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纽约时报》笔谈《批评为什么重要》指出:我们生活在观点泛滥的时代。这些观点披着批评的外衣，影响着日渐迷失自我的现代读者群。标准消亡、阅读终结、批评已死、文化和文学末日来临等悲歌亦不绝于耳。批评还重要吗?严肃批评家位置何在?本文受亚当·柯什《批评之重不在话语权，而在自我理解》的启发，拟从批评的重要性、批评家应扮演的角色、批评的功能、目的及标准等方面作简要探索。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5］10－0068－06

收稿日期:2015－07－11

作者简介:任世芳(1963—)，女，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审美文化学研究;张　政，男，聊城大学文学院。

①Adam Kirsch，The Will Not to Power，but to Self－Understanding，New York: The New York Times，2010．对此文的引文皆为作者自译，以下不再一一加注。亚当·柯什系美国《新共和》的资深编辑和书评家，多年来一直为《纽约书评》和《纽约人》撰稿，出版了多部诗学、批评和自传类书籍。

美国《纽约时报》笔谈“Why Criticism Matters”(《批评为什么重要》，December 31，2010)指出:我们生活在观点泛滥的时代。这些观点披着批评的外衣，随时阐发，夸大其词，嘈杂混乱。它们表面上看准确无比，是那么快捷大量，而且腔调也越来越刺耳。这种“会话”有时很热闹，间或可见与当下意识形态相违忤的激进见解。那么，在这个批评观点泛滥，人们因生活在“电子流”里而日渐迷失自我的时代，真正的批评是什么?批评还重要吗?批评家该随波逐流、追逐名利，还是该以天下为己任，表述自我、表述真理?关注重大意义(美学、文化、道德)的真正的批评家位置何在?本文试图就批评的重要性、批评家应扮演的角色、批评的功能、目的及标准等作一些探讨。

一、批评家不是摆设，而是探求真与美的社会良心

批评之重，在于求真求美。在《批评之重不在话语权，而在自我理解》一文中，亚当·柯什借用优秀小说家和批评家辛西娅·奥希克的观点——“没有基础性批评建设构成的意识，读者和作者注定会像两条永不交接的铁轨一样无法沟通……需要大批有影响的批评家将零散的反应汇聚成一种共同关注的讨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优秀的批评不仅能把文学和文化统一起来，进行阐释，而且能通过想象使之成为一种存在。”二战后几十年美国深受欢迎的优秀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埃德蒙·威尔逊、欧文·豪以及阿尔弗雷德·卡津 ②的批评实践涵盖文学、美学、社会学和道德伦理，即是很好的诠释。反观我们的批评领域，“公知”却包含些许揶揄调侃的味道，这恐怕与我们往往把当代的不足看成是时代的差异不无关系吧。当卡津认为批评作品“缺乏对作品的回声、反应犹豫、术语混乱”时，有人会说“最糟糕的事情尚未发生。”卡津眼里的文学文化萎缩分裂，在我们看来则像黄金时代，正如兰德尔·贾雷尔 ③曾经说过的“在黄金时代，人们还哭着喊着说黄天当道”。但对卡津所认为的“批评应该说服别人，论证自己并最终确立自己的观点”，亚当·柯什并非完全赞同，他认为那是“为了话语权而写”，仅为话语权而写的批评家绝不是伟大的批评家。他认为，批评家参与到文学世界中来，不要当一个立法者或这一派那一派的领袖，而应做诗人和小说家的同事。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小说家通过情节和人物媒介阐述自己的经验;诗人通过‘节奏’和‘隐喻’表达自我;而批评家则借助文本媒介来阐释真与美”。

这一论点对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现状极具现实意义。现代文学批评常被指为无本之花:不找自己的问题，而是把人家(西方)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这也绝非空穴来风。虽然，批评家的身份可以是多重的，如记录、内容介绍、商品宣传和社会评论等，就像记者写书评介绍新书、推销员给读者提供足够信息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该买此书，但社会批评家应努力确定某本书的成功与失败之所在。亚当·柯什认为“严肃的批评家不是为了掌握某种话语权，而是要自我理解，自我表达”，对人生和世界敢于讲真话，能通过文本道出生活和世界的真谛。《文心雕龙》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刘勰说出了中国文学中的某些真实问题;卡津的《扎根本土》(On Native Grounds) ①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它基于对美国文学的深刻了解，探讨的是美国的“批评的功能”。他还指出埃德蒙·威尔逊在《纽约人》上发表的书评可能曾推动过某本书的畅销或滞销，但那并非人们继续读他的《伤痕与神弓》(The Wound and the Bow) ②的原因;特里林可能从未有过哪种具体话语权或影响力，但这并不会阻碍我们继续读其《双面人》(The Opposing Self) ③。作为批评家，他们之所以受尊重，他们的这些书之所以被奉为批评经典，是因为每一本都展示了一个心灵，阅读它们，读者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或道德的问题。这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也是批评的重要性所在。

在此意义上，威尔逊、特里林以及其他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尔德 ④可能是最后的榜样)为我们展示了批评家的重要作用，因为从他们的不同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围绕一个问题(心理、社会、政治、道德的问题)进行层层深入的思考的，阅读又是如何铸就一个人的人格和灵魂的 ⑤，而阅读的过程亦即通往塑造自我、塑造灵魂之路。如此，批评家也就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许多伟大的批评家如特里林、威尔逊、卡津正是而且一直是公共知识分子，许多小说家和诗人如乔治·艾略特 ⑥和T．S艾略特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思考文学，同时也思考社会和政治。当代中国批评家能否以他们为榜样，写出《扎根本土》这样的杰作，让自己的作品起到塑造心灵从而塑造社会的作用?值得深思。

说到底，文学仍然无法逃避对社会和政治的思考。当年，马修·阿诺德 ⑦说维多利亚社会写不出鸿篇巨制，是因为人们沉溺于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亚当·柯什看来，这却不难做到。他认为，文艺批评家应为一般读者而写，要知道自己所站的平台:有多少人在读，他们是否是合适的读者;要考虑读者群的分裂，印刷品阅读量的下降、网络影响的上升及其对不同群体的精神层面的影响。尽管当代的一般读者已不同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时代，与马修·阿诺德的概念也大相径庭，但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米尔 ⑧引用乔治·艾略特所说，“诗表达的是充满激情的真理。”此处之“诗”，并非囿于现代意义上的诗歌，更多的应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理解:批评即摒弃功利，探求真与美。

二、批评家不是辩论家，而是高雅的“写作者” ⑨

柯什在文中说，“如果批评的唯一目的，在于去说服，去争论，去建立自己的论点，那么这种批评只能流于对批评话语权的争夺，绝非长久、一流、严肃的批评……争论只是批评的形式，绝非其本质，就像对一本书的评论乃是一项批评活动，而非批评的最终目的……批评家以写作者的身份进入文学的世界。”唯有批评家以写作者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又能将批评的标准融入写作中，才能使批评的影响更加密集、更加深远。读者读了作品，作品中的标准会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到读者的心中，进而在读者心中也形成一个标准。这个传递过程，当然不会没有损伤:读者是否能够完全领略到批评家心目中的标准，取决于读者的素质;而读者素质的提高，除了自身的修养，还有赖于批评家长期的、大力倡导所形成的社会氛围的熏陶。受众的审美判断力需要后天养成，读者需要不断接触此类的一流作品，如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第二版中所说，“在诗并一切其他的艺术中，一个靠谱的品味是一项后天获得的才能，只有通过思考并且长时间地与最好的范式的作品接触交流才能够养成。” ①

如果一切理性的认知和推理都建立在一个虚假的事实上，无论后面的推理多么正确，民众的智性多么发达，也终究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只有将真的东西传递给民众，不愚民，民众才会慢慢形成自己的是非判断;而一个有标准的民族，才会明辨是非、弃恶向善。因此，批评家精致的写作本身要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要像《文体元素》(The Elements of Style) ②中所推崇的“生动的写作就是简洁”一样，写得更生动、更优美、更有格调，因为，批评的权威来自批评家所写文字本身的力量、语言的力度和清晰度，以及批评文本在传递信息和知识时的艺术表达力。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反对改写经典作品。经过大浪淘沙流传下来的经典，我们怎敢奢望现代人的改写就能超过原作?若是立足当下，那就更没有必要改写了，原创即可。若仅以猎奇和噱头来吸引、迎合受众，让他们远离真正的真与美，那才真是贻害无穷。由此看来，批评家将真的东西告知民众，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因为真理同时意味着责任和风险，以极大的勇气并担当着风险将真理传递给民众，除了批评家，他人无法担此重任。这足以让批评家在任何时代立足，批评家的自信与权威也不辩而明。

当然，批评家也不要总是试图去施加影响或压力，批评在失去自信和权威的同时，往往也获得了诚信和自由。正如柯什在文末所谈到的，“不论有韵无韵，亦诗亦散，重要的不是要去强加一个影响，而是要写好，真实地、美丽地写作着，如果你追求真与美，其他的东西自然会加诸上。”这与艾伦·泰特在《文学即知识》(Literature as Knowledge) ③里阐释的观点不谋而合。泰特认为:“马修·阿诺德与莱辛的新古典主义看法一致，他们都认为语言传达主题;而且只要有了真理，一切会加诸上。”如此看来，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影响，阅读是对一个人的自我和灵魂建构的方式。这种影响，于润物细无声中，进入读者的心灵，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这比专门立论争辩什么是美丑的效果要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流的批评家不是辩论家，而是写作者。

三、批评不是随波逐流，批评家要有担当

社会学批评的鼻祖——马修·阿诺德被称为“批评家之批评家”，他通过其“磨刀石”法将比较与分析引入批评评价，从而使批评更加客观。他既是伟大诗人，也是文学批评翘楚，因其驱使并引导读者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被尊为智慧作家。他的观点影响了众多批评家:如T．S．艾略特、F．R．里维斯和艾伦·泰特。他认为文学批评的目的，是要了解已知世界及思想的最好部分，并大力倡导以使民众了解之，从而再创造一个真实又新鲜的思想潮流，进而塑造社会。

然而，时代发生了变化，高科技时代的读者群已被重组。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群是统治阶层，卡津时代的是公众，而批评家则活在文学中并试图创设标准，进而塑造社会。随着时代的变化，批评的功能被高科技时代的现代技术修正，读者日渐迷失自我。正如唐·德里罗 ④所述，“在寂静悠远的小镇，千人编织着千种梦想。”然而，在商业化的网络时代，网络将千人之心编成了一个硕大的神经元。尽管每个大脑仍然在迫切地表述自我，但它们嘈杂混乱甚至相互矛盾。这张大网把人们从孤独中唤醒，变成一个个更加大胆的赤裸裸的自我。孤独寂寞地埋头苦读的人不再寂寞，总会有另一个读者会融入《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 ⑤的阅读，读者作为一个即兴创作群体，融入其中，创造并不断展现自我。

毋庸讳言，新科技时代的读者与历史意识脱节，只有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感，对作品缺乏深层次的关注。而当代小说形式总是我们心灵工作的模型，它呈网状暗联，记载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对于批评家来说，这些技术性的变化带来深刻的历史回声。如果约翰逊、伍尔夫时代的“普通读者”只是一个“修辞性的建构”，一种想象出来的所谓非专业化的读者，那么，对今天新世纪的批评家来说，文学受众便不那么模糊不清了。尽管网上的评论在质量和见解上参差不齐，但它们的存在已使我们没理由再坚持认为对于当下文学作品的消费和思考无法产生出“深度参与且有共同兴趣的读者群”。作者、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交融已然形成一种敏感微妙的联系。批评家作为文化裁定者的批评模式(时代)结束了。电子式的自我构建加速了隐秘的内心世界向任由公众评判的脸书转换的过程。人人都想别出心裁，势必产生过于个人化的评论倾向。

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没有一种相对集中统一的批评认识，也许并非坏事。某些语言文学教授已然失去对文学的兴趣转而追求控制话语权，追求体制内的某种特权地位。这可能会大大降低批评水准。毕竟，文学面貌在变，文学的评价也应随之而变。19世纪建立在强烈现实主义角色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小说确实不错，但并非唯一批评客体。《小说:作为历史的替代》剧烈扩张了我们对小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理解，突出了生活潮流，而这一切4000年前就已产生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新一代批评家要想恢复批评之朝气，也许应该另辟蹊径，转而进行横向领域的研究，如“文类(体裁)”批评，探讨小说内容中与其他领域思潮的对话，让读者从文本中“获取自己的品味”。

然而，好的批评应不带偏见地传达思想，它必须抛却所有偏见，只评论事物本身。正如卡津所论，“应践行这一路线图并发现(奖赏)这样的作品，批评最重要的功能亦即发现那些在主流文化中并不显眼的杰作。”虽然，批评家们总是大唱悲歌:标准消亡，阅读终结，平庸当道，大众读者浅薄无知，文化和文学的末日来临等。如1958年兰德尔·贾雷尔就曾断言:“此时，我们时代最可怕之事就是:知识分子(以及大部分未受过教育的人)曾经拥有的大部分常识已然消失或正在消失。”乌拉迪米尔·纳博科夫则在他的批评代表作《文学讲座》中指出，“有些学生的耳朵只不过摆设而已。” ①这种悲观的腔调甚至可以追溯到1865年，马修·阿诺德就曾写道“世界将很快被群氓(the philistines) ②所居”，而周围大行其道的将是“精神与文雅风格的匮乏” ③。但多少个世纪以来，作家和批评家还是活了下来。

看起来，把批评家说成是独立于人类文化荒漠的严重思想危机之中未免有点儿过于浪漫，说他们在每个关口都是斗败的卫士也过于夸张。马修·阿诺德当年与群氓的战斗，尽管输赢难以定论，但他认为那些非利士人虽有激情去“破”(acting)，却并不知晓如何去“立”(instituting)。他自己以科学精神与其斗争，而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科学知晓激情”之上的;他坚持文化高于科学精神，因为它是包含并超越科学的统一;他认为诗乃“思想与艺术合二为一”。 ④所以，尽管光鲜无比的网络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像文化沙漠，批评家教育的对象正日益萎缩，但是，优秀的批评家如詹姆士·伍德、哈罗德·布鲁姆、麦克·伍德等却不断涌现，他们顽强抵制流行的群氓文化，从而使世界不至于沦为平庸浅薄。要和新媒体竞争，批评家就要像卡津所言“骨子里要具有时代感”，其职责反而更加简单，那就是坚守一个与众不同的层面，对写作风格倍加关注。

当然，由于批评队伍鱼龙混杂，批评家们现在仍是备受指责，但如果学生读了詹姆士·伍德的批评文章就跑去买《安娜·卡列尼娜》，那是因为其批评文章使读者认识到托尔斯泰的重要性。这足以证明优雅的批评家具有发人深省的影响力，具有“唤醒和启迪”的功能，他们在世界的位置是绝对重要的。面对日渐萎缩的读者群和网络的广泛影响，我们到底是该担心批评之死、文学之死呢?还是该担心光鲜的“笔记本”之死呢?每个人心中自有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200年后，《安娜·卡列尼娜》仍会被奉为经典;而iPad呢?恐无处觅踪。

四、批评家心中自有一个美的标准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上去似乎“品味是无法争辩的” ⑤，一个人的喜好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自由度，但品味确存有高下之分。一般说来，好的品味和对美的鉴赏是一致的，高雅的品味大致等同于对美的事物的青睐，甚至可以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们众口一词地赞颂优雅、中正、简洁、神来之笔，对夸夸其谈、矫揉造作、冷漠虚假的崇高则予以谴责。同样，人们对正义、人道、慷慨大度、谨慎、忠诚众口一词地赞美，对与之相反的品质则予以谴责。古往今来，总是如此。这种同一性一般被认为是理性使然，人类情感大同小异。但是，这种看似在道德上的一致，或许皆因语言的本质所定。“美德”与“丑恶”词语本身的性质已确定了它们将受到的褒贬。如果有谁硬说“奥吉尔比 ①和弥尔顿、班扬 ②和爱迪生 ③在天才和优雅方面完全对等，人们就会认为他们大发谬论，把丘岭当成山陵，以池沼比海洋。” ④即使真有人偏好前者，他们的趣味也不会得到重视。

因此，尽管对美的标准众说纷纭，这样的不统一也造成了人们对美的标准产生混乱的印象;但是，在批评家的心中，始终存在一个有关美的标准，而且，批评家结合自身的创作、所处的时代、社会风貌对其不断加以丰富发展。埃德蒙·伯克 ⑤强调判断力和理解力在品味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品味的高低，是因为理解的差异。艺术不断完善，那么批评科学也应不断完善。对于美的判断除了要有知识外(博克时代的知识多与文学有关)，还需要耐心细致和持久的观察;而且品味的提高如同判断的提高一样，除了通过对事物的持续关注，还需不断拓展知识，而且要不断练习以臻完善。华兹华斯则丰富了情感、理性方面美的标准，对创作的对象、语言、主题方面也有扩展。而戴维·休谟的品味五标准似乎更全面:他认为品味首先是细致入微的道德想象;然后对同一作品进行反复实践;同时，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中受到普遍赞誉的作品进行不断比较，进而能欣赏并衡量其高下，能独自品评作品的(道德)优点;在欣赏和批判过程中，要尽力摆脱偏见;最后，还必须具备推理能力。而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小说修辞学》的作者韦恩·布斯，则认为还需加上“与批评对象交流，共同推理”，他认为“当共同推理缺席之时，批评者就可能作出带有个人偏见的判断” ⑥，因此，应该给符合休谟品味标准的批评家多留空间，而不给那些不符合标准的批评家机会，因为，“对我们这个时代之雪崩般道德判断太多拥护与太多反对，同样都是错误的” ⑦。

当然，就美丑而言，尽管语言表述相同，人们的情感差异却很大。即使趣味的原则具有普遍意义，但真正有资格对艺术作品进行判断并把自己的感受树立为审美标准的人还是不多的。需要一代代批评家的知人论世式批评，努力传达最好的思想。批评家还需理解，理论皆非高高在上，而是浸润于文学阐释中，成长在时代特点中，而一个人的阅历也会滋润批评者，提高其理论高度。塞缪尔·约翰逊指出:“伟大的思想总是普适的。” ⑧他认为，人的评判难保不出错，唯有对人类一般共性的反映，才能为很多人提供持续的愉悦快感。将那些花里胡哨的奇思怪想拼凑混搭，可能会取悦一时，而对生活的餍足也驱使我们去追求新意，但一位诗人(批评家)只有反映忠实于生活的品味和真实才能抓住读者。莎士比亚和其塑造的人物之所以世代受到赞扬，恐怕唯一的秘密就是他真实地再现了人类共通的人性。

我们的批评传统也讲“文以载道”，古代的道，代表的是“道德、正义、伦理”，与现代的“人类良心”近似。如果我们的批评家能将这一切融入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对那些“童蒙未开”者的教育，使其浸润在活生生的现象中感同身受，在阅读中感受具体事件的刺激，就一定会铸就高尚的人格和灵魂。这可能就是博克、休谟、华兹华斯，特别是约翰逊所推崇的“经验有助于品味提高”吧。正如经验在欧陆是备受推崇的。在英国，阅读是生活中的大事，无论坐车还是居家，都是第一位的爱好。饭后由父亲给家人读《圣经》曾经是每个家庭的唯一消遣，而《圣经》故事又恰恰是西方文明、文化的源泉，这潜移默化地感化了听众，也就孕育了高素质的读者群。即使当今被称作文化沙漠时代，当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在伦敦上演时，仍一票难求，有人甚至排队36小时求得一票，对经典的推崇可见一斑。

同样，欧美的音乐对年轻人灵魂的洗涤对我们也极具启发意义。最近，一首乡村歌曲《天赐恩宠》(A-mazing Grace)风靡全球。这首被奉为基督徒圣歌的赞美诗，经当今人气最旺的古典跨界乐团“美声绅士”(Il Divo)时尚的包装演绎，成为经典金曲，也扩大了他们在国际乐坛的声誉。这四位分别来自美国、法国、瑞士和西班牙的帅气青年，表演风格朴素，但悠扬的歌声干净高雅、沉静如水、引人向上，不由让人想起古希腊的“简单的高贵”。孔子、苏格拉底和席勒，都非常重视艺术对道德的帮助作用。孔子和席勒对音乐的选择甚至到了叫人觉得苛刻的地步。但如果真按他们的倡导，中小学生每周必听五小时的中国(西方)古典音乐，街上的混混必将减少。反之，像“绵羊音”等浅薄的东西泛滥，那才真是祸害青年。浸润其中，可能不会死人，“但它是非常坏的，它会杀死一代人的灵魂”(摇滚歌星崔健语)。

一叶而知秋，批评家对诗人的态度折射了他心中对美、艺术美的标准。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诗人和普通人的不同不在于种类的区别，而在于对事物的感受程度不同……即使没有现行的外部刺激，诗人也能比其他人有更好的敏感去感受并思考，且能在这种方式下比普通人更强有力地表达这样的想法和感觉。” ①可见，一部作品被称为美，里面有多少情感、多少理性，被表达得是否得力，在多大程度上异于或者高出普通人，都是批评家考虑的问题。而这一切又都取决于批评家高品味的美的标准。

纵观批评的重要性、批评家应扮演的角色、批评的功能、目的及标准，目前一个该推崇的榜样是纽约批评家中的权威人物、作家埃德蒙·威尔逊(当代批评家认为他的重要性堪比T．S．艾略特之于美国“新批评”的地位)。他也许算不上一个原创性思想家，也绝不是一个理论家，就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然而近来却声誉日隆。其声誉多半与他的“知人论世”式批评有关。他的批评文章视角独特，往往始于审美而非抽象理论，然后蔓延到社会道德批评。他博学睿智，却从不掉书袋。他的敏锐视角往往基于丰富的阅历(拉夫曾将美国文学划分为“苍白脸”和“红皮肤”两大传统。 ②威尔逊被称为“红皮肤”中的“苍白脸”)。对所评论的对象，则是一种既有品味又不强加于人的把握，因而，其评论中肯公允。其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也就成了一种物有所值的“一家之言”。其合理性与权威性完全凭时间检验。《纽约人》对威尔逊的评论是这样的:“作家最稀有的特权不是仅仅去描述自己的国家或所处的时代，而是努力去塑造它。埃德蒙·威尔逊成功地做到了。他的书一如他的勇敢的事业，会在他身后依然生辉，犹如他会与我们同在。”批评家当如埃德蒙·威尔逊。

(责任编辑:陆晓芳)

那时，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享有盛誉，威尔逊、欧文·豪和卡津则活跃在刊物上，他们都是有名的纽约知识分子批评家，当时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1914—1965)，美国诗人。贾雷尔最初以写战争诗著称，但后来的大部分作品则主要处理孤独、死亡以及对世界的绝望。其好友洛威尔在他去世之时，称他为“他这一代人中最令人心碎的诗人”。

Alfred Kazin，On Native Grounds，New York，Doubleday＆Company，Inc．，1956．

Edmund Wilson，The Wound and the Bow: Seven Studies in Literature，Cambridge，MA: Riverside Press，1941．

Lionel Trilling，The Opposing Self: Nine Essays in Criticism，1955，focusing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self－definition．

弗兰克·克莫尔德子爵(Sir John Frank Kermode，1919—2010)，英国文学批评家，以其《终结感:小说理论研究》(1957)和大量的书评与书籍编辑著名，他是《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的固定撰稿人。

引自盛宁教授“欧美文论精读”课讲义，文中多处关于威尔逊的引言得益于此课程，此处一并致谢，文中不再加注。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小说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其主要作品有《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等。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和批评家。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国会议员，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后功利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实用主义和否定自由(即权威之下的个人自由)的倡导者，主要作品有《论自由》、《穆勒名学》等。

本文中将“writer”译作“写作者”，以与普通意义上的“作家”相区别。

William Wordsworth．“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Lyrical Ballads”，first published in 1800．Wordsworth subsequently revised the Preface and the final version appeared in the edition of his poems published in 1849－50．

William Strunk，＆E．B．White，The Elements of Style，United States: Macmillan 1959．The first expanded version．

Allen Tate，Literature as Knowledge，Chicago: Swallow Press，1958．It is reprinted from Essays of Four Decades，first published in 1941．

唐·德里罗(Don DeLillo)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常被冠以“后现代派小说家”头衔，拥有大批读者，在学术界亦享有崇高声誉。

《芬尼根守灵》是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的小说，以其实验风格和是英语世界最难读的小说作品而闻名。整部小说语言古怪，由标准英语词汇和变形的多语言双关以及混合词构成，批评家认为此乃为创建睡眠和梦境经历而为。由于作品大量的语言实验、意识流写作风格、文学隐喻、自由的梦境关联和传统叙事方法的放弃，《芬尼根守灵》对大众来说是艰涩难读的。尽管遭到无数的批评，作品在英语文学中还是占据重要地位。安东尼·伯吉斯称赞此书独具“伟大喜剧视点，是世界上少有的能让我们几乎每看一页都会大笑的几部小说”。哈罗德·布鲁姆称此书为“乔伊斯的杰作”，认为“如果美学优点再次成为经典作品的中心的话，《芬尼根守灵》作为最接近我们混乱生活的作品，可能会达到莎士比亚和但丁的高度”。1998年，当代图书排名，《芬尼根守灵》据20世纪英语百部最优秀小说榜第77位。

乌拉迪米尔·纳博科夫是20世纪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翻译家、诗人、教授。其作品包括最伟大的俄语文学作品《天赋》，但真正使他成为享有世界级声誉伟大作家的是他用英语完成的《洛丽塔》，《文学讲座》是其文学批评代表作。

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专制》第三章中给它的定义是“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

在哲学和美学领域，术语“非利士主义”描述的是一种反知性的社会态度:如贬低蔑视艺术、美、精神和知性的非利士式教养、习惯、性格或思维模式。非利士式人心胸狭窄，传统道德观念缺乏，其物质主义观点和品味显示出其对文化与美学价值的匮乏和漠视。

Allen Tate，Literature as Knowledge，Chicago: Swallow Press，1958，p．929．

David Hume，Four Dissertations (1 ed．)London: A．Millar in the Strand Retrieved 15 June 2015．Of the Standard of Taste，first published as part of Hume’s Four Dissertations in 1757．

约翰·奥吉尔比(John Ogilby，1600—1676)，英国诗人、翻译家，曾将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译成英文。

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英国作家，《天路历程》的作者，因文体朴实无华，故在此受到休谟的嘲讽。

约瑟·爱迪生(Joseph E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作家，以清新雅炼的风格见称。

David Hume，Of the Standard of Taste，the first part of Hume＇s Four Dissertations in 1757，p．315．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政治家、作家、演说家和哲学家。此观点引自伯克的《对崇高与美的思想起源的哲学探求》(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1759年修订版。

韦恩·布斯:《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穆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David Hume，Of the Standard of Taste，the first part of Hume＇s Four Dissertationsin 1757．

Samuel Johnson，Preface to Shakespeare，first published in 1765，London，in his eight－volume edition of Shakespeare’s plays．The text is the first part．

William Wordsworth，Preface of the Second Edition of Lyrical Ballads，published in 1800．Wordsworth subsequently revised the Preface，and the final version appeared in the edition of his poems published in 1849－50．The text follows that version．

拉夫将美国小说作家划分为“红皮肤”(redskin)与“苍白脸”(paleface)两大类:前者是以马克·吐温和福克纳的“蛮荒”、斯坦贝克的“原始”以及海明威的“刚毅”为代表的美国特色，后者主要是以亨利·詹姆斯和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所谓“文质彬彬”的美国文学。这也许就是卡津在其《扎根本土》的“后记”中所讨论的“现实与传统”的关系。