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蓬文化游记散文的空间——文本空间分析的一个尝试

2015-04-10火源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1期

关键词：西部蜀道丝绸之路

火　源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论王蓬文化游记散文的空间——文本空间分析的一个尝试

火源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摘要]王蓬书写蜀道和丝绸之路的文化游记散文具有丰富的空间感。分析其空间可以揭示这种感性内容所具有的表意作用。通过运用文化表征理论以及空间叙事学知识分析王蓬文化游记散文的空间状态以及借助于空间的处理表达的意义，认为空间的位置和大小的处理实现了作者对“文化西部”的再创造。

[关键词]王蓬；文化游记散文；空间；西部；丝绸之路；蜀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陕西作家王蓬转向文化散文写作，先写蜀道，后写丝路，洋洋大观两大卷。这些散文与一般的文化散文一样关心对象的文化内涵，但是更突出文化散文的游记特点①为了强调其游记的特点，我称之为“文化游记散文”，而不是笼统地称为“文化散文”。，具有显著的空间性。所谓“空间性”不仅指王蓬文化游记散文所描写的宏大场景，也不仅指其作品中流露出的地域意识，还指作为重要审美对象的空间感和在艺术形式方面的空间特点，这点在把他的单篇文章连缀成整体以后更为明显。王蓬的蜀道和丝路所具有的整体空间感正是由各个作品的空间感累积而成的。然而，所有这些空间和空间感在作品中除了感性意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论证文学作品内部空间分析的可能性。下面借助对王蓬文化游记散文的空间进行分析，尝试探讨这个问题。

一、空间分析工具及理论准备

在具体分析空间之前，这里先简单梳理一下本文运用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

之所以假设空间分析是可能的，是因为文化表征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撑。它认为：“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1]15在文化表征的阐释实践中，空间也可以看做语言的一种，借助于文化而发挥表征作用。列斐伏尔把这类有表征意义的空间视为与社会形态对应的空间[2]33。当然，无论他的空间实践，还是“表征的空间”和“空间的表征”都主要指外在空间，其实内部空间也同样具有表意作用，因为内外是相对的，因此可以加以类推。既然，一般空间可以作为表征的空间来加以分析，相应地文学作品的内外部空间也可以接受分析。

在文学作品的空间方面，文学地理学方法实际上是关注作品外部的空间，而空间叙事学则关注作品内部的空间。前者比较兴盛，而后者则相对比较冷落。差别源自工具的多寡。目前对外部空间的分析已经形成一定的理论基础，主要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索亚“第三空间”和福柯“异托邦”作为理论视角，关心城市等社会空间的分析。而对文学作品进行内部空间分析，自弗兰克把“每一层次的物理位置”看做“它的精神意义的标记”[3]2以后，小说的空间分析算是有了起步，但是这种路向主要停留在空间性的揭示，而对于空间性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还分析得较少，原因就在于理论准备之薄弱。本文不揣固陋，从表征理论出发对理论工具稍加整理，然后在王蓬文化游记散文上加以试用。

其实，对文学作品的空间分析在中国可以上溯到很早。古代作家早就提出文学的空间性问题。王昌龄《诗格》分诗为三境：物境、情境、意境[4]172-173。让人如“处身于境”的是“物境”；物境中有情感运思的是“情境”；更高级别的心(整体的自我)与外物交融就是“意境”。无论“意境”概念如何变化，有关“三境”内涵的理解如何争论不休①参见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3期)和贺天忠《王昌龄<诗格>的学术回溯与“三境”说新论》(《孝感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境”是空间，“三境”是空间与主体的结合，这个理解是大体不错的。这些区分实际上为我们分析空间划出了疆域和对象。下面只要运用文化表征理论，把文学作品看做作者所造之境就可以过渡到空间表意的认识上来了。作品中的诸种“境”(空间)：包括物、人、事，其所表达的作者之意和理，也就是说，从低级物境到高级意境，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都可以表“意”，可以表“情”，按照现代思想的主客二分思维都可归于“表意”。

本文所谓文学空间指的就是“境”——是文学作品中建构的虚拟空间(有叙述者在其中的空间)，以及读者阅读作品后在心中形成的空间感。分为由诸意象组成的“物境”——“世界”、作者心中的空间感——“境界”(主体产生的与主体意义相适应的开阔的空间，不同的心灵产生不同的“境界”，是作家风格的基础)，还有读者阅读后在心中形成的空间感——“视界”(读者凭借读者群共享的知识和个人知识而在作品世界中窥视境界而升起的空间感)。作者依赖其境界到“视界”的转换，传达意义。这里涉及三者：物、具有情意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因此，分析的对象包括三个：对象，主体和文化。

分析空间的方法之一是分析“象”的大小、关系和位置。空间分析的对象不是作品的展示过程，也不是作者运思的过程，而是通读全篇之后心中所留之印象——视界。作品的视界必定是由重要的引人的印象和感觉所组成。强化“象”的力量和印象的简单方法是空间的大小。它是一般阅读容易把握的。作者通过给予某“象”篇幅的长短可以暗示其重要性大小。

霍尔指出“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建构出来的”[1]21，这样说不仅指意义从信码系统中生成，而且也指文本意义从文本的封闭系统中生成。系统性是很重要的表意根据。因此“象”之间的关系也是空间分析需要注意的。按照福柯的观点，社会空间是个人权力斗争的结果，是各个主体经过斗争而划定的疆域。同样地，作品中的“象”也可以看做独立个体，也具有权力和要求，本身说明某个意义，但是在作品的整体意义中相互拒斥和吸引，抗拒和依赖，因此构成空间结构，形成空间位置，一起合成统一的意义。“并置”状态就是把不一定有关系的色块并列起来，让它们碰撞在一起，成为整体。正像画面的蒙太奇组接，经过格式塔心理过程形成大于个体之和的新意义。因此，作者对某对象给予不同的空间、环境、陪衬物，都将影响其意义。

传统的作品分析主要关注形象，对于形象间的位置则较为忽略。其实，哪些形象安排在中心，哪些安排在边缘，也就是说“位置”是有意味的。某些空间具有象征意味，比如厨房是家庭发号施令的地方[5]178，金銮殿上的宝座是皇帝专属的处所。空间也有强势和弱势。在强势空间中，事物的意义得到强调，否则相反。正如报纸的版面具有暗示性一样，文学作品中的位置也有暗示性，在作品的不同位置，某些意象或者方式具有强化的意义，比如在散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正如绘画的中心一样吸引人，意义会得到强化。

分析空间的方法之二是分析“视界”中叙述者或抒情者的视觉方式。“物境”空间营造要受视角的影响，因此叙述者和抒情者站立的高度，距离“象”的远近，与物象的位置，也就是如何凝视，选择什么东西做为凝视的对象，详细到什么程度，都可能影响对“象”的赋意，而形成不同的空间意义。例如，叙述者采取平视、俯视、特写等视角会暗示作者的意见。

分析空间的方法之三是分析作者心目中的读者。这虽然不是以空间为分析对象，却是空间表意的基础。意义不仅是作者个人表达的，而是与他的读者一起营造的。很大程度上，“表征紧密地联系着认同和知识两者”[1]5，因此语言表征意义总是通过文化做中介。作者要赋意或者作品要客观地呈现某种意义(超出作者的本意)，必须依赖于读者心理也就是所谓“文化信码”，因此要了解空间的意义需要借助于既有的文化习规，比如对作品结构的一般认识和期待。固定意象的表意准确性就是由于文化在发生作用，但是不是说意象是死的，作为作者也会有自己个人的意象。固定意象类似于列斐伏尔的“表征的空间”，个人意象类似于“空间的表征”。分析这个部分，可以考察作者的目标读者是什么人，这些人的文化归属，以及读者与这种目标读者之间的差距，借此判定空间意义的内涵。

分析空间的方法还有许多，目前先确定这些初级的方法就足够了。通过这些方法，读者可以在作者明白宣称的意图以外，找到额外的意义，甚至找到连作者本人都没想到的意义——潜藏在文本中的意义。

二、王蓬文化游记散文的空间性

下面运用以上工具分析王蓬文化游记散文的空间性。首先，描述一下王蓬文化游记散文的空间表现，然后在最后一节试着举例分析这些空间形态表达何意。

王蓬文化游记散文是空间分析的适合对象，其空间感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首先，自然对象的描写具有空间性。王蓬的文化游记散文不但塑造审美对象，还描写了空间，就是说空间本身也是他的审美对象之一。无论是《蜀道卷》(《王蓬文集》第5卷)还是《丝路卷》(《王蓬文集》第6卷)都以地点(如褒谷口)、与地点相关的事物(如米仓道杜鹃)和与地点相关的人(《功在千秋》的张佐周)为关注对象，其中心都是地点。即使写人也突出其对土地的贡献(张佐周保护石门的功绩)。他游历的是传统丝路、草原丝路，回纥古道，唐蕃古道……他所描写的是高山深谷、广袤草原和荒芜戈壁，西部雄伟的山体和广袤的荒野都以体量的巨大而震撼人心。在王蓬这类散文中，充满地理位置，以及使用俯瞰视角捕捉的空间画面，比如《黄河母亲》写兰州，写五泉山，写白塔山，写寺庙，基本上以空间地点为对象。

王蓬这类凭弔遗迹的游历之作本来有文化和游记的双重欲求。为了文化的目的，他不免要营造历史的厚重，而为了写成游记，则不免要服从空间。相比之下，虽然“蜀道卷”有较多历史叙述，比如有像《陈仓道风云》这样全是历史的散文，但是总体上看，王蓬写的主要对象是道路上遇到的人、事、景物，更倾向于游记。他想记录下路上的所见所闻，因此有大量地理位置的记载，像《渭城朝雨》、《天水流韵》等文的开头，文笔令我们想起《水经注》，《徐霞客游记》这类作品，只不过没有具体的方位和里程记载而已。他采取的写作方式类似采风，记录下当时的见闻，然后回家整理笔记，查阅史料，因此行踪应该是其写作的根本轴心。他携带着相机，并在书上附上插图和地图，这些都更进一步增加了其创作动机中的地理因素。

与其相反的是余秋雨的作品虽然也有从西向东的行踪线索，但并不以游记为主，而是在单篇的独立空间中充塞作者主体的思想，主要是文化人的感悟。王蓬也有遐想，也有个人的感悟，从喀什的维族老人想到他身上的民族的沧桑(《解读喀什》)，但是总体上看，主体性色彩常常比较淡，较偏向于游记，像《翻越凤岭》就是典型的游记。王蓬以记述为主，转载历史知识为主，仿佛很少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有也是点到为止，因此似乎没有强烈的主观性。相比之下，余秋雨的文章比较流利，充满灵性，而王蓬的散文比较质朴，充满仁义。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追求有我之境，偏于文化性，而王蓬的文化散文追求无我之境，偏于游记体。

王蓬的游记没有太多的个人融入，于是少了主体的强烈的安排，在客观上形成了“马赛克”效果，也就是宏观上看结构按空间安排，对象并置无序，很多作品是拼贴式。“丝路”行踪的前后安排也不是按照实际行踪的顺序，因为他不是一次成就全部画卷，而是多次游历后才写成文章，所以呈现并置的四条行走线索，没有先后：传统丝路，草原丝路，唐蕃古道，河西回纥道，条条大道通罗马。从单篇作品来看，也是如此。《黄河母亲》没有按照个人行踪的顺序或者感情的线索来组织，写白塔山之后写黄河也是因为位置毗邻所以才接着写的，里面的各部分重新安排也大体上是可以的。

王蓬写作蜀道当然有外在动因，至于他的内在动因，他自己在《王蓬文集》第5卷的序里曾经有过交待：

常常，在已没了人烟的万山丛中，面对无言的青山，湍急的溪流，残留与悬崖峭壁之上的石梁、栈孔、碑刻、碥道，伫立呆看，只觉一股气势迎面扑来，遗痕处处，动人心魄，让人深深为古人的胆识、气魄与智慧激动。为什么偏偏是这种形制状态，而不是别的形制状态？为什么只发生在这里，而不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为什么同样一段古道，秦汉，隋唐，明清却各有自己的形制？古人究竟出于何种思考……

一切都让人感叹不已，思量不已，深感自己才刚刚开始阅读一部无尽的大书！[6]5-6

激动的心情和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说明王蓬对蜀道山水和历史遗迹拥有一种仰慕之情。因此他采取的是一种仰视的心理视角。

至于探访丝路的动机，王蓬也做过解说：

白炽强烈的阳光下，艳丽无比对比分明的色彩如同巨幅油画般逼人眼目，让人心灵震撼，让人莫名感动，让人自觉渺小，让人对苍凉辽阔的西部山水产生崇拜，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敬畏!这种感觉一旦产生便会不断重复，往往在你烦躁、惶惑、不安时慢慢地不知不觉在心头再现，提醒和呼唤你放下手中的一切，从热闹、从喧嚣、从权势、从名利、从纠葛、从是非中悄然退身，不露神色地收拾行囊再次西行。每去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和震撼，灵魂都如同经过一次洗礼，你再也忘不掉那些雄阔莫及的大山，皑皑泛银的雪峰，寥廓无涯的荒原和湍急咆哮的溪流[7]4-5

这里也同样充满着对于山水和历史遗迹的崇敬。因此王蓬文化游记散文存在圣化山水和历史的倾向。这种描写空间的心理基础决定了他只能以仰视的视角来感受历史，无法自由地言说。即使他是站在高处追记古人的丰功伟烈，仿佛是在俯视，其实也混杂着仰视。加上游记性给王蓬文化游记散文增加上外来者、过客的视角，进一步造成主体与山水和遗迹之间的距离，因此他常常摄取中景，很难深入现实和人物的心灵。

从上面引文中，我们还看出王蓬所面向的读者是那些来自东部或中部的，远离自然的现代人，现代生活让他们烦躁、惶惑和不安，他们又是清醒的一群人，因此对那种生活感到厌倦，打算逃离名缰利锁，愿意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这种读者形象既是他创作的服务对象也是对读者的要约。

三、文本空间表何意

王蓬的文化游记散文并非每篇都适合空间分析，有些按时间顺序安排意象群体的文章就因为即没有自主安排又不是出于无意识，故此较少阐释空间。但是总体来看，适合分析的作品还是占绝大多数。限于篇幅这里只选数篇文章为例，展示通过空间表达意义的方式，最后探讨王蓬行走于历史空间中究竟形成了什么境界。

《故土新疆》写作者坐火车进入新疆的一刻浮想联翩，追思西域在汉朝建立，在唐朝兴隆，在清朝复兴的历史，特别重点写了左宗棠励精图治设立新疆的历史故事。因此，新疆的历史空间得到极度扩展，与此同时叙述者个人的现实空间则受到极度压缩，只有在开头和结尾处涉及现实。现时的极短和历史的广远形成对比，造成历史对现实的挤压，表达了叙述者的自卑感，正好与作者的仰视视角构成呼应关系。

历史形象与现实形象交替出现，一般是为了笔致的灵活，使叙述富于变化，但是王蓬散文还借此表意。他使用了很多历史远景，塑造历史的空间感，同时常常于宏观并置之外，注重点缀一两个小场景、小物件、特写镜头，如《黄河母亲》的雕塑；《雪域灵魂》最后写一则牦牛肉营养价值引起了外来人觊觎的消息；《胡姬当垆笑春风》中维吾尔族女子熟练招呼客人的场景。这些小场景、小物件和特写镜头常常被放置在文章最后。这样做除了能照应前文、增加现场感，更能暗示叙述者的感情和看法。《如镜湖泊》为了写青海湖，用了大海、沙湖、红碱淖来对比，写它本身的美，全文绝大部分是中景介绍，只用了一个空间场景：乘车经过青海湖时司机主动停车，乘客静心屏息观赏，此处一个静止的场面产生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为什么照片的空间力量比文字力量大？为什么空间影像比文字更流行？都因为空间能够涵容更多信息，作者的意图模糊了，但是却更具体可感，接受主体面对场面时更为自由。文章中的描写性场景比概述性的历史叙述有更强的空间性，更具体，更透明，也更意味深长。

王蓬总是把小镜头安排得非常经济，因为那常常是点睛之处。他在历史空间中常常展示巨大的时空体，比如悠长的蜀道、广阔的草原等，而在现实空间中常常放置着人性的真善美，因此如果不把这些现实场景放到更显眼的位置，那么非人的因素对人总是构成巨大压力，而产生批评当前现实和压抑人性美善的印象。于是，王蓬就把这些小镜头放到文章开头和结尾，使其得到强调，有时还增大其内容，扩张其体量，像《甘南藏女》那样为了突出三位藏女回眸一笑的瞬间，详细写了那一时刻那一场景的环境，写她们的淳朴，总之用了很多陪衬，目的就是强化这些部分。因为现实空间往往聚焦于人身上，所以借此表达了对于当前西部人的肯定。

再看一篇《米仓道杜鹃》。他写了米仓道的不少历史故事，同时表达了他之所以记载这些故事的目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题名为“杜鹃”，却写了很多“米仓道”的历史。题目上两者是偏正关系，而在文章中，杜鹃和米仓道却成了并列关系。杜鹃虽为贯穿始终的线索，但是杜鹃与米仓道历史没有直接的联系，文中只说到赶马人眼前的景物里有杜鹃，以及提到红色杜鹃与革命的隐秘联系。如果不从空间关系来理解，这应该说属于“败笔”。从空间角度看结论则相反，它是有意义的。这种并列关系隐含的意义在文中也有一点提示：文章写道“杜鹃品种众多，在全世界800个品种中，中国占有600个，并且伴随着悠远的中国文化”[8]147，这里的关键词是“伴随”。同样，杜鹃和米仓道历史两者似乎没有实际的联系，但是正如杜鹃和“中国文化”的那种伴随关系一样，杜鹃也是古老米仓道的历史见证。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文章最后，作者坐在越野车上看到古老又年轻的米仓道，看到杜鹃，所产生的情感升华了。

《解读喀什》属于细读地域的篇章，有更多空间写法。作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驻足喀什，所以有充足的时间从各个方面立体地审视它。他把喀什当做“经历千年的丝绸之路与古老的塔里木盆地一个完整的缩影”来写，先写喀什具有历史感的政治性建筑和宗教性建筑，叹服于维吾尔族的智慧和生命力。然后写生活区，尤其关注老城区小巷，用细致的笔墨具体描写自己独自探访土巷的经历。后来又再次强调维吾尔族善于经商和追求宗教的特点，从新的层面上呼应前面的宗教性建筑。因为重复使得宗教性从政治性的并列中突显出来。使人领悟到，无论在喀什这个古城兴起过多少政治风云，背后的宗教情怀都是更为永恒的，也更为令人起敬，维吾尔族同胞正因为生活在宗教氛围中才显得那样从容和朴实——这样世俗空间和宗教空间的相互并列无形中暗示了对象的精神层面。

接下来，文章更进一步关注世俗层面的内容：女子艳丽的颜色和魅力，能歌善舞的生命活力和独特天性，使得喀什这座古老的城市一下变得鲜活起来。形成土墙土巷与活泼的歌舞女人相映相发的效果。散文结尾部分出现了作为喀什象征的白须老人，通过他，追思喀什的历史和现在的文化成就。这样安排不仅为行文制造波澜，也更加凸显空间意义。作者借助于现实与历史的对比，更强调现实中维吾尔族人的生命活力和自由开放，表达了民族团结和老城新生的表面主题，同时也呈现出因为对现实的强调，而形成对宗教性的压抑，于是与他前面对宗教性的肯定构成抵触，揭示出作者内心的复杂矛盾。

他的矛盾心理总能通过空间得到表露。他的目标读者是来自东部的疲惫和迷失的人，他与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信仰。那么他自己也使用了一个东部人的眼光，以现代人的心理走入西部广大的空间。虽然他对西部空间和蜀道历史空间具有仰视视角，欣赏过去的淳朴生活，敬仰崇高的生活，并且表现出对历史背景上现代因素侵入的隐忧(比如对寺院僧人打手机和草原上的摩托车正在代替马等表现的忧虑)，但他还是带上了优越的外来者眼光，于是他在写当地人的淳朴时，有人类学家考察异国风俗的意味。他写塔尔寺的藏民宗教热情，写唐卡和酥油花等具有少数民族色彩的工艺美术，除了观看少数民族生活的高尚，同时也是为了表达保护的心理，也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既爱又怜。

正如《敕勒歌》中的天、山、旷野、荒草、牛羊这些“象”构成的物境，以其宏大的空间，反映了写作者心灵的自由和博大。王蓬的境界也通过文中的空间得到突显。作为一个空间思维者，王蓬应该属于乐山者，与具有时间思维的乐水者不同，乐山者的思路属于厚重的一型，他比乐水者更尊重外物。他通过安排一种客观观照的视角，以博大的天地之空间，和行走者眼中的现实空间，反映了他与历史和现实的

距离，表达了他对西部的特殊感觉，既喜欢它的神圣，又保持着距离，在赞美中表现出隐忧，在仰视中包含着俯视。正因为王蓬对西部特别是丝路今昔的书写，塑造了人文西部和文学西部的新形象，使得丝绸之路具有更多畅想空间，为将丝路与现代人结合做出贡献。

文学作品中有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可以表意，因此文学作品的内部空间分析是可能的。空间分析的好处就是不仅限于把握文中明确表达的思想，还可以看出更多更丰富的内涵。因此可以通过阐释和研究帮助作者为其书写的对象赋意，而不是仅仅证明类似“地理与作品之间有关系”这样既定的结论。比如关于王蓬书写“丝路”的作品就不能仅满足于找到其中的地域特色，还应该提出“他塑造的空间表何意义”这类问题。文学地理研究要关注“文学景观”的话就不能只关注上述文本外部的东西，还应该重视文本内部的意义阐释，因为文学景观正是靠作家、读者的主观羼入才得到增值的。为了兼顾文本内部的意义生成，作为“空间转向”之结果的文学地理学也许应该突破“地理”疆域而更多使用“空间”话语。可喜的是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邹建军教授于2008年提出文学地理学应该包括文本分析(自然山水和地理空间)[9]的设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可惜因为有方法上的障碍，实践者尚不多。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在这个方向上做另一种尝试。就目前的状况看，探索还是很粗陋的，结论也并不细致和深刻，加上空间分析的理论本身还有待丰富和完善，因此本文的方法尚不成熟，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改进。

[参考文献]

[1]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 By 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3]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爱德华·T·霍尔.无声的语言[M].刘建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6]王蓬.我与蜀道——自序[M]//王蓬文集：第5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7]王蓬.从长安到罗马——自序[M]//王蓬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8]王蓬.米仓道杜鹃[M]//王蓬文集：第5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9]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J].世界文学评论,2009(1).

[责任编辑：王建科责任校对：王建科曹骥]

[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学院校级科研项目(SLGKY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