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婷

摘要：青年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当今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劳动人民的主体，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的状况是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反映，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青年农民工的特点、当前生活的现状，以及影响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如婚姻状况、户籍制度、文化生活等，并针对性地提出有效提高青年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途径。

关键词：青年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二元”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3-0091-02

一、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内涵

（一）青年农民工的含义及特征

青年农民工指的是出生在80后、90后的来自外地农村流入城市，主要在建筑、物流以及制造等行业从事技术要求低、劳动强度大的职业的人员。这些青年农民工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1]（P.15-20）的“三高一低”特征，他们在行为和观念上都是要求城市化的，迫切地想从农村社会关系解脱出来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在现实中，受户籍制度、社会态度以及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足以在城市安身立命，成为城乡社会之间的“浮萍”。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有理想的青年人用自己辛勤劳动推动着城市的繁荣发展，他们自己的城市梦却被冷漠的社会态度、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等击打的支离破碎。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和记忆在城市文化的浸染中不断消解着，以至于他们与农村的生活也变得格格不入，“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2]（P.48-52）

（二）幸福感的含义及青年农民工的幸福现状

幸福感是自我的一种心态，对生活的主观的感受，这种感受与个人还有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3]（P.377）青年农民工眼中的幸福，主要在于好的物质基础、获取社会认同、找到人生伴侣以及实现创业想法等方面。实际上，青年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脏、累、苦的职业，接受技能培训从而获得职业发展几乎不可能;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这让他们在物价上涨，开销不断下很难有积蓄。疾病、工伤等不确定的致贫因素难以消除，政治权利无从谈起，还要承受着城市对他们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竞争激烈、压力重重、发展困难、前景黯淡对青年农民工而言，毫不夸张。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融入城市的愿望犹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

二、影响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几大因素

（一）婚姻状况

青年农民工大多18到35岁左右，这个阶段正是寻找人生伴侣的最好的阶段，能否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对幸福感的评价。有调查显示，已婚的青年农民工对于生活的满意度质量总体高于未婚者。婚姻和家庭生活对于提升青年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观具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未婚者是青年农民工的一个主要群体，上班时间长、工资收入低、行业男女比例失调是他们的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感情孤独”已成为未婚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即使是已婚的青年农民工，也忍受着夫妻两地分居的无奈”。[4]（P.72-75）

（二）户籍制度

农民工进城务工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随之凸显。农民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竭尽全力让子女接受好的教育。然而，受户籍制度限制，城市的教育资源难以得到分享，加上高昂的教育费用、区域化的高考录取制度，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呈现出上学难、升学压力大的情景，“天价”的“借读费”、异地参加高考、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等都是摆在农民工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而农民工子女学校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收费高，师资条件差;教育设施简陋，安全、卫生等得不到保障;教材不统一，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甚至面临被顶峰的情况。于是把子女留在农村成为了他们无奈的选择，也就导致了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的存在。

伴随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产生的“就业限制”也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幸福的一方面。虽然青年农民工具有一定工作技能和文化水平，但是依然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比如就业歧视、待遇歧视。农民工就业大多集中在建筑、物流、初加工等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安全性不高的行业，有些用工单位为了减少成本，安全保护措施做不到位，工伤事故屡有发生。另外，恶意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也经常发生。在社会保障方面，青年农民工缺少劳动安全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障等抵抗各种风险的最基本保障。农民工异地流动就业，不稳定的微薄收入，风险来临时的无能为力，这些都会使得农民工疲惫不堪，他们的城市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三）社会支持的缺失

虽然青年农民工主动地调整着自己，在生活方式、生活规律、生活节奏都在向城市看齐，以期获取身份认同、公平对待，但是受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短时间内还无法彻底消除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鸿沟。一些城市居民对他们表现出明显的身份优越感与职业歧视，保持与青年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对农民工还是抱有戒备、不满的情绪，甚至看不起“乡下人”。于是青年农民工容易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缺乏安全感和较强的自我意识使得青年农民工变得更加敏感与自卑，交往范围局限于老乡，甚至完全缺乏人际交流，焦虑心理更加明显。青年农民工身上充斥着社会距离感、混乱的身分认同和不满情绪。

（四）文化娱乐生活的贫乏

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的一首翻唱歌曲《春天里》带给公众的震撼和启示已经远远超过歌唱这种艺术行为本身，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青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整体上呈匮乏化，文化活动内容、形式单调。大部分并没有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单位文化活动，受个人收入限制，青年农民工的文化消费能力、水平低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开支主要用于上网、手机，而上网也只是为了娱乐。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喝酒吃饭、看电视、打牌和搓麻将，一半以上青年农民工所在单位没有图书室、多功能厅、阅览室、体育设施、文艺场所、健身房等。农民工的业余时间在睡觉和闲聊中度过，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呈现沙漠化、孤岛化和边缘化。这些成为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三、提高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途径

（一）应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元”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严重的阻碍了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事实上造成了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权利的不平等。要打破“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平等地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以改善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减轻相对剥夺感。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大在建设廉租房和保障房的投入，让农民工敢买、买得起房，改善生活居住环境;完善就业制度，鼓励合理竞争，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就业服务;建立健全教育制度体系，城乡共享义务教育公共资源;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一体化，建立收费低、覆盖面广的医疗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总之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现有法律，切实保障各项权益，为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平等的保障平台，创造一个有利于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环境，从而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二）为青年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实现农民工的组织诉求

青年农民工比较聚集在企业、工厂，因此企业、工厂等要积极发挥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自建文艺团队，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时间文化。政府相关部门要统筹安排、精心组织，把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公共服务范畴，认真履行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如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要对农民工免费开放，组织、推动农民工开展带有各地特色的文化活动等。农民工自身也可以利用多渠道去主动学习，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如：利用社区资源来阅读、参加团体活动，利用网络关注时事等等。通过种种措施，从精神层面关注农民工，满足其精神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使其在物质生活一定条件下，精神充裕，同样能觉得幸福的存在。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缺乏完善的保障机制，自身权益没有得到切实保证，这个时候他们迫切需要组织的帮助。社会和政府必须认识到这种诉求的存在并作出回应。只有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来确保农民工的权利，农民工的诉求得到解决，他们才能感到“幸福”。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不仅要维护农民工的实在权利，还要关注他们的精神层面，满足他们低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丰富打工文化。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农民工的先进事迹，多做正面报道，努力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偏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增强他们的社会支持感。还要组织联谊等相关活动，扩大各地区农民工的联系，为寻找伴侣提供平台。随着各类社会组织的创建与机制的完善，青年农民工各方面的诉求也有了解决的途径，这有利于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

（三）提高青年农民工素质，积极应对外界挑战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对就业者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青年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就业。因此要改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瓶颈，提高其素质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政府要高度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加大对农民工培养的资金投入，出台相关政策，为青年农民工营造良好的环境。企业可以对员工进行定期的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先进的技能，始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也很重要。青年农民工要敞开心扉，打消与城市人交往过程中的自卑心理，主动参与社交活动，树立开朗的心态，扩大交际圈，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拥有健康乐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积极应对外界挑战，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从而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财经论丛， 2007，（6）.

[2]章洵.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J].社会工作，2007，（5）.

[3]张德主编.组织行为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张晓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8）.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