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夫

对诸盈来说，弄堂不仅是他儿时的住所，更是他的身份标签。当年的弄堂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被迫走出弄堂的老上海诸盈，年味离他愈来愈远，而他的老上海身份标签，亦在渐渐消逝。

消失的老上海

最近几年的除夕夜，诸盈与家人都是在饭店里度过。“上海的年夜饭要提前一两个月订，好的饭店得提前半年。”如此看来，上海人在外面过年已成为常态。

在诸盈的记忆里，过年是弄堂，是鞭炮，是家人烧的一大桌菜。“平时也就四五个菜，就等着过年吃顿好的——冷菜有十个，热菜有十个，还有我最喜欢的松鼠大黄鱼，从初一吃到初五都没问题。”

除夕和初一诸盈在家里和父母、爷爷奶奶一起过，初二开始去外婆、舅舅、姨妈家里挨个儿吃。“还是小时候的春节比较好，现在春节跟平时没什么区别。”诸盈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把鞭炮里的火药弄出来做引线，“一路烧过去，引爆鞭炮”，而这样的情形，在诸盈的下一辈似乎成了奢求——上海对烟花爆竹燃放早已有了时间和区域的严格限制。

跟家人去城隍庙看灯会是诸盈儿时过年的记忆，但这个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举办20年的传统文化盛会今年却要停办——踩踏事件发生后，整个上海风声鹤唳，因噎废食。

异乡：过年新去处

2006年春节，诸盈在德国小镇英格尔斯塔特度过——就读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的他被学校派到当地大学进修——这是奥迪总部所在地。

“我们十几个中国人聚在一家中餐馆吃年夜饭——其实是午饭，因为有时差。吃了饭去朋友家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在网上看，还有时差。大中午的就看。”诸盈感觉这次在异乡过年是“一群人自High，很安静，没那么喧嚣”。

诸盈另一次在异乡过年是去年，“我去了趟云南，挺好玩的，就是人太多了。”过年出游不仅在中国愈发流行，在国外也是如此，“我在德国发现他们圣诞节都旅游去了，城里人很少。”

在异乡过年也不失为一种好方式，可以切身体会不同于家乡的过年风俗，但这一定得是自个儿愿意，因春运堵在路上或被迫流落异乡不在此之列。

诸盈选择过年去旅游还有另一层原因——平时太忙了，“我来成都一个季度了，市区的景点都没时间逛，晚上工作到七八点，周末到处飞。”

采访中，诸盈有一句话是对现当下人们过年的最佳诠释——现在经济好了，过年也没什么。的确，以前过年吃的玩的，现在随时都能拥有。但既然每天都像过年，过年的意义又在哪里？

诸盈和老上海失去的，何止是弄堂；我们失去的，又何止是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