。新的城乡联合致力于修复“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柏格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更高形式的联合而提出了对土地的责任，认为人类用实践改变了外在自然而使先于人类历史的自然不复存在，人与自然本应是融合的。

第二是生态科学高度发展并获得广泛传播。柏格特提出,社会进步的前提是人类思想的不断革新，教育可以为解决生态危机创造契机，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对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与为此做出的实践。“社会自我批评与自我变革能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为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的奋斗决定的，而这种能力的发展对于实现一个社会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时代又至关重要。”23可见，柏格特视教育为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只有了解生态知识并将其广泛传播才能用生态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生产和消费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相应地产生了一种力求用无毒的生产和消费取代有毒的生产和消费的评估体制。柏格特认为，尽管这种为维护生态系统平衡而建立的实践知识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知识具有同样的科学基础，但生态知识通过限制和引导社会生产能力以保持和改善自然条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

第三是合理地控制自然并规避生态风险。柏格特指出，认识的有限性必然会造成对自然控制的有限性，要采取预防措施防治无法完全控制自然而造成生态风险。柏格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采取相应措施来规避风险，但提出要留一部分剩余产品“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马克思指出，由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人类要通过生产超过一定数量的直接需要的固定资本，同时增加原料储备，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规律并使之为人类服务，才是规避自然风险的最佳手段。柏格特认为，人类对自然认识和控制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自然。

第四是倡导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生活方式。柏格特认为，一个生态健全的体系能够在生产者和共同体意志下做出谨慎的、符合生态的决策，能够给人提供自我实现的多样化渠道。柏格特赞同生态完整性和人类社会多样性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指出了多样性是自由人发展的条件和结果249。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社会主义也是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人的潜能正是通过挖掘多样性和异质性而得到开发。社会—生态工程与解决异化问题和自我实现开辟多样性的可能具有同一性，可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未来的基本组成部分。

第五是建立新的财富观和消费观。柏格特认为，财富的衡量标准要从自身的生产目的和消费的增长转换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财富的增长关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两个方面。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各取所需的社会，其表现有如下几点：生产劳动的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都不复存在，在人们看来劳动成了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和享受而不是被剥削和奴役的枷锁，每个人的发展成为他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共同汇聚成社会生产力。这种设想是否反生态取决于是否能维持和改进土地及其他自然条件。柏格特认为，这种各取所需的标准并不意味着人类各种需求都被满足，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体现出的人类正常发展所需的资料才是应该被满足的。柏格特引用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观点指出，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需要被满足的社会是适度地、合理地提供商品和服务，既注重被满足的量更看重被满足的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包含的生态观同生态保护目标是一致的。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柏格特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发展在这种联合体中成为可能。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因为它否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资本家的财产变为一种联合起来的、社会化的财产。在柏格特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生产者和生产条件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相分离的状况，实现劳动力回归真实生活和生产条件的共同所有。共产主义的联合“不再以农奴制度、领主统治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为中介的方式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牟利的对象而是通过自有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柏格特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把共同所有权扩展到土地及其他生活资料，关注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趋势。

柏格特在《马克思与自然》和《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中分别阐释了共产主义所蕴含的生态内涵及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将生态经济学归结为公共池塘(common-pool )、协同进化(co-evolutionary)、共同所有(common-property)三个维度，认为这三个维度一方面有利于生态发展，另一方面还存在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的局限性。所谓公共池塘就是人们可以从公共的资源中获取一定量的资源，但个人在获取时要从整体上来考虑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要考虑人和自然在发展中相互影响、彼此适应的协同进化性，不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损害其现在和未来的可用性。柏格特指出，协同进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同之处，是与不断扩展的人类生存机会相一致的。柏格特高度肯定这三个维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启示意义，在于人们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仅要从整体上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而且要关注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柏格特也指出了生态经济学三个维度的局限性：三个维度各自独立、不成体系，仅把共同所有当作占有资源的方式而忽略了它本身也是人类发展的手段；忽视阶级分析法，把共同所有制的衰退看成是外部力量造成的，没有从阶级关系来考察市场评价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性。柏格特认为，要真正把握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就要抓住生产关系这一生产体系和人类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离开了生产关系来考虑解决生态问题是苍白无力的。

三、对柏格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价

许多生态学者甚至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内含环境保护思想。“大多数评论家，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至多只是具有边缘性的生态敏感，甚至有人认为唯物史观是明明白白的反生态思想。”一部分学者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普罗米修斯主义”等同。比如科拉科夫斯基，他就认为，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是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特殊形式，包含普渡众生的情结。由于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是具有社会整体属性的人，这恰恰给社会整体提供了牺牲个体发展的机会，即为了实现整体社会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且，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不太关注甚至忽视了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对)。“马克思忽视肉体和肉体的死亡，性和侵犯行为，地理和人类繁殖力——他把这一切都化为纯社会现实。”[10]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观降低了自然在社会生产条件中的作用。“有人认为，马克思将自然条件视为无价值的、无意义的，甚至是取之不尽的，从不重视自然资源的耗费。”69还有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否包含生态思想提出质疑。“有人说马克思的思想中缺乏对自然界之相联性、差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关注。”[11]柏格特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未能掌握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自然分析理论。柏格特从社会生态学中的自然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入手，细致地分析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社会生态学之间的一致性以及人们所忽视的唯物史观中包含的生态观点。

柏格特认为，人们只有细致地研究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精髓。从表现上看，马克思仅仅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才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细致地研究就会发现，这里面同时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框架下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劳动价值论撇开了自然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而只考虑以价值形式存在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马克思恰恰是把自然放在重要的位置来反对资本主义对自然价值的漠视态度。马克思在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即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共同发展的社会。因此，柏格特认为，马克思要重构的共产主义是力图恢复被资本主义所破坏的自然环境、恢复不以抽象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社会。

传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仅仅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柏格特则从资本的本性出发，结合资本的运营方式与资本积累的本性作出说明，不仅考察了资本的运转特点，还深入到资本积累过程的内部，分析资本与生态相互冲突的原因。商品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流通、交换速度决定了资本扩张的速度，而市场上交换的商品之所以有价值，则在于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凝结于商品之中，于是资本主义社会极其重视商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以抽象形式存在的价值不断地激励着资本主义通过科技控制自然来获取利润，这样就会破坏生态平衡。柏格特从解构资本的基础出发，细研资本的内在属性，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推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柏格特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比较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方式对生态及人的生活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批判工业社会对自然和人的剥削到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再到探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的剖析逐步走向成熟。柏格特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当代社会最具前瞻性的生态危机问题。

柏格特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而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理解来发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源，从哲学层面上寻求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人类社会的困境，探究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态内涵，回应了那些对马克思的生态保护思想的质疑。柏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生态失衡，指明了消灭生态危机的途径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柏格特揭示了隐藏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根源，指出依靠自然及自然本身的修复能力、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良或“制度修补”，都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关键在于改变人的生存文化、建立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价值观。但柏格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表现在：以自我的价值评判为标准，刻意地把具有整体性特征的社会框架划分为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两极，虽然凸显了资本和市场的反生态性，但也忽略了合理分配、调度自然资源以达到社会和生态和谐发展的可能性。计划经济离开了社会组织和资源配置机制就会走向通过行政控制环境行业的境地。对市场的全面否定会阻碍有助于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在资源配置不流畅的情况下过多地谈论生态环境保护会忽略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意味着当代文明转型的现实途径是汲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优秀成果、积极吸纳资本利用资本，利用权力诘难权力。资本的流动能够自动配置社会资源，市场机制在调节社会生产和人类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代社会的任何变革都要紧紧依靠资本和市场来进行。柏格特在全面否定资本和市场时走得太远，把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了乌托邦。

柏格特以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站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唯物论的立场，反驳了那些认为马克思没有生态保护思想的观点，论证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并构建了自己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柏格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柏格特的思想具有开创性，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论证都具有历史性的贡献，丰富了人类文明的思想宝库，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建设提供了参考。近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把经济的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以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已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柏格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值得我们借鉴，但其理论思考和批判视野聚焦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上，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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